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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文论
绪论20世纪西方文论走向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理论的世纪”（AgeofTheory）。
批评多元化，研究系统化、专业化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明显的特征。
一、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
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其根本特点是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
旨在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原。
这一哲学思潮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批评，因此涌现出了人本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如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表现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流派。
这些批评流派都基本上以人为本，例如象征主义诗论非常重视人的个性、个性的心灵活动和精神活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重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则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把人的自由作为人的本质。
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则非常重视主体的艺术和审美经验在文学阐释和艺术审美中的能动作用。
科学主义就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哲学理论，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
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中涌现出来的批评流派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
这些批评流派受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强调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结构、语义，注重揭示文学文本表层结构底下的深层结构或意义。
20世纪初，西方人本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莎士比亚关于“人是宇宙的精神，是万物的灵长”的人人文主义思想，并重新强调了以单个的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观———人本主义，他们在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得到了凸现。
他们重视人的个性、个体的心灵活动并试图重建个体的精神史，并强调文学表现中的“非理性”的直觉对与文学创作的第一性，这在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中就曾提及，但真正丰富人本主义观点的是瓦莱里的象征诗论、庞德关于感情与理性的“复合“，特别是克罗齐关于艺术是抒情的直觉和表现的表现主义文论，甚至是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所剖析的文学中表现的个体精神史的创作理论都是人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因，
20世纪初，科学主义文论出现较早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及其后继者布拉格学派，，这一派文论收到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他们剔除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在问题“，其目标是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即使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即文学中的语言形式和结构。
科学主义反对人本主义的文论观，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因为他一经创作就具有了”客观性“，他是独立与作者、社会、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学是由结构、语言、语义和形式等实在的物质承担的，他反对文学创作的主观理论，试图从可确切的科学研究性的角度把握并揭示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
这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文论中尤为明显。
二、20世纪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转移：
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文本，其标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崛起。
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标志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阐释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把这次转移逐步推向高峰。
拜伦作诗不需要思考，他是用天赋在作诗，安娜。
卡列宁娜是一个激情饱满的觉醒者，是一个敢于反抗一切不平等，敢于追求自由的一个托尔斯泰式的人物，19世纪，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主流肯定了文学作品对社会，对自我，对作者自身精神意识的重塑与创造，强调文学创作的天才和“主体第一性”，这是对人本主义文论在作品上的印证，但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派的崛起，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开始发生悄悄的转移，从研究作家为主逐步转向研究作品为主，他们甚至不再关于作品的生平和心理，不再关注他们的天赋的文才，他们试图割断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的联系，只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罗兰。
巴尔特甚至声称：
作者死了。
20世纪30年代，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文论在重点研究文学作品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读者的接受问题，特别是萨特对读者的再创作给予的高度评价和英伽登关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的系统理论的出现，第二次研究重点再次发生了转移，一直到60年代出现的解释学和接受理论再次把这种研究重点推向了高潮，特别是结构主义文论的出现更是达到了顶峰。
三、20世纪西方文论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
第一是非理性转向，这主要反映在人本主义文论中，这类文论深受19世纪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唯意识论的影响，把文学批评的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所忽视的非理性方面，如表现主义批评对直觉的重视、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等。
非理性转向主要是就人本主义文论而言的。
19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文论同古典哲学一样，是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人能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看作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这是那一时期，甚至更前的一段时期的所有西方思想家共有的理想，但那是更多的是我们所谈及和了解的人文主义思潮，在那是，人文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初期的人本主义，理性是主宰一切的“神灵”，但叔本华和尼采打垮了黑格尔曾引以为豪的理性人本主义，他挑战传统，发出了人可以超越自身理性的哲学观念，这种绝对夸大人的理性对世界的改造和创作性的文学观念发展到极至，就出现了所谓的“非理性转向”，他们认为传统理性不能认识这个世界，不能解释人类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是理性无法涉及的，但确实客观存在的，于是，情感、直觉、无意识、意识流、思维前逻辑、审美期待视野等种种心理活动拓展了人们对于自身意识的认识，这些“非理性”的文学观念挑战了“理性”无法解释的文学创作现象，伽达默尔“合法的前见“的提出，卡西尔对”隐喻思维“的重现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对人的本质力量中非理性方面发现和张扬。
但越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越是难以解释更多的文学理论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无定的文论阐述和解释，于是科学主义文论预示着”语言论转向“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看成是文学理论的一次文本主义的理性回归。
”
二是语言论转向。
它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这次转向受20世纪兴起的语言哲学和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将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语言、语法、修辞、格律、文体、风格、结构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上，反映出文学批评由所谓外部研究“向内转”的倾向，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等，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
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哲学对人认识世界何以可能的探询，他由真理转为了有待证明的理论转变决定了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哲学观念对经院哲学推崇的信仰的反叛，也成为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
这种哲学转变和发展在文学就表现为”语言论的转向“，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认为”这种转向使“传统的认识论嗯体得到了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广义）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
““于是人们的问题不再是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人的本质又是什么？
的疑问，而是”我们如何知道世界的本质”以及”我们为什么知道人区别与动物而称其为人“的。
任何非理性和主观判断和建立在为实证的客观数据上的论辨都被否定了，在文学上，强调了对于文学作品应先在语言层面上检验命题的真伪的观点。
反应在文学理论上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语义学和新批评派，一直到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
第三是文化学转向。
这一转向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
那时侧重语言形式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越过它的全盛期，人们逐渐感到了这种文学批评的弊端，于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开始抛弃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的研究。
体现这一转向的有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论、当代女性主义文论及近几年新崛起的文化研究等。
这表明，当代西方文论走上了一条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最后又回归外部研究的道路。
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性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同性恋批评等批评理论几乎变成了泛文化批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现象结合得更加紧密。
第一章俄国形式主义
一、发展概况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发端于俄国形式主义。
虽然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前后不过15年左右的光景，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从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都带有它的痕迹。
自诞生之日起，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就有两个不同的派别：
建立于1915年的莫斯科语言小组，以罗曼·雅各布逊为首，成立于1916年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以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为首，主要成员还有鲍里斯·艾亨鲍姆和尤里·特尼亚诺夫等人。
这两个派别研究文学的视角有所不同：
前者认定诗歌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语言，很注重从韵律入手研究诗歌，后者认为诗歌的主旨不仅仅在于呈现语言材料；前者认为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有社会学基础，后者坚持艺术形式具有完全自主性。
即便在每一个流派内部，不同成员之间也是歧见纷出。
在形式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主要观点也经历过变化，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流派。
俄国形式主义这个名称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提法，暗指在这些形式主义者手里，文学批评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从作品表现的内容（如社会现实、作家生平和作品的主导思想）转向文学形式（技巧）本身。
它批判的对象是当时批评界较为盛行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如：
根据作者生平阐释文本的传记式批评，将作品完全归结为社会思潮反映的社会学批评，以及借用文学阐述批评家本人哲学思想的哲学批评。
传统文学批评主要探讨文学表现什么内容，为此而去考究作家生平、与作品有关的社会事件和作品孕育的主题思想，把文学的组织形式、文学作品何以成为文学的原因放在次要地位。
俄国形式主义把批评的重心转向了文本的形式和结构，试图从科学角度准确描述作品叙述技巧的特征和功能，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性。
用雅各布逊的话说：
“文学科学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那些使某一作品称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
”对文学性的探讨成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核心。
这样一来，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模仿论和所宣扬的教化功能遭到摈弃，文学内在规律得以突出强调。
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它的演变历史，有人归纳出三种研究模式来代表它的三个发展阶段。
机械论研究模式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人物，因其习惯于以机械为比喻说明艺术现象而得名，例如，“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你必须像钟表匠检查手表、司机检修汽车那样专心看书”，“在文学理论中，我注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以工业为例打一个比方，我关心的既不是世界棉花市场的行情，也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
”什克洛夫斯基把文学批评视为技术工人的检修工作，把文学文本当作各种技巧的总和。
机械形式主义致力于研究文学作品的起源，试图去解释文学作品是怎样衍生于非文学现象的，某一文学题材而不是具体作品得以产生的基本技巧和支配规律。
什克洛夫斯基和艾亨鲍姆分别以《堂吉诃德》和《外套》为案例，勾画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原则。
由于机械形式主义解释艺术事实时脱离社会和历史事实，所以它的实践者往往忽略了作品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状况。
在有机论阶段，文学作品不再被当作技术的总和，而被视为由各种功能要素构成的统一体，作者之所以使用某些技巧，就是因为它们在作品内部发挥了功能，用它的代表人物日尔蒙斯基的话说，“诗学在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由一致的艺术目的所决定的美学系统。
也就是说，当作一个技巧系统。
”这种文学有机论将文学作品当作一个功能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因素根据自身的功能占有特定的位置，例如，日尔蒙斯基把韵脚看成是“在一首韵律诗中履行组织功能的重复的音节”。
在日常生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面，有机论形式主义不像机械论形式主义那样将二者截然分开，它承认文学作品的内部组织受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但是与文学内在规律相比，这些影响是偶然和次要的。
以特尼亚诺夫为代表的系统论形式主义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言语行为是人们所言说的语言的内在系统的具体化，这个内在系统被称为语言（langue）。
与此相似，在特尼亚诺夫看来，各种文学现象的文学性质是由所谓的文学题材、流派和风格等规范决定的。
文学作品与文学系统密不可分，一旦离开这个系统，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它的文学属性。
推而广之，特尼亚诺夫将全部文化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之系统”（systemofsystems），文学和科学等为子系统。
在这个大系统内部，非文学现象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
虽说与前两种研究模式相比，系统形式主义降低了文学自律性的地位，但是，它还是坚持认为，决定文学发展的主要还是文学系统的内部情况，非文学背景只起到次要作用。
俄国形式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从20年代中期开始，它遭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有力挑战和批判，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文学研究中的形式方法》是当时最具有洞察力的批评著作。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苏联文艺政策发生改变，文艺领域的自由探索时期结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艺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什克洛夫斯基在1930年发表文章，宣告形式主义理论流派解体。
此后，继续留在国内的主要成员转向没有政治风险的其他研究和创作领域，而雅可布森等其他成员则移居国外，帮助建立了布拉格学派。
纳粹占领捷克后，雅可布森和布拉格学派的一些成员，如雷内·韦勒克移民美国，他们对新批评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与俄国形式主义有关的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文化和文学背景。
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个主张形式至上的文学性流派，却产生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非常厚重的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文艺学之谜。
考察一下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我们大致可以为其产生找到这样几个解释：
1）在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20世纪初，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还在持续，这个被别尔嘉耶夫命名为“俄国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席卷整个俄国社会，在各个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创造的时代，俄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各领风骚，共同促成了俄国文化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灿烂时期。
生活在这样一个创造力勃发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自然也会受到当时生活氛围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似乎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即要求破坏僵化的概念，发现新形式，给生活输入一种有价值的气质。
”2）20世纪初也是世界范围内一个科学精神日益昌盛的时代，从19世纪中叶即在西方思想界开始兴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20世纪初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用化和科学化诉求相呼应，导致了一个怀疑的、批判的新世纪的开始，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课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到了文学研究者的面前，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们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一文学发展内在要求的回应。
3）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也是世界文艺学史内在的律动使然。
在古典主义的严谨之后就会出现浪漫主义的宣泄，在现实主义的严肃之后就会出现现代主义的戏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现实主义美学和批评与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样，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其之后出现的那些具有天赋的文学理论家，就往往难免会有一种另辟蹊径的隐在冲动，而选择对眼前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美学发起挑战，就既可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也就是说，过于强大的传统，往往反而会激起对于这一传统的反拨。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
“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内在根据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本身的进化过程。
”
其次，是俄国形式主义与世纪之初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
如今人们在谈到俄国形式主义时，往往喜欢谈论其对胡塞尔现象学、索绪尔语言学等的接受和信奉，而较少谈到其与当时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
其实，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探讨，就是世纪之初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自然会与当时的创作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时相继兴起的几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尤其是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有过强烈的启迪和刺激，阿克梅派诗人们奉行的“词的崇拜”，未来主义诗人们倡导的“自在的词”和“无意义的词”，这些概念后来都进入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
在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里施塔姆等未来派和阿克梅派诗人是语言学小组研讨会上的常客；在彼得格勒，被诗语研究会成员当作诗歌标本的，不仅有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古典诗人，还有勃洛克、赫列勃尼科夫等当代诗人。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一书的作者就写道：
什克洛夫斯基的《词的复活》一文及其观点，是“克鲁乔内赫和赫列勃尼科夫未来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
而且，“形式主义学派的长处在于它跟创作有密切的联系，几个形式主义学派评论家跟未来派作家关系密切。
”文学理论往往是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来的，俄国形式主义似乎也不例外。
再次，是关于俄国形式主义自身的“构成”问题。
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有两个思想温床，两个理论中心，即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
这两个分别活动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学术团体遥相呼应，共同组合成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
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之间的共同点自然不用多言，但相对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异却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比如，在均将形式视为文学作品之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往往将形式视为内容，寻找形式的内容性，而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则往往将内容视为形式，寻找内容的形式意义；再比如，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更多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将文学理论和诗学视为语言学的一部分，而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则常常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待文学。
需要指出的是，在俄国形式主义的构成中，还有一个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文艺学史家们足够重视的中心，即国立艺术史研究所。
该所的研究人员有日尔蒙斯基、维诺格拉多夫、托马舍夫斯基、伯恩施坦和恩格尔哈特等，该所在当时赋予了形式主义较多的理论和学说色彩，淡化了其中急进的和不合理的因素，尤其是在日尔蒙斯基于1920年担任该所文学史部主任之后，他收留了什克洛夫斯基、艾亨巴乌姆等人，使他们的学术研究得以继续，在使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学术化、学院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谈到艺术史研究所在俄国形式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俄国形式主义的几个阶段。
在1914—1930年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俄国形式主义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创立阶段（1914—1920），两个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并提出了基本观点，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和艾亨巴乌姆的《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1919）等俄国形式主义的奠基之作相继发表；二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变化、转型期（1920—1925），其理论的极端性大大减弱，不同成员间的立场开始出现分化，纷纷从各种宣言和哗众取宠的声明转向学院式的研究。
三是形式主义的危机期（1925—1930），由于受到来自官方的政治压力，它被迫转入学术上和组织上的收敛时期，最终趋于消亡。
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第二个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这一时期又正是艺术史研究所与什克洛夫斯基、艾亨巴乌姆等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后者在艺术史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31年。
由此不难看出，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中，艺术史研究所所发挥的作用，或许并不亚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它有充足的理由被视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三大核心之一。
最后，是俄国形式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出现的时候，俄国革命已经风起云涌，这个诞生在俄国疾风暴雨年代中的艺术流派，却表现出了对革命和政治的疏远，什克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
“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其颜色从来不是堡垒上方旗帜的颜色之反映。
”在《散文理论》一书的前言中他又写道：
“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内部规律的研究。
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
”“所以，本书全部都是研究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
”在一个最政治的年代与政治保持距离，在最需要艺术服务现实的背景下扬言独立，这样的立场自然会受到来自职业革命家的责难，尤其是在这场革命取得胜利之后。
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写道：
“如果不算革命前各种思想体系的微弱回声，那么，形式主义的艺术理论大概是这些年来在苏维埃的土壤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唯一理论。
”托洛茨基从政治立场出发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反过来也使我们意识到，这一主张艺术独立的“纯文学”流派，其初衷或许原本就并不完全是非政治的。
俄国形式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兴起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这两个流派看上去距离最为遥远，分别处于文艺学天平上的两个极端，一个最重“内容”，最看重艺术对现实的能动性，一个最重“形式”，最看重艺术相对于现实的独立性，但是，若就这两种理论自身所包含的“革命性”和急进色彩而言，它们其实又是很接近的。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形式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样，都试图在文学领域发动一场革命，那么，在俄国革命获得成功之后，俄国形式主义对艺术独立性的捍卫就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政治动机了，这么一来，它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后的迅速消亡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二、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观点
1、内部规律和形式
什克洛夫斯基说：
“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
”就是说，文艺不是对外部生活的模仿和反映，文艺有其自身的本质和内部规律。
由此出发，什克洛夫斯基强调文艺理论不应只研究文学的外部关系，而应该重点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也就是“主要指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是文学形式变化的问题。
”关于文学形式，他认为形式不是相对于内容而言的，而是相对于文学的另一种模式而言的。
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作为一个现有模式的比较物和对照物而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新的形式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新内容，而是为了取代已经丧失其艺术性的旧形式。
”，这样，形式完全是文学作品独立的存在物，与内容、材料无关，他说：
“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之比。
”如他在对小说结构研究方面，提出“梯形结构”、“环形结构”的概念，并概括说：
“一般说来，小说乃是由于拓展而变得复杂的环形和阶梯形结构的组合。
”同时，他还提出“小说形成的特殊程序是对称法”的观点。
2、“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他指出文艺的美感特征首先是惊奇陌生的新鲜感。
他指出：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使人感受事物，是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
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
”认为文艺作品的美感只产生于语言、叙述方式、情节构造等形式上的独特性，与内容无关。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延长人们审美感知的过程。
他认为，文艺创作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
陌生化则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这一方法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
在他看来，人们对生活中许多熟悉的事物习以为常，浑然不觉其独特的性质，习惯使人们对这些事物（包括言语行为）的感受变成自动的。
而艺术的任务就在于恢复人们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感受，让人们带着一种新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从而产生一种新奇感，这就是陌生化技巧所产生的效果。
陌生化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基本原则。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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