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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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
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建构的质性研究
方刚[2]
本研究主要探讨：
多样的男性气概（Masculinities）在实践中是如何建构的，不同情境与符号中的男性气概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以目的性抽样方式，选取男性性工作者这一特殊人群，通过对他们在生命史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中男性气概实践的考察，来探讨上述问题。
一，理论综述
１，性角色理论的男性气概
性角色理论（Sexroletheory）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统治男性气概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它的核心在于对男女不同角色的强调。
性角色理论主张，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意味着扮演人们对某一性别的一整套期望，即性角色。
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两种性角色：
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
性角色理论区分了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不同，与男性联系在一起的是技术熟练、进取心、主动、竞争力、抽象认知，等等；而与女性气质联系在一起的，是自然感情、亲和力、被动，等等。
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很容易被解释为内化的性角色，它们是社会习得或社会化的产物。
这一理论强调社会塑造男性或女性同他们的生理性别相结合（Brannon，1976）。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评性角色理论的声音更加强大了。
在笔者看来，性角色理论的根基来自于男女生理的差异。
性角色被铸造在一个僵死的容器，男人和女人被要求依据他们的生理性别进入这个容器，而不管他们在行为或态度上多么不适合这个容器。
这种理论不具有文化普遍性，因此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变化，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如何针对性别期望的设定来调整他们的角色。
性角色理论忽视了个人对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定义与再生产，同时这个理论很少谈男女间的权力，它的框架掩盖了权力和物质的不平等。
在性领域，性角色理论定义的男性气概为：
不像女人，追求成功，拥有自信，主动的性。
（Brannon，1976）
KenPlummer认为，直到性角色理论被解构之前，男性气概在性上的表现，一直被解读为应该是充满权力的、强烈的、受自然本能驱使的、难以控制的、阴茎中心的、只为了满足生理机能的，等等。
男人比女人更多是性的消费者，嫖娼亦是体现男性气概的一种方式（Plummer，2005：
178-195）。
按着这一理论，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便完全无法解释，或者是需要加以“治疗”的。
比如他们出售而不是购买性服务，他们在和女客人的关系中是被消费者而不是消费者，是“被嫖”而非“嫖”，在性行为中并不坚持通过阴茎中心来建构男性气概，等等。
男性性工作者在性产业从业中的男性气概实践说明性角色理论这个容器装不下男性气概，男性气概具有多样性。
而本研究将分析这种多样性是如何实践出来的。
２，多样性男性气概的提出
支配性男性气概（HegemonicMasculinity）的概念是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对澳大利亚高中的田野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Kessler等人在这项研究揭示，影响男性气概的因素可分为许多种层次，包括性倾向的、阶级的、种族的，等等，它们共同参与了男性气概的建构。
因此，男性气概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
性角色理论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概，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概”。
而除“支配性男性气概”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男性气概（Kessler，Ashenden，Connell，Dowsett，1982）。
在性与男性气概的研究中，性不再被认为是只由生理性别决定，它不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
人类的性与历史、文化、政治与道德、亲密关系等等联系在一起，而且一直是开放的，处于变化中的。
性同样与阶级、性倾向、年龄、家庭结构、信仰、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社交群体等等都有关系。
对性的理解，只能在一个人的具体的关系中进行。
Plummer指出，强调男人的性的这种多样化，并不是否定支配性男性气概定义的支配性的性的存在，但它不是唯一的。
关注支配性的性是对的，但同时不能忽视了：
男人对这种支配性的性，同样可以进行抵制与转换。
男人的性是社会行动的产物，性是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内在动力（Plummer，2005）。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研究将男性性工作者置于不同的情境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在性领域的男性气概实践在具体关系中的主体建构过程。
３，康奈尔对男性气概的分析
男性气概研究的集大成者是康奈尔（Connell，R.W.），康奈尔通过个人生活经历、符号实践、性别建构的场所这样三个分析单位，来考察男性气概在其中实践的机制（康奈尔，2003：
99）。
笔者认为，以康奈尔的“场所”作为分析单位过于庞大，失之于不够具体。
同一场所中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符号，因此主张对更为具体的“情境”进行分析。
本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康奈尔的上述三个分析单位，对信息提供者进行生命史的考察，同时将符号与场所的分析相结合，以具体的“情境”代替“场所”，提出不同情境中的不同符号下，会实践出不同的男性气概。
康奈尔还提出，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层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性别秩序，即遍布全社会的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关系模式，这涉及权力关系、经济关系、情感关系。
权力关系指社会上“女性的整体从属地位和男性的统治”。
经济关系更多指在两种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一种劳动分工，其结果是男性占有远多于女性的经济权力。
情感关系指社会成员之间倾注的欲望、渴求与情感。
（康奈尔，康奈尔，2003：
101-104）
作为一位社会性别理论家，康奈尔是在父权社会的体制中思考三重关系的。
就整个社会而言，男性在三重关系中居于优势、支配的地位，而女性则处于弱势、服从的地位。
康奈尔的这一论述无疑是切实的，但是，他未及涉及对具体情境与关系中，私人间的三重关系的分析。
在具体的情境中，男女双方私人间的优势与弱势、支配与服从关系，可能和整个社会层次上的关系是不一致的。
此外，康奈尔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男性气概，分为四种类型：
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
这些均是男性气概的不同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间存在着等级，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概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
在笔者看来，康奈尔具有矛盾性。
当康奈尔强调男性气概是在实践中建构的、男性气概是多样的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后现代主义的一面；但是，当康奈尔将男性气概分为四种类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其结构主义的特征。
笔者认为，康奈尔对支配性与从属性的提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男性气概的理想类型，它们分别处于男性气概的两端。
但是，与其将支配与从属视作男性气概的两种类型，不如将其视作男性气概的两种趋势。
趋势不同于类型之处在于，它提供的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可以归于其中的静态的分类。
４，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互动、内在支配性及地理差异
非常多的研究仍然把男性和女性的经验对立起来，男性气概研究总是倾向于人为地预设两性间各自分离的空间，不把女性看作分析的相关因素，仅仅是通过对男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来分析男性（Connell，Messerschmidt，2005：
846-848）。
笔者认为，社会性别总是相关的，男性气概是在与女性气质的相互关系中确定的。
女性在男性气概的实践过程中常常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母亲、同学、女朋友、性伙伴、妻子、女性劳动力，等等。
所以，在本项研究中，笔者一直将女性气质对男性气概的影响列入分析视野，考察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之间的互动。
Demetriou在批评康奈尔男性气概四种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男性气概二分法。
他将支配性男性气概作二种划分，有外在支配（ExternalHegemony）与内在支配（InternalHegemony）两种支配。
外在的支配性是使男性优越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内在的支配性是使一群男性优越于其他男性的社会优势。
外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气概整体的支配性，而内在的支配造就了男性中精英阶层的男性气概（Demetriou，2001）。
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同一职业的男性当中，也存在着等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使得他们在相同情境中实践出来的男性气概也是有差异的。
本研究中，笔者便分析了“高等级”的男性性工作者对其他男性性工作者的“内在支配”，以及这对他们男性气概实践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普及，跨国界舞台对男性气概的重要性不断被论及。
因此，地理差异对男性气概实践的分析，近年来也受到重视，男性气概研究的不同地理层次被提了出来：
a.地方层次：
在面对面互动情景中建构的男性气概，如家庭、工作场所以及最亲近的社区。
b.地区层次：
在文化和国家层次上建构的男性气概。
c.全球层次：
具有跨地区的、全球性特点的男性气概，可以通过国际商业和传媒相互影响的（Connell，Messerschmidt，2005：
849-850）。
因此，本研究将充分考虑“全球层次”、“地区层次”与“地方层次”三者间的关系，立足于中国本土，考察男性气概的建构过程。
５，中国的男性气概研究与“刚／柔趋势”
中国大陆已有男性气概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其中对中国男性气概“柔化”的分析，对于本项研究具有启发性，笔者视之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男性气概的实践。
杨雨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导致了两性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同化——“柔化”。
士大夫性格的“柔化”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温柔敦厚”气质的形成上（杨雨，2004）。
林骅、方刚则直接称《红楼梦》男主人公贾宝玉具有女性气质，是一位“男性解放主义者”（林骅，方刚，2002）。
范扬指出，中国人所能奉行的最高准则并不仅仅是阳刚。
法家主张入世，老庄哲学带有厌世和消极色彩，《易经》强调“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构成了中国男子社会心理定势，也形成民族男性气概的主体（范扬，1988：
139）。
中国文化下颂扬的两性和谐模式，也不只是英雄美人，而是才子佳人。
貌似美女的男子如宋玉、潘安，也是被文化所欣赏的。
也有学者对中国男性气概的“柔性”使用另外的称谓。
FutoshiTaga的一项研究提出，东亚性别关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男性气概围绕文武建立。
前者是精神的或文化的，后者是生理的及肉体的。
在中国文化中，文强于武，学者和官员高于士兵。
而在西方文化中，这是相反的（Taga，2005）。
台湾青年学者高颖超也在研究中提出了中国男性气概具有文武分类的论述（高颖超，2006）。
笔者认为，将中国男性气概以文武分类难以明确彰显其特点，还是“刚／柔”更能准确地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思想及男性气概的建构相契合。
因此，笔者在此提出男性气概的刚性趋势与柔性趋势这一描述，与笔者在分析康奈尔的理论时提出的男性气概的支配趋势及从属趋势形成呼应。
如果说支配与从属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是男性气概具有等级性的两种趋势，那么刚性与柔性则是个人在男性气概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行事风格、外表气质、个性特点等。
刚性趋势具有粗犷、强硬、倔强、粗糙的特点，而柔性趋势具有温柔、和谐、细腻的特点，笔者又将兼具二者的属性、难分伯仲的男性气概实践称之为刚柔相济趋势。
二，以往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
此研究考察的男性性工作者，为以女性为顾客的男性性工作者，它作为一个行业在西方的历史也仅始于二十世纪初。
直到今天，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仍然非常罕见，而且没有关于男性性工作者之男性气概的专门论述，只是部分内容涉及了男性气概问题。
Lawrenson认为男性性工作者必须牺牲自己的男性气概。
他分析说，因为现代女性在购买男性性服务的关系中寻找优越感，而一个拥有强壮身体与个性的男人无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有优越感，所以这些女人不喜欢强壮的男性性工作者。
他进一步认为，职业的男性性工作者“没有规则，没有教条，他们只是想赢，想寻找到有效的技巧，令女伴满意”，因此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男性气概（Lawrenson，1983）。
在笔者看来，Lawrenson仍然是在“支配性男性气概”的概念上使用男性气概一词，他一直在重复优越与低级的概念。
因此，这一论述的背后，实际上潜在着对“男支配女”的传统权力关系的简单颠倒。
所以，他的这些分析也非常片面，本研究后面所呈现的分析将将证明他的论断的错误。
与之不同，Nelson则认为，男性为女性提供性服务并不必然挑战传统的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
“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女人就是一个背叛传统女性气质的群体，许多时候，受访者格外强调对传统女性气质的维护，甚至尊崇这种气质。
我们访问的男性性工作者，仍然与传统男性气概的许多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
他们所做的，只是通过精打细算的出价，通过不传统的方法去获得传统的利益。
他们并没有改变传统的男性气概，而只是在传统上变了一下花样。
受访者绝大多数没有显示出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斗争，他们的行为时常表现出两面派。
他们对传统男性气概和社会性别角色的挑战，也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
”（Adie，Robinson，1994：
38-43）在笔者看来，Nelson的论述从另一个角度捍卫着性角色理论下的支配性男性气概，他实质上没有承认多样男性气概的存在，而认为不符合支配性男性气概的行为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表演”。
而笔者的研究将说明，所谓的“两面派”是不同符号下男性气概的实践。
中国学者对当代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只能够检索到一篇关于“深圳男妓”的短篇论文。
作者表述了矛盾的评价，一方面说：
男性性工作者的不幸处境“动摇了我所有对女权的坚持和对女性的信仰”，进而提出反思：
“女权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
”另一方面转而又说：
男性性工作者的存在是“女性在认识自己的身体需求及支配自己的经济所得的自信，这体现了男女平权意识”（张慧敏，2005）。
将男性性工作者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思考本无不可，但上面这些研究的缺点在于将二者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了，仿佛只要女人有钱有地位了，信仰女性主义了，就会去消费男性性工作者，或者男性性工作者的女客人都是女性主义者，至少受女性主义影响了。
这显然和常识有所违背。
这些研究仍然简单地从性别“权力”的角度进行分析，而缺少对男性气概实践过程及影响因素的深入解读。
本研究后面的分析将显示，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的实践、女客人女性气质的实践，要更为复杂和多样。
三，调查方法、研究内容与分析方法
１，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采用质性研究，运用社区考察的方法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调查。
2006年4月至5月，笔者在深圳市的FH夜总会，以“客房营销员”的身分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社区考察。
２，研究内容
本研究应用男性气概理论，考察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在实践中的建构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
a.现有的社会性别秩序是如何影响男性气概的实践的；社会性别秩序的三重关系同私人关系中的三重关系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b.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的不同阶段，男性气概实践受着什么影响，如何影响的；生命史的同一阶段，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context）中的男性气概实践又有什么不同，受何影响及如何影响的；同一个人在同一情境中，是否也存在着不同的男性气概实践，这又是如何建构的。
c.不同男性气概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怎样的，不同男性气概在男性性工作者生命史不同阶段、同一阶段、不同情境、同一情境中同时影响个人时，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其中，不同情境中的符号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d.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概的实践过程如何受男性气概结构地理学的影响，即男性性工作者所面对的全球层次的、地区层次的、地方层次的差异是如何对他们的男性气概实践进行建构的。
e.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概，是如何与他们交往的女性（包括并不限于他们的女客人）的女性气质在实践中相互建构的。
f.男性性工作者的身体实践，是如何建构他们的男性气概实践的。
３，分析方法
本研究同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交叉之处。
如进行生命史的纵向分析、情境与符号的横向分析、主题分析、对信息提供者的对比分析，等等。
四，研究成果
本研究原为笔者博士论文，全文１７万字，限于篇幅，此处只能略去详细的分析过程，而直接进入对成果的介绍。
１，从纵横两个维度，考察男性气概实践的建构
本研究在以往男性气概纵向生命史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横向的情境研究。
通过纵横双向维度的研究，考察男性气概实践在不同情境、符号中的建构。
此前康奈尔等人的研究中，只提出了生命史不同阶段男性气概是不同的。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生命史同一阶段不同情境中、同一情境不同符号建构中，男性气概的实践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割裂的，生命史前一阶段男性气概的实践会对其后男性气概的实践有一定的影响，不同情境的男性气概实践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可能和谐共存，也可能存在冲突，但不会是无关的。
本研究借助情境、符号与主体位置的相关理论研究男性气概，提炼出信息提供者生命史中不同情境及其符号，并考察男性气概实践是如何在符号中建构的。
本研究从信息提供者生命史（包括受访时）中归纳出六种重要的情境，即：
家庭情境、同龄伙伴情境、恋爱情境、性产业同伴情境、性产业从业情境、偶发性性行为情境。
同时，笔者将信息提供者对这六种情境的表述进行编码，从中找到对每种情境公认的最重要的符号，并对每种情境的符号进行了“命名”。
如将家庭情境和恋爱情境的符号命名为“承担责任与义务”，将同龄伙伴情境命名为“阳刚之气”，将性产业从业情境命名为“顾客是上帝”，将性产业同伴情境符号命名为“在竞争中合作”，将偶发性性行为情境符号命名为“猎艳”。
同时还对信息提供者的“老家”和深圳进行地区符号的命名，如老家的地区符号是“传统保守”、深圳的地区符号是“笑贫不笑娼”。
此外，具体分析中还提到有的信息提供者在老家的同龄伙伴情境中经历了“性自由”符号的影响。
笔者认为，不同符号间也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
本研究考察了信息提供者的男性气概是如何在情境、符号中实践的，包括个人能动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笔者认为，社会性别秩序三重关系在不同情境中的体现，以及不同情境中私人关系中的三重关系对男性气概实践的规定性，共同构成了不同的符号。
符号是抽象的，可以体现在语言中和行为中。
不同的符号对男性气概的实践起到不同的建构作用，但是，符号与男性气概的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在实践中建构的关系，男性气概的实践是有能动性的，而且受着符号之外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具体的实践过程可能更为复杂，而这其中的机制，正是本研究试图揭示的。
在纵向上，笔者将深圳的信息提供者的生命史分为“在老家”、“深圳初期”、“性产业从业”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男性气概实践均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性产业从业虽然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境，但此情境的符号仍然是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信息提供者此前生命史中经历的情境符号，或者有与其相一致的地方，或者针锋相对的地方，但通过一定的机制，便可以共同参与到性产业从业情境中男性气概实践的过程中来。
所有信息提供者到深圳后均经历了对深圳符号的学习与接收的过程，并且在进入性产业之后进一步接受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
不同在于，大多数信息提供者（在老家期间受“传统保守”符号影响的人）到深圳后，先从事低收入、艰苦的工作，并且有机会体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接触女性性工作者、“二奶”等人群，性观念发生变化，从而慢慢接受了“笑贫不笑娼”的深圳符号，再进入性产业从业。
但也有少数信息提供者（主要是在老家便接受“性自由”符号的人），到深圳后积极主动地迅速进入性产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男性性工作者与女客人的性交易错误地想象成了男人在偶发性性情境中的猎艳，与其在老家时接触的“性自由”符号中对支配趋势男性气概的实践相吻合。
但成为男性性工作者后，他们又都经历了重新学习深圳地区符号和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的过程，其男性气概实践也相应地调整了。
在横向上，笔者对信息提供者在生命史同一时期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气概实践进行研究，证实其面对的符号不同，会有不同的男性气概实践。
进而发现：
生命史同一时期同一情境中，也可能有不同的男性气概实践，这是因为：
首先，信息提供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不同，而且不同人在男性气概实践的十字轴的个性轴上也存在柔性或刚性的差异；其次，男性气概是与女性气质互相建构的，与信息提供者互动的女性的女性气质实践不同，其男性气概实践便也不同；再次，不同情境符号间存在着引进与碰撞的可能性。
不同情境中男性气概的实践会相互影响，一些信息提供者在偶发性性行为情境中的男性气概实践也受到性产业从业情境的影响，比如因为对情感关系丧失信心，对恋爱情境符号进行了解构；当信息提供者深受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建构后，他们再进入恋爱情境或偶发性性行为情境时，也会将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带入，从而影响其男性气概的实践，如绝大多数信息提供者总是让女友（小姐）买单。
每一个情境中均有自己的符号，将不属于这个情境的符号引进，从消极的一面看，可能会打乱此情境内的稳定；但是，从积极的一面看，也可能促进该情境中男性气概的实践。
当对男性气概实践要求相冲突的不同符号碰撞到一起时，可能会影响到正在进行的男性气概实践，我们称之为“男性气概实践的断裂”。
信息提供者格外警惕不让性产业之外的人知道他们的职业，就是因为老家地区符号、家庭情境符号、同龄伙伴情境符号等等可能同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构成冲突。
当同龄伙伴情境符号与性产业从业情境碰撞时，也可能会出现男性气概实践的断裂。
我们不能够在非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中理解性产业从业情境中的男性气概实践。
信息提供者进入性产业前普遍存在以偶发性性行为情境中的“猎艳”符号来对男性性工作者同女客人的关系进行理解，他们很快会发现这是不同的符号，需要重新学习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
再比如，男性性工作者并不需要在性交易中获得性的满足，他们对客人美丑的判断力也逐渐丧失，因为追求性满足与性伙伴的美丽属于恋爱情境或偶发性性行为情境符号建构的。
本研究还呈现了在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下，男性性工作者可以通过发挥能动性实践男性气概的多种可能。
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是“顾客是上帝”，但信息提供者在服从女客人的要求时并非简单的顺从，而具有一定的能动性。
比如，在满足女客人为其口交的要求上，有的信息提供者巧妙地应对，有的坚决地拒绝，还有人则表示因为有助于“完成任务”而喜欢为女客人口交，或在同客人有感情之后喜欢为其口交。
这些差异性显示了男性气概的实践是一个能动的、寻找主体位置的过程。
大多数时候，男性性工作者想拒绝女客人要求的时候会采取巧妙而非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对于一些极为罕见的特殊要求，男性性工作者也会采取十分坚决的态度拒绝。
这种拒绝通常靠第三方符号的介入来实现，比如通过“政府权力”的符号来解决问题。
新符号引入的成功，还取决于双方的妥协。
因此这一过程是妥协与协商的过程，在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互动中的实现。
２，提出男性气概实践的十字轴，进行动态的研究
本研究提出男性气概实践是一种在情境中变动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这使得对男性气概的研究从对静态类型的研究，转到了对动态趋势的研究，这是本研究具有理论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创新点。
笔者认为，康奈尔将男性气概分为四种类型仍然有将男性气概模式化的风险，进而提出男性气概实践的十字轴，并描述出在这个十字轴上男性气概的六种趋势，来取代四分法。
男性气概是实践的过程，它表现为不同的趋势，而不是类型，六种趋势分别是：
支配趋势、从属趋势、关系均衡趋势、刚性趋势、柔性趋势、刚柔相济趋势。
这六种趋势分布在一个男性气概的十字轴上。
在这个十字轴中，纵轴是关系轴。
各种关系（康奈尔将其分为权力、经济、情感三重关系）建构着位于两端的男性气概的支配趋势与从属趋势，其中间点为关系均衡。
横轴是个性轴，即个人在男性气概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事风格与外表气质，个性决定着位于两端的刚性趋势与柔性趋势，位于中间点的是刚柔相济。
我们看到，六种趋势不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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