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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
中国历代统治者讲究以“礼”治国,其重要理念之一,便是使民无争,民无争则无讼,这既是“礼”得表现,也是天下太平得标志.孔子曾经自我标榜讲：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1]“无讼”也就成为儒家治国行政得最高境地.《唐律疏义》之为后世奉为立法圭臬,也是因为律文简要、“一准乎礼以为出入”[2].但社会得进展却并不按照统治者所定下得规则行进,社会矛盾、经济纠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不管统治者愿不情愿,听讼实际上差不多成了地点官员得要紧事务.[3]正如明代学者丘浚所讲：
“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茍非聴讼者中而聴不偏,正而断合理,则以是为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则相争,次则相鬬,终则至于相杀,而祸乱之作,由此始也.是以为治者,必择牧民之官、典狱之吏,非独以清刑狱之具,亦因此遏争鬬之源而防祸乱之生也.”[4]明清时期,不仅诉讼已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之事,一些社会关系复杂、商品经济发达得地区,“讼风”更成了令人注目得社会现象,江西、湖广即今日之湘鄂赣地区尤为典型.
一、江西得“讼风”
江西“讼风”始于唐末而盛于宋明,并在明清时期随着江西人口得大规模流淌而向湖广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等地扩散.[5]
《隋书·地理志》讲：
“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俗少争讼,而尚歌舞.”[6]《宋史·地理志》则讲：
“永嘉东迁,（江南东西路）衣冠多所萃止.WwwM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争,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之然耳.”[7]是在唐初往常江西尚无诉讼得风气,历唐至宋,则风气大变.
《隋书》和《宋史》得修撰者言及江西习俗,不管是隋时得“俗少争讼”,依然宋时得“尤好争讼”,都将其和“吴中”、“江东”即今日江苏省得南部、昔日人们所讲得“江南”地区联系在一起.然而,比起吴中、江东,江西得“好讼”引起了社会得更多关注.
晚唐民谚讲筠、袁、赣、吉四州民风：
筠袁赣吉,脑后插笔.[8]
北宋沉括在他得名著《梦溪笔谈》中,直指江西人“好讼”：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9]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也讲：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10]
江西人得“好讼”,也引起宋廷得关注.《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言臣僚札子：
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乞付有司禁止.国子监看详,检准绍兴敕：
诸聚拢生徒教辞讼文书,杖一百,许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后邻州编管.从学者各杖八十.今《四言杂字》皆教授词讼之书,有犯合依上条断罪.[11]
可见,在两宋时期,江西人“好讼”得风气遍及城乡,其妨碍则远远超出江西自身得范围；同时,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民众自发得时期,形成了专门得职业,为了习惯这一职业得需求,“讼学”悄然产生.
宋元易代,但江西得讼风却在连续.
明太祖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摧枯拉朽得力量和新政权得高效机制,以重典治天下,盼望将所有得社会活动纳入政府操纵得范围之内,“讼风”自然不同意接着存在.为此,明太祖一再命户部向既为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得江西及浙江、苏松等地公布“榜文”,要求这个地方得民众息争止讼、应役输粮：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12]
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设若法司得人,审理明白,随即发落,往往亦要盘缠.如法司囚人数多,一时发落不及,或审理不明,淹禁月久,死者亦广.其干连之人,无罪而死者很多.详其因此,皆由平日不能互相劝诫,不忍小仇,动辄经由官府,以致身亡家破.如此者连年不已,曾无警省.今后老人,须要将本里人民恳切告诫,凡有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项细微事务,互相含忍.设若被人凌辱太甚,情理难容,亦须赴老人处告诉,理事轻重,剖断责罚,亦得伸其抑郁,免致官府系累.若顽民不遵榜谕,不听老人告诫,辄赴官府告状,或径赴京越诉,许老人擒拏咨询罪.[13]
在公布告民榜谕得同时,对热衷参与讼事得“刁民”进行严厉打击.兹列《大诰》所举洪武十八、九年间明太祖亲自过咨询得几个案例.
江西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四十五人,称其为害民之胥吏、皂隶、豪民.经通政司提审,令原、被告面质,但原告郭和卿竟“默然无对”,坦言所有被告人得姓名、劣迹,基本上一个名叫周继奴得人所提供,自己只是代人投诉.[14]又浙江处州松阳县民杨均育,与同乡叶惟宗不和,便以惟宗得名义,告其兄叶允名为积年老吏、弟叶允槐为逃军.待官府勾提原告,叶惟宗愕然不知.[15]又有福建沙县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不务生理,专在城乡搬弄是非、起诉词状.经官擒获严惩,仍然不改旧习.[16]
[1]（魏）何晏撰（梁）皇侃疏：
《论语集解义疏》卷六.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书二·唐律疏义》.
[3]参见瞿同祖《清代地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丘浚：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六《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
[5]关于明清时期江西得“讼风”,拙稿《明代吉安得诉讼》（载《南昌职业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和《明清江右商与商事诉讼》（载《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赣文化研究专辑》）曾经作过初步考察,许怀林教授则在《民俗“好讼”》（同上）一文重点讨论了宋代江西得讼风.但两湖地区明清时期得诉讼则未见论列.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成果《明清湘鄂赣地区得人口流淌与城乡商品经济》,在该书中,我论及了明清湘鄂赣地区得“讼风”,并将其与当时得人口流淌联系起来,但未暇作深入得讨论.
[6]《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7]《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江南东西路》.
[8]《御定全唐诗》卷八七七《江右四郡谚》.按,（元）于钦《齐乘》将这一民谚移于山东：
“登莱沂密,脑后插笔.”（卷五《风土》）可见流行之广、妨碍之大.
[9]沉括：
《梦溪笔谈》二十五·十四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讲：
“尝见人戏呼一哗讦者为‘邓思贤’.初不可晓,后读《笔谈》,始得其讲云：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卷十五《邓思贤》）可见“邓思贤”之讲流行甚广.
[10]周密：
《癸辛杂识》续集卷上.
[11]徐松：
《宋会要辑稿》刑法三之二六.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
“绍兴十有三年七月丁未,度支员外郎林大声言：
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言,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乞禁示刑部,请不以赦,前后编管邻州,从之.”是所谓“臣僚札子”,乃度支员外郎林大声所上.
[12]《明太祖实录》卷一五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
[13]张卤：
《皇明制书》卷九《教民榜文》.
[14]《大诰三编·代人告状第三十一》.
[15]《大诰三编·诡名告状第三十二》.
[16]《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
这类情况,本来各地都在发生,按《大明律》论处,只是徒、流,但在“治乱世用重典”思想得指导之下,均被“押回原籍,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诛之,妇女迁于化外”.[1]同时,又令各布政司和府、州、县所在官司,以及“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如有在役之吏、在闲之吏,以及都市乡村老奸巨滑得“顽民”,“起灭词讼、教唆陷人”,即行绑缚赴京治罪.[2]不仅如此,明太祖对江西得“刁民”和“讼风”,比浙江、苏松大概有更多得成见和警惕,故在处理了郭和卿诬告之事后,专门指出：
“天下十三布政司良民极广,其刁顽者虽有,惟江西有等顽民,奸顽到至极之处,变作痴愚.”[3]
在明初得高压政策得严厉打击之下,江西有组织得“讼学”及“讼风”曾一度沉寂,但随着严酷冷峻得洪武、永乐时期得消逝,专门是商品经济得复苏和进展,“讼风”重又死灰复燃,并有越演越烈之势.
成化十八年二月,镇守江西太监在奏疏中对当时江西得“讼风”作了全面得描述：
江西地点,虽曰文献之邦,然民俗刁顽,素称健讼.有等刁泼之徒,不务生理,专以捏词告人,图利胖己.有因争斗小忿,就将远年病死人命,捏作打死；有被强盗窃去家财,就告平昔有仇之人强劫；有因争竞一事理,作不干己数事,牵告百十余人.所司审出虚诈,不予准理,私忿不遂,辄便赴京,捏词奏告.及行提咨询,百无一实.中间又有一等豪恶之徒,因事打死人命,或占人田土、奸人妻女、抢人家财、骗人财物.被人告,自知罪恶深重,不肯出官对理.……妄捏谋逆重情,赴京伸诉,声动朝廷,烦渎圣听.[4]
闻名学者、弘治初年官至大学士得丘浚在其《大学衍义补》中也讲：
臣按近制,有诬告人十人以上者,发口外为民.盖欲以止嚣讼之风也.然此法行而天下之顽民皆知所警,独江右之民略不以为患,乃有如布（按：
指宋曾布）所言者.盖其地狭民贫,游食四方,乃其素业.乞下法官集议,不为法以处之.今日健讼之风,江右为甚,此风不息,良善不安,异日将有意外之变.[5]
江西得“讼风”,又以有“文章节义之邦”美誉得吉安为最盛.
成化四年七月,新任吉安知府许聪刚刚受命,就忐忑不安地向朝廷诉讲他所听到得传闻：
吉安地点虽广而耕作之田甚少,生齿虽繁而财谷之利未殷,文人贤士固多而强宗豪右亦很多.或相互争斗,或彼此侵渔,嚣讼大兴,刁风益肆.近则报词状于司府,日有八九百；远则致勘合于省台,发有三四千.往往连逮人众,少不下数十,多或至百千.其间负固不服者,经年行提不出；恃顽变诈者,累发咨询理不结.[6]
不仅是许聪,当时得各级官员也都对吉安得“讼风”给予紧密关注.成化十五年三月,巡视江西南京刑部右侍郎金绅上疏,反复陈述“吉安地广讼繁”,明廷为此升南京大理寺署寺正黄韶为江西按察司佥事,“专分巡吉安府地点”.[7]二十三年七月,吉安知府张锐上疏：
“江西多大伙儿,往往招纳四方流移之人,结党为非.如吉安一府,健讼尤甚,囚犯监禁,常累至千人.缘官少不能决断,多致瘐死.今宜增设推官一员,专理词讼,不得以他事差遣.”刑部支持了张锐得请求,增设吉安府推官一员,专司理刑.[8]弘治十七年,巡抚江西都御史张本上疏,极言江西“吉安、瑞州等府刁民妄起词讼”,刑部为此下令：
“禁军民奏诉泛及七、八人以上,……仍治其人.”[9]
江西得“讼风”,又随着江西人口得外迁和江西商人得活动而向外省传播,成为朝野高度关注得妨碍全局得社会咨询题.
宣德十年五月,河南南阳县知县李桓疏称：
该县有江西流民,“多越讼告讦”[10].正统十四年十月,河南布政使年富上疏,讲江西在河南得“逃户”,“诱人刁泼”,请示朝廷批准,将在河南得江西人尽皆驱逐出境.[11]天顺二年九月,刑部所上题本讲,该衙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诉得案子,其中最多得是江西商人在湖广一带有关债务得纠纷.[12]成化时,刑部题本再一次指责江西等处流民“进入湖广等处禁山寄籍并捏词”[13].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题本又讲,“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请命江西有司严给文引、西南各省严加盘查.[14]万历时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专门是江西抚州商人得案子,但其中多有欺诈.一怒之下,王士性表示,凡江西抚州人得案子,概不受理.[15]
好讼之风、告讦之习,也妨碍着朝野上下关于江西民风士习得看法.洪武时定制,苏州、松江二府及浙江、江西二省之人不得在户部任职,舆论即认为,这是因为苏松、浙江为财赋之地,而“江西士风谲诡”[16].由于江西商人在河南经商放债、累起词讼,河南邓州籍得新科进士李贤难道拒见江西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17],同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将河南民众得贫困归之于江西商人得盘剥.[18]由于江西籍在京官员卷入派系斗争,明武宗便将其缘故归之为“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19].依然由于江西人得好争喜讼,遂落了“浮躁”、“蹊跷”得名声,《金瓶梅》得作者专门将其拎出,进行数落.[20]
[1]《大诰续编·断指诽谤第七十九》.
[2]《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
[3]《大诰三编·代人告状第三十一》.
[4]《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五十.
[5]丘浚：
《大学衍义补》卷一0五《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明流赎之意》.
[6]《明宪宗实录》卷五六,成化四年七月.
[7]《明宪宗实录》一八八,成化十五年三月辛巳.
[8]《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八,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壬戌.入清,推官革除,由同知理刑,江西各府同知及通判得养廉银每年六百两,独吉安一府为九百两（据《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国用考四·俸饷》）.
[9]《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一,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与吉安同处赣江中游且经济发达得临江、瑞州等府,也是“讼风”盛行.成化时由扬州知府改任临江得周源,到任伊始,就感受到此处比扬州更难治理,并将这一感受告诉友人：
“临江民好讼,株连蔓引,动千百人,比扬尤号难治.”（吴俨《吴文肃摘稿》巻四《明故广西左政致仕周公合塟墓志铭》）而宋元以来盛行、在明初受到打击得“讼学”,也在这一带出现.张景《疑狱录》明言：
“今古筠等府,书肆有刋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疑狱集》卷九《虔效邓贤》）诸晦香《明斋小识》也讲：
“凡村垫蒙师,多取呈状课童子.”（《明斋小识》卷一《打轿夫》）
[10]《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丙申.
[1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亥.
[12]《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九.
[13]《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
[14]《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九.
[15]王士性：
《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云南》
[16]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遗补卷三《历法·算学》.
[17]《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8]李贤：
《古穰集》卷九《讲·吾乡讲》：
“吾乡地广土胖,民亦尽力其中,而卒无千石之富者何也?
岂上之人侵渔,或下之俗侈靡邪?
已而觇之,盖非二者之弊,乃贾人敛之耳.吾乡之民朴钝少虑,善农而不善贾.惟不善贾,而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岂徒善贾,谲而且智,因此吾人为其劳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则晓于众曰：
“吾有新麦之钞票,用者于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则白于市曰：
“吾有新榖之钞票,乏者于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种者,贾人莫不预时而散息钞票,其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畧不计焉,一有婚丧庆会之用,辄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未及入囷,贾人已如数而敛之.由是终岁勤动,其所获者尽为贾人所有矣.专此之利,宁有既乎.吾乡之民,坐是卒无千石之富,尚不觉悟,若恃贾人以生者,宁与之利而甘心焉.呜呼,朴钝少虑,一至于此.惟长人者能禁其弊,不数岁而吾民富矣.”
[19]《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20]《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及巡按宋御史,费去千两金银,但宋御史只坐片刻即回.如此叙述,本来正常,不料中间却插出一段话来：
“那宋御史又系江西南昌人,为人浮躁,只坐了没多大回,听了一折戏文,就起来.”西门庆送了一大堆礼物,回头对蔡御史讲：
“我观宋公,为人有些跷蹊.”这也本属正常,却又让蔡御史讲出一番话来：
“他虽故是江西人,倒也没甚跷蹊处.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作者对江西人得成见溢于言表.二、江西人口得迁入与湖广“讼风”得盛行
明亡清兴,改朝换代,江西“好讼”之风仍在连续,湖广则有后来居上、超越江西之势.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为黄州知府,就任伊始,便极言“楚黄健讼,从来久矣,而安邑刁风,于今为烈”；此处奸棍,“专以起灭词讼为长技、鱼肉良善为儿戏、破人家产为得志、诬蔑绅衿为威风”.[1]康熙三十九年,湖广总督郭琇条奏湖广得八项“陋弊”,第四项即为“讼棍包揽词讼”.[2]
到干隆时期,有关湖广“讼风”得记载已是连篇累牍.干隆四年十一月,署湖南按察使彭家屏奏：
“湖南民风健讼,或因细故忿争,服毒自缢；或因伙夺坟山,抢亲厮闹.”[3]次年十月,湖北巡抚张渠奏：
“楚省民风刁悍,加以吏治废弛,急宜大加整顿.”[4]干隆二十五年正月,湖广总督苏昌奏：
“两湖民情刁健,地点官不实时审断,遂致讼牍日繁.”[5]干隆五十五、六年之交,湖广总督毕沅与干隆帝有关湖广“讼风”得公文往来以及干隆帝给军机大臣得谕旨,更能够看出湖广专门是湖北“讼风”之盛：
干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湖广总督毕沅奏：
楚北民气浇漓,讼风最甚,一经控准,即窜迹远扬,以遂其迁延拖累之计,致民间有“图准不图审”之谚.批：
实在可恶.又奏：
现饬令各州县每届放告之期,控案稍涉紧要,马上原告押送藩臬,立时审办.倘有原告躲避,行提已逾两月者,马上被告人讯明销案.批：
似此恶人,莫若竟以不审结案,则恶徒或敛迹矣.[6]
干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丁未,谕军机大臣等：
……楚省民情刁悍,素以健讼为能.……嗣后该督等务,须经所属,遇有控案,马上管押原告,迅速审断.倘敢潜行躲避,情虚已可概见.莫若照原告两月不到、立案不行之例,竟可毋庸审办,详明销案.其任听原告逃匿之地点官,即行从严参处.仍俟缉获原告到案,重治其罪,庶使此等刁恶讼棍,知所警惧,或可稍为敛迹也.[7]
干隆五十六年正月己丑,谕：
一直各省民人赴京呈控案件,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不敢壅于上闻,即行据呈转奏.朕勤求民隐,惟恐乡曲小民,含冤莫诉,每遇来京具控之案,无不特派大臣前往审办.其中屈抑者固有,而近日不安本分之徒,见来京者控无不准、准无不办,赴诉求理者,遂觉接踵而来.及钦差大臣提集案犯,认真研鞫,所控情节,多属子虚,只是挟嫌逞忿、妄砌诬捏之词,冀遂其拖累之计.即被控之人,讯明省释,而辗转审解、拘禁囹圄,胥役等又复借事生风,从中吓诈,事虽得白,而身家已破.情形殊堪怜悯.……此等刁健讼棍,各省多有,而湖北、湖南为尤甚.[8]
上述记载显示,清代湖广“讼风”之兴有一个渐进过程.康熙前期,“讼风”开始引起统治者得关注,但所涉地区有限；干隆前期,“讼牍日繁”,“健讼”在湖广成为普遍现象；干隆后期,湖广专门是湖北则被视为“讼风最甚”、“素以健讼为能”,而各省“刁健讼棍”更以“湖北、湖南为尤甚”.可见,“讼风”不仅已在湖广蔓延,而且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其严峻性更超过江西.但湖广得“讼风”,恰恰与江西有关,或者讲,是江西“讼风”向湖广得蔓延和扩散.只是江西“讼风”之向湖广蔓延或扩散早在宋代差不多开始,而并非始自清代康、干时期.
《宋史·地理志》对宋代荆湖南北路即明清时期湖广得地位和社会习俗进行了分区叙述：
江陵国南巨镇,当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澧、鼎、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守；潭州为湘岭要剧,鄂、岳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9]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在湖南得某些地区,宋代已开始“好讼”；而致其“好讼者”日多得缘故,则是江西吉安、袁州人口迁入.历元至明,湖广各地得习俗都在陆续发生变化,在这些变化中,“讼风”得发生和盛行最为令人瞩目.
首先见于记载得仍是黄州.皇甫汸《明慎堂记》讲：
“楚俗谲诡而好讼,动抵谰词相报怨,其所株染以百数,经岁莫可竟案,麻城为最,蕲黄次之,广济而下又次之.”[10]虽讲是“楚俗”,事实上是“黄俗”.
各地习俗得变化也先后见于记载.
嘉靖《衡州府志》记,成化、弘治往常,当地风俗简朴；正德、嘉靖间,“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浸长”,“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环坐聚谈,多及讼事”[11].
嘉靖《常德府志》记：
“吾郡人多淳朴、少宦情,厥惟旧矣.风气日开,则向文绩学、擢巍科、跻朊仕者,项背相望,而应贡、纳例、胥吏之流,亦皆争相效用.……第以郡当孔道,人聚五方,气习日移,尚侈靡者僭礼逾分之不顾,习矫虔者竞利健讼之弗已.所谓淳朴之风或几于熄矣.”[12]
万历《宝庆府志》记：
成化、弘治间,本府风俗,“士耽经术,重清议；小民职勤治生,多不事商贾.”正德、嘉靖以后,“户口日增,民渐殷庶,彼鼠此雀,未免讼狱繁兴云.”[13]
张居正《荆州府题名记》讲荆州：
余闻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间,其吏治民俗、流风蔑如也.……荆州为楚中巨郡,户口蕃殖,狱讼希简,民各安其乡里.……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一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诡,俗坏于偷靡.……嗟乎,明兴才百九十年,而变已如是.[14]
《古今图书集成》记明代郴州：
（旧时）食无纷华,敦朴崇素.近因四方射利者沓至杂处,转相唆诱,邑始多事,浸失其初.明官制于兴宁号曰简淳,迄今民心烦缛,扰扰多事,则简者安在；民心险诈,机变百出,则淳者安在.顷年屡事刁讼,假公注私,令人莫可穷诘.一邑骚扰,上下摇动,弱肉强食,害无底止矣.奸民倡党,匿名飞诬,扛帮舞断,取债索偿.[15]
万历《兴宁县志》记该县习俗：
（旧时）器用服食无纷华,语言无所调掉,敦朴崇素,十室八九.近岁四方射利者,习闻本土易畜,舁父母,携妻子,群然沓至,杂处不逊,转相唆诱,实繁有徒.日渐月化,民之无守者翕然效慕.迩来机诈相习,误信地棍挑唆成讼,甚至服毒图赖,猾变百出,邑始多事,浸失其初.[16]
嘉庆《宁远县志》引万历志记该县有明一代风俗得变化：
明之初年,士多耕读,不求仕进；景泰天顺间,风犹古朴,虽仕进为公卿者,居家不耻为耒耜之事,出入乘款,仅一仆自随,凡遇旧知于委巷,必下马握手,相与敷寒温.……今者风斯靡矣,无先辈之显达,习晚近之恣讼,多捕风影,理必求胜.屠儿贩竖,奢侈是尚,布帛菽粟之风阙然不讲,而越礼犯分莫可言也.[17]
万历时湖广籍闻名学者李维桢对安陆县社会风尚得变化作了时期性划分,事实上也是整个湖广地区得缩影：
成化、弘治往常,县之俗椎鲁少机械,有小忿辄能遣恕,不相质论.其读书为士者,虽被儒服彬彬,齿于缙绅学士之列矣,亦长厚.食不重味,衣无绮纨之饰,宴会招来宾,幅纸单报,转相传视.至则罗短案,妻子出拜,剌剌笑语,不以为嫌.长老有事,后生小子为之执役,若子弟童奴,其忠厚少文如此.自后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强弱之势一分,侵蚀之计从入.甚或巧文舞断,愚氓敛手.故仅当道言俗美下移者,盖在壬午、癸未（1522－1523即嘉靖元、二年）之间；县之风俗实一变矣.自后密迩郡邑,车马繁会,五方奇巧之选,杂然并集.盖在丙午、丁未（1546－1547即嘉靖二十五、六年）之间,县之风俗又一变矣.[18]
上述记载都强调了一个差不多事实：
成化、弘治往常,湖广各地得风俗大抵是“敦朴崇素”、“狱讼希简”,但至正德,专门是嘉靖中期以后,则陆续变得“越礼犯分”、“讼狱繁兴”.而且,这些记载又都专门强调,造成风俗变化得全然缘故,确实是外地人口专门是外地工商人口得迁入,并由此导致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得变化.而当时迁入湖广得外地人口专门是工商人口,又以江西人口为主,故有“江西填湖广”之讲.
[1]于成龙：
《于清端政书》卷二《黄州书·请禁健讼条议》.
[2]《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九,康熙三十九年五月.
[3]《清高宗实录》卷一0五,干隆四年十一月.
[4]《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干隆五年十月.
[5]《清高宗实录》卷六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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