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我所认识的剑桥精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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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我所认识的剑桥精神

周轶君：

我所认识的剑桥精神

我所认识的剑桥精神

周轶君2014年5月7日09:

53

如果说“北大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剑桥哈佛”，那么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剑桥哈佛。

我愿意谈谈研究生时期认识的剑桥精神。

自招收国际学生以来，剑桥渐渐失去了它的所谓“贵族性”。

这里我不想谈论哈利·波特式高桌晚宴的神秘，或者徐志摩河畔金柳的艳影。

而是剑桥作为一个学术殿堂，800年石头城堡里的冷静与尊严。

（一）

没有围墙，可是它能留住最好。

考古系有个讲座，关于丝绸之路上的农作物传播。

教授刚刚考察回来，声情并茂。

提问环节开始，后排一名老者抢先站起：

“我收养了一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女孩，我该给她吃扁豆还是土豆？

”讲者一愣：

“没有见到这个姑娘之前，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老者哈哈大笑：

“嘿，这是个玩笑！

”

台下的我懵了——这老人家是考古系前辈吗，那叫什么问题啊？

幸得资深同学解释，老人显然是剑桥镇居民，不是学者。

剑桥讲座常有街坊邻居旁听，提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教授们耐心作答，算是大学答谢社区。

教授们还常常献声剑桥电台，汇报学术成果，所以小镇电台谈话类节目水准是世界级的。

这正好回答了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

大学的空间功能，应该是一小群人的殿堂，还是鼓舞大众的广场？

初到剑桥，惊讶于这个地方没有围墙，没有标识，游客们永远带着困惑寻找“剑桥大学”牌子合影。

十多年前，我进北大清华瞻仰，每每胆战心惊，传说门卫能从千人万人中一眼识破脸上没有写着“天之骄子”的家伙。

剑桥客似云来，除特定时间，各学院都可以买票参观。

更匪夷所思的是，剑桥所有讲座（不包括小组讨论课）都必须对公众开放，以证明讲者经得起考验。

同班有个英国女孩，生在剑桥镇，长在剑桥镇，十几岁的时候就溜进来听课。

她的经验佐证了我的邪念：

如果你在剑桥镇上找个住的地方，结识个把学生，讨来课程表，就可以免费听遍全球顶级大学的课程。

我的学费岂不花得冤枉？

但是，英国同学说，伙伴中没有其他人像她一样，自愿放弃郊游打机，额外听课求学，“即便你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心学习。

”诚然，偶有外系学生串门听课，但从不见到游客端坐教室。

剑桥不吝啬资源，在信息自由的世界里，慷慨播种，最后严格筛选，收获最好的稻子（creamofthecrop，上佳人才）。

登堂入室的正规学生，得到的是系统练习和专业督导。

剑桥本科生，每人分配一个学业兼人生导师，更不用说使用图书馆、参与学校活动、提供实习机会等种种便利。

剑桥没有围墙，没有校牌，但川流不息的游客，想来心里都为它立了碑。

（二）

不拜权威，但崇尚严谨。

没有教科书，知识要去图书馆淘。

（剑桥大学图书馆）

记者这个行当多在现实中摸爬滚打，学术则是另一番万水千山。

我在剑桥学习的内容，无关新闻技能，只求增益学识。

专业是“国际关系”，从属“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二者课程交叉，亦可额外选读。

学术训练，告诉你每一道表象背后，都有阡陌纵横，避免调用印象，罔下判断。

学术道路上继续深造的成功者，要么在前人肩膀上更进一尺，要么推翻旧航线，发现新大陆。

剑桥一年硕士课程，必修课四门，选修无限制。

我拣了四门看似不相干的课程：

中东政治、战争与社会、世界经济、美国外交。

每周必旁听的有：

外交与情报（只因老师讲得象脱口秀一样）、中国政治（怎么会不感兴趣呢）。

教学基本形式是一小时讲座，两小时讨论。

没有教科书，课前准备是教授们开出的长长书单，学生们散落到一百八十多间图书馆抢借。

好心的教授，会标出哪几个章节最值得啃，大部分时候，他们只挥挥手留给你自己消化。

书单虽厚，这里推崇的，不是记忆力，而是思考力。

开学第一天，学院主任在大会上呼唤创新，“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同学，”不知什么经验让她得此结论，“你们要学会挑战成见，质疑权威。

”更记得，一名学界泰斗问听众有无异议，半晌无人应答。

他拿起葡萄酒瓶连击桌面（课余讲座常有各学院自酿美酒相伴）：

“这是剑桥吗，怎么啦？

”还有一名刚刚从埃及回来的语言学家，向年轻人疾呼：

“跳出思维定势！

你们学过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眼下发生的一切！

”

但这里并不欣赏冒失粗糙的立异。

创新的前提，是自圆其说。

讨论课上，老师随时喝断学生演示，拷问细节：

从这个结论到那个结论，中间如何证明？

刚才举的例子，出处在哪里？

你说的这个词语，定义是什么？

反过来，学生也有权打断老师讲课，如果诘问有理，反能获得垂青。

这里“重教”却不怎么“尊师”。

每次下课，教授们都自己擦去一黑板的字。

问本土同窗：

“怎么没有人帮老师呢？

”同窗吃惊反问：

“那是他自己写上去的呀！

”

建立“学生不用讨好老师”的新型关系，除了社会传统，还有赖无私的评分系统。

期末考试卷，由至少两名学科老师、一名外校老师，在看不见学生名字的情况下批阅。

毕业论文同样经校内校外多人评判，程序繁复、权力分散，一手遮天变得艰难。

若学术舞弊仍难绝迹，最后还有英国媒体等料下锅。

2011年我所在专业发生过教师向《每日电讯报》爆料，另一名教师未经学术委员会审批晋升某基金负责人，闹得满世界风雨。

不迷信个人权威，而缜密的逻辑、严格的秩序，令学术本身值得敬畏。

不过，学界并不能为人类包治百病，相反，就个人观察，不乏空谈理论、脱节现实者。

参加过一场讨论，主讲者的学术新作，试图证明2009年一场“局部战争”应该重新命名为“冲突”。

近两小时寻章摘句，不提两者后果都是生灵涂炭。

我在提问环节中抗议后离席。

（三）

大师如云，但大师常说“我不知道”。

乔非老师活像个圣诞老公公，脸膛红润，两鬓霜白。

他教授中东政治课的方式，一如清真寺里讲经，口耳相传，不着一字。

这位中东学界泰斗，任你在历史线团里扯出一根，他可以上下勾连，左右贯通。

不鼓励学生埋头抄录，他说重要的是把知识变成“自己知道的东西”。

不过，最叫我佩服的是他敢说“不知道”。

对于“阿拉伯之春”过后，局势如何变幻，乔非拒绝预测。

他说，任何革命都具有突如其来、不知所终的特性，我们可以理顺过去眼下基本事实，“但未来如何，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接触事实越多的人，越有底气说“不知道”。

一名终身浸淫美国历史的教授，我向他请教中美关系。

他连忙摆手：

“这不是我的范畴”。

学术分野楚河汉界，行家不敢逾越半步。

当我离开剑桥，回到难免夸夸其谈的电视人工作，乔非老师红扑扑的脸膛时常警醒：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

国王学院草坪尊贵，英国女王都不得踏足，但是足够资历的教授可以在上面横行。

约翰·邓恩就是比“天子”更有权势的教授之一。

给他写信前，有些犹豫。

七十多岁的邓恩已不授课，只做学术指导。

公众场合出现，必为众人围绕。

他会愿意见我吗？

没想到，邮件发出去五分钟，立即收到回复。

老教授的英文古意盎然，电脑屏幕上读来，有点好玩。

会面时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跃上单人沙发，盘腿斜坐开腔：

“理论上，我终日忙碌，不过，乐意与你一晤。

”

我追问不休，他应答如流。

关于革命，关于中国，关于制度。

邓恩思绪延绵，语出绝无重复，录下来即可成文。

当日交谈内容，多不能即时发表，但在我脑海里，却是拳拳到肉，打通要害。

告辞出门，春雨扑面，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感觉了。

从英国回来，偶然翻到1999年版本、邓恩编著《民主的历程》中文版。

出版说明结尾这样写道：

“论苏俄政治体制发展史全文删去，对各位作者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实之词，也做了删节或技术处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值得远赴重洋，追问一切的源头。

（四）

大师之学，兼得大美，夕阳里的艳影多少年后都会在心头婆娑。

但最美的风景还是人。

石头建筑矗立数百年，离不了人的气息。

牛顿培根塑像旁，有纪念碑细数一战二战中卫国的学生。

王后学院礼拜堂，周末孤独排练的风琴手，高悬一阁，不理会访客。

这时候宇宙都是他的，神也不过是个聆听者。

三一学院大门上，亨利国王的权杖被学生换成桌腿，整个学校津津乐道了一个世纪。

每星期一次学院FormalHallDinner（正式晚宴），逼着你跟对面左右乃至斜角不同人交谈，收获新的友情。

同窗之中，见识英国人的自嘲，印度人的善辩，美国军人的刻苦，亚洲同学带着各自口音，轻易串出交织的历史。

剑桥每天每个角落都在上演讲座，推开一道门，长一段新知。

一名女教授研究古罗马普通人的墓志铭，结论是“用字精辟，语句简单，犹如今日Twitter：

‘美酒，温泉，性，它们毁了身子，却拯救了人生’……”牺牲一顿饕餮，省下时间去听午间音乐会；或是走进圆形教堂，听一听犹太裔宗教学者研究《古兰经》如何保留正本的历程；又如绵延四日的“非暴力抗争”工作室，带你到八十年代的智利、2011年的华尔街，体察群众的力量……

北大自然不必成为“剑桥哈佛第二”，因为它是北大，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承。

但有些精神，也许不分东西，学术之严谨与思想之自由，学术人恪守尊严出世，满怀热忱入世，这些共通之处，恰恰解释了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大学。

（剑桥大学位于校园一角的雕塑）

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

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