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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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

陈小鲁：

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

陈小鲁

陈小鲁的中国梦：

一个人人坚持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社会

中国走向平等，应该保护人的权益，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

我们这么小的公司，还要接待这领导那领导。

土地要批，物价问题也要批。

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很少见的。

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我一做就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是因为我的父亲。

陈小鲁的家在东城区一处巷子的深处，初冬的北京尚未换上萧瑟。

胡同之外，是如织的游客、拥挤的小吃摊，还有印满了毛主席像与雷锋画像的流行T恤；而在胡同尽头，青砖铁门的旧宅里，摆满了木雕、绘画与书籍，67岁的陈小鲁在其中回忆着往昔：

“很多迷雾仍要解开。

”

他是陈毅之子。

许多年来，作为背负父辈盛名的“红二代”，陈小鲁始终远离喧嚣。

如今他却主动站在了历史的聚光灯前：

2013年10月，他组织了一场同学会，并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

67岁的陈小鲁总会想起父亲告诉他的两句话：

一句是“别有优越感”，另一句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父亲有很大的功劳，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战士拿鲜血堆出来的。

”陈小鲁将其视为告诫，“‘文革’也一样，不反思，那些血就白流了。

”

昔日八中那个年轻的学生领袖，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了。

镜头前，陈小鲁陷入往昔回忆：

“很多时候，我随波逐流。

但我还是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没有随风倒。

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

“文革”时，反思就开始了

南方周末：

今年，你带头为“文革”批斗老师的行为公开道歉。

你是否曾想过，为什么当时一群孩子要如此凶狠地打他们的老师？

陈小鲁：

1966年我们在学校，突然间团组织没有了，老师没有了，校领导没有了，父母没工夫管你了。

你被放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里，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可以成为一个战斗的人，可以成为一个红卫兵，可以随意批判校领导，你对什么不满意，写稿子送到印刷厂免费帮你印。

我们年轻人崇拜毛主席，响应毛主席号召。

谁是阶级斗争对象？

老师和校领导。

学生和老师、校长之间一般就有矛盾，矛盾激化后，我们得到宣泄的机会，没人管，可以随便批。

“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北京先搞起来的。

北京八中、女附中、四中……利用青年的热情，第一波冲击是中学，第二波在大学，然后慢慢扩散。

南方周末：

你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文革”？

陈小鲁：

《人民日报》之前的社论说：

“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只能触及皮肤”，但是后来我们八中的书记自杀了。

受虐待，忍受不了自杀的。

他死了之后，脖子拴着线，吊在那里。

我们把他火化了，还要在全校讲这是自绝于人民。

这个事儿让我思考，中国话怎么说？

人命关天。

南方周末：

这个思考带来什么转变吗？

陈小鲁：

我们后来成立西城纠察队，就是不满意当时红卫兵的暴力行为，要制止教育。

你想想新中国成立64年以来，什么时候允许老百姓自己成立组织？

我们实际只是个纠察内部的组织，不是造反的。

一开始，是到北京车站负责维护秩序。

后来跟造反派发生冲突，变成了运动的泛滥，结果就是天下大乱。

再后来，总理把我送到部队去了，隔离起来，保护监督。

南方周末：

作为红二代，你被保护起来了。

陈小鲁：

总理这个安排是非常巧妙和智慧的，大家都满意。

我在部队可以发展提干，对父亲和我，都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到了39军后，我也没改名字，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很快我就成了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职干部。

但是，形势很快又变了：

1975年兴起了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我所在的团又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

我是政治部主任，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

一个青年干部，你不做也不行，违心的话必须得说。

“文化大革命”我们全情投入，我从一个冲动的造反学生，到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真是为了革命、国家。

但到批邓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给岳父写了信：

“道不同，不与为谋”，申请了调动。

我不会因为名利或者迷信毛主席而跟风批邓——这表明我的一个转折，这是我“文化革命”中最大的收获。

当了头、造了反，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

你不希望再像过去那样？

陈小鲁：

批邓结束后，“四人帮”一粉碎，我就下了决心：

我这辈子不再说违心的话了。

当时觉得“四人帮”粉碎之后，就搬掉了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石头，中国走向平等，应该保护人的权益，我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就要坚持我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

南方周末：

所以，多年来你一直在为“文革”道歉？

陈小鲁：

1988年，我们成立同学会，就是为了解决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两年后成立“奖教基金”，补贴母校教师的生活，也是对被批斗的老师有一份愧疚。

政治运动给我们的人生打下一个烙印。

过去，私下里也有很多同学道歉。

你去反思的话，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你不去反思的话，那么重大的损失就白费了。

不能说“文化革命”人人有罪，我们当时1000个人，是不是人人都造反了？

不是。

是不是人人都当头了呢？

也不是。

我当了头、造了反，我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文化革命”从来离我们不远，我经常引用的是砸日系车主的事情。

我们正在整理一部北京八中“文革”大事记。

希望把这段历史留下来。

八中有辉煌一页也有黑暗一页。

我们既不能忘记辉煌，也不能忘记黑暗。

南方周末：

“文革”后你去了海外工作，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

陈小鲁：

1976年我调入总参二部后，当然是参加学习，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

1981年我去了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主要工作是研究英国的军事情况，当时我们的政策还是联美反苏嘛。

到英国前，我从书本上唯一了解的是“伦敦雾”。

结果下了飞机，蓝天白云，草是绿的，还很暖和。

那时我才知道：

我们的宣传过时了。

英国的国防部长坐地铁上班，他们的25号高速公路就差几公里连不上，因为一个老头不肯让房子被拆掉。

报纸上刊登着他的照片，端着猎枪，谁来跟谁拼命的样子。

那时我很感慨，他不卖他的土地，国家保护，强征不了，不像我们。

南方周末：

但4年后你就选择回国了。

陈小鲁：

我在英国待了四年半，回到中国却发觉自己落伍了。

国家的变化也非常快，三中全会也开了，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出来了，中国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

我记得1983年放假去温州玩，很惊奇那里有了夜市、小摊，小市场半夜都做着生意。

“文革”我在部队时，那里的农民干了一年还欠大队三毛五毛钱；到了1980年代，农民就有钱了。

改革开放的势头这么猛。

那时农村搞承包制，工厂也要承包，我回来发现听不懂，很多人说我落伍，语言还是五年前的语言。

我就想不能差太远了，1985年就回国了。

改革不会停

南方周末：

你后来怎么去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的？

陈小鲁：

当时有同学推荐，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大事，欣然领命。

1986年，我就到了中央政改研讨小组。

1987年10月，研讨小组变为研究室，成了中央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

南方周末：

研究室里你负责什么？

有留下什么记忆吗？

陈小鲁：

看到了中央的运作过程。

成果就是形成了十三大报告。

研究室本身内部是很民主的，什么话都可以讲，用不着看领导眼色行事。

我在研究员里算最大了。

其他研究员都比我年轻，思想都敏锐。

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领导就讲：

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我们探讨嘛。

那时候关于司法改革的东西，都请像江平这样的权威，他们讲很多，我们做记录，我也懂了许多东西，政治的，法律的。

比如公检法联合办案，直到现在还要改这个东西。

后来我还做工会研究。

现在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才会有“黑砖窑事件”。

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

现在越来越明显，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

我们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主要是1988年，物价飞涨，经济不稳，社会也比较动荡。

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

不过可惜，还没调查完呢，到了1990年代，研究室就撤销了。

那一阶段的改革尝试也画上了句号。

南方周末：

现在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处于改革漩涡中心的政改研究室、农研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你怎么评价身处其中的那批人，包括自己？

陈小鲁：

经历了“文革”，从十年动乱里走出来的人，他们对体制的弊端有认识，也有热情迫切地想去改革，在单位是改革先锋和闯将。

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至于说他们有没有什么错误和问题，当然有，一群年轻人一腔热血。

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升官。

有一次，杨尚昆问我，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我当时说我没想法，我的字典里没有升官这个词。

我自认为，1980年代末，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

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南方周末：

后来为什么选择了脱离体制？

陈小鲁：

1992年，我提出了转业，离开39军，不是因为在那儿升不了官，如果我在那儿待着，我很快可以提起来。

但没办法，我不是这块料。

我也不想从政了，有选择让我去证监会，我不去。

我先去了美国讲学，美国的一所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我去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

同一年，我还去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我也会和这些国外学者聊起中国。

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神一样的领袖，需要的是持常人见解的领袖，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

否则他不懂得民间疾苦。

我就跟他讲这个道理。

他们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他们也会问中国的前途。

他们比较悲观，我却认为改革不会停的。

我想起还在研究室时，办公室就弥漫着悲观，他们都比我有学问，我这个人读书第一不太用功，第二也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

我只有直觉，直觉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2011年1月20日，新四军重建军部70周年纪念集会在江苏盐城举行。

新四军“将二代”在父辈青铜雕像前合影。

左二为陈小鲁。

（CFP/图）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南方周末：

所以后来你还是回国了？

陈小鲁：

对，我回到中国，而且还得找点活干啊。

养家还得糊口。

我目标也没有太高，够吃喝活得下来就行了。

所以我选择了下海。

我这个下海了就一去不复返了。

不下海我没有路可以走，我不愿意到国家机关，又不愿意到事业单位。

你没有别的地方去。

不想在体制内，只能到体制外，只能是自己打拼。

南方周末：

一个“红二代”下海经商，会有阻力吗？

陈小鲁：

肯定有过，有些老太太看了不干了，给领导打电话，说怎么搞得陈毅的儿子下海了。

我说老太太老脑筋，我就是想下海呗。

你就这么说，小鲁爱冒险，下海要是搞得不好，给个救生圈，回来就行了。

1993年我就到海南去了。

海南要开发亚龙湾，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做了总经理。

难度比较大，后来搞宏观调控嘛，贷不到款，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

1993年成立了标准国际，开始做投资咨询这一块。

主要的工作，就是支持国企在海外上市。

从国外的资本市场上筹钱。

这是我们所长。

我们有些关系。

当时一些国企对走向世界根本没概念，他对国外投行也不是很信任，需要顾问做个客观评估。

我们也做很多公关的工作，政府公关。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

我出面找到了计委副主任，找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等等。

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好。

毕竟老爷子在那里摆着，不支持你也不会敲诈你。

人说我们发财了，其实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就挣了60万元人民币。

南方周末：

实际上，即使经商，你还是很难远离体制。

陈小鲁：

有个朋友是香港的，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十几年他只见过官员一次，就是在上市那天，官员来宣读上市公司的规定。

我们这么小的公司，还要接待这领导那领导。

做项目当然要跟政府打交道。

土地要批，物价问题也要批。

这些东西在国外都是很少见的。

我真想做生意应对客户就完了，交税就完了。

我们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的确也不好。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不适应。

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太不一样了。

我有点理想主义化。

1997年，我身体不好，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现在比较超脱了。

南方周末：

你似乎是个非典型“红二代”，更愿意从批评的角度去看问题。

陈小鲁：

其实都有批评，对现实都有不满，但可能很多人会有些顾虑，他们很多人是吃皇粮的，我是不吃皇粮的。

他们有的说，你这么高调，没有人找你谈话吗？

我说谁找我谈，我是纳税人，我供养你们。

南方周末：

道歉后你又站在了聚光灯下，能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陈小鲁：

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做的本来就是一个正常人应做的事情，放在正常人身上可能得不到什么赞扬，我一做就得到赞扬，并不是因为我怎么好，是因为我的父亲。

陈小鲁1946年出生于山东。

1966年，陈小鲁任北京八中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

8月19日，组织了对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的批斗大会。

1967年“二月逆流”后，陈小鲁淡出运动，改名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监护锻炼。

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

1979年起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

1985年，陈小鲁从英国回国，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1986年10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

1988年,由陈小鲁倡议，成立了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

1993年回国，下海经商，同年创立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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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任博时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10月7日,回母校北京八中开“文革”道歉会,公开向老师鞠躬道歉。

南方周末实习生藏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