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改革的历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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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改革的历史
许小年改革的历史
【篇一：
成功改革的意义远超革命】
成功改革的意义远超革命
11月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东方历史讲堂”以“改革的历史”为主题发表演讲，凤凰大学问作为独家合作媒体参与报道，现整理全文与读者分享。
许小年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其他的改革或变法都以失败告终。
在许小年看来，这两次成功的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惊心动魄，但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变化。
许小年把成功的改革称之为“突破型的变法”，失败的变法称之为“修补式的变法”，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突破现有制度，形成新的激励机制，而修补型改革只是为了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一旦改革转变为政治斗争，就注定会失败。
许小年认为变法和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能不能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而无人受损。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
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自由与市场经济》等。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下午好,今天的题目是《改革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改革与革命不断出现的历史。
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界、学界、甚至一些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一些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
我和大家一样，也想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方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读一读历史。
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很容易迷失在当下。
中国历史上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延绵不断的，有几次重要的改革，比如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为秦国崛起成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得不太多的一次改革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
在史学家看来，王莽的形象相当负面,王莽实际上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大臣，他在西汉末年就认识到当时突出的社会政治矛盾，试图通过改革解决矛盾。
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个人认为，这是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做出的历史评价。
在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又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
实际上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影响，比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被后来的隋唐继承。
但是，因为北魏是鲜卑族拓拔氏建立起的政权，属于外族，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的时候总带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
孝文帝改革之后，又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改革。
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从1572年到15
82年，共十年。
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它实际上不是一次改革，改革深度和范围与王安石变法无法比拟，只不过是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整个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我也同意这种看法。
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变法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变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已经流产。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很简短回顾了一下历史，粗略讲，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每隔四五百年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
四五百年也许是时间的偶然，也许是中华帝国的制度和问题积累到一定时间，必须通过改革进行调整。
古人有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也可以说是“500年必有改革兴”。
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是历史学一个永恒的命题。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失败，也就是说，商鞅和秦孝公变法成功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变法都失败。
我用“改革”和“变法”，其实这两个词是互用的，是同一个含义。
虽然中国历史上每隔四五百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虽然在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
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转型才算完成。
历史教科书里有很多说法都是值得推敲的，比如“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论断在今天史学界被公认为是错误的。
从学术界的定义来讲，
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
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了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也就是皇权官僚专制时代。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拉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
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清朝，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
他的判断，我基本同意。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端，有的史学家认为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的认为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也有人把时间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有怎样争论，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
这一转型，台湾走在了前面，而中国大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毫无疑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改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
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都是改朝换代，却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两次成功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使所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
在这些改革中，为什么一头一尾成功了？
我把成功的改革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把失败的变法叫做“修补式的变法”，历史上的变法和改革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突破型的，正因为敢于突破，所以成功；另外一类是修补型的，正因为目的是修修补补，所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突破型变法成功的原因在于采取增量改革的方法，突破现有体制，使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而这些新生力量就是抗衡
守旧派的生力军，依靠这些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推动技术，对现有制度形成突破，建立新的激励机制。
这实际是用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一种结合。
制度变革的意义就是使社会变得更加有效率。
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人们的激励机制，使得古代乃至在现代中国产生更高的效率。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资料中有两种是最重要的，一是土地，一是人。
如果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如果人能够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于是达到变法者所设想的富国强兵的目的。
到了现代，资本变成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和创新对生产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总资源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增加社会总产出，把蛋糕做大，就能够实现在变法过程中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也就可以把变法变成一个双赢、多赢的博弈。
制度变革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还是双赢、多赢，决定了变法的成败。
如果改革和变法仅仅为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受损一方或者受损的多方对变法会是什么态度？
抵制、阻挠。
如果变法可以使社会上所有的人（理论上所有的人）受益，那么对于新制度、新政策的阻力会大大降低，会使得制度生根固定下来。
变法和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就是能不能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不能够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
要使所有社会成员从一项改革中或变法中受益，变法必须能够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社会总财富，而为了增加社会
【篇二：
许小年在中国动刀子改革究竟难在哪儿】
许小年在中国动刀子改革究竟难在哪儿？
2016-06-12许小年人民论坛网
作者丨许小年
来源丨和讯
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
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是终止传统发展模式的时机。
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
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搞增长可以，搞创新不灵。
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
还能走多长时间？
说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
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难在转变政府利益格局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人。
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上世纪的1989年，泡沫破灭。
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1989年泡沫大破灭的事情。
但是中国产生小泡沫、中泡沫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
问题是怎么转化？
这个题目我们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
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值和信号也是扭曲的。
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度在哪里？
难在利益格局。
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是过去的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
但是，不健康的是什么呢？
两个方面：
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
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
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
第二，在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司法者，他是裁判员，是吹哨的，他现在下场自己去踢球，很不正常。
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的四个特点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
涉及到政府利益，单靠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没有用处，只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包括十七大的报告，总书记总提到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讲的很具体：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的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统统都是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
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
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又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
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关键是如果面对政府“寻租”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
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还假设政府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
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十七大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企分开，但并没有提修改宪法的问题。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
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这都可以做，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度是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不愿意放。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上陷入衰退。
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
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不断会不断出现。
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
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箫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局部的改革形成压力和面临困境。
学术界要完成三大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
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
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名号来办。
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
再从定义出发来论证，凡是带有公益性的事就让政府来干，那吃饭是最大的公益性，为什么政府不干。
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
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
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市场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
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
信谁？
信儒学？
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民族支撑的。
（此文根据他在“联办恳谈会”发言整理）
【篇三：
许小年谈经济与社会转型】
许小年谈经济与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如通货膨胀、房价过高等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但需要体制上的改革，也需要观念的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改革的信念，开放的心态，需要一场经济与社会的转型。
4月25日下午15:
00，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做客新浪《微访谈》，与网友谈经济与社会转型。
提问:
许教授您好，请问如何解释近几年的物价上涨和通胀问题，普通民众如何应对？
许小年：
物价上涨来源于极度松宽的货币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拉动内需，商业银行在2009年增发贷款十万亿，2010年又新增贷款8万亿，这是货币供应失控的根本原因。
货币超发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
普通民众很难应对，除了呼吁政府紧缩银根，就只能购买实物资产，但现在房屋限购，只剩下黄金，于是金价暴涨。
提问:
教授好请问您怎么看待最近的加息和提准政策？
怎么看待房地产企业的转型问题？
许小年：
最近的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是非常必要的，但步伐过慢，幅度也不够大，不足以改变市场的通胀预期。
预计今年会有更多的紧缩银根的措施。
提问：
许博士好，公民如何才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国有企业的利润好像惠及不到普通公民这，国进民退的势头何时可以止步？
陈志武教授说的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您觉得可行吗？
许小年：
不仅普通公民不能受惠于国企的利润，连国家财政也只收取了国企利润的一小部分。
陈教授所建议的国民权益基金，是个很好的办法。
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不需要这么多的国企，应该打破行政垄断，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以使更多的人享受资产增值的收益。
在目前的格局下，国民要有对国企经营和分红的发言权。
提问：
到底是要经济转型还是要政治转型啊？
哪一个更重要？
虽然我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个阶段哪个更重要？
谢谢！
许小年：
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都很重要，谈不上谁决定谁，两类转型是个互动过程。
但从当前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更为紧迫，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推不动。
提问：
在目前政府掌控大量财务资源的情况下，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应该是相对安全的，但中央银行和银监局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压缩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
在您看来，中国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对银行有多危险？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许小年：
政府融资平台并不安全，全国现有8000多个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8万亿左右，这是公开发布的数据，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有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相当紧张，靠卖地卖资源度日，这也是土地财政流行的原因。
房地产调控政策打乱了土地财政，估计一些地方的财政会由此出现问题。
因缺乏数据，很难估计风险。
提问：
请问许教授，您觉得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要避免这一陷阱，当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有人认为革命不仅是零售的也可以批发，也就说革命的压力已经通过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将压力释放了，即使有星星之火但却不会燎原！
请问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许小年：
不希望出现革命，也不希望发生动荡，革命多为破坏，鲜有建树。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政府和民众都应该认识到，不断的推动改革，化解冲突和压力，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
如果不改革，问题越积越多，一旦爆发，对谁都没好处。
当下最大的挑战，就是改革失去动力，因为触及到既得利益。
提问：
目前中小城市建设，基本都是政府贷款——出售土地——政府还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不断循环，导致土地价格不断增长。
如何解决地方财政与土地的依赖关系？
是否有其他方式改变政府融资？
许小年：
消除土地财政，无非是两条：
开源和节流。
开源要增加老百姓的赋税，应以节流为主。
节流中又是两大项：
投资和冗员。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应该有这么强的投资功能，现在各地都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动辄百亿千亿，再开源也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政府投资只讲规模不讲效益，存在大量浪费和贪腐。
提问：
许教授您好。
开启新一轮的改革与社会转型在短期内难免会造成增长的放缓。
而增长的放缓加上产业升级的需求会给社会就业增添不少压力。
请问许教授，在转型的过程中处理好就业等诸多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谢谢。
许小年：
改革不会造成经济增长的放缓，正好相反，改革可以促进增长，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不会增加就业压力，如果我们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许不需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比如说5%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结构调整的意义所在。
提问:
通货膨胀也有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不完全是件坏事情。
而一味的控制会限制工人收入的增长空间，也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甚至会造成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
所以怎么调控应该是很有讲究的，想知道许老师对此的看法
许小年：
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这个问题要和货币超发所引起的通胀分开来看。
对于企业而言，应及时转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否则利润率就受到挤压。
对政府而言，应坚决紧缩银根，控制通胀，不能约谈和禁止企业涨价，让企业承担通胀的成本。
提问：
许老师好。
我想提问中国政府使用自由贸易和汇率，是否就可以解决现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许小年：
扩大汇率浮动空间，有助于减轻通胀的压力，但不足以完全解决通胀的问题。
要同时使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手段，紧缩银根，抑制通胀。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对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加息会吸引热钱，但任何政策都是利弊的权衡，综合来看，调汇率和加息还是利大于弊，不能因负面作用而无所作为。
提问：
许老师，请问，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民企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蛮多实业都已经外强中干，大量资金涌入股市、楼市等都投资渠道。
在这个时期，老百姓怎样才能实现资产保值？
许小年：
国进民退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拉动内需的政策和资源大多落在了国有部门。
央企国企强势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经营环境恶化。
在当前的紧缩银根的过程中，民企受到的伤害又最大。
民营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和最有效率的部门，他们的日子难过，这是不正常的，需要尽快扭转这个局面。
提问：
作为经济学家，您更多研究、讲授的是经济学方面的课题，但您去年连续在中欧北京的博闻课堂和中欧上海的名家讲坛上讲“普世价值与现代化”，倡导启蒙，这样的想法是怎样来的？
许小年：
经济体制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原因在哪里？
政治体制的束缚。
而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民众和社会舆论强有力的支持，否则就无法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
经济学家就沿着这样的思路，从经济学走向了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伦理学。
30余年的经济改革，仅仅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
除了经济，现代化还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和观念的现代化。
经济上，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制度上，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观念上，是从集体到个人意识的转型。
这三个转型缺一不可。
在制度和观念转变上的滞后，已使经济改革近乎停顿。
离开了制度和观念的支持，市场经济可以演变为国家或权贵资本主义。
提问：
许老师，我是环时英文版经济记者方蕴瑜，想跟您询问外汇局官员近期撰文说鉴于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下一阶段将进行资本账户开放，您认为此项举措的意义和潜在的风险在哪里？
目前强制结汇最大的弊端是什么？
如果外汇储备持续扩大，您预见最严重的后果会是什么？
许小年：
目前的问题不是强制结汇，而是僵化的汇率政策，为稳定汇率，一方面积累了大量外储，另一方面被迫投放大量货币，造成国内的通胀。
当务之急是放大汇率的浮动空间。
开放资本账户是必要的，主要风险不在宏观而在微观，企业特别是国企能否控制投资、金融和汇率风险，体制上没有保证，因为资金不是自己的。
提问：
94年启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在现实运行中，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没能得到有效坚持。
还催生土地财政依赖。
发展房地产，卖地的收入基本上全归地方政府所有。
在这样情况下，地方政府非常热衷土地财政的选择。
许老师您觉得，“分税制”该如何完善？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制度更适合解决？
许小年：
问题不在事权和财权的匹配，而在事权的无限扩大，特别是投资。
几百亿、几千亿的投资计划，到哪里去找钱？
中央政府也没有。
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划分因此不是财税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核心是制约政府的投资冲动，提高财政的透明度，强化民众对各级财政的监督。
提问：
许教授好！
财政收入增长快、居民收入增长慢；国有企业融资容易，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在货币过度发放的情况下，是否进一步加剧了物价上涨？
当前的紧缩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恶化当前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许小年：
居民收入增长慢的原因，是国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
我们的政策，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的政策，有利于“长子”也就是国企的政策。
靠规划改变不了收入结构，因为规划也是政府机构做的。
要改革公共政策制定程序，增加民众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提问：
今天有个新闻说，央行拟利用外储设立能源及贵金属投资基金，你觉得这一手段具有可行性吗？
许小年：
在全球通胀和美元贬值的环境中，能源及贵金属或许是比美国国债更好的投资，但给人的感觉，是切下瘤子炒一盘回锅肉，为什么不根治瘤子而总要问：
怎么能更好的利用瘤子呢？
况且政府投资是低效的，如果政府能够发现好项目，获得更高回报的话，我们就不用经济改革了，也不用解散国家计委了。
时间所限，对话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博友的参与。
如果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回答，欢迎到中欧商学院的课堂上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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