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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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教育大国崛起
（二）：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教育大国崛起
（二）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稿光辉历程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教育优先发展地位确立给中国教育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
2006年4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金贵乡潘昶小学孩子们在新建校园里快乐地学习与生活。
（本报资料图片）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历史性事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面对前所未有挑战和重大战略机遇，中国政府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定不移地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作出了攸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重大历史抉择，这是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集中体现。
（一）世界风云变幻与教育重大使命
在中国改革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个重大事件，推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转折，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发表了“南方谈话”，他洞察全球政治风云变化和经济发展，对“苏东剧变”作了深刻剖析，阐述了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状和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走向。
这是在改革开放关键时刻对中国发展方向作出重大抉择---中国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人们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时，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新浪潮”。
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大转变，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目标历史新阶段。
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征程。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是人类社会实践伟大尝试。
知识经济对中国优先发展教育有重大启示。
世纪之交，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发达国家开始从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亟须跨越式完成现代化发展中大国，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研究思考知识经济对中国社会和跨世纪教育发展影响。
世界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折时代，发达国家相继从后工业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
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代替物质资源成为最重要资源。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指出：
知识正在成为一切有形资源“最终替代”，知识极端重要性，已经或正在改变工业组织、公司结构、商业竞争形式和内容，以及创造财富途径，甚至战争方式。
他在《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政治》中提出：
“我们正快速迈向一个迥然不同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造成将不是一个分成两种文明世界，而是一个为三种截然对立和相互竞争文明所分割世界---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
”知识经济最突出特征是知识经济一体化，它是指知识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包含过程。
随着知识经济功能日益增大，经济知识取向也日益强烈。
作为结果，它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这两种趋势合流。
知识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和知识发展新现象、新趋势。
世界上可开发利用资源有四种，即物力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唯一可连续开发、深层次开发和无止境开发战略资源。
知识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资源。
发达国家将构建知识社会作为国家战略，将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第三级教育作为知识社会建设总体战略一个重要支柱。
2000年，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27个，2003年达到33个国家或地区，2004年达到36个国家或地区，这就是说世界有近1/5国家或地区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世界银行提出知识经济四个支柱是：
（1）能够为有效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知识以及企业家精神提供激励经济激励机制和制度；
（2）能够创造和应用知识受过良好教育并掌握一定技能公民；（3）能够促进信息有效交流、传播和加工动态信息基础设施；（4）由企业、研究中心、大学、思想库、咨询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组成高效创新系统，它有利于利用不断增长全球知识，吸收并使之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知识和技术。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人力资本和技术为重要推动力，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部门为支柱，以强大科学系统和教育培训系统为坚强后盾新型经济形态，这种新型经济形态需要坚实教育基础。
因此，知识经济兴起不仅给中国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它给中国高层决策者作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决策以重大启示。
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呼唤高层次人才。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社会将引发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活动方式深刻变革，全球化国际环境使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关键因素，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可持续发展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人类面临共同任务。
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JamesMartin）认为，人类科学技术，19世纪每50年增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一倍；20世纪80年代，每3年增一倍；预计到2020年，每73天增一倍。
19世纪，一项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时间大约为10年，20世纪前半期为5年，20世纪50-60年代为1-3年，80年代为数月，90年代为数天，21世纪可以达到数小时。
从历史发展观察，自唐宋开始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1/4。
到1895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
世界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格局，对人才规模与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全民科学文化水平决定着未来。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逐渐由一个科学、科技“输出国”沦落为科学技术纯“输入国”。
科技落后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落后。
在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同时，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也落后于发达国家。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后10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到1993年毛入学率为5%，与世界平均水平18%毛入学率差距较大。
全国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比例仅为1.44%，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
低层次人才结构既难以适应工业化大生产要求，更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
中国必须把握21世纪机遇---利用知识重获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并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21世纪头一二十年之所以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是这一时期国际格局基本走向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将为我国建设和发展提供和平稳定外部环境。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双重可能。
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经济全球化也是当今世界大转折中最突出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大趋势。
它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变迁。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也对中国教育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者。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
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吸纳外资和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建设资金和资源不足；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和管理现代化上超越；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各国、各民族高新科技知识和优秀文化，培养各方面高素质专业人才。
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发展更具开放性，中国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2002年5月10日，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上讲话中指出：
“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了本地区内发展中经济体结构调整难度和遭遇外部冲击风险。
”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不可逆转、历史、客观进程。
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都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进去。
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在自己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直面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等挑战，也要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这就是面对风云变幻世界，中国领导人思考战略问题，也是中国教育所肩负重大使命。
（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立
中国经济和现代化曾经错失三次历史性机遇。
第一次是1793年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机遇；第二次是1842年至1860年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步机遇；第三次是1957年至1976年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机遇。
过去160年，是中国从沉睡到觉醒160年。
1977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启了改革开放新航程。
从此之后100年，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奋起直追并迎头赶上100年。
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双重赶超特点，既要追赶先进工业化国家，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又要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为知识经济奠定基础。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双重任务，中国教育也面临着为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重要职责。
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最大国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经过40多年建设和发展，中国虽然已经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到1992年末全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比发达国家同期相差4.5年左右。
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仅为1422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仅为803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仅为23344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为37057人。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和现役军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为18003万人，比日本总人口还要多。
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5.88%。
人民文化素质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面临最大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人均2042元，按1990年可比价格计算仅相当于300美元左右，排在当年世界一百名以后。
国家经济发展和运行面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等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虽然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整体上仍很落后，不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巨大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就会错过难得战略机遇期。
党和政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动应对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和高新技术革命挑战，顺应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革命性变革，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了改变国家命运战略抉择---优先发展教育。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站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高度，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全局出发来认识和把握教育，将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首要任务，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先领域，优先规划、优先投资、优先保障和优先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新机遇，勇敢面对并战胜新挑战。
21世纪中国将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关键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这是党和政府一贯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以贯之战略思想。
1982年，党十二大报告提出：
“必须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
”把教育作为实现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重要保证，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地位。
1987年，党十三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战略位置”。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江泽民在大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根本大计。
”此次大会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特殊历史关键时刻召开，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是否要继续进行下去，怎样进行下去；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要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关系到是否能应对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带来挑战以及怎样应对挑战。
这次大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作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1997年，党十五大报告提出，“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基础工程”。
2002年，党十六大报告提出：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党一贯追求，也是我们党顺应人民群众愿望和时代发展趋势体现。
从提出把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到“突出战略位置”，再到“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认识在不断深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以及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实际，在紧要历史关头，中国政府顺应人民意志，直面时代潮流，内在和外在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艰难中作出了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战略抉择。
（三）教育改革发展世纪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就指出：
“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
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
为了确保将教育优先发展这一战略抉择落到实处，1988年5月起，中共中央决定研究起草一份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1988年，中央就开始研究起草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文件。
中央领导和原国家教委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份纲领性文件研究制定。
为确保《纲要》起草顺利进行，中央不仅专门决策成立了国务院教育研讨小组，而且还特别强调研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思路。
《纲要》方案研究和初稿起草都是由研讨小组完成，然后由国家教委领导进行讨论，再报送中央，各种征求意见座谈会、研讨会都由国家教委领导主持，由研讨小组撰写报告。
《纲要》研究起草，始终与对我国教育发展许多重大问题思考紧密结合。
关系到2000年和21世纪初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纲要》提出了3个重要意见：
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到突出位置。
在地区发展格局上，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教育发展水平，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当时国家还组织了各方面力量加强调查研究，中央许多部门包括国家统计局都曾参与，2000多个县调查都是由国家统计局进行。
为确保《纲要》更具科学性，教育研讨小组先后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包括人大、政协，特别是跟教育有关部门，还有经济界、大中小学校等相关人员都参与了研讨。
此外，教育研讨小组还专门到美国等国家开了3个会议，以研讨小组名义听取了包括著名美籍华人专家田长霖教授在内共26位专家意见。
另外，研讨小组还专门组织在教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著名专家就《纲要》许多方面内容进行研究，充分地听取了专家意见。
在近5年时间里，研讨小组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近千人意见。
中央高度重视《纲要》制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4次讨论，政治局全体会议两次讨论，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办公会议5次讨论研究，首先在党和政府高层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思想。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一个纲领性教育文件。
据当时《纲要》研讨小组人员回忆：
《纲要》调研起草可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五年磨一剑”，在改革开放30年中，用长达5年时间制定出这样一份有重要影响文件实属罕见。
其实《纲要》原定于1989年出台，中央原定于1989年5月召开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然后再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会议，布置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就教育问题作出决定，后来为了迎接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SergeyevichGorbachev）5月15日访问，会议决定6月举行，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原因，《纲要》出台被推迟了。
1989年底，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再次重新恢复了工作，不过这也为《纲要》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难得机遇。
邓小平“南方谈话”、党十四大政治报告为《纲要》起草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
《纲要》总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其中有些提法却千推万敲，反复斟酌，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
比如，《纲要》提出了中国教育“低重心”发展战略，提出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在突出位置，同时确立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教育事业发展策略。
据参与《纲要》研讨起草人士回忆：
在提“把教育摆在重要发展战略位置”还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时，当时在研讨小组内部就有不同看法，而当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时，也确实有教育界以外人士曾经提出疑问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那其他领域怎么办，要不要优先发展？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这14个字，这14个字确实来之不易。
确，当时中国虽然经过十多年改革，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着诸如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
不仅是教育，社会各个方面都仍然处在百业待兴状态。
据文献记载，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曾经不无担心地指出，农业问题、外汇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
1988年12月30日，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明年我国财政和金融都比较困难，为了治理整顿顺利进行，必须实行金融和财政双紧方针”。
当时，国家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0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7400亿元，而1990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
刚刚从百孔千疮中恢复过来国家不仅要快马加鞭搞建设，还要以不到美国GDP总量1/20收入养活超过当时美国10倍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困难事情。
1991年，我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而同年末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11582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90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700元。
经济运行中仍然问题成堆，主要问题是：
结构调整进展较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大。
1992年中国日子也不太好过。
该年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年末全国总人口达到1171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48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100元。
经济运行中存在主要问题是：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
当时，中国老百姓日子也不怎么好过。
据当时媒体记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老百姓都有着多重担忧，既担心自己手里没票子，而面对短缺经济，又担心手里票子买不到想买东西，但是他们最大焦虑却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焦虑。
当时中国，需要优先发展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诸多需要优先发展选项中，中国政府毅然选择了教育。
这是非常具有远见战略决策。
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催生了党十四大报告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思想，而且也为酝酿了达5年之久《纲要》最后出台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导和助推力。
完全可以这样说，《纲要》最终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初出台，但它主要思想、基本精神也无不凝聚着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睿智思考和准确判断。
回溯历史，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领导人对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深谋远虑，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定决心。
正如党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
因此，可以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思想和行动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过程中世纪接力。
《纲要》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有指导意义教育改革与发展决策性文件，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
正如《纲要》出台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所指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党十四大报告中有关教育论述加以进一步阐释，乃是指导中国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一份纲领性文件。
如果将15年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15年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现实进行对比性研究，我们会发现，假如将现在中国教育事业比作一座“大厦”话，那么这座“大厦”蓝图设计早在15年前《纲要》里就作了非常准确描摹。
总看来，《纲要》最突出贡献就是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风起云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人民群众充满对教育渴望与追求情况下，延续了党十四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战略思想，并且用“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话语加以表述。
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教育地位，为以后教育改革与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起点和支点，为党和国家尊师重教、全体人民热心兴教提供了新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纲要》一些判断即使到了21世纪初今天也不能不让人感到其睿智与前瞻，比如：
“世界范围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民族素质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及早筹划我国教育事业大计，迎接21世纪挑战。
”教育大计方针确立将影响几代人，这就是为什么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及认识其重要意义缘故。
因此，可以说，1993年出台《纲要》不仅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一个新历史时代，而且也使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纲要》不仅提出了与党十四大目标相匹配有关教育新目标，而且也在全社会逐渐树立了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新理念。
《纲要》出台，不仅功在教育，而且利在国家，不仅功在当代，而且利在千秋，不仅是教育界共同期盼，也是党、政府和全体人民共识。
高楼万丈平地起，中国教育能有今天，1993年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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