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术.docx
《中国现代美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现代美术.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现代美术
中国现代美术
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美术。
和古代美术相比，它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象与作者、品类与形式、性质与地位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具有的过渡性、矛盾性和生发性那样，中国现代美术也充满了新旧交替、中西混融、变化发展的特色。
概述
中国现代美术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引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向前发展的。
虽然早在明代就有包括美术在内的西方文化传入，但大规模的引入还是鸦片战争以后。
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而舶入西方文化，是19世纪后半叶的特征。
中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的先进人物逐渐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至五·四运动，遂演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潮。
面对着封建制度崩溃、民族资本主义薄弱、帝国主义掠夺和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中国的革命者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革命。
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特色，主要是由这一历史主线规定的。
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时代和革命的要求与艺术自身规律间的矛盾，启蒙需求与救亡主题的相互制约等，都围绕上述主线对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现代历史文化和包括革命斗争在内的社会运动的种种曲折、变异，都可以在现代美术的山谷中听到回声。
受制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现代美术不像西方现代美术那样主要表现为艺术观念与形式创造的转换，而主要表现为艺术社会价值的寻求与适应。
当它在20世纪初起步的时候，面对着多种可供择取的途径：
如文人画一类娱情自赏的传统，西方标榜超功利审美创造的近代传统，以及为人生而艺术的写实主义、表现主义传统等。
在思想活跃的20～30年代，美术家们确实各行其是，进行了种种尝试、探索与论争，但大的趋势是以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把美术创作与现实功利紧密结合起来的写实主义渐居首位。
在数十年时间里，从诸家纷争到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美术为主流的发展中，通俗美术、大众化运动、复古主义、现代主义、公式主义、理想主义等，都曾成为倾向或思潮。
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在发展过程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历史发展
中国现代美术可以分为5个发展变化阶段：
①辛亥革命到30年代前期，
②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
③50～60年代前期，
④“文化大革命”10年，
⑤70年代末至80年代。
辛亥革命至30年代前期
20世纪初，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反清革命诸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和留学生如李瑞清、李叔同、李铁夫、高剑父等，办新式美术教育，迈出了中国现代美术的第一步。
辛亥革命前后，到日本、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学习美术的人激增。
1912年，刘海粟、乌始光等创办了第一所新型美术学校（见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尔后又相继出现了北京美术专科学校（见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杭州国立艺术院（见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专科学校、立达学园、广州美术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等美术或以美术为主的艺术院系。
一批著名的留学生和美术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吕凤子、丰子恺、陈之佛、潘天寿、汪亚尘等，都投身于美术教育，美术学校遂成为传播外国美术的窗口和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
蓬勃发展的美术教育与蔡元培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很有关系，在20～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有迅速可观的开展，归国留学生大多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洋画为主要课程，各种画会、研究会、私人画室不断办展览、出版刊物，介绍西方美术。
不同的派别与主张也经常有尖锐的论争，以青年美术家为主力军的新美术队伍，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勇于吸收，但在理论修养和艺术技巧上都比较幼稚，有时不免陷入模仿或者空想。
与新美术运动对应存在的是传统美术──主要是传统绘画。
在清末民初，传统绘画仍以清代重笔墨而轻造化的文人画为正宗。
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鲁迅、高剑父、徐悲鸿等，都曾激烈地批判摹古风，倡导对传统绘画的改革。
林纾、金城及上海、广州的传统派艺术家面对新思潮的冲击，也兴办画会，广招学徒，著文立说，力排洋画，维护古道。
许多传统画家如顾麟士、吴待秋、冯超然、萧?
、萧俊贤、汤定之等，只执着于作画，不大理会思潮论争。
在清末画坛独步一时的海派画家相继于世纪交替与辛亥革命前后谢世，只有吴昌硕盛誉于1927年前的上海。
在传统绘画规范之内革新探索的齐白石、黄宾虹等，在20年代始露头角。
一批画家兼容中西，尝试改革中国画，但实践方面的成就尚不如他们的改革主张更有影响。
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救亡升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第一主题。
全国文化艺术界在动员、宣传抗日的浪潮中团结一致，发挥了先锋作用。
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相继成立，爱国画家们纷纷组成宣传队、工作团，走向街头、农村、前线，用画笔唤起民众，歌颂杀敌将士，揭露侵略者罪行，相互间的学术分歧让位于共同的斗争目标。
大批长期生活在大城市
画室中的美术家，在抗战宣传或颠沛流离的转移中接近了劳动大众，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思想情感发生了变化，艺术创作也呈现出新面貌。
面对空前广泛的对象，美术界开展了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要教育民众、唤醒民众需先适应民众接受条件与欣赏习惯问题。
大批美术家云集武汉、重庆、成都、桂林、延安；上海、北京、杭州、南京等地的美术院校也有的迁至大后方，这一特殊的环境带来了困难与矛盾，也提供了艺术界交流促进的条件。
地理位置与战争的阻隔，使美术家们离开了近现代美术的中心地，如上海、北京等大都会，但巴山蜀水向他们展示了壮丽的自然美，也为他们提供了到西南、西北写生访问的机会，不少画家由此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新生命。
抗战的思想气氛使美术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观念高涨，由之而激起他们对祖国美术遗产的重新发现。
张大千一行的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常书鸿为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王子云、谢稚柳等对西北美术文物的考察等，都历尽艰苦，获得了种种成果。
沦陷区的美术家大多深居简出或杜门谢客，拒绝为侵略者所用。
许多美术家都以曲折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大众革命美术的画家，创作了一系列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
尤其在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化下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各抗日根据地艺术活动的纲领，集战士、宣传员、画家为一身，成为美术家的特色。
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画家、美术院校学生或美术爱好者，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及其分校短期学习后，便奔赴前线与基层，办小报、画连环画、刻木刻、印制年画，和美术的普通欣赏者建立了全新的关系，涌现了古元、彦涵、力群、胡一川、王式廓、罗工柳、华君武等卓有成就的画家。
他们的版画、漫画等，大多摆脱了对西方绘画的模仿，吸收了某些民间美术或传统美术的因素，完全以战士、农民和解放区的新生活为描绘对象，呈现出清新、明朗、质朴的特色。
抗战胜利后，云集四川等地的美术家和美术院校师生复员回到各地，在抗战期间处于低落状态的中国画、油画和中外美术交流开始复苏。
但通货膨胀，内战复燃，民主无望，许多画家又投入了反内战、反饥饿的行列，而无暇安静地对美术自身进行研讨和思考。
版画、漫画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李桦、黄新波、张乐平、米谷、杨可扬、朱宣咸、廖冰兄、华君武等以富于战斗性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瞩目。
50～60年代前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了中国美术的一个新阶段。
50年代前期，社会相对安定，人心思治。
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成为文艺的统一方针，美术家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真诚的描绘工农兵，歌颂新社会。
解放区的美术传统、从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以徐悲鸿学派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融结为一，构成了新阶段美术的根基。
全国各地相继新建了一批美术院系，中国画呈现复兴之势，美术创作和论争也相当活跃。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矛头指向文化界和知识界，为政治服务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和衡量标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日益增多。
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思想与创作一度趋于活跃。
一批阅历丰富、艺术上成熟的美术家如林风眠、潘天寿、董希文、傅抱石、华君武、杨可扬、罗工柳、李可染、关山月、吴作人等，都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进入了他们艺术上的成熟或高峰期。
一批年富力强的美术家大胆革新创造，以新成果引起社会的重视，如石鲁、潘鹤、朱宣咸、黄胄等。
在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发展的门类如建筑、纪念性雕塑、工艺美术、壁画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
通俗性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受到充分重视，从创作队伍、艺术质量、出版发行量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前。
美术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美术现象的美术史论著作不断出现。
但总的看，整个美术史论研究和现状评论，大都受到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由于对西方文化思想采取了封闭的、基本否定的政策，这一时期对外的联系只有苏联和东欧国家，甚至在辛亥革命后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化艺术的著作也不再版，这对美术理论与创作的封闭性产生了深刻影响。
1964年，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5个批示为标志，中国已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文化大革命”10年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这之前17年“左”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恶性发展的结果。
在这10年中，西方的、古代和近现代中国的美术传统大都被斥为“封、资、修”，大批珍贵美术文物遭到破坏，大批有成就的美术家被关押、迫害以至致死，美术院校长期停课，美术期刊杂志长期停办……在新的拜神狂热中，对领袖形象的描绘有如中世纪圣像一般被广泛临摹复制。
矫饰风格笼罩着雕塑和绘画，备受重视的年画、连环画和漫画等通俗美术形式都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圣像”临摹运动则普及了油画和雕塑的基本写实技巧。
一些用绘画曲折表现苦闷、不平和抗争的艺术家如石鲁、黄永玉等，被打成“黑画家”。
作为20世纪人类文化的重要形象，“文化大革命”美术──包括它的成因、特色、活动方式、影响和后果等等，无疑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
1976～1988年
以开放、改革为标志的新时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全面否定，对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引入，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性反思，构成新时期美术思潮的崭新的背景。
在创作上，先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进行回顾和真实揭示的伤痕美术，随后是真实描绘农村和边远地区生活的乡土写实美术，以及对于美术形式、技巧的种种探讨。
艺术个性逐渐复苏，美术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出现了许多新的美术报刊和中青年美术史论家。
1985年后，以青年美术家为主的新潮美术开始出现。
新潮美术家大多以群体方式出现，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参照系，以探求美术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现代性为主旨。
他们的作品内涵朦胧、追求批判性和哲学意味，形式风格多种多样。
美术界对新潮美术的看法不一，但作为一种尝试，它的存在和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中外美术交流日趋频繁，美术家互访、出国留学、交流展览、学术会议等，都日益增多，美术家对国际文化的状况有了迅速了解的可能性。
随着经济改革和旅游业的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出现了一座座现代风格的建筑。
城市雕塑、工业设计、壁画以及现代环境艺术也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美术考古、博物馆与美术馆的收藏展览工作、美术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呈现新局面。
一部分美术品趋向商品化，并由此带来了艺术价值、艺术生产方式和种种观念的变异。
一方面是激烈的思想与艺术的动荡变迁，一方面是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思维模式，新与旧、激进与守成的并立与对立，艺术个性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与矛盾，构成新时期美术阵势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时期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变革与守成、激进与渐进的矛盾更加尖锐，但对立的各方充满冲突又相互补充。
由于个性意识和主体观念的抬头，革新中国画的探索呈现多元趋势。
现代美学观念的渗透，催生了许多新的类型与趋势，如抽象型、超写实型、色彩型、民间意趣型、无笔型、新文人写意型等。
中青年画家已经成为创作、教学和科研的主体。
描绘与表现内容也大加扩大，除讴歌自然美、描绘社会形象、抒写性灵之外，还进行了种种尝试性的追求。
地方色彩、群体性也有强化的趋势。
由于外来影响和革新者的大胆思考与实验，中国画的论争再次掀起高潮，包括中国画特点、边界、笔墨的价值、借鉴与继承的关系等问题，都在新的层次上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从50年代建立北京中国画院（见北京画院）、上海画院（见上海中国画院）以来，至8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近百个画院，如中国画研究院以及江苏、广东、浙江、陕西、辽宁、湖北等省级画院，对组织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与销售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各门类美术
中国现代美术和古代美术的最大区别，是现代美术极大地改变了美术的贵族化、文人化传统，蓬勃发展了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美术。
不仅像年画、连环画、宣传画这样的通俗美术品种得到了空前发展，就是传统文人画、从西方引入的油画、雕塑等，也都以群众喜闻乐见为标准，即以为人民大众的为第一性。
这种情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贯彻、以及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对象分不开。
随着战争年代的结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美术家们还是创作了大量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美术作品。
中国画及书法、篆刻
中国画亦称国画，包括水墨画、彩墨画、白描画、工笔重彩画、没骨画等。
中国画最初是在20年代流行起来的称谓，泛指区别于洋画（亦称西画、泰西画）的传统中国绘画。
80年来，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几次成为美术论争的焦点，并在实际上形成了多种倾向与流派。
50年代前的中国画画家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及江浙、广州等地区，50年代后慢慢扩展到全国各地。
画家群在近现代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的聚落，使得中国画渐渐远离宫廷美术的八股气和文人画的清高超逸，较多浸润了世俗性、商品性和现代都市意识。
中国画的传统观念、形式技巧、材料工具怎样适应新时代的审美需要，要不要以及怎样吸收借鉴西方绘画，是中国画论争与创作歧异的中心。
画家们的选择和探索多种多样，大致可概括为4类：
古典传统式、古典革新式、中体西用式、中西合体式。
所谓古典传统式，是画家坚持传统的种种法则，以“古意”为宗旨，把继承某种传统规范视为最高原则。
中国绘画悠久而丰富，有一部分画家有志于保留活传统，也无疑是一份贡献。
以北京的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后来的湖社画家，上海的顾麟士、吴待秋、冯超然等，广东中国画研究会诸画家，以及溥儒、黄君璧等大体都属于这一倾向。
所谓古典革新式，指沿续明清近代以来在古典绘画的范畴内革新创造，反对摹古泥古，力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尊重艺术个性，但不借鉴西画。
这一倾向成就了几位大画家，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70岁前的张大千等，吴湖帆、于非?
、陈子庄等，亦属于这一类型，傅抱石、陈之佛虽都留学日本，对日本画有所借鉴，也比较熟悉西画，但他们的作品仍是传统风貌，介于古典革新式与中体西用式之间。
所谓中体西用式，是指主张中西融和、调和，兼两体之美但以传统中国画的材料工具和基本法则为主体，或吸取西画的造型方法，或借鉴它的色彩处理，或兼容它的某些观念规范等。
此一倾向的代表性画家包括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及刘海粟、张书旂、徐悲鸿、蒋兆和、刘奎龄、朱屺瞻、李可染、黄胄、朱宣咸、石鲁、李斛、刘文西、方增先、周思聪、丁衍庸等。
他们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上虽一致，在具体的体用关系、对体与用的基本理解与把握方面，却有诸多区别，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徐悲鸿及其学派。
所谓中西合体式，是不固守传统框架，力图熔中西为一炉，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绘画品种。
在此种体系中，笔墨已不被视为不可动摇的造型基础与审美原则，西方的造型观念、形式法则和色彩方法被自由引入,但仍使用中国画的材料工具，追求诗意、境界诸种传统的内涵和表现性。
这种体式具有更强的现代感，更重视形式的独创性，但距离传统的模式也更远些。
代表性画家是林风眠、吴冠中、黄永玉等。
在上述4种体式中，古典革新式与中体西用式影响最大，拥有的作者与观众最多。
这表明，革新创造和继承传统，吸取外来营养与保持民族特色，对发展中国画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20年代后期始，不断有一些中国画家力图从题材内容上冲破传统绘画的局限，走出文人士大夫的小圈子，走向十字街头、农村和前线，描绘下层劳动者和民族抗战将士，其中突出的有赵望云、黄少强、方人定、蒋兆和。
50年代后，许多画家深入工农兵，旅行写生，创造了一大批描绘现实的新人物画。
一些山水花鸟画家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使自己的艺术有所升华，代表性画家有李可染、贺天健、于非闇、钱松嵒等。
书法
与中国画关系密切的书法、篆刻，在现代也一再应变。
清末民初，由于古代书法名迹的公开陈列和出版印行，书法家仿秦汉魏晋者激增。
在清代嘉庆、道光之前，帖学盛行，之后则大兴碑学。
至这一时期，书法家多熔南帖北碑为一炉，著名书法家有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
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尊魏卑唐，力倡碑学，鼓吹雄劲博大的书风。
他的擘窠大字，气魄恢宏而潇洒。
沈曾植为诗人兼书法家，喜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
吴昌硕楷书学颜真卿与钟元常，篆书学石鼓文，凝练遒劲，雄深朴茂，与沈曾植同为大家。
30年代后，书法家已不分碑、帖门宗，而是多随意融合，自出新意。
著名的书法家有于右任、谢无量、马一浮、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王遽常、郑诵先、溥心畲、吴玉如、启功等。
于右任傍古汲今，书风奇宕，成为沈、吴后又一大家。
现代篆刻，早期以吴昌硕为代表，其后以齐白石为著名。
吴昌硕近融浙派、皖派，远绍陶铜、封泥，大圭石雕，朴茂浑成。
齐白石从浙派入手，继之宗赵之谦、邓石如，再上追秦汉，单刀直入，刚健奇肆而天然。
其他以篆刻驰誉者还有黄士陵、王褆、赵石、易熹、赵叔孺、寿石工、乔曾劬、方介堪、来楚生、邓散木等。
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一些书法家开始倡导现代书法。
1981年，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各种书法刊物与展览更趋活跃。
油画
油画原是外来的绘画品类。
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给明神宗赠献的礼物中，有油画圣母像，是现知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油画。
清初服务于宫廷的外籍画师如郎世宁等，均善油画。
鸦片战争后，欧洲绘画的复制品也传入中国，至清末一些主张变法革新的文人、政治家，如薛福成、康有为，开始主动介绍油画。
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的李叔同最先在中国教授油画，早于李叔同而赴美国学油画的李铁夫受教于著名画家J.S.沙金，可以说是最早熟练掌握了油画技巧的中国画家。
以后，陆续赴外国学习或考察西画的，有李毅士、吴法鼎、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潘玉良、周碧初、张弦、王悦之、陈抱一、关良、庞薰琹、颜文梁、常书鸿、吴大羽、张充仁、吕斯百、唐一禾、卫天霖、倪贻德、吴作人等。
至40年代，还有吴冠中、赵无极等赴法国。
那时这些留学生在国外（以法国与日本为最多）美术院校学习西方油画。
因此大多接受的是以古典写实画法为宗旨的学院派教育。
但也有不少人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乃至立体主义画家那里吸取了营养。
国内的西画教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提倡艺术上的自由择取，中央大学艺术系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要求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则试图将严格的写实训练与自由创造统一起来，这些院校的西画系科成了培养第2、3代中国油画家的基地。
早期油画家多从事美术教育，习作多于创作。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西画或以西画为主的画会。
如以林风眠等为骨干的留法学生在斯特拉斯堡建立的霍普斯会、上海的天马会、晨光美术会，北京的阿博洛学会；30年代初由庞薰琹、倪贻德等发起的决澜社，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
它们办展览、组织写生创作、发表宣言，对扩大西画的影响、推动对西方绘画的研究，作出了积极努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油画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画壁画、宣传画，并体现了普通人民在艰苦岁月里的生活与情感，有的画家深入西南西北，描绘藏区或其他边远地区的生活；还有的赴敦煌临摹壁画，大大扩展了创作题材与视野，而鉴于抗战宣传之需，写实画风愈加受到重视。
抗战胜利后，现代风格的作品重新露面，代表者有林风眠、倪贻德、关良、李仲生、赵无极、丁衍庸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画家们都努力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下，以写实手法描绘农村、工厂和部队的新事物、新气象，出现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吴作人的《三门峡》等新风格、新内容的作品。
50年代有一批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油画。
还聘请了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等来中国执教，60年代前期，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工作室制。
浙江美术学院聘请了罗马尼亚画家开办油画训练班，涌现一批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新一代画家如高虹、侯一民、何孔德、蔡亮、靳尚谊、全山石、詹建俊、妥木斯等也成熟起来。
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油画创作被迫停止，油画领域几乎清一色的绘制领袖像，或依照“三突出”的方法制造头带灵光圈式的“英雄形象”。
1978年后，油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特点是，创作由单一转为多样，从空想和粉饰转向真实描绘和真诚表现。
伤痕美术、乡土写实美术、各类新形式的探索、新潮美术，几乎都是率先出现在油画领域。
代表性画家有陈丹青、罗中立、程丛林等。
中青年油画家在开拓描绘对象的同时，又广为借鉴西方现代绘画。
对油画的新风格、新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现代观念、时代感与艺术个性逐渐成为画家们所追逐的对象，许多青年画家赴美国、法国等国留学深造，中国现代油画也陆续被介绍到国外，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建筑艺术与壁画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体系为主，且高度程式化、规范化。
自从西方文化传入后，中国逐渐有了教堂和像广州十三夷馆一类的西方式建筑。
鸦片战争后，西方建筑技术和风格不断在沿海城市和租界地出现，中西合璧的形式也应运而生。
由于欧美建筑在19世纪后期开始由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向现代建筑转化，风格混杂多变的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外来建筑样式上。
古典式、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等，散见于教堂、洋行、饭店和清末新政活动场所。
20世纪初，折衷主义成为外来样式的主流。
20年代末以后，随着欧美现代建筑的迅速传播，中国的新建筑也出现了向现代转变的趋势。
20年代后，一批学建筑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发扬民族建筑传统的呼声日上，加上国民政府推行“中国本位文化”的政策，许多公共建筑尝试融和中西，寻求新的民族形式，或者基本上以复古为指归。
出现了仿古式，如南京中央博物院；古典式，如广州中山纪念堂；折衷式，如北京交通银行。
其中古典式较流行，这类建筑在外形和构图比例上保留某些传统规范（如大屋顶），但总的形体设计却服从于新功能的要求。
成就最显著的一例即青年建筑师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建筑群。
其各幢单体建筑多保持清式古典形制，总体规划也借鉴了传统陵墓建筑的规范，但其平面设计的象征意识、祭堂造型的简洁新颖以及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又使它具有现代的、中西融合的性格，庄严、宏伟、豁朗、明净，恰与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人格以及人们对他敬仰的心理合拍。
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研究建筑与建筑史的社团营造法社，组织了以梁思成、刘敦祯等为骨干的建筑家对中国古代建筑遗迹的考察与研究。
但总的说来由于旧中国的腐败，财力的贫乏和战乱环境，限制了建筑艺术的大幅度发展，建筑师只有很少的实践机会，甚至只能纸上谈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国现代建筑的规模与数量都有很大发展。
50年代学习苏联，强调民族形式，一度出现了普遍采用大屋顶而忽视新功能与清新风格的复古主义倾向。
在批评了复古倾向后，提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口号。
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就是这一口号之下的新探索，但基本未脱出近代折衷式或古典式范畴。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广州为外贸活动设计的一些宾馆、剧场等，突破了融汇中西古典形式的折衷式造型特征，以现代建筑为主而吸取传统的某些特色，创造了清新明朗的广州风格。
至80年代，在开放与改革的气氛中，大量引进外国新技术新设备，建筑学术思想活跃，新建筑也雨后春笋般地矗立起来，出现了以崭新的现代材料探索种种新风格的热潮。
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长城饭店、香山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