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8世纪中国园林文化对英国园林转型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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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至18世纪中国园林文化对英国园林转型的影响
17至18世纪中国园林文化对英国园林转型的影响
[摘要]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随着“中学西传”和商业活动的不断发酵，中国的哲学、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欧洲大陆不断产生影响。
中国园林文化在17至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英国风景园林的转型都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中国的园林文化在影响英国园林文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关键词]英国园林；中国园林；文化交流；东学西渐；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S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2-0060-07
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起，欧洲文明广泛吸收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逐步向近代社会迈进。
伴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商品如陶瓷、丝绸、漆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
一时间，从欧洲贵族至平民都对中国物品非常喜爱，几近痴迷。
随后，中国的陶瓷、室内装饰、服装和建筑等文化符号引发了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中国热；法语为Chi-nese-esque，意为“中国式的”）。
其中，中国的园林艺术深受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关注，以单体和曲线形式存在的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国的土地上被大量模仿和实践。
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受到启蒙时代（AgeofEnlightenment）理性与现实生活哲学观的影响，对蕴含孔孟儒学、道教哲学的中式园林艺术十分推崇，来自中国的园林艺术逐渐唤醒了英国民众对自然和原始景观的热爱，并转变了英式造园的观念。
中国园林的不规则曲线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
到18世纪下半页，英国园林在发展的进程中融合了中国和欧洲古典造园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蕴含自然风景的园林风格。
本文通过研究史料文献和造园实例，深入挖掘中国园林文化在英国造园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为中国文化和造园艺术影响中的西方造园发展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一、思辨：
17-18世纪中英之间的交流
（一）文化交流引发“中国热”
17-18世纪，欧洲商船从中国运回大量商品，旅居传教的教士同时带回大批报告、书信札记、游历日记和见闻，此类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农业、工商业、文学艺术、历史的著述为欧洲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门。
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被译成拉丁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书中描绘的“仁政德治”和“民贵君轻”思想、官僚的科举选拔制度与欧洲的官位世袭、贵族特权截然相反，使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高的认同感。
门多萨（JuanGonzalezdeMendoza，1545-1618）在《大中华帝国志》中记录了中国宏伟、奇特的建筑，并宣称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制成；官员府邸里的花园，草木繁盛并使用了水景，十分精致。
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引起了英国文艺界的关注，在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拉雷吉（WalterRaleigh，1554-1618）和海勒（PeterHeylin，1599-1662）等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被广为引用。
书中对中国介绍详尽，但门多萨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内容主要来自其他传教士的游记或假想。
进入18世纪，欧洲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随后风靡英国的中国造园艺术。
德国人菲舍尔?
埃尔拉赫（FischerVonErlach）的《建筑简史》（En-twurfEinerHistorischenArchitektur）介绍了中国古典造园艺术中的垒山技艺和太湖石的造景手法。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1682-1746）绘制多幅以承德避暑山庄为题材的“三十六景雕刻版画”，1742年，他将这些珍稀的中国园林图像资料带回英国伦敦。
版画中对于园林和建筑的描绘将一直以来大家只能通过文字描述而揣摩的中国园林升级为可视的图像。
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1702-1768），曾作为乾隆的皇家画师，在圆明园工作和生活三年。
他称赞园中的景色虽然全部是由人工完成的，但却似“由自天成”，他描述中国园林的特点是并非严格的按照中轴对称，从尺度上寻求体验的和谐，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造园风格。
他以艺术家的敏锐嗅觉体悟到中国园林的美学内涵：
源于自然，注重重塑自然界中的万物和谐，空间与尺度柔和，且不失游赏趣味。
他与友人的书信随后在法国出版，受到了英国学者们的欢迎，推动了英国园林的设计革命，对日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倡导者伯灵顿伯爵和肯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修正了欧洲学者和设计师从文字和插图中臆想的中国园林形象。
（二）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英国“中国热”浪潮
英国凭借强大的航运和海上的霸主地位，逐渐在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16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中国台湾。
随后，从十八世纪初，以广州（当时称为“Canton”）作为长期的通商口岸。
对于中国商品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光鲜绚丽且制作精美的中国商品，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随着各式器物以及中国文化典籍的早期传人，“中国风格”逐渐在普通英国民众中广为流行，英国文人同样热衷于追求“中国式”的设计和装饰艺术，并精心描绘形成具有异国情调的时尚风潮。
一方面，中国艺术在18世纪广泛渗透于欧洲洛可可（Rococo）艺术的形成过程中，从制作精致的家具、室内装饰到风景园林各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保留了巴洛克风格的复杂形象和精细图纹，并逐步与中国艺术中不对称特征和元素相融合。
这种新颖的艺术风格以其不对称的轻快纤细曲线著称，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庄严、豪华、宏伟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则打破了艺术上的对称、均衡、朴实的规律。
英国的造园活动是欧洲洛可可时代的最后成就与表现形态，山水、园林、建筑等皆受到洛可可艺术的影响，弯曲溪流、弯曲的小路和高大遮阴的乔木，无处不透漏着中国艺术中所强调的含蓄、典雅和纤细之风，似乎很符合英国人领会的中式园林的内涵。
另一方面，旨在通商而繁荣的航海线路的开辟，使得英国学者得以有机会亲临中国，直接面对中国的造园艺术。
在1740年至1749年期间，英国著名的造园师和中式园林实践者钱伯斯爵士（Sir.WilliamChambers，1723-1796）曾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三次到访中国的广州，并参观、学习中国的建筑、室内装饰和古典造园的相关知识。
在1772年出版的《论东方园林》（ADissertationonOrientalGardening）中，钱伯斯爵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赞美：
“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是无与伦比的。
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绚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
1757年，他以广州的千佛塔和南京大报恩塔为原型，在英国的丘园（KewGarden）中设计了中国式塔。
他的著作和作品进一步深化了英国人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认知和兴趣，广泛地影响了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和造园师，园林设计增加中式构筑物一时间成为当时造园的时尚，英国掀起了仿造中国园林的高潮。
二、形变：
“中国热”促进英国造园的转型
（一）早期的英国园林
英国的造园艺术并未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和教会的统治之下，封建王朝的世袭和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相互间的权利交融导致客观交流十分频繁，使得英国造园被欧洲主流造园风格同化。
在英国，早期的造园活动受到意大利、法国和荷兰造园的影响，但是，此类封建世袭式的造园风格，并未被英国社会完全接受。
15世纪末，英国园林以植物种植为主，其设计灵感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但保留了英国农业社会中盛行的花田，从事造园工作的大多是农学家和医生，具有重培育和医药研究的功能而轻观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英国园林与意大利造园的区别。
注重大尺度、规划和中轴对称的法国造园风格在十七世纪被介绍到英国。
安德烈?
莫莱（AndreMollet，1600-1665）和亨利?
怀斯（HenryWise1653-1738）等设计师的作品结合了英法园林精髓的佳作，林荫大道作为中轴线，两侧结园中延续传统几何图案的花坛。
由于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环境和长期以畜牧为主的封建农业国家的性质，使得英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自然审美趣味得以保留，为日后重理性和几何布局的古典造园形式转变为自然风景园林保留了原始的动力。
随后，英国造园逐渐融入荷兰造园元素，如水景、果园、用于灌溉的水渠、造型复杂的植物雕塑和深入农田的林荫道等，宏大尺度的花坛和农田通过轴线连接，巧妙地引入了反映农业生产的农耕元素。
同时，欧洲各国兴起塑造风景的造园风格，两者正巧迎合了英国社会对于自然的口味。
再者，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代的园林主人，必然对造园的内容、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古典造园所体现的园主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逐渐被观赏和游玩所替代，参与群体也逐渐扩大。
作为一种新需求思潮之下的鉴赏，英国园林需要一定的实践模型和审美理论作为支撑。
中国园林艺术中“自然”和“原野”的内涵在“中国热”的浪潮中被英国社会所接纳和推崇，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英国园林。
（二）“中国热”影响下的英国造园
在英国社会极力追求中国艺术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
到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学者们开始在英国传播汉学，并相继出版一系列汉学著作的英文译本。
英译的汉学著作和写实的中国风景画成为了学者心目中理想环境的范本。
加之，英国社会早已厌倦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式的规则、几何、中轴对称的造园风格，英国社会开始寻求突破古典园林的束缚，改变审美观念，致使英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表现出愈加浓厚的兴趣。
哲学家、诗人和学者们纷纷撰文批评时下流行的规则式园林，并以园林艺术作为载体，尝试描绘他们向往的园林模式，呼吁“回归自然”。
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认为事物的“公用”和“功能”的作用高于形式，规则式的园林仅仅是在整理树木的外部形态，方形或矩形的水池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乐趣。
他呼吁造园应该以偶然性和出人意料的意境美博得人们的喜爱，并倡导人们走出“对称的”园子，走进乡野，接近乡土植被。
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后来逐渐渗透到建筑与造园的思想中，促进了英国造园艺术的转型。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追寻艺术形态的本源加深了中国热在英国的影响力，并不断向更深层次延伸。
十七世纪末，英国新兴的农业资产阶级和贵族逐步在政坛中掌权，启蒙思想激励了他们对乡村、荒野的向往。
农业开发使得新兴阶层在积累物质基础的同时愈发亲近自然。
中国园林艺术中广泛应用的“源于自然”的不规则曲线，正好与资产阶级冲破封建皇权、挑战等级制度的雄心不谋而合。
十八世纪初，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独立出资雇佣造园师，打造他们想象中的“自然花园”。
他们为中国园林的意境美、淳朴的向往“自然”的体验与思考著书立说，为构建英国园林形式变迁的理论基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社会对中国造园艺术的讨论
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文艺评论家威廉?
坦普爵士（Sir.WilliamTemple，1628-1699）是英国第一个饶有兴趣讨论中国园林的学者。
他在1692年出版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theGardensofEpicurus）一文中将中式园林的不对称、不规则的美与欧洲整齐对称的造园手法进行对比，还使用“Sharawadgi”一词来描述“好的，或者值得赞赏”的中国园林。
这个新颖的英文词汇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被普遍认为是英国自然风景园林最原始的促进因素。
威廉?
坦普爵士认为英国园林需要改变，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而精心设计的“不规则”正好符合变化方向。
随后，他在私人别墅的外围（MoorPark，Farnham）率先采用了类似的曲线设计。
他的观点得到英国文艺评论界的响应。
约翰?
洛克的学生，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3rdEarlofShaftesbury，1671-1713）赞同道：
“‘和谐’和‘自然’是艺术最终所追寻的；圆形、曲线和未经雕琢的荒野都可以呈现在园林设计中。
”随后，诗人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在1712年发表的《庭院的欢乐》中赞同园林的美应该等同于“自然”的美。
他欣赏中国园林艺术，坚信中国人在造园的过程中，善于再造“自然”，而且他认为英国本土的造园师应该学习中国的造园艺术，尝试运用原始、不规则的、富有野趣的假山、长满青苔的洞穴和律动的瀑布等元素取代以往规则、对称的草坪和植物雕塑，产生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
他同时呼吁，英国的风景园林行业应该开展中国园林的实践。
1713年，诗人蒲伯（AlexanderPope，1688-1744）撰文批评流行的过度装饰且造型复杂的植物雕塑，呼吁造园需要“追随自然”，并称赞中国园林是“赏心悦目”的，园中的设计重现了“艺术的原野”。
英国学者齐声对中国园林持有的肯定态度，成为了文艺界寻求传统艺术形式转型的动力，建筑师和造园师则开始思考从造园手法和布局上探索“最好的园林”形式，中国园林显然是个不错的研究实例。
1715年，造园师斯威泽（StephenSwitzer，1682-1745）在《贵族、绅士和造园乐趣》（Nobleman，Gentleman，andGardener'sRecrea-tion）中提出将“自然”带回园林，在传统造园中引入乡野和森林，开阔游人的视野，弱化花园和自然之间的边界；设计师应该注重造园美学和经济实用相结合，缩减规则式园林高昂的维护费用。
1719年，他在蒲伯别墅（VillainTwickenham）的改造中尝试打造自然式园林。
他在全园的尺度上，去掉中轴线和规则的花园设计，增加植物造景、假山、曲线的道路和水体的比例，使得园内的设计贴近诗歌中宣扬的理想环境。
（四）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兴起
步入18世纪之后，中国园林艺术中宣扬的“自然和原始”思想经过英国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笔下的再次创造和提炼，逐渐被描述为接近古代完美环境的典范。
此时英国主流社会的审美观趋于大众化，且不断向本土文化中爱好大自然的传统靠近。
求新求变、突破边界，与自然界互动的设计得到大众的认可。
那些与主流阶层有直接联系的文化学者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权贵，如学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亲自参与到自家庄园或花园的改造中来。
这样，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语开创了自然式风景园林造园风格，将英国园林从欧洲古典的几何式园林艺术中解放出来，引领了欧洲不规则式园林的新风尚。
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传统园林开始向自然风景园过渡，抛弃轴线设计代表着英国园林的普遍性改革。
造园师布里奇曼和肯特（CharlesBridgeman，1690-1738；WilliamKent，1685-1748）成为扭转几何布局的先锋。
他们打破规则式园林中的生硬直线，尝试用柔软的曲线软化传统园林和乡村的边界，利用英国起伏的地形地貌作为背景，延长视线，将封闭的园林延伸到自然界中；为降低建筑体量和数量，用单个的中式亭、台、楼阁、庙宇和其他园林建筑作为视觉的焦点，代替中轴线的设计。
布里奇曼在斯托园（StoweLandscapeGar-den）中率先“背离”传统，实施了蒲伯和斯威泽的设计理念。
他试图在设计中打破几何式规则园林的布局方式，用交叉的林荫路作为主路，蜿蜒曲折的支路、湖岸、河流和茂密的树丛富有层次，配合起伏的地形和地貌，在三维空间里还原场地的自然特征（GeniusofthePlace）。
他受到中国园林中“挡”与“障”哲学的启发，创造了哈哈墙（Ha-ha）：
在草坪斜坡上设计了一个下沉式的挡土墙和水沟，防止野生动物或家畜跨越进入花园。
去除了封闭的围墙，将游人的视野由园内延伸至外围的森林，消除了两者间的界限，将园林拥入自然的怀抱。
肯特深受布里奇曼的影响，在设计中又融合了自然风景画的写意和构图技巧。
他热衷于从自然美景中提炼造园的线条，并宣称“自然痛恨直线”（NatureAbhorsStraightLines），强调造园师的工作是创造冲破墙壁包围的风景画。
在他和布里奇曼合作的项目中，包括克莱蒙特别墅、奇斯威克园、罗山别墅和斯托园（Claremont，ChiswickHouse.RoushamandStowe.）等都不断地诠释自然的原始和野性，在林荫路之间创造蛇形（SerpentineStyle）开敞空间，赋予水渠、河流和湖岸自然的曲线。
他注重造园的画面感，借用风景画的透视和光影来搭配园中的雕像、中式亭、寺庙和洞穴，还原伊甸园的古典气息，将文明世界中的园林和自然界融为一体。
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日趋成熟，布朗（LancelotBrown，1716-1783）无疑是这个时期的代表。
传统园林经过他“轻描淡写”式的雕琢，几乎丧失了所有的人工痕迹和几何布局，在园林中呈现出自然的韵味。
在布伦海姆皇宫（BlenheimPalace）花园的改造中，他使用开放的草坪替代怀斯的勒诺特式花坛。
将几棵一簇或单棵的乔木随机布置在波浪式的长曲线上。
草坪的地形起伏错落，以建筑为起点缓缓下降至湖面，同时，游人的视线可随远处的森林逐渐上升，草坪、树木、天空和湖中的倒影，将自然收入园中并转化成如画的风景。
三、中国和英国造园艺术的异同
造园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和英国远隔重洋，两者造园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涉及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错综复杂的因素。
宗教改革后，英国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经济层面上远离了欧洲大陆，虽然此类隔离并未影响中国文化传人英国，亦未影响社会各界研究和了解中国的热情，但毕竟相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接收到的中国信息，还是十分有限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园林却在中国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中思考求变，在学者和造园师的共同努力下，结合本土气候条件和国土景观等自然因素，完善了当时的自然景观，实现了从古典主义园林到浪漫主义园林风格的转变，形成了自然风景式园林，这是欧洲美学和造园领域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影响极为深刻。
深究这场革命的深层含义，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园林形式或者外在的不同，更多的是蕴含着英国社会化的哲学思考、社会主导阶层的改革和文化转型等内在因素。
这场“不经意间的自然”替代“美在比例与和谐”的革命，是代表启蒙思想的唯物主义冲破皇权天赋的封建社会桎梏的决心，是反对园林所代表的封建君主和贵族奢华生活和特权地位的行动，也代表着园林艺术大众化、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园林艺术起源于供古代帝王专享的观赏和狩猎的“园”、“囿”，后期分化为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但仍受到皇家礼制和儒学思想的长期影响，并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之中，造园的初衷和理念并未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改变。
中国园林的设计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搬运自然，而是追求理想化的自然，通过艺术的提升来达到真实的再现。
皇家园林恢弘的尺度和跨越园林的中轴长线，通过设计师的巧妙构思，虽然不能一目了然，但却是隐喻在“对景”和“呼应”的延续视线之中。
私家园林受到场地和尺度的限制，曲折小桥、潺潺细水，迷宫似的假山在无处不体现出园主人寄情“江山、社稷”的胸怀之中，捕捉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是以“假山假水”喻拟自然景观，既为“虽为人做，宛自天开”的意境。
英国社会对于中国园林艺术的理解当然存在着偏差，甚至可以说是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和模仿。
早期的英国学者，将西传的画作中所描绘的富有野趣的景象，与英国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游牧生活联系起来。
马国贤所带回伦敦的铜版画中，种植了稀疏、低矮乔木的“草原”，仅仅是截取了中国皇家园林中的一处或几处景致，但此类景色却成为英国园林整体田园化的理由。
英国园林中的长曲线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园林中人造山水的曲径通幽，其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情怀亦不能等同于中国园林中儒学式的悲情主义。
前者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园林的围墙并无限贴近自然，符合英国人对田野风光的向往。
而后者，却在私人园中独自欣赏“江山美景”。
诚然，其中有英国本土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因素在其中，但也说明当时的英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园林艺术内涵的深刻了解，也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热衷于推动中国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设计师在模仿中国园林“品位”的过程中，大多从构筑物和植物人手。
英国园林中的构筑物大多被称之为“中国亭”，这些源自于中国绘画的亭子，让国人看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且尺度迥异，与真实的中国建筑相去甚远。
但其功能上，倒是维持了中国园林中“观景点”、“视线引导”或“视觉焦点”的功能，而且设置中国式亭子的目的明显，即为设计师表达“中国品位”最为直接方式。
植物配植方面，设计师摒弃了平行的方格网式植树和规则的树木修剪方法，注重多样化植物品种的选择和植物之间色相的相互搭配。
在整体布局上，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资料，只能根据中国山水画作或瓷器上所绘制的景色，将植物以局部景点的方式散置在园中。
而中国园林中，植物元素以配景的形式存在，却大多在全园中形成完整的植物群落，虽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但亦注重与建筑的搭配和整体性。
四、结语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进入工业革命，一时间曾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也渐渐淹没在轰鸣的机械声中。
过去英国学者眼中开明和优越的中国，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笔下逐渐褪去虚华，露出“真实的面貌”。
但是，回顾这段近两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风在英国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臆想”和“借用”。
但是，中国文化的确在英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启蒙思想家和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的斗争中的思想武器。
中国园林之于英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也是如此。
欧洲甚至是世界各国一直认为，17世纪以来的英国园林艺术中的浪漫主义造园风格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英国古典园林的转型和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整个过程具有其特殊的性质。
造园活动虽然是着重打造空间环境的艺术行为，但其风格、形式和内容深受当时欧洲的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模式影响。
在崇尚王权和神权至上的文化笼罩下，在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烘托中，几何式布局的造园模式，忽略了风景园林源于自然的特点，使得当时的设计脱开了自然环境，或者说凌驾于自然之上。
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并不是最早介绍和学习中国园林艺术的国家，但中国园林艺术确实在英国造园的转型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园林小品的借鉴，到造园风格的模仿，到最后形成具有本土化色彩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全部过程：
一方面是理性主义之风，强化了转型的效应，也强化了不断寻找适合本国地理、文化和社会大众需求的造园风格；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社会的等级观念逐渐弱化，艺术的阶级特征逐步淡化，园林艺术越来越大众化和具有公共性。
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环境下，新兴阶级寻求社会转型“灵感”和寻找适合本国地理、文化和社会大众需求的文化艺术风格，其中不乏“利用”中国园林之嫌，也有曲解中国园林的“自然”为己所用的目的。
17世纪，英国学者视坦普的“Sharawadgi”为反抗古典主义的利器，18世纪他们却批判坦普和钱伯斯的园林完全不是想要的风格，且剥夺了英国人对自然式园林的原创地位。
诚然，在17世纪的园林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自然风格的端倪。
但是，中国园林不追求园林的形式、顺应环境和源于自然的哲学观，对英国规则式园林“形”的突破，提供了思想的启发和素材的支持。
另外，受到历史的局限性，英国的学者和造园师缺乏与中国园林的直接交流也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
钱伯斯在批评肯特和布朗误解了中国园林设计理念同时，却从未提及他对任何一本中国造园专著的体会。
中国和英国的造园艺术在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中交会、碰撞。
总之，正如歌德所述“东方和西方，再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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