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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党课参考
第36期
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2014年10月23日
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尽管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前列,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污染、要素市场扭曲等结构性问题凸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作了总体部署,然而,改革是系统性工程,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观察。
结合近期的指标来看,中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较金融危机之前均呈现较大回落,经济增长面临减速压力,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重要话题。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近平总书记“新常态”的提法寓意深远,也是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作出的理性判断。
然而,究竟什么是“新常态”,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新常态”?
应该如何适应“新常态”?
随着今年上半年及近期经济数据的陆续披露,让我们对“新常态”的准确认识和深入理解有了依据。
对此,本课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的解释与阐述,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认识。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及特征
相比之前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新的转变,那就是进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增长速度处在换档期特指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意指短期内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将面临阵痛,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曾经实施的宏观政策刺激的效果需要消化。
同时,当前世界经济还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
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新常态”的理念,“新常态”的内涵也逐步清晰化,即经济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将从依赖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减速并稳定在中高速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经济除了有限的几次GDP增长速度短暂低于8%以外,几乎都在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轨道上。
从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十多个季度在7.5%左右的区间波动。
尽管2014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仅为7.4%,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7.7%,但仍然没跌破底线,而且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在政府定向调控政策指引下回到7.5%的水平,体现了宏观经济减速但在新的水平上逐步企稳的“新常态”特征。
(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长8%,不仅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也达到46.6%,高出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这是第三产业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后,再次领跑中国经济。
同时,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民生保障扎实有力,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节能降耗也继续取得新成效,今年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2%。
可以看出,正在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经过不断调整优化,结构更加合理。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步起决定性作用
与宏观经济减速并且结构优化的“新常态”相适应,支撑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正日益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持续凸显。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打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才能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在为市场松绑的同时,各级政府也腾出手来重新定位和履行自己的新职能。
新定位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协同治理,而“钱”就是连接这种新型治理关系的重要纽带。
因此,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分税与花钱,自然成为政府改革的关键。
最近,中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获批的领域性总体改革方案。
在此之前,“营改增”则打响了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浙江义乌等地,相继设立改革实验区,在金融、外贸、司法等领域先行先试,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渐次展开。
目前,按照整体推进步骤,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打破城乡二元限制,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
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等税收制度改革将稳步推进,全面预算公开和权责相符的现代财政体系逐步完善。
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股票发行由审批制向注册制过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诸多改革同步推进,稳步推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为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健康的“新常态”奠定基础。
(四)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持续注入新动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能不能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转型升级、打造竞争新优势,对很多产业来说是一场“生死之搏”。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加快培育新产业。
只有不断壮大实体经济,筑牢经济的根基,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
在“弯道超车”的节骨眼上,要更加注重发展实体经济。
世界各国早已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以3D打印、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世界性变革突破的能量不断累积,全球正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
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近些年中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人力资本等“软投资”,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立高效、现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积极融入到全球创新网络之中,获得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效应。
(五)经济增长面临新风险新挑战
我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宏观经济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不仅来自内部的挑战,也源自外部经济体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的国际经济风险。
一方面,观察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较多不确定性。
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消费税等政策可能构成日本经济较大下行压力,欧洲经济通缩风险未见缓解,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我国外贸形势所拥有的本世纪初以来相对稳定的环境正在悄然变化。
另一方面,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风险,这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将逐步释放出来,由此将构成“新常态”的重要挑战。
结合当下来看,我国力推经济转型升级而主动减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
然而,改革往往涉及既得利益的调整,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改革进程缓慢而复杂。
同时,改革的放缓可能引发矛盾更加突出,比如房地产市场高位震荡加大房地产泡沫破裂乃至引发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升级,金融改革滞后导致货币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不畅,宏观经济面临政策效率低下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未能大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这些问题无疑对当前经济社会构成新的挑战,而这些问题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存在,它们可能滋生“新常态”的新风险。
二、理性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寓意深远,其核心观点有两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不可能再保持改革开放以来较高的增速;二是宏观经济能够在中高速水平企稳。
因而,正确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在于认识宏观经济为何会出现减速,更要深入分析宏观经济为何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支撑宏观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健康发展。
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来看,宏观经济监管面临下行压力,但宏观经济仍然没有突破通胀上限与就业下限,预示宏观经济依然在政府的目标范围之内。
未来如果政府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尤其是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等政策的推动,经济有望保持在目标区间,而且伴随着城镇化、信息化的推进,宏观经济在新的水平上保持稳定也仍然有较大保障,“新常态”也就可以名副其实。
(一)“新常态”符合经济增长规律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速适度回落的“新常态”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地位不断提升,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功走过下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并在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麦迪森数据库对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的分析发现,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即Geary-KhamisDollar,是一种平衡各国货币在贸易中出现的货币价值差值的工具,也是一种独立于主权国货币的虚拟交易货币)左右时,经济增长率会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有的达到50%左右。
从上述规律来说,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开始进入11000国际元的区间,宏观经济将进入适度减速的“新常态”。
结合具体的情况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减速也是宏观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诉求。
截至目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发展方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虽然我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成为全球第一,但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问题日益突出。
2013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在“十二五”中期评估中,经济指标超前,而环保指标滞后,能源消费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结构、氮氧化物排放量等4个约束性指标均未达标。
在资源能源约束增强的同时,曾经助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
继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之后,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再次比上年减少244万人,这意味着过去一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
出现重大变化的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也开始纷纷走高。
在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出现减速也在情理之中。
(二)行政体制改革为“新常态”营造新的体制环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新常态”中宏观经济减速具有合理性,但“新常态”中宏观经济增长能否在中高速水平企稳呢?
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或者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将为“新常态”营造新的体制环境。
目前,深层次改革尚未推进,所以经济社会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变革。
但是自去年以来政府着力推进的简化行政审批等简政放权的改革稳步推进,为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经济创造了新的政府服务环境,激发了民营资本活力,对于保障经济在不通过扩张赤字与货币的情况下实现既定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也预示着改革的动力所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决定》内容覆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未来在基本经济制度、金融及要素等市场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有望逐步化解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未来伴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的稳步实施,宏观经济有望获得新的增长。
(三)国际合作空间拓展为“新常态”确立良好的国际环境
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与加入WTO之前的情形巳经显著不同,外部经济体短期内难以绕开中国而形成所谓的下一代“WTO”,因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战略选择可以更加理性自主。
当然,尽管中国通过加入WTO而进入贸易大国,未来再大幅开拓国际市场的空间不大,但通过坚持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有望在边际上短期内拓展国际合作增量空间。
目前美洲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有欧盟经济一体化,而亚洲仍然没有自由贸易区,中国加快与周边国家合作有望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下半年及近期的亚信峰会上提出积极推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区域合作目前正在有序稳步洽谈推进,随着各方对“一路一带”的逐步认同,中国有望进一步提升国际经济合作水平。
同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复苏增长客观上可能构成中国外需的稳定或者拉动作用。
美国主导的发达经济体近期的表现比金融危机时期也有较大的改善,这对于全球经济增长来说颇有积极的促进意义,而对中国来说,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危机以来曾经倡导“再工业化”等举措,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短期内互补成分或大于竞争,因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增长,有望对中国经济起到促进或者稳定作用。
(四)城镇化为“新常态”释放新动力
今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
《规划》指出,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这将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三、创新宏观政策,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针对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我们既应与时俱进接受“新常态”的事实,同时应加强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规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创新宏观调控手段,构建与“新常态”相适应的新的宏观政策体系。
(一)出台防风险尤其是房地产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今年以来伴随宏观经济减速,部分行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风险逐步加大,如何适时调整房地产政策措施,成为当下极为重要的内容。
从现实来看,应积极构建三重屏障,防范房地产调整的潜在风险。
1.适时推出“取消限购”等组合拳。
各地结合自身情况适时推出“取消限购”等组合拳,释放住房的理性需求。
行政限购将购房资格大多限制在刚需群体,但居民对于住房的需求具有差异性,取消限购有助于释放非刚需群体的住房差异性需求。
然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暴涨暴露了部分居民或者机构非理性囤积住房的情形,为避免房地产成为热炒的商品,通过开征房产税增加房产持有环节成本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由此也将促使居民购房行为更加理性。
当然,考虑到开征房产税可能构成房价的下行压力,因而目前可以考虑不对存量房征税,而只对增量房征收小额的房产税,并根据房地产市场表现而进行动态调节。
2.降低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各地结合自身情况适时降低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释放刚需。
刚需群体本质上是对住房价格不敏感的群体,这些人大多受到收入及购房门槛等限制,而难以实现合意的住房梦。
为此,各地可以根据需要适时调整首套住房的首付比例,并且在公积金贷款利率等方面进行优惠,适度降低刚需购房门槛,促进刚需购房需求的适时释放,有助于为防范房地产市场剧烈调整提供缓冲带。
3.构建房地产发展稳定基金。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稳定基金,完善房地产保险体系,防范房地产市场剧烈动荡。
房地产发展稳定基金不是为了托市,而是为了避免房地产价格非理性暴跌,政府可以借鉴通过外汇稳定基金而干预市场稳定股市或者汇率的经验,通过房地产发展稳定基金适时入市干预稳定房地产局势。
有些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将保障房建设资金注入房地产发展稳定基金,通过货币补贴购买而非新建的方式充实住房保障体系。
同时,加快完善房地产保险体系,为化解房地产市场波动的相关影响提供保障。
(二)创新定向调控政策着力点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提升定向调控政策效率亟待创新政策着力点。
1.从注重向特定领域增加货币供给转向改善特定领域微观主体信用环境。
当前,增加特定领域的货币供给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到其他收益率较高的领域,并不必然改善特定领域微观主体的融资问题。
必须着力推动改革,促进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客观的信用评级,降低优秀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加融资规模。
同时,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流转、农业承包经营权流转等基础性工作,为农民乃至农业产业化获得融资便利提供信用支撑。
2.从倚重货币政策转向更加倚重财税政策。
在宏观经济减速背景下,货币政策扩张容易引发货币进一步宽松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通过财税政策定向调控有助于激活存量。
可以考虑为新兴产业减税,从而增加相关企业的盈利水平,刺激相关部门增加投资拉动总需求。
3.从注重需求拉动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变。
定向调控刺激特定领域投资消费是提升短期总需求的办法,但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应着力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因而,定向调控应更多地关注企业转型升级,着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改善科研人才工作环境,搭建产学研平台,创建完善的创新升级体系。
(三)宏观政策需要理性权衡长期改革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尽管当前宏观经济仍然处于政府目标区间,但主要经济体指标的下行预示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未来宏观经济触及底线或者突破底线,引发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
结合当下来看,可以不诉诸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但可以考虑政策的微调,比如通过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经济增长。
此外,结合去年以来的做法,近期可以继续推进审批体制改革,放开市场准入,放开民营资本准入限制,激发民营资本投资热情。
(四)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特别是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
互联网金融构成当前金融领域重大创新,不仅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业务构成挑战,而且对金融监管等制度框架构成冲击。
尽管相关部门加快研究相关政策,但依然尚未形成适应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
互联网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冲突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滞后,说明了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刻不容缓。
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
(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重在权衡效率与公平。
在效率上,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当前应注重推进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专项和地方资金配套。
在公平取向上,需要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六)注重选择国际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和突破口
当前多边和双边国际经贸合作谈判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持续密集展开,中国也在抓紧进行各种谈判。
但经贸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往往需要双方乃至多方的妥协博弈,难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结合当前来看,中国可以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建设,由此可以促进中国外汇储备发挥较大作用并在相关治理机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助于未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同时,这些组织的重点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以促进中国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力,向外输出原材料及工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也有助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提升了话语权。
(七)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但仍然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必须加快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中起决定性作用。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
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
参考书目链接:
1.吴敬琏:
《直面大转型时代》(三联书店,2014年版)
2.宋国青:
《利率是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卢锋: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巴罗:
《宏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讨论题:
1.我国经济“新常态”有哪些特征?
2.谈谈如何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