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汉语词义的系统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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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汉语词义的系统结构
第九章汉语词义的系统结构
第一节汉语词义的系统性
词义的系统性就是指词义的排列组合是有序的，按照一定的关系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
一、对汉语词义系统性研究的概述
我国传统语言研究比较注重词义的相互联系。
他们解释一个词义总是把它放到这个词的源流中及与其它词义的相互关系中来认识。
在词义的内部，以本义为源头，贯通一系列的引申义。
在词义的外部，即把词义与词音和字形结合起来。
最早对词义系统作自觉研究的大概要算宋元之交戴侗的《六书故》，而取得最高成就的要算清代的学者。
段玉裁明确提出了“古音古义古形，今音今义今形”，“六者互相求”的主张。
王念孙尤擅长于“古音得经义”，“今则就古音以求音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
章太炎的《文始》，实际上就是以词音词形为线索，寻求词义系统的尝试。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界有人不太承认词义的系统的存在，认为相对于语法系统语音系统，词义是“一盘散沙”。
“所谓制约着每一个词义的语义系统，即由词义朴素依存所构成的词义体系，就并不存在。
”概念体系“若定之为语义体系，就等于在语义与概念之间及语言与思维之间划上等号”[1]。
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并仔细地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系统联系或系统本身：
黄景欣先生认为：
“从整个看来，词汇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互相制约的单位，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逐层地建立起来的。
”[2]
朱星先生认为：
“词汇的系统主要建立在词义上。
至于词音、词形上的系统不是主要的。
”[3]
郑述谱先生认为：
“词在语言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词汇是成体系的。
这一观点几乎为语学家所公认的……只有把词放在词义体系中，分析它与其他词的联系与差别，才能描述出它的意义。
”[4]
李锡胤先生认为：
“语言的词汇是一个体系，每个词（以至每个词义）在总的体系的网络中只占一席之地，同时又与周围的词及词义处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之中。
”[5]
洪成玉先生则详细论述了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所必然会具有的一些特征，如词义的“类聚性”、“结构性”、“依存性”、“互补性”。
[6]
而８０年代崛起的中青年语言学家则大都致力于汉语词义系统本身的研究。
宋永培先生以《说文解字》的词义内容为目标，认为这是一个与上古汉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有着紧密相融相谐关系的宏大词义系统。
[7]
李亚明先生总结出“一套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用为基础的词义范畴体系”。
[8]
李运富先生则简要而又清晰地勾勒出古代汉语词义的架构：
“本义、引申义━━义系━━义宗━━义域”。
[9]
周国光先生认为：
“词汇应该具有体系性，只不过词汇体系同概念体系不尽相同罢了。
”[10]
词义具有系统性，词义是一个体系构成的看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而且人们已不再停留在承认词义系统存在的认识上，而是努力揭示出具体的词义系统构成。
这种努力已成为当前汉语词义理论，尤其是古汉语词义理论研究的重点。
二、词义系统性存在的依据
词义系统性的存在有其客观因素制约的必然性。
词义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反映是由语言这一特殊符号负载并在各个分子共同调配组合下完成的。
因此，词义的系统性就受到客观对象、思维主体、语言符号体系三方面的制约。
为词义所反映、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一个有着普遍联系的整体，这点已为哲学家所证明。
客观世界这一大系统是由同类的、类属的、集合与部分的、相关的、相反相对的种种组合关系联结起来的。
人们总是依照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去认识、发现新事物。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所谓从自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就是认识其内部规律并加以利用的结果。
同时，人类思维规律的特点又决定了人类思维体系有着比客观世界更为严密和抽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以客观内容为基础，以联想为特征。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的系统性就成为由内容决定了的一种必然属性。
语言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特殊符号体系。
围绕着交际功能这一核心，它调动了语音语法词汇各种因素，集合成一个具有无穷潜力的表达系统。
它的个体成分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它们的组合方式、组合能力却是无限的，因此而可以编织出无穷无尽的言语作品。
交际功能支配着语言系统的组合和变化。
语言交际功能的每一种细微变化都会在词义上体现出来。
例如对“用手接触另一物体”这一概念，为了区别其手的形状是拳、掌或指；运动方向是向前、向上、向下，还是向内、向外，是双手还是单手；用力还是不用力；连续还是瞬间；施行动作的不同目的等，对这些各种不同的表达交际要求，词义都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侧重点而分析出以下诸多的词义类别：
打、击、揍、擂、捶、捣；
拍、拊、扑、抚、摸、搔、抓、挠；
叩、敲；
拉、推、拖、搡、排、操；
抬、找、举、擎、托、捧；
揿、摁、压、按、掐、扼；
拿、执、持、操、握、攥、提、拎、撮、拈、揪；
搀、挽、抱、搂；
拔、摘、剥、撕、抽；
折、掰、劈；
挖、剔、掏、抠。
除了概念义上的差异外，褒贬、雅俗，庄谐、古今等感情上的不同要求也都可诱发出词义的差别，呈现对立或互补的种种关系。
词义的系统性在运动中得到丰富和完善。
词义系统性的存在和变化也都会在词的形式上用不同方式体现出来，这些都构成了词义系统不同于概念系统的特殊所在。
三、词义系统的划分原则
词汇、词义是一个系统的存在，这点已无容多疑了，但词义系统是如何分布，如何建构，却是颇值得讨论的。
词义系统的唯一划分原则只能是词义标准。
在此要注意与两种传统的划分原则相区别。
一种是“词汇━━语法”范畴标准。
有人认为“词汇体系是由许多相互对立、互相制约的单位，按一定的词汇━━语法范畴逐层地建立起来的”[11]。
按这个分类标准，最上面的大类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
词的语法属性与词义的内容有种种或深或浅的联系，但这种分类的本质仍是对词的组词造句功能的分类。
词义系统的划分显然不能遵循这样的标准。
另一种是词语类别的分类：
如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同形词；口头语━━书面语；方言词━━行业语；单纯词━━复合词。
这里所运用的分类标准是多角度的，杂有意义上的标准，但更多的却是词语使用差别和结构上的分类标准。
也不能用它来作划分词义系统之用。
词义系统必须以词义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分类标准，其中主要应有两个层次：
上下的涵容关系和平面的类聚及相反相对关系。
涵容关系较多地显示出与概念隶属的相似性，而在平面层上则更多地体现出词义系统多角度多方位联系的特色。
词义系统按意义分类时，可以参考词的语法功能、语音形式、文字形式，因为它们的差异往往决定于或反映了词的意义差异。
第二节研究汉语词义系统的几个问题
一、词义系联法的运用
词义系联法是参照音韵学中的反切系联法，以义位为基本单位，通过词义训释的各种形式，将词义系联成一个个大大小小不等的义类。
国内对词义系联法的运用最充分的要算宋永培先生。
他在《＜说文解字＞词义系统研究》中首次大规模地运用，并以此为基本方法对《说文》词义系统作了开拓性的研究。
词义系联法的运用对汉语词义、特别是古汉语词义的研究走上科学化形式化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在重视运用词义系联法时，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方法的复杂性和所起作用的非绝对性。
主要难点有以下几个：
１．直训形式与义位内容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训释是以直训为基本形式的，直训大多数训释的是词的某个具体义位，因此，词义系联法的施行主要是借助传统的各种训释形式和材料，以词的义位为系联的基本单位。
但不能简单地规定为凡是有直训联系的都是表现词的义位义，并信而不疑地把它们全部用来作为揭示词义系统的直接材料。
因为在许多场合下，直训反映的并不都是词的义位义。
如《说文》“尚，曾也”是词直训的形式，段注：
“尚之词舒，故释尚为曾。
曾、重也，尚、上也，皆积累加高之意，义亦相通也。
”这里训的就不是“尚”的某个具体义，而是一种“积累加高”的词义色彩。
“尚”的其它“崇尚”、“尊奉”等具体义都可以概括在这一意义之下，故用与此有共同词义色彩的“曾”字来对释。
又如《尔雅》“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是一词多训的直训例子，这里的取义来源是“‘哉’与‘之’别离之绪，是以断为间也；‘虚’‘无’则以两相对合为间；‘孔’‘魂’又以内外区分为间也”。
[12]这里的词义也明显是一种相当空泛隐含的词义色彩。
又如声训，绝大部分用的是直训的形式，对此也是用义位义不能解释得了了的。
如“天、颠也”例，就没有过天作颠用的义例。
而“、老人面如点也”，“点、小黑也”，“”、“点”是同源词，可它们相同的词义特点是落在同一语源的隐含在词义内部的类型义，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义位。
可见，即使古汉语中有极其丰富的词义训释材料可资利用，但材料的杂芜使得在利用这些姴牧鲜北匦肴险嬲绫穑乇鹗且迫繁４室寤镜ノ哗ォヒ逦坏那逦⒚魅穽姟⑹翟诶粗贫ǘ栽疾牧系娜∩岬谋曜肌?
２．如何处理义界问题
在古汉语的词义训释材料中，除直训外，还有大量的义界。
义界能阐明词义的内涵和外延，较细致地揭示出词的具体个性。
义界一般是由句子或词组的形式来完成。
在词组形式的义界中，总有一个词充当中心词，即“主训词”，其它的部分如偏正词组中的偏，动宾词组中的宾，即“义差部分”。
宋永培先生提出：
分析定义式义界包含的义位，应从选取“主训词”入手。
例如“摘、拓果树实也”，“拓”为主训词，能表示“摘”的意义特点。
“陵、大阜也”，“大”为义差，能表示“陵”的意义特点。
所以应从“拓”分析“摘”的义位，从“大”分析“陵”的义位。
（同上文）
并提出一个指导原则：
“词训系联的着眼点是词义特点而不是词义类别。
”宋永培先生的这种规定导乎先路，很有参考价值，但在具体运用时却会不时令人犯难。
主训词一般都是表示词义类别的（从不同角度还可称为上位词、广义词、种属词或类义词等），义差表示的是词义特点。
上面出现的两个例子，“摘”取的是主训词，“陵”取的是义差，选取主训词显然不合“词训系联的着眼点是词义特点而不是词义类别”这一原则。
如果不同意一般情况下“主训词”是表示词义类别，“义差”是表示词义特点Ｇ么，在具体贯彻上述原则时就任意性太大，模棱两可了。
其次，即使是主训词或义差在不同场合下都有表示词义特点的作用，是否就可以选取二者中的其一作为被释词的义位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陵，大阜也”，“大”的义差是在“阜”的类义上表示出来的；“摘，拓果树实也”，“果树实”的义差也是在“拓”的类义上表示出来的。
脱离了“阜”和“果树实”，“拓”和“大”都不可能表示出“摘”与“陵”的义位义，而只会或出现与被释词相同的类别义，如“拓”与“摘”；或相去更远，成为脱离了同一类别的别的类属义，如“大”与“陵”。
在概括义界的义位时，单靠主训词或义差都不足以显示词义的类聚。
义界中的主训词与义差是不可分离的。
一般说来，反映词义特点是由义差来完成的，但这必须与主训词相结合才能完成。
以主训词加义差的词组形式正是为了达到反映义位的目的，不必强求只能以单个词来反映义位这种单纯统一的形式。
否则有可能概括提炼出来的不是该词的义位，而是别的词位义，甚至别的类义。
对句子形式的界说进行概括时也是如此。
如“、张耳有所闻也”，“”的整体义不是“惊”，而是“闻而有惊”。
“”的词义特点是在“闻”这一词义类别中体现出“惊”这一词义要素。
词义系联的着眼点可以是词的区别义，但词义系联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必须是该词的类别义。
３．不同的词义层次和词义成分需要不同的系联法
研究表明，古汉语词义除了表层的具体所指义外，还有深层的内部隐含义，即一组词的类别特点，又称词源义。
传统训诂中的声训表示的就常是这种意义。
如《广雅》：
“启、踞也”。
疏云：
“居、踞、跽、启、跪，一声之转，其义并相近”。
又如《广雅》：
“、好也”。
疏云：
“《方言》、、好也……犹小也。
凡小与好义相近”。
又如《释名》：
“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杀也”。
以上例子反映的都是词的深层内部隐含义。
这种词义是汉语词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建立完整的汉语词义系统，不能不对此给予极大的重视。
它们无具体的实在所指对象，却制约着表层具体义的所指和趋向。
对词的这种深层义必须要有明确的标准与词的表层具体义相区别。
词的深层义表现在具体词身上，就是声义相近，字形上则有的有联系，有的无联系。
因此对词的深层义必须在运用词义训释形式进行系联之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词的语音联系和词的形体联系等各个侧面。
象“曾”、“增”、“甑”、“赠”、“憎”等字的深层义就融形音义的联系于一身。
二、与语义研究相区别的词义研究
在现代语言学中，语义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
语义学的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尽管对语义学的定义还未能统一，但把语义学看作是研究语言意义的一门科学，则是基本确定了的。
《大英百科全书》（１９８４）对语言和语言学体系的划分也只有与语音（学）、语法（学）相对应的语义（学），而没有传统的词汇学。
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语言的意义，除词外，还包括词组、句、段、篇章等言语单位的意义。
显然，语义学研究的范围要比词义学广得多。
词义的研究要真正做到揭示词义结构的内在规模，就有必要与语义学的研究区别开来。
首先，要做到词义研究应限定在以词为基本对象的范围之内，以义位为最小词义单位，以词位为基本结构单位，词义系统的建立立足于词位之上。
其次，应使词义的研究结合词形的研究共同起来进行。
词义的研究可以不以词的形式义为专门对象，但仍须与之结合起来考虑。
如词义与词的语法就密切相关，但“每个实词属于那一具体词类的词性，原则上并不取决于词的词汇意义”。
“各种实词词词的语法类别，归根结底只有依据词的语法特点才能划分出来”[13]。
如果在词义的系联时，不管词性的类别，把表事物名称（名词）、性质状态（形容词）、变化（动词）的词都揉合到一起，显然也是超出了词的语法形式限制的。
脱离词的各种形式义限定的纯意义的研究，肯定将混同于语义研究，使得词义结构的系联将出现脱离词语使用常态的“臆想”“牵强”的结果。
三、词义结构研究的多样性
古汉语词义的总体面貌到现在还没有全面地完整揭示。
由于词义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关系，由于研究者的观察角度、观点的相异，由于所运用的方法、理论参照系的不同，拿出不同的词义结构模式和总体框架，得出不同的结论，都是很自然的。
如注意词义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可以得出词义系统的“合━━分━━合”的整体性规模；以词义引申过程中概念的中介作为对象可以得出时间、空间、运动、形貌、性质、程度、功能等七大方面的词义范畴体系；以与概念相对应的词的理性义的种属关系为根据，又可分出不同的类义体系，等。
承认词义结构研究的多样性与承认汉语词义结构的客观性并不矛盾。
承认研究的多样性就是承认研究中必不可免的有限性和主观性。
词义系统的描绘实际上也仍是人们对词义系统的一种主观认识结果。
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更充分地深入研究对象，更好地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切磋琢磨，自由讨论，互相取长补短。
相信随着学术界的努力，古汉词词义系统的整体面貌终将被认识。
四、要重视词义基本属性的研究
要搞好汉语词义系统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准确认识汉语词义的各种基本属性。
词义的基本属性决定着词义结构的形成。
越是充分地认识到词义的基本属性，就越能准确地了解词义的结构类型。
传统的词义研究，对古汉语的词义特性已有了相当的认识。
如词义的多样性、可析性、运动性、互补性等，对义类的最小构成、义类的交叉、词义系统的断代要求、系统内的调节功能，对义类的上下相属、左右相足、正反相对、前后相贯的种种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近年对古汉语词义属性的新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词的内部深层义。
词的内部深层义是词义的中心要素，决定着词义的基本面貌，影响着词义的引申发展方向。
在音近义近的一组词中间起着制约作用。
对这样有重要影响力的词义，在词义系统的研究中就不能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词的内部深层义可以体现在义类的中心义素的制约力上，也可以单独进行描绘。
当然它的归类宜粗，反映类属义和词义色彩即可，但内部深层义与外部表层义应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应在表层义的结构中体现出深层义的制约力。
又如词的广义性。
古汉语基本词汇除了传统认为的稳定性、全民性、极强的构词能力，还有一种词义宽泛、覆盖面广的广义性。
基本词汇广义性明显体现在训释材料的训释词上。
训释频率高的训释词明白、易懂、常用、词义笼罩面广，这些特点再加上它的强大生命力，使得词义义类和义类标题词的确定都有了很可靠的理论依据。
大量的古训释材料，则为认识广义性提供了充足的事实依据。
还如词的模糊性，也必然会影响到义类的模糊性，等等。
只有当词义的种种属性、词义的种种演变规律真正被认识，那时，词义系统的面貌才能真正被揭示。
第三节汉语词义系统的建构
根据词义的内容、范围、性质、作用、地位等各个不同的因素，或借助于词形和词音的各种形式联系，可以建构成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词义结构，最终构成全部词义的大系统。
依照词义结构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
单个词内的微观结构、众多词义联系的中观结构、词义整体的宏观结构。
一、单个词的微观结构
在前面的“词义成分的构成”两章中分析了单个词的内部面貌。
单个词内的微观结构，从共时的平面划分，其核心是概念意义，从历时的纵向划分，其核心是本义。
其它的各种意义成分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形成、附著、运转的。
下面谈三个问题：
词义的基本单位；义位的义素分析；词义微观结构的范围。
１．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是词的义位
在阐述、构拟汉语的任何一种词义系统时都会首先遇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
洪成玉先生看到揭示词汇系统全貌的困难，稳妥地从阐述词义的系统特征入手，提出了许多富于见地的意见。
但在谈到词义的结构性时，却把单词的词义结构等同于合成词的词素意义的构成，把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看作是词素的意义。
如“细小”为同义结构、“桌椅”为类义结构、“早晚”为反义结构、“窗户”为偏义结构、“暮春”为限定结构、“骑马”为支配结构[14]。
从合成词的意义来源来看，合成词确实具有词素意义的存在，但一个词的词义结构并不等于词素义的结构。
一个词的词义结构指的是这个词由各个词素凝合成词后（如果它是合成词的话），独立完整地具有的所有义项之间的关系。
而词素义只是这个词的意义的原始材料。
词素义并不能算入词义的范围。
这是两个意义层次上的单位，中间横跨着质变的距离。
词素义可以与词相一致，如“细小”、“桌椅”、“遭遇”；也可以部分相异，如“计算”、“算计”，“和平”、“平和”；甚至完全相异，如“爪牙”、“好歹”、“心腹”、“骨肉”。
而且词素义具有自己的独立存在形式，词素义的形式可以与词义的形式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而一个词的意义结构却相反，它的下位意义单位必须要具有与词义相同的存在形式，即同一的词形、同一的词音。
尽管词素义的内容及其组合关系可以影响词义的内容及其组合关系，有时二者甚至很接近，但这个词一旦独立诞生后，它的意义和形式就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词的意义可以分解为几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义位单独使用，但这必须在统一的单一词形的依托下进行。
这时，词素义对词的意义来说已是不复存在了。
词素只是合成词的沙石水泥罢了。
词素义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词的意义和形式，而且词素也不能单独使用。
所以，词素义不等于词的意义，词义结构不等于词素义的累积合成，词义的最小单位也不是词素义。
如果把合成词的词素意义结构等同于单词的意义结构，那么大量的非合成词岂不没有它的意义结构了？
至于洪先生的文章另一处把词素合成后产生的新义看作是“词的结构义”，所容易引起的误会亦同出一源。
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也不是义素。
义素在词义研究中的价值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
义素分析法在词义的分解、组合、演变的研究中确有它的独到功用。
但如果把义素看作是词义的最小单位就不尽然了。
到目前为止，义素充其量还只是停留在作为计测义位构成的工具和手段的程度。
由于义素的确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分解的无限性和缺乏专有的形式标志等缺陷，使得义素要作为独立的一级词义单位还有很大的困难。
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应是义位。
词义的最小单位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有独立的形式标志；二、是能独立运用、具有单独的表达功能的最小单位。
义位具备这两个条件。
传统认为词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词汇单位，其实词在独立运用时总是运用它的某个义位，与别的词构成同义词或反义词时，也总是某个义位单独出现而形成种种关系。
如“肥”（脂肪多）━━“瘦”；“肥”（衣服宽大）━━“窄”；“肥”（家底殷富）━━“贫”；“肥”（饱满厚实）━━“枯”；“肥”（土地肥沃）━━“瘠”，“肥”字分别与“瘦”、“窄”、“贫”、“枯”、“瘠”等词构成反义关系，都是独立运用某个义项的结果。
义位的存在形式与词的存在形式是相同一的。
把义位作为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有助于准确地把握词义的内涵，有助于分辨词义的相互关系。
词义作为有层次的、立体式的结构物，紧靠义位之上还应有一层词义单位，这里暂称之为“词位义”。
不因为词的出现总是以义位为单位而取消词位义的存在价值。
义位是词位的下位概念，是词内诸多分子中的一个。
在词的内部意义中，义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但对别的词来说，各个义位之间的类似性更强，凝固力更紧，词位仍显示出强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其次，从词义的形式来看，最小的词义形式仍是以词位为单位的。
如“肥”尽管有五个义项，但语音形式只有fei。
词位的这种意义的完整性和形式的独立性，使得词位在词义结构的框架中应是旁者所不可取代的、必不可少的一级词义单位。
２．词义的义素分析
词义的义素分析是对一个义位的内部意义构成因素的剖析。
一个义位总是由若干个有区别作用的意义因子构成的。
这些有区别作用的意义因子就是词义的义素。
义素并不能单独存在，而是由若干个义素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义位出现。
如“人”的义素是（＋动物）（＋语言）（＋思维）（＋劳动）……，这些义素的总和就构成了“人”这个词义的内涵。
一个词的义素可以分析出很多，但有价值的义素是那些能反映本质特点、有区别价值的义素。
象“人”还可以分出“感情”“寿命”“高矮”“体重”“性别”等更多的义素，但这些都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与要区分的“动物”也无鉴别价值。
因此，在确立“人”的义素时可以不考虑这些次要义素。
义素的构成有两类，理性义素和色彩义素。
理性义素反映词的概念特征，理性义素相同的词才能构成同义词。
色彩义素反映词的色彩意义，但色彩义素中的感情义素会影响到词的性质，感情义素不同的词也不能构成同义词。
词与词之间相同的义素越多，其同义的程度也就越高。
词义的义素分析深入到了一个词义的内部构成因子，它对了解词义的构成、词义的相互比较、词义的演变都有很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下面试分析“奔”、“步”、“乘”、“骑”四个词的义素构成：
┏━━┳━┳━━━━┳━━━━┳━━━━━┳━━━━┳━━━━┓
┃例┃义┃借助┃凭借┃脚向前┃膝部┃快速┃
┃词┃素┃工具┃动物┃行进┃弯曲┃┃
┣━━╋━┻━━━━╋━━━━╋━━━━━╋━━━━╋━━━━┫
┃奔┃－┃－┃＋┃＋┃＋┃
┣━━╋━━━━━━╋━━━━╋━━━━━╋━━━━╋━━━━┫
┃步┃－┃－┃＋┃－┃－┃
┣━━╋━━━━━━╋━━━━╋━━━━━╋━━━━╋━━━━┫
┃乘┃＋┃－┃－┃＋－┃＋－┃
┣━━╋━━━━━━╋━━━━╋━━━━━╋━━━━╋━━━━┫
┃骑┃＋┃＋－┃－┃＋－┃＋－┃
┗━━┻━━━━━━┻━━━━┻━━━━━┻━━━━┻━━━━┛
这里列了五个义素，第一个义素“借助工具”把“奔”和“步”、“乘”和“骑”分成了两组互不相同的同义词。
“奔”和“步”的区别在“膝部弯曲”和“快速”两个义素上。
膝盖弯曲的是“奔”，不弯曲的是“步”，快速的是“奔”，慢的是“步”。
“乘”和“骑”的区别在于乘一般是非动物的，如乘车、乘船、乘轿，而“骑”对凭借动物这一点则不严格。
在这五个义素外，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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