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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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
本文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2007年4月，第5-13页
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
吴松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提要］本文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和今人的调查资料，详细考证浙江温州的瓯江、飞云江、敖江等三条河流的河口平原的成陆过程，并对当地古海塘的兴修及其演变为后世的塘河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温州河口平原成陆的特点，提出塘河从海塘演变而来的观点，并认为整个东南沿海丘陵沿海类似塘河这样的河流均可能由海塘演变而来。
［关键词］温州沿海平原成陆过程海塘塘河
［作者简介］吴松弟（1954—，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和经济史。
电子信箱：
sdwu1954@）
EpeirogenicProcessofCoastalPlainandtheFormationofMainSeawall,CanalinWenZhouDistrict。
[summary]TheresearchofthispaperisontheepeirogenicProcessoftheoutfallplainsofOuRiver,FeiyunRiverandAoRiver,andtheoriginsoflocalancientseawallsandhowsomeseawallsdevelopedintolatercanalsonabundancehistoricaldocumentsandcontemporaryinvestigates.Accordingtothisresearch,itsumsupthefeatureoftheepeirogenicprocessoftheoutfallplainsinWenzhoudistrict.ItalsogivesanewviewpointthatthesomecanalsmayevolvefromtheriversinthenearstwestsideoftheseawallsnotonlyinWenzhoudistrictbutalsointhecoastalplansofSoutheasthillareaofChina.
[keywords]WenZhouCoastalplain,EpeirogenicProcess,Seawall,Canal
浙江温州地区沿海平原是我国东南沿海小平原之一，由瓯江、飞云江、敖江等三条河流和海水携带的泥沙堆积而成。
南、北雁荡山成东北—西南走向绵亘于平原的西侧，并往海滨伸出大罗山、半天山等支脉，把平原分割成瓯江、飞云江、敖江等三个河口平原。
但是，远古时代的温州并没有沿海平原。
根据古地理学的研究，由于遭遇第四纪大海侵，在5000年以前这三条河流的河口都类似今天的杭州湾，属于溺谷形海湾，海水一直到达今天的青田县城、平阳县城和平阳水头镇一带，大罗山成为海中孤岛，今天的平原地区一片汪洋，波浪直拍山前。
受此影响，温州境内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一般都分布在离海较远、高程达五六十米的山坪上，而且距离今天最早的只有3000多年。
此后，随着海平面的下降和沿海泥沙的堆积，在人类的积极参与下，逐渐形成今天的沿海平原。
利用各种历史文献与近年编撰的地方志、地名志，追踪平原村庄的建立过程，探讨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与古代海塘修建及其对后世的塘河形成的作用，无疑是研究这一区域的经济开发和环境演变的重要内容，对今天温州的两个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瓯江河口平原的成陆过程
随着全球性海面的不断下降，岸线后退，约在三四千年前温州许多浅海区逐渐成陆。
乐清白象馒头山、温州杨府山、瓯海南白象、平阳钱仓镇北凤山、苍南鲸头等地都发现过南朝之前的文物与考古遗址，表明已有人类定居在这些地方。
瓯江南岸在南朝宋（420—479年）时在今吹台山以东的平原上，仍然残留着一片海潮进退的浅海水域。
南朝宋初的永嘉郡太守谢灵运，在他的《游赤石进帆海诗》中，有“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的诗句，石华和海月分别指生长在中低潮间带的石花菜和窗贝，可见帆海当时是浅海。
然而，南朝宋人郑缉之所撰的温州古方志《永嘉郡记》却载：
“帆游山，地尝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显然当时已经成陆。
按谢灵运于南朝宋初的公元423年前任永嘉郡太守，所记“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当为亲身所见，郑缉之也是南朝宋人，但确切年代不详，有理由估计郑缉之是南朝宋末人，而帆海成陆应在南朝宋中后期。
到了相当于唐朝中后期的公元8世纪前后，瓯江南岸的海岸线已经退到今龙湾的永中—刘宅以东，两地之间形成一道长6公里的老沙堤。
在稍离此线以西的郑宅已兴建天柱寺。
南朝宋时谢灵运登上今市区的华盖山时，赋有《郡东山望溟海诗》，可见当时海域离城不远。
而唐元和（806——820年）前后张又新赋《华盖山》诗，只说“见尽江城数百家”，不再像谢灵运那样提到“望溟海”。
可见瓯江以南的海岸线唐中后期已大致退到大罗山以东，大罗山东北面的平原已经形成。
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瓯江南岸的岸线已到达今龙湾区的永中镇、普门以东，此时两地均已建村。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南起一都长沙、北至沙村之间兴建长达4619丈的海塘沙城，并在海塘内侧建宁村所、沙村、长沙、七甲、九甲等寨堠，以防备倭寇的登陆，此条岸线比南宋乾道岸线整整外推了二三公里。
清朝雍正（1723—1735年）以后，滩涂的淤积进一步加速。
光绪年间（1875—1908年）新建的海塘总洚离明代沙城又有5公里之远，总洚内村落密集，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开发。
此后滩涂进一步淤涨，1922年在总洚外筑海塘，1958年在此海塘外又筑海塘。
今瓯江北岸的柳市平原远古为潟湖所在，有峡门山耸起在平原之上，表明今乐清市城区至柳市镇公路所经地带2000年前仍是一个海峡。
到了南朝时期，柳市平原接近山麓的地带已经形成，古潟湖演变为面积较大的湖泊白石湖。
湖北岸有白石岩，谢灵运《白石岩下径行田诗》记其所见，有“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句，“千顷”、“万里”均用来极言水面之广。
但到了中唐，张又新游白石岩赋《行田诗》，却只有“白石岩前湖水春，湖边旧境有清尘”，可见唐后期湖的范围已局限在白石岩前。
唐末五代原来湖泊所在的湖心、柳市等地都已建立寺院，表明湖的主体部分已经成陆并获得开发。
北宋后期建村的曹田、莲池头和新建立的长林盐场，南宋前期兴建海塘的黄华，都已靠近或位于今天的海岸线，表明瓯江北岸今天海岸线的大部分已经形成。
将上述村落和嘉靖《浙江通志》卷12所载的乐清湾和瓯江口的村落情况相对照，可以看出宋代到明代嘉靖年间海岸线几乎没有变化。
不过，有资料表明自清雍正年间开始局部海岸线有涨有坍。
雍正四年（1726年）乐清湾西岸长林盐场的滩涂开始淤涨，在此后的68年间涨了2754亩。
此后，淤涨停止，光绪年间盐场所在地团叶一带甚至还有坍塌。
民国以后开始较多淤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从乐清蒲岐以南，经百袋、沙头、岐头各陡门，直到瓯江口，均为滩涂，至今已堆积宽二、三公里的滩涂。
在今天的瓯江口，有多个因沙滩堆积而成的岛屿，最大的是面积25平方公里的灵昆岛。
灵昆岛原来是江中两个名叫单昆、双昆的孤山，单昆在东北，双昆在西南。
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二山面向海洋的东侧已淤积成二片滩涂，百姓在此垦田数千亩。
到了清光绪年间，两个沙洲已经连成一片，此后沙涂向东扩张，到1949年以前面积比以前又增加一倍，而且岛南侧还不断有沙洲涌出，以至影响了轮船的航行。
二、飞云江河口平原的成陆过程
飞云江北岸今瑞安岑岐山、蛎塘岭以东和瑞安、瓯海交界的帆游山一带，南朝宋时也属于帆海的范围，帆海成陆以后北岸的岸线退到大罗山西南以及岑岐山一线以东的山麓平原（上揭）。
到了唐末五代，位于今天温瑞塘河瑞安市域的凤士、韩田、周田、九里等村都已经建村，表明岸线已退到这一线以东。
南宋乾道年间，岸线推进到唐末五代岸线以东的前池、鲍田、场桥一带，这些地方都已建立村落，场桥还是双穗盐场场署的所在地。
当时，在鲍田、场桥之间的石岗陡门之外，仍有一个小海湾，乾道时在此重修陡门，人们沿着海岸线测量海湾的长度。
在前池以南，由于滩涂堆积的速度较慢，岸线仍在今天的温瑞塘河以东不远，这一带的塘堤当时还具有阻拦海潮的作用。
据嘉靖《瑞安县志》卷1、卷2的资料，到了明代，石岗陡门以外的小海湾已经成陆，石岗陡门废，改于其东3公里的龟山设陡门；但其他地区仍大致维持南宋的海岸线，沿海岸线修建的防御倭寇的寨堠分布在温瑞塘河以东不远的鲍田、汀田、上妈等地，而飞云江的入海口靠近今天的东山。
入清以来飞云江北岸平原的成陆速度大大加快，入海口东推，大批海域成陆并获开发。
康熙甲申年（1704年）东山东南4公里左右的肖宅已有人居住，光绪时离肖宅东南3公里左右的八十亩已建村。
肖宅以东、汀田以南，离温瑞塘河5-6公里的牛塘也已建村。
据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瑞安县图”测算，岸线大约在龟山陡门以南4公里，鲍田以南5公里，东山以南7.5公里。
此后平原仍以较快的速度淤涨，1978年的海塘已在清光绪海塘以外近1公里（梅头盐场方向），而此海塘以外又堆积了宽达五六公里的滩涂。
飞云江南岸平原平阳境内部分旧属万全乡，万历《温州府志》卷1载：
“万全乡，负县郭，古为海，后筑塘为田”，即通过大规模的修筑海塘才成陆。
三国东吴曾在平阳县城东南的仙坛山设立横屿船屯造船，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在横屿船屯的基础上设立今平阳县的前身始阳县。
平阳城南有岭门山，谢灵运《游岭门山诗》记游山所见，有“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息”句，可能今滨海平原的大部分南朝时尚未成陆。
到唐末五代时，今飞云江南岸的下桥、潭头都已建村，海岸线已大致推进到今天的平阳榆垟镇一带。
沙塘——横河埭位于飞云江以南的平阳县和瑞安县境，是飞云江南岸平原的重要海塘。
南宋以前，这一带沿海平原没有统一的海塘，村落各自筑埭，外拦海潮，内蓄河水溉田，各村因利益的争夺经常发生冲突。
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在地方官的主持下修筑沙塘陡门，又将各村落的埭连接成统一的海塘沙塘。
乾道二年（1166年）以后，沙塘与瑞安县内的横河埭连接，塘河水均自沙塘陡门排出，形成纵贯飞云江南岸沿海的海塘。
此时，沙塘东南的仙口仍是一个海港，南宋初曾有日本船只停泊于此。
到明代隆庆（1567—1572年），岸线北自瑞安榆木经沙塘陡门、仙口而南，此线在乾道岸线以外不远，可见宋至明后期平原的扩展极其有限。
入清以来，飞云江南岸平原的成陆速度加快。
光绪年间沙塘陡门“外涂十余里”，全靠不断排淤才能确保河流排水通畅。
据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平阳县图”，光绪年间岸线已在阁巷—沙塘陡门以东1.5公里。
1922年在沙塘陡门以东修建海塘，1978年修的现代海塘又在此海塘以外1.2公里，塘外并堆积了新的滩涂。
三、敖江河口平原的成陆过程
缺少有关隋唐以前敖江河口平原的资料。
北岸古代有一条海塘坡南塘，自平阳县城以南的夹屿桥分为两支南行，略成人字形，沿着山麓平原蜿蜒，分别于钱仓镇和敖江镇注入敖江。
北宋温州人周行已有《坡南塘》诗，显然海塘建于北宋以前。
唐代韩愈《路公神道碑》说贞元年间（785-805年）路应任温州刺史，“筑堤岳城、横阳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
“岳城”即今乐清县，横阳即今平阳县。
民国《平阳县志》引叶嘉伦《县志补证》，认为韩愈所说的“筑堤横阳界中”，就是修坡南塘。
考虑到唐代温州大部分的海岸线仍然离山麓平原不远，敖江江北的岸线也应如此，叶嘉伦的推测并非虚言，坡南塘极可能筑于唐贞元年间，而唐末五代的岸线应当离坡南塘不太远。
按照坡南塘的走向，唐代在坡南塘和今天的敖江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小海湾。
到了南宋乾道前后，今敖江镇以北的蓝田已经建村，端平年间（1234—1236年）敖江以东建江口陡门，表明敖江北岸已基本成陆，不复有小海湾。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今敖江镇以东至半天山山麓建成九都海塘，清康熙年间海塘外的郑家墩建村，显然平原较南宋乾道间已有所拓展。
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之后北岸的淤涨主要在半天山以东，今已堆积出宽达4、5公里的滩涂。
在敖江南岸，唐末五代今天苍南县的儒家庄、芦浦等地已经成陆并形成村落。
南岸的古海塘称东塘，北起邱家步，南到鲃艚镇的斜溪，长30余华里，东塘又与西面三峰至朱家站的敖江南岸江塘合称为外塘。
据南宋人记载，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温州再次发生大潮灾之后，地方官曾炎主持“修筑瑞安石岗及平阳三斗门，为东塘，以杀其冲，皆使可久，至今人赖其利”，此东塘应即在今苍南县境的古海塘东塘。
南宋末东塘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加高。
此后，由于敖江江南的海岸线长期稳定，历元明清东塘都发挥着捍卫敖江南岸平原的作用，屡坏屡修，被称为“温郡塘工之最巨者”。
对照乾隆二年（1737年）重修的东塘内侧的地名，除在敖江的河口略有外推以外，塘址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
平原南部的南监盐场一带甚至还有坍陷，元大德间沦于潮水，明初盐场的领导机构场署被迫由石路内徙到芦浦。
清朝雍正年间以后，敖江南岸沿海的滩涂迅速淤涨。
乾隆二十九年原南监场滩涂“远涨三十余里，计地六千余亩”。
据《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平阳县图”测算，光绪年间的大多数岸线都在东塘以外2、3公里。
1922年新筑海塘，以后在此海塘以外又几次筑塘，1978年的海塘在1922年修的海塘以外0.5～0.9公里，塘外又堆积了宽达7、8公里的滩涂。
四、主要海塘和塘河的形成
如上所述，温州沿海平原是河流和海洋携带的泥沙在人类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而今天的沿海平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形成。
在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中，海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既是拦阻海潮保护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设施，又是当地人民围垦滩涂、蓄淡灌溉，使滩涂变为良田的必要设施，此外还具有通航的功能。
温州位于强潮海岸，自人类定居在沿海平原之日起便产生了修建海塘拦阻海潮的需要。
因此，历史上的海塘修建活动极为频繁。
虽然温州的古方志主要记载明清的海塘修建活动，但这并不能证明温州的海塘修建开始较晚，或者早期的海塘规模较小。
宋代以前的海塘未能引起后人注意的原因，在于这些海塘以后随着海岸线的后退不需要靠它们抵御潮水，逐渐演变成为仅供航行和灌溉的河流，即通常所说的“塘河”。
温州早期的海塘及由其演变而来的塘河颇多，以上提到过的横河埭—沙塘、坡南塘、东塘，都是早期的海塘，以后都演变成塘河。
其中，修建最早、长度最长的海塘，无疑要推南塘和万全塘，由它们演变而来的温瑞塘河和瑞平塘河，北起温州市区，穿过瑞安市域，直达平阳县城，至今仍是温州地区最重要的可供灌溉和通航的人工河流。
考证南塘—万全塘和温瑞塘河—瑞平塘河的形成和演变，无疑是研究温州海塘和塘河的主要内容。
今天流经温州——瑞安两个城区之间的温瑞塘河，是一条略成南北走向的河流，宋代称为南塘。
南宋初曾在瑞安任职的袁燮，记乾道年间（1165-1173年）的南塘状况：
瑞安“邑濒海，潮坏民田，筑塘以捍之，河行其中，盖永嘉、瑞安大河之支别也”；塘河外有海涂，“有势力者，围塘外涂地为田，而穴塘引河以溉”，而“塘日穿漏，则无以障海矣”。
据此可见，南塘最初是作为海塘而修建的，乾道时部分塘堤仍然具有拦阻海潮的作用；南塘内侧是河流，所谓“永嘉、瑞安大河之别支”，指此河流经永嘉（今温州市城区）和瑞安之间，北南两端分别与永嘉的瓯江和瑞安的飞云江连接。
塘堤与塘河是南塘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修塘堤为了拦阻海潮，塘河则是南北向延伸的塘堤和东西向奔流的自然河流垂直相交的产物。
人们出于灌溉的目的，将自然河流的水引入塘堤的内侧，海堤正好也起了拦河的作用。
人们如在河水的另一侧筑上长堤，于是就形成一条可供行船、灌溉的运河。
拦阻海潮的塘堤和可供灌溉、行船的塘河，共同构成南塘的两个分别起作用的部分。
由于温瑞平原各地的成陆速度并不一致，南宋时温瑞塘河南段以东的某些地区仍然是海域，拦阻海潮仍是南塘最重要的任务，故袁燮称其为塘（南塘）而不是河（温瑞塘河）。
以后，随着平原规模的扩大和大海的远去，海塘的作用消失，两大部分只留下今日可供通航、灌溉的塘河，于是南塘之名隐而温瑞塘河之名显。
塘河两侧塘堤所用建筑材料的区别，以及塘河与自然河流大相径庭的流向，可以证明以上推测的合理。
据瑞安县地名委员会编《瑞安县地名志》，温瑞塘河东岸为叠砌陡直的石路，高2～2.5米，西岸则是泥埭，基本建筑材料是泥土。
如果塘河只是人工开挖的运河的话，河堤的建筑材料有必要做这种区分吗？
今天的塘河是历史上塘河的沿续和发展，答案只能是：
东侧的塘堤最初是海塘，要阻拦海潮必须用坚固的石头作建筑材料，西侧的塘堤只用来束缚塘河水，不妨用泥土建筑。
就温州地区的河流而言，瓯江、飞云江、敖江等天然河流均发源于西部山区，自西向东流经平原注入大海，河流的流向与海岸大致垂直相交；而温瑞塘河、瑞平塘河等人工河流在平原上南北流淌，流向大致与各天然河流垂直相交，而与海岸线相平行。
塘河这种与天然河流完全相反的流向，除了将它解释为古人修建海塘以后形成的产物，很难有其他的解释。
而且，历史文献中没有开挖温瑞塘河的任何记载，温瑞塘河长近35公里，如果是为灌溉和通航特意开挖，由于工程量不少，文献中不可能不留下记载。
南宋人徐谊关于平阳县内的海塘沙塘兴修过程的一段记载，不仅为以上关于南塘由海塘和塘河两部分所构成的推测提供了佐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海塘的修建过程。
南宋绍兴年间飞云江南岸平原在地方官和乡绅的主持下，将各村落独自建成的小海塘“埭”联接成统一的海塘沙塘，并创设陡门和其他附加设施。
于是，在南岸平原，“上蓄众流，下捍潮卤，有沙塘为之城垒；潴其不足，泄其有余，有陡门为之喉襟”，形成完善的水利系统。
在这里，用以“下捍潮卤”的是海塘，“上蓄众流”的是塘河，而作为“潴其不足、泄其有余”的“喉襟”自然是陡门。
根据这条资料，我们可以想到，宋代温州沿海建设海塘时已充分考虑到拦海潮和蓄水灌溉、排泻积潦等多种功能，而这一复杂的水利系统几乎是同时兴建的。
虽然目前尚无法得知历史上最早的海塘，包括南塘，是否一开始兴建就考虑到以上的多种功能，但可以肯定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宋代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
其实，浙江很早就开始兴修兼具蓄淡灌溉功能的海塘，陈桥驿先生的研究表明，绍兴地区的海塘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蓄淡灌溉，而绍兴零星的海塘兴建早在东汉年间即已开始。
浙江北部这种形式的海塘建设，难免很早就会被浙江南部的人们所掌握。
根据徐谊的记载，我们可以想到，至少在南宋以前，温州平原的海塘建设，往往经历各村落先自行筑小土堤（埭），尔后各村再联接成较大规模的海塘这样的过程。
温州沿海属山地海岸，港湾众多，沿海平原早期的成陆往往首先从一个个小港湾开始，在港湾填平以后在山麓的外侧才会出现大面积的成陆区域。
宋代以前，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速度相当慢，成陆区域大多在各个港湾内，各村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较小规模的海塘“埭”。
当成陆过程由港湾以内演进到港湾以外，在人口增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才需要并可能修建较大规模的海塘。
历史文献缺乏南塘始修年代的记载，即使宋代博学广闻的温州籍大儒陈傅良，也说南塘“不知起何时”。
石岗陡门是南塘中段的主要排水口，陈傅良说元丰四年（1081年）已有人作《观石岗陡门》诗，可见南塘至少在北宋中期以前已经兴建。
《嘉靖瑞安县志》卷2说石岗陡门，“自建县即有”。
瑞安建县于三国吴，有理由推测在北宋以前较早的时代南塘就已经形成。
尽管历史文献缺乏温瑞塘河兴建的明确记载，但仍留下不少的蛛丝马迹。
温瑞塘河南连瑞（安）平（阳）塘河，两河长达百里，唐宋时因河中盛开荷花，又有“百里芳”之称。
东晋时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曾任温州前身永嘉郡的太守，唐宋有关“百里芳”的记载往往提到王羲之。
南宋《方舆胜览》卷9瑞安府（南宋后期温州改名瑞安府）“百里荷花”条引《郡志》：
“自（今温州城区）百里坊至平阳屿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门登舟赏荷花即此也。
”此“平阳屿”即平阳县城，自温州城区百里坊起舟到平阳县城水路恰好百里，首先经过温瑞塘河。
唐人张又新赋诗记王羲之出游：
“时新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
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
”张又新生活年代距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只有三四百年，张又新诗可证《郡志》所载必有根据，据此估计南塘在东晋时已经初步形成。
如上所述，东晋南朝时期今温州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均未成陆，大罗山以北在今温州城区东南吹台山以东的平原上还存在一片浅海湾，大罗山以南直到今平阳县城以北的地区，海岸线仍在今温瑞塘河－瑞平塘河一线以东不远，塘河西侧不远便是今天瑞安、平阳两县的前身安固县与横阳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修建海塘，在夏秋季节遇到强台风裹挟下的强潮袭击时，各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遭到严重损失。
宋濂《温州横山仁济庙碑》提到西晋天下大乱之前，温州沿海各县“海水沸腾，蛇龙杂居之，民罹其毒”；土著居民周凯“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即今瓯江、飞云江、敖江——引者）东注于海。
水性既顺，其土作乂。
”此后地方官建庙纪念周凯，历代香火不断。
我国古代的不少传说，其实是对某一时期某种历史现象的曲折反映。
抹去宋濂文中神化英雄的色彩，可以窥见两晋之际温州人民与潮灾作斗争的壮观场面。
两晋时期今温州地区的人口已有了一定的增长，县的数目由2个增加到3个，并自临海郡中分出单独设立永嘉郡。
永嘉、瑞安、平阳三县的县城都建在离海不远的平原上，需要修建海塘以抵御海潮的侵袭，而人口的增多也为修建海塘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在两晋时期温州已经修建南塘。
当然，最初的堤岸可能只是各村的土埭联结而成。
流经今天瑞安市飞云江南岸地区与平阳县城北之间的瑞平塘河，长17公里，也是一条略成南北走向的河流，由于主要流经平阳县的万全乡，历史上称瑞平塘河为万全塘。
宋代平阳人蔡芳《平阳万全海堤记》说万全塘：
“盖自开辟时即有此海，自桑田即有此乡（万全乡），自御海即有此塘。
”可见万全塘也是温州较早的海塘之一。
唐宋文献提到的“百里芳”的南段，就是指万全塘，而“百里芳”的终点“平阳屿”即今平阳县城。
我们既推测南塘始修于两晋，当然也有理由推测作为“百里芳”南段的万全塘始修时间与南塘大致相同。
如果将瑞平塘河的前身万全塘视作飞云江南岸平原最早的塘河的话，那么沙塘－横河埭则是南宋以后飞云江南岸平原最重要的塘河之一。
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沙塘与瑞安县内的横河埭连接，塘河水均自沙塘陡门排出，形成纵贯飞云江南岸沿海的海塘。
据上引徐谊的《沙塘陡门记》，沙塘-横河埭兴建之初就是一条以海塘为主，兼具灌溉与通航功能的水利系统。
入清以后，随着岸线的外移，它逐渐演变为只具灌溉和通航功能的塘河。
今敖江北岸平原的平敖塘河，旧称坡南河，源自古代的坡南塘。
受此影响，乾隆《温州府志》卷12既称其为坡南塘，又称其南运河塘，而《两浙海塘通志》卷3则称其为坡南河，又分称西、东两支为西塘河和东塘河。
坡南河东、西两支略成人字型，沿着山麓平原蜿蜒，与众多发源于山间的溪流垂直相交，显然也不是一条天然河流，而是由古海塘演变而来。
如上所述，坡南塘极可能筑于唐贞元年间，宋代以后敖江北岸平原逐渐形成，坡南塘逐渐演变为坡南河。
今敖江南岸的江南运河源于南宋庆元二年修建的东塘（上揭）。
民国以后由于海岸线大大外推，东塘失去抵御海潮的功能，演变为仅具有灌溉和航行功能的塘河。
除了温瑞塘河、瑞平塘河、沙塘——横河埭、平敖塘河、江南运河，温州沿海各市县还有乐清塘河、永强塘河等为数众多的塘河。
这些塘河也与上述塘河同样，与瓯江、飞云江、敖江等天然河流垂直相交，河流的流向则与其内侧的山麓大致平行。
虽然本文对这些河流未能逐一考证，笔者有理由推测，这些塘河，如同温瑞塘河、瑞平塘河等前述的五条塘河，应该也是修建海塘时的伴生物，之后随着大海的远去海塘的功能隐而塘河的功能显，于是演变成今日只具有灌溉和通航功能的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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