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青少年小组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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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青少年小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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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青少年小組
（一）
訪問劉宏章先生----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隊助理督導主任
日期：
二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
時間：
早上九時至下午十二時
機構名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地點：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村耀華樓地下
受訪者：
劉宏章先生（助理督導主任）
訪問者：
蔡雪慧Sharon
（1）
（一） 一般資料
劉：
讓我首先介紹一下工作隊的服務範圍，主要是服務一些在天水圍接受警司警誡的學生，即是犯了輕微罪行的青少年，我還會與警察、家長和學校合作。
通常這些學生都是警誡後由社工去提供服務及一連串的活動予他們。
這些少年通常都是在學校內屢犯不改，而學校亦想有所行動，希望這些青少年改過或離校。
在這服務空間內，若果社工像感化官般向這些青少年發出強硬的警誡，便會令他們感到難受。
我們是想發揮他們的潛能，在每一個階段和狀態裡，每個人都需要發揮個人潛能以應付困難和困境。
但若果要做一些發展或是要做一些令到他們能體驗個人能力的戶內訓練，即所謂的“室內小組訓練”，很遺憾那些青少年會覺得很沉悶，因為在戶內進行小組未能進行一些身體舒展較多的活動，還會局限了小組的活動內容，在這情況下，我們便會設計一些切合他們興趣的活動，還會聽取學生對小組內容提出意見。
（2）
（二） 小組背景資料
蔡：
你的小組維期多久？
劉：
我們在二月份開始接個案，在初期小組是以自然小組的模式運作，到了後期才有較定期的小組訓練，小組一直維持到本年六月始告終結。
蔡：
你的小組合共有多少位成員？
劉：
小組共有六位成員，他們都是接受警司警誡的，並且就讀中三下學期。
蔡：
他們為何接受警司警誡？
劉：
他們多在學校內違規打人，與其他班的同學已有敵對的情況出現，有些是自己沉不住氣的，有些是被人挑釁的，有些是經過長年的積怨所致的。
這幾位組員都是由中一結伴到中三下學期的，在一至二月份的期間才被警誡的，而他們在校與其他同學的積怨也近兩年，應如何處理呢？
所以才引致他們互相打鬥，直至一個情況是校方不能忍受，因為他們多在學校打架，學生在校方屢勸不改下，學校就報警，其實學校早已想對他們有所行動，因此便想以此為藉口把他們趕離校。
蔡：
你的小組全是男組員，為何這樣挑選，當中是否有特別的原因？
劉：
其實當中很視乎不同的服務使用者。
第一是校方，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點。
校方想這些接受警誡，在校內經常犯規，令到校方感到非常“頭痛”，而對學校的學習及教學進度有很大影響的學生，把這些類似性質的學生集合在一起；而另一考慮則是學生的自然組合。
不過所謂小組的組成，性別和數量都不會太多，我想若果一間學校有太多類似的學生，學校也感到非常麻煩。
有些學生都會很堅持想加入小組，但我們也不准許他們加入，他們也很想參與小組的訓練，但校方卻不太贊成，可能是太多人參與這所謂“反傳統”的教學方法，但校方怕有影響。
例如學生之間的互相介紹，這些訓練又有趣又不用上課，所有人都會想參與，而不想上課，這是第一個考慮；而另一考慮是工作員亦不會將一些互相敵對的同學組合成同一小組，這樣工作員便可能要處理小組一些因為組員彼此敵對而引致的紛爭，反而會影響了我們的訓練，因為我們的訓練並不是著重於人際間的互動，而是著重於要組員去處理自我和在學校裡面的學習關係，所以我們想根據組員的想法再跟校方商討。
其實可以說這群青少年在未加入這個小組以前已是有一個自然小組存在，自成一角的，他們當中亦不會有“敵對派系”的人存在的。
蔡：
你的小組組員在行為特徵和家庭背景方面有何特色？
劉：
他們都是接受警司警誡的，全部都是來自同一間中學，他們過往經常逃學，例如:
原本學校是八時三十分集隊的，但他們卻在十一時三十分才回校，儀容都未整理好，而頭髮更金過「碧咸」，學校的老師見到他們回校就會感到非常麻煩，更希望他們還是不要回校。
但這群青少年非常「醒目」，於一定時間便回校，因為若果一學生連續十四日不回校上課的話，校方便會以長期曠課為理由向教育署申報這位學生輟學又或者是自動放棄學習機會，對於此校方也感到為難，因為學校一方面又要維持所謂“建制上的集體規律”；而另一方面又要跟進他們。
至於家庭背景方面，他們多是來自單親家庭和雙職家庭，是一些典型的家庭的模式，在家庭制約，親子相互的互動關係或者是親子間的親匿關係較弱，他們的父母很多時也較少關心和擔心他們，對於他們是否能跟得上學校的學習進度也不太關心，因此他們才會在外結交朋友以圖得到滿足感，所以這些組員通常都有所謂“街頭的埋堆經驗”，組員會與一些所謂有「背景」或會有為非作歹行為出現和生事的街頭青少年結交，可惜他們都不是在本區（天水圍）出沒，他們多在元朗區聚集，在元朗區跟從一些所謂有「背景」的社團，在這情況下，工作員的服務空間又不能擴展至元朗區，所以這些街頭工作又會由我們中心的工作員跟進，但在他們被警誡後，他們的跟進個案也轉介予我們，這樣我們便有責任提供家訪，個案輔導，小組輔導，甚至會考慮他們會有什麼危機出現，我是個案經理（casemanager），我就會視乎他們的情況而決定可以從那裡作為介入點。
行為模式方面，這群組員也是對學習缺乏興趣，好不容易才過渡了兩年半的學習生活，已經產生了放棄學業之念，但經數算下距離完成中三階段的日子亦不多，對於傳統的教學模式感到非常沉悶，因此學業成績自然低落，多數成為班中底層。
他們亦曾經與老師發生過嚴重的衝突，經常遭老師懲罰，通常組員沉不住氣便會與老師發生更大的衝突，例如與老師“鬥嘴”，更有一些組員事後在老師的儲物櫃和教師桌上小便，以圖令老師尷尬，這是他們對學校生活反感的表現。
在這情況下，他們很自然會在外有另外的生活去滿足他們的需要，這便是所謂的「街頭文化」了。
他們通常會在街上的公園，店舖並與一些所謂的「陀地」－ 一些常在街上流連、食煙、你追我逐、講粗言穢語又或者是「鋤D」，還會談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與人發生爭執時的處理方法，舉個例來說，若他們其中有人被其他人在天水圍欺負的話，他們便會商量應怎樣作出報復行動；另外有一些也會通宵在公園內流連。
近年新界北區甚至是全港的青少年都很流行回深圳消遣，組員們也有此習慣，他們亦有濫用藥物的習慣，多是服用大麻和「搖頭丸」。
蔡：
你的小組大約多久舉行一次？
劉：
這個小組合共有九次的活動，每星期進行一次，每一次的性質都不同，有的是小組訓練再加戶外活動，通常是一整天的，維持六至八個小時，目的是要加深組員在小組內所學到的知識，再在活動中滲透。
蔡：
那你的小組會在何地進行？
劉：
一定要在校內進行，否則就失卻了意義。
蔡：
與學校合作，在實則上會否遇到困難？
又或者當機構的政策與學校的不相配合的時候，你會如何平衡？
劉：
一定要學校配合，無論在小組舉行的房間，又或者學生回校的外貌上，學校是否滿意都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要與學校合作以致組員有所改進。
舉個例子，有一位組員他的頭髮比碧咸還要金，但他卻對我說：
我是這樣子的了，就算是要回校我也是這樣子不會改變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學校在早上八時三十分集隊，他們通常在十時三十分才回校，這是很「異相」的；第三，他們回到學校又會與其他同學發生爭執，這個問題都值得考慮。
在這情況下，准不准許他們上課，學校會採取隔離式的做法，其實我與訓導主任商量了很多次如何令他們有更理想的發展，而又能令校方滿意他們積極的表現。
至於機構的政策和小組的訓練，我的上司初時聽到也覺「好笑」，我明白他的角色是控制者（controller），凡事都希望走在正中，不偏離軌道，而這個小組是在校內進行，目的是想提高他們的生活能力，就沒有涉及要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和使他們能融入於學習制度內，這便自然存在一個疑問，到底小組的具體目標是什麼？
理論上工作員都是應該配合學校提升組員所謂的學校憲制，依著學校制度裡的目標進行小組，但現在這些組員想在外面有自己的經驗先，同時他們亦清楚他們在校兩年多的形象都是最差的一群，他們也沒有想過要升上文法中學中四的學習階段。
我看要視乎實制的情況而定，所以我們提議的活動內容也經過解釋游說的過程，就算是我的上司與大家都要作出嘗試，因為這是第一次的，缺乏以往的經驗可以依據或顯明成效，所以也需要一段時間去作試驗。
理論的應用與實踐
蔡：
你的小組有沒有什麼理論去支持？
劉：
當然如果是一些小組概念和理論應用就沒有去研究，我們都以經驗取代了這部份。
我們談及所謂治療模式的小組（remedialgroupmodel），工作員先要找出組員在能力方面主要的欠缺（coredeficit），但這並非由工作員來定，而是由三方面來定包括了服務對象的家庭，最重要是由服務對象自己講出來，工作員著重的是找出組員在能力方面的欠缺而不是他們本身的問題，因為組員可能也不認同他們存在著這些問題，他們的困難可能只是目前存在，並非是一些很難解決的問題，通常組員都是思維能力不足，說的是一些認知（cognition）方面的東西，他們的行為模式也會有應對不恰當的情況出現。
當應對不恰當時，他們便會產生難受的感覺，於是又再一次犯事了，他們會將自己的身份評價得很差，即所謂的“失敗身份”（failureidentity），經過這簡單的結構後，工作員便要令組員對自己有重新的看法與見解，我們的小組也有應用多角度思考的概念（AlternativeSolutionThinking）和InterpersonalCognitiveProblem-SolvingSkillsTraining（ICPS）的理念，不過當中我們也有加以變通的，畢竟我們的小組是以多元化運作的。
我們相信綜合不同的理念是可以令服務對象有更豐富的收獲，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進行學術驗證，最重要的還是令這群服務對象有更大的得益。
通常組員的問題行為是打架和與老師及同學吵架，而且有吸煙的習慣，我們以此為一個介入點，我們會了解吸煙這行為到底對他們有什麼意義，而非其影響，然後著組員從他們的表徵行為裡反思吸煙這行為，我們會思考應如何能透過小組的過程給予組員一些揭露，例如讓他們知道其吸煙的模式和習慣是怎樣的，或者進一步了解他們自己對於吸煙的取向是如何，引申出來的意義又是什麼。
我們當然希望組員了解吸煙對他們是沒有正面意義的，可能我們已有一個預定的設計–是希望他們減少吸煙的次數，在這個時候要他們戒煙是很困難的，這也可算是一個較輕微的小組目標，最重要的反而是經驗學習法，透過小組再配合活動訓練，這是很有力量的，對年青人尤甚湊效。
很多時單憑口述是不足夠的，反而要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去實習和進行活動。
待活動完結後，他們的情緒通常也會十分高漲，在此時進行經驗分享，將此轉化到他們不足的地方，他們便可得到啟示和另類的思維方法，揭露出新的行為模式。
蔡：
治療小組的目的多是著重於行為的改變，但你一向也不著重要發掘組員的問題，反而著重於建立組員的成功身份，從而減低他們不好的經驗，那麼在實際的環境裡你會如何權衡，又有什麼地方應注意的呢？
劉：
有很多問題須要處理和解決的，我們必須先做分析，跟著引發出問題的核心，在此我們引用了現實治療法（Realitytherapy）的概念，事實上小組的組員正用其失敗的身份（failureidentity）去面對學校的情況，於是我們要令到他們感覺到自己是應負上責任和應判斷所做的事情是否正確，一定要培養他們正面的成功經驗，然後再逐步達致成功的身份。
在這分析下，若要針對著去處理他們的問題為先，組員可能只會敷衍你而去處理他們的個人問題，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懂得在適合的情境中表現出合理的行為，可能只是為了要滿足我的要求，但若要他們的行為模式轉好就要視乎他們的需要–想完成中三課程，不斷向他們說目標是短期並清晰的和有什麼方法可以完成此目標，然後再推向他們的其他問題如「埋堆」、不懂得處理情緒、遲到、逃學、染金髮、甚至是暴力行為，若果逐一去處理以上問題可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小組是否能完全根治組員這些行為，我亦不敢下太多結論，不過最少可以有一個介入點，為組員先建立成功經驗，最少能確定他們能完成中三的學生生涯，「冇衰過」又或者是改善他們回校的儀容，但情緒上的問題和暴力行為還須加以觀察。
在實踐中，如何能將分析配合，因而令組員獲益更多呢？
若果是以個案工作的手法，不斷的與他們面談可能都能達致最終目標，但若是會議室內進行，組員便會覺得很沉悶，他們都不習慣這種溝通方式，更遑論要他們接收工作員所提出的訊息和作出反應。
話說回來，身份的問題，我們亦是從「問題的角度」入手，我們希望能夠增加他們的成功經驗，從而他們不好的經驗也能相應減低，這最少能增強他們的成功經驗，像過往先從處理他們的問題入手，很可能會停滯不前。
另外，我們亦不會像於行為治療模式（Behaviouraltherapy）般逐次量度組員的行為改變了多少，我們反而會藉著增加組員一些成功的經驗而減少他們的行為問題，所以我們的小組以經驗學習法為主，一方面組員又認同；另外，他們亦肯嘗試，亦在實際上有經驗效應，我們亦會在活動後與組員有分享環節（de-briefing），否則這個活動就失去意義了。
蔡：
為何你會多採用歷奇輔導訓練的模式？
（Adventure-basedCounseling）
劉：
可能是因為自己有較多這方面的經驗，另外亦要分析組員的特性，我想青少年不外乎喜歡「刺激」、「新鮮」、「好玩」的活動，所以我們會朝著經驗學習法的方向去設計活動，以歷險性的模式介入就相當恰當，又做到效應，組員又可以具體掌握此經驗。
歷奇輔導（ABC）最主要的概念是要組員處身於一個危機感重的階段，當他們發現自己處理不到時，他們便驚覺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信心，當他們能完成任務，他們便會有成功感，然後將此轉化日常生活中，因此我們會與組員進行事後分析（de-briefing），進一步幫助組員，將經驗融於生活之中，例如在一個活動之中，我們期望學員要由四層樓高度的崖上跳下，他們都會害怕，在困境時，他們便要去思考到底他們害怕什麼，是否願意踏出第一步，必是要他們付出鬥心才可完成。
當然我們會教他們去心呼吸或用個人的方式去舒緩。
當他們肯嘗試時，便會得到愉快經驗，我們通常會叫組員彼此鼓勵拍掌，之後在分享的環節中便會與他們分析他們害怕的是什麼，這種經驗可以有助於他們的學習。
至於訓練的內容能提升組員潛能的原因是，以跳崖的訓練為例，工作員要觀察住整體過程，找適當的時候與他們分享，否則這就沒有意義了，活動是由淺入深的，能克服第一次的困難，便會有成長和提升他們的信心和毅力。
又有一次我們要由橋上到谷底，當中有一百五十尺的距離，在這困難下，組員自然要拿出鬥心來，他們所面對的惡劣環境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遇到的，所以他們要習慣不時面對挑戰，提升內在的潛能。
小組動力
（1）
（1） 工作員角色
蔡：
你在小組中扮演什麼角色？
劉：
這個小組的組員都覺得我是他們的「大佬」，即表示他們已認同活動的提供者，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興趣是提不起他們的信心及鬥心的，當然我們不似他們所謂的「大佬」般可以「呼風喚雨」，想做什麼便做什麼，不過我們可以令他們經驗一些我想他們經歷的東西，當中一定要與他們共同面對，確保他們的安全，組員可能不知道我們做了很多事前的準備工作，我們亦會與他們共同經歷活動。
不像以往，小組工作員不會有太多親身參與於活動之中，在這方面是有不同的，因為這個小組是屬於經驗上的活動，若我不與組員一起經歷的話，就沒有經驗可與他們交流。
蔡：
組員有沒有把你視作他們的朋友？
劉：
我們有這樣的看法，因為在學校要配合訓導主任，我們會做一個“看守者”（gatekeeper）的角色，我們會在學校門守著，並對組員說你這樣子回校是不可以的，基本上我們覺得與組員也很合得來，但礙於要考慮學校方面，所以我要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蔡：
你如何在小組中建立自己的形像，你的「底線」又如何？
劉：
在這個小組中，又要取得組員的信任和提升他們的潛能和學習；另方面又要向學校作出交待，雖然如此，但也不要太看重工作員的形象，工作員的形象莫過於是助人者，反而最重要的是令組員對自己有信心，不會有被「出賣」的感覺和關心他們，而多於是營造一個很強的小組工作員的形象或是「gatekeeper」和「controller」。
至於要如何去建立工作員的形象較清晰的原則是要考慮對方的需要和反應，還要將工作員的個人感受與上司傾談，而並非與組員競賽，只要工作員有好的準備、胸襟和情緒就可以了，更多的準備便可以有助於工作員去迎合更多不同類形服務對象的需要，而並非要當一位「高高在上」的工作員。
蔡：
若組員想駕馭你，你又如何處理呢？
劉：
要視乎情況而定，究竟是工作員本身去引導他人駕馭自己，還是工作員本身有問題和猶豫不決，組員是會知道工作員的能力有多少的；就算組員真的超越了工作員也不成問題，但若組員是要駕馭工作員藉此而得到滿足感的話，可能該位工作員在小組中就沒有「地位」或者是令他們很不滿意，這種情況應盡避免。
小組衝突
蔡：
在你的小組裡有沒有衝突出現？
劉：
衝突都也曾出現過，例如在哪裡進行訓練或者是邀請誰加入訓練，組員總是各有意見的，但問題是工作員要懂得如何去處理這些小紛爭從而達致小組的目標，還要考慮組員在那個時間扮演著什麼角色，好像組中有一位扮演著「代罪羔羊」角色的組員（scapegoat），我都要為他製造機會讓他也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出眾的組員也要平衡一下不必要讓他鋒芒太露。
其實這個小組由半結構式到結構式的階段，他們都已定了各人在組中的位置了，因此就算他們發生很大的衝突時，他們也有舒緩的空間，總比「反面」好一點，他們之間是有一點情義的，因此我又不太擔心，他們的衝突太難處理，因此工作員要清楚掌握組員的狀態，而那些訓練都是有效應的，那種成功感和滿足感可以令他們懂得自我欣賞，很自然不安的情緒便會被減低，有一些獨特的經驗，這些亦可讓他們「回味」幾天，相信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衝突可會減少。
蔡：
當組員有衝突時，組員會「互相忍讓」，到底他們平衡機制是怎樣的？
劉：
畢竟他們己相識三年，各人都很清楚自己在組內的角色，凡事都不會太過份。
我們會在小組內平衡一些不平衡的角色現象。
工作員不想讓某位組員表現太突出，擁有過多的決定權，因而影響了其他組員的思維判斷，所以我會叫組員先考慮自己的看法，不應受到別人的影響。
至於擔任「小丑」角色的那位組員，我們會盡量模糊他這角色，以免他因被人取笑而發怒。
除此之外，我會叫其他組員給予他鼓勵，在後期他都有明顯的轉變。
蔡：
在ABC（Adventure-basedcounseling）的訓練裡，工作員有時會刻意製造衝突去試煉組員，你有否這樣做？
劉：
我沒有刻意去營造組員間的衝突，因為訓練當中，總有組員不能完成任務，他自然會成為被人埋怨的對象，不過最終他們也能群策群力把任務完成。
這裡的做法不等於破解小組（de-group），我們不刻意製造衝突令組員不和，因為未必所有的衝突都會產生良性後果。
工作員角色
蔡：
你是逐步澄清自己的角色，還是一開始已表明呢？
劉：
事前我並沒有刻意想過以什麼身份面對組員。
就算是稱呼，我也沒要求化他們稱呼我為「阿Sir」，我希望盡量去拉近彼此的距離。
當然工作員也應讓組員知道自己的角色可隨情境而轉變。
在有需要時會與他們一起面對，這樣才可得到他們的信任。
此外，工作員亦會扮演著資源分配的角色（resounesperson），但千萬不要讓組員覺得你以此作威脅，因為這只會惹來他們的反感。
領導模式
蔡：
你的領導模式是怎樣？
劉：
我不會在他們面前裝出超然的地位，所以他們也不會以我為考慮點。
他們多會考慮個人的意願。
不過在技術上他們仍要依靠我，例如有些組員想跳崖。
我會看看他是否有足夠信心，而不是因為一時的衝動。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給予他們空間去發展潛能。
我亦會擔任著指導者的角色，在他們停滯不前時給予他們意見，再讓他們決定應如何做。
次小組（Sub-group）
蔡：
你的小組有次小組嗎？
你會如何利用它達致小組目標？
劉：
有。
次小組可以精簡小組的討論過程。
在組內有些較「強」的次小組，其他組員都願意附和他們。
同時他們亦很樂意與工作員對話，很多時候我都會與他一個商討小組的事宜，然後再徵詢其他組員的意見。
其實次小組不一定會令到解體或拖慢小組的進度。
重點是工作員如何利用它。
通常較強的小組都是勇於去克服困難，有帶領的作用。
我們會發動他們去鼓勵表現較差的組員，一方面他們的正面角色可被肯定，因為他們很難得會去幫助其他人，另方面，那些較「弱」的角色亦不覺得自己與他們相距很遠。
溝通模式（Communicationpattern）
蔡：
你與組員及組員與組員之間的溝通模式是怎樣的？
劉：
我們很多時都是透過會議去傳達訊息，在每次出外前我們都會有例會，活動完結後都會談及其效果。
我會將角色分配給組員，但在分配之前要肯定該組員能勝任。
這小組都有一些核心角色（keyperson）負責發放消息，讓他們去帶領組員討論問題的解決方法。
工作員無須將訊息重覆多次，因而令組員生厭。
凝聚力（Cohesion）
蔡：
你的小組由自然小組（naturegroup）進入結構性小組（Structuredgroup），當中小組的凝聚力有何變化？
劉：
工作員首先要弄清自然小組（naturegroup）與結構性小組（Structuredgroup）的分別。
過往他們的生存模式可能較為負面，彼此互相奚落。
我們介入後希望將他們的自然狀態扭轉，最少組中的領袖、跟從者和「小丑」都可一同商量，更有些組員願意以另一種形式與人相處。
他們開始懂得關心彼此感受，互相提醒和分享樂趣，因為小組的訓練也頗為密集。
合約訂定
蔡：
小組的合約是否常變？
劉：
一些大原則例如要準時回校集隊和儀容整齊等都會經常提醒組員要遵守。
至於活動後報告及訓練時間的長短都是可以因應情況而改動。
在適當時候應給予組員去表達個人意見，這都是培養能力表現的做法。
評估成效
蔡：
你如何誘導組員知道自己的改變？
劉：
反省的文章，活動的錄影帶都很重要，可以讓組員回顧他們的表現。
小組完結時，我會送一張大的活動照片予每位組員，讓他們記著這小組的訓練。
另外，我亦會提交一份報告給學校，他們都一致通過組員的分享文章也會附在內。
此外，我有問家長和老師對他們的意見，這明顯已是現實生活的確定。
事實上我們只是啟動者，以後的情況如何也要視乎他們的取決。
組員角色
蔡：
你可否對每個組員都作簡單的簡介？
劉：
組員的家庭背景便不再重述，現在所講的是組員在小組中所表現的身份和積極性。
組中有一對孖仔表現最強，但他們兩人也會互相比較的。
「大孖」較「細孖」強，雖然他的領袖作風不太強，但也算是組中領袖人物，他表現比較「淡定」，凡事都會去嘗試，並會去感染其他同學；另外，「細孖」都出眾，但礙於先後次序的緣故，「細孖」始終覺自己排行小，因而常感到被「大孖」駕馭，很多時候他也想「行」先，不過重要的是有很多機會，所以他有時也可得以發揮。
事實上這兩位組員很多時都成為冒險者，他們令到整個小組都變得很有自信心，並且令其他組員覺得原來自己也有能力把訓練完成的。
舉一個例子，好像有一次的訓練是須要組員從崖上跳下來，那崖太約有四層樓這麼高，當然我們已做了相當的安全措施，但當到崖時就連「大孖」也感到害怕，他們都要考慮一段時間，到底是要跳還是不跳，為了什麼原因而跳，跳了下來有什麼後果。
只要有一位組員跳下來，其他人自然也充滿信心，因為他們都不想給別人看輕。
此外，組中有一位「代罪羔羊」（scapegoat），他常刻意裝出奇怪的樣子逗其他人開心，他經常都成為組中的「笑柄」，明顯地他在一些挑戰自我的活動中都表現出信心不足，在跳崖時他又藉口說自己不善於水性，總之他就會砌詞推搪；但相反他也是有尊嚴的，他其實想其他人都不要跳下去，那就最保險不過了，但當其他人都能完成任務只剩下他時，其他組員都會取笑他，雖然這是很“慘”的，但工作員就看成為「激將法」般藉以鼓勵他完成此活動，很可惜他越是被人取笑就越是退縮，當時我便叫了較出色的組員給予他鼓勵，而鼓勵的形式是叫其他組員對這位組員說：
「你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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