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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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李零：
七十年代：
我心中的碎片
七十年代：
我心中的碎片
－－作者：
李零
什么叫“七十年代”？
生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故事。
人的一生就像一片树叶，同一棵树上的叶子，每片都很相像，秋天落了，明年会长出来。
在年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用骄傲，谁也不用惭愧。
古人说“百年期颐”。
其实人，没几个能活到一百岁。
现在有种说法，谁都知道，人活十年算一张，一辈子顶多十张，花一张少一张。
过去，十块是大票子，现在不行，一百块一张，花得嗖嗖的。
我的感觉，八十年代后，时间提速，生命贬值，跟钞票一样。
现在的十年，顶多也就是过去的一年，或者连一年都不如。
我现在是整六张的人了，跟早先的人比，也就四十一二岁吧，我这么估量。
近百年，多少英雄，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死在半道上了，就像不曾着床的精子。
他们，二三十岁就干大事，轰轰烈烈。
不死也活不长，四五十岁就走，来去匆匆。
活，活得短促；死，死得干脆。
哪像现在。
现在活得长，其实是借药力或其他什么把时间抻长了。
最后多出几张又怎么样？
出入医院，辗转病榻，想起来就犯怵。
所谓七十年代，照理说，是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年；八十年代，是一九八一到一九九○年。
但我的感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七年才是一段，叫七十年代；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九年是另一段，叫八十年代。
二次大战前，奥威尔写过《上来透口气》。
故事的主人公（“胖子保灵”）是夹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已经发生，一次即将发生。
有个黑乎乎的轰炸机，跟噩梦一样，老是在心头盘旋。
小时候钓鱼的池塘，明明记着挺美好，瞒着老婆，驱车前往，就是为了看一眼。
等他到了，什么都看见了，却大失所望。
这种怀旧感，我也有。
有人说，人一怀旧，写回忆录，就说明他老了，是这样吗？
人会发胖变老像枯叶一样从生命之树上掉下来，并不可怕，早晚如此。
可怕的是，他忘了自己也曾经年轻，还以为自己永不衰老，富余的时间多着呢，跟周围的小孩一样。
面对生命的大钟，死亡倒计时，滴滴答答，你会有紧迫感。
“惜春阴，怕花开早”。
珍惜生命，才会怀旧。
怀旧有什么不好？
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
我最最怀念，当然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的七十年代，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
下一个七十年代，我早就不在了。
冷战下的蛋
我们这一代，所有日子，好日子，坏日子，全都是在冷战下度过。
现在，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
崔健不是有首歌吗，《红旗下的蛋》。
什么叫“红旗下的蛋”？
就是冷战下的蛋。
冷战才是大环境。
冷战的意思是什么？
是中国被人围困，掐着脖子，饿着肚子，滋味儿不好受。
中国被围，领导有感觉，老百姓没有，有也很麻木。
我们天天反帝，但不知帝国主义什么样，好坏没有对比。
苏修，离得近一点，但直接感受，同样没多少。
小时候，我见过苏联专家，是个女的，挺漂亮。
我姐姐有苏联朋友，送过很多礼物，叫奥莉亚。
后来，两边越搞越僵。
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
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
往事朝回想，有点纳闷儿，怎么找也找不着被围的滋味儿。
这就像雨天不出门，从窗户往外看，外面越是狂风暴雨，里面越安静。
更何况，当时有政治宣传：
外面有解放军叔叔把门，里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务，心里特踏实，“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这是解放后的环境和气氛。
无知者无畏。
围城中的中国老百姓，对外面知之甚少。
因为知道太少，所以对外面没感觉。
我们感觉最深，全是红旗下的事，“风景这边独好”。
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了？
一般说，是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前提是什么？
是中苏交恶，跟美国建交。
大家都说，这以前，我们一直是自我封闭，根本不对。
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被人包围。
现在，大家笑朝鲜，真是好了疮疤忘了伤。
从包围到解围，这个大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大家有点忘了。
小孩不知道倒也罢了，大人也一般傻。
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外面毫无了解，这不完全对。
七十年代，我们对外面还是有一点了解，不是所有人都有，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
当时的大事，几乎所有，我们这边都有反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
波匈事件，不仅有图片，还有电影。
越战，天天都有报道。
“一九六八年风暴”，大家也知道。
还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革”前就译出；异化讨论，也是“文革”前就介绍。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有大量的内部翻译，很多与外国同步，慢也顶多慢几拍，覆盖面极广。
最近有人讲这事（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远没说全说透。
不是别的而是书，给我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户。
我读野书，感受世界冲突，主要在这一段。
含苞欲放的花
我是鼠辈，一九四八年生。
两个戊子转一圈，刚好又转回来了。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对我来说，正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青春最美好最灿烂，就是这一段。
现在，因为改革开放，很多知识分子都怀念八十年代。
比我小一轮的人，他们的感觉更突出。
他们的启蒙是在八十年代。
门一开，风就扑面吹来。
光是一邓丽君，就迷倒无数年轻人。
我们这茬儿人，感觉不一样。
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对我们来说，七十年代是含苞欲放的花，天还冷，但已经有了花骨朵。
我们的思想解放是受惠于这个时代。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另一老鼠，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
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
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
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
八十年代
，特点是幼稚。
表面非常开放，其实是翻烙饼，启蒙压倒一切。
大家都是启蒙派，前后（解放前和解放后，“文革”前和“文革”后）没有对比，左右（左翼右翼）没有对比，舆论一边倒。
九十年代到现在，才重新分化。
很多人说起我们这一代，光是失学失业、受苦受难，特别是含冤抱恨奔美国，专给美国人讲故事的，你要听他们讲，个个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过一点苦，就没完没了倒苦水。
相反，倒是非常怀念那段受苦的年月。
怀念的不是苦，而是乐，苦中作乐的乐。
历史上，兵荒马乱，照样有生活，不能说白活。
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最最值得怀念的生活。
受苦的人多了，别把自个儿说得那么惨。
废物点心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是“文化大革命”。
对我来说，“文革”很短。
中学生在历史舞台上真正风光，破四旧，大串联，满打满算，只有五个月。
点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划，着了，点完就扔。
我是坏孩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坏孩子。
我不喜欢我们那阵儿的学校，觉得当时的教育制度太坏（现在更坏），特别希望“改”。
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
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
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
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
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
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
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
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小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一九六五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一九六五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
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
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
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
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
他们不改，我改。
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
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到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是另一段。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
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
“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
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
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
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
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
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
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
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
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
“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
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
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
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
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
学校，我不留恋。
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
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
我都不羡慕。
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
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
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一九六七年，还有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
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
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
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
我是谁？
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
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
全是白掐。
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
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好像挺高兴。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
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
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
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
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
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
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
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
有人说我别有用心，他才是（他在热恋）。
想去的人太多。
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
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
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
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
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光明大队，第六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
木生更是远在最北头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
我们在饲养院的热炕上聊了个通宵。
聊什么？
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
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
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
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
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
“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
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
木生，你还记得吗？
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
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
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
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
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
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
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
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
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
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
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
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
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
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
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
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
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
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
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
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一走，他就写了文章，把这些想法全都捅出去了。
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
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
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
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
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
木生也同意。
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
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
他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
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
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
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
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
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
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
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
我想制止木生，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一个劲儿埋怨木生，几乎跟他掰了。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
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
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
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
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
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
我还不知道。
我俩发小，太熟悉。
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
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
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对吃特专注，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
鸡还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
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对它们不客气，随手抄起一只鞋，有个倒霉鬼扑棱两下，当场毙命。
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
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
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
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
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
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
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
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
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
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
果然，牛蹬蹬往前窜。
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
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
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
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
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
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
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
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
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
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
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
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
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
我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
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
后来，越来越贫乏。
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
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
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
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
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
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
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
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
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
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
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
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
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
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
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
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
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
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
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
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
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
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
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
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
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
大家都没电话。
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
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
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
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
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
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
这话没错。
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
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
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
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
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
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个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
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
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
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
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
家里没大人，特自由。
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
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
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满口编瞎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
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
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甭提了），死去活来，撕心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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