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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中庸思维与冲突场景应对策略选择关系的探究

参考资料--中庸思维与冲突场景应对策略选择关系的探究中庸思维与冲突场景应对策略选择关系的探究作者：

王飞雪伍秋萍梁凯怡陈俊国学研究来源：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点击数：

2778更新时间：

2005-12-8摘要本研究通过对比不同中庸特质水平下的大学生在冲突场景应对策略的选择，探究中庸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本次研究随机抽取了中山大学南校区、珠海校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640人。

结果表明：

（1）大学生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庸思维；

（2）性别、年级对大学生的冲突应对策略的选择不构成主要影响因素；（3）在面对人际冲突时，大学生更多选择合作性较高、强硬性较低的应对策略，体现了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的习惯性思维；（4）高中庸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合作性的应对策略，而低中庸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妥协性应对策略；（5）不同中庸特质个体在“沟通障碍”、“习惯差异”、“被侵犯”、“制度结构”、“利益冲突”五种冲突情境下，其应对策略的选择有不同的倾向性。

关键词中庸人际冲突应对策略1研究背景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鲜明且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是中国历代以来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那么，何谓中庸呢？

所谓“中”，《说文》在“史”字下释“正也”；段栽注“中者，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朱熹说：

“中者，无过五不以之名”。

“庸”者，郑玄注“庸，常也。

中和可常行之德”；《易经》有云“庸言之信，庸德之谨”，意亦为常。

宋程颐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而所谓中庸之道，综合起来，无非就是不偏不倚，追求自然和谐融洽的内在意识，追求人际和睦、感性与理性平衡协调的愿望。

中庸之道运用了折中的思想，但绝不是折中主义。

但即使是狭义的“中庸”，即人与人交往之间的模糊状态，用得很滥，经常引起误解,与折衷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庸俗主义、妥协主义,甚至所谓投降主义混为一谈（冯友兰,1940;杨中芳、赵志裕,1997）。

其实中庸有很强的原则性,要择善固执,不偏不倚，而折中主义是一种无原则性的平均。

那么怎样的行为是符合中庸之道的呢？

那就要讲究平衡之术，讲究度的把握。

中国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和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一样，这就是“过犹不及”。

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中庸思想的理解以及运用对后世的影响较深，他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涉及中庸之道的专门内容，但这种思想渗透在他各种语录中。

例如：

《论语?

先进》中有这么一段：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

‘然则师愈与？

曰：

‘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讲的就是对度的把握。

他又说: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

子路》）。

狂即狂妄冒进,狷指拘谨退缩,两者都有所偏,。

故孔子提倡中行（庸）之道,要“叩其两端”（《论语?

子罕》）,“允执其中”（《论语?

尧曰》）。

当今对于中庸的研究，习惯把中庸理解为一种‘中和的思想和理性的手段，强调以整全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杨中芳、赵志裕等，2001）。

那么何谓‘中和,怎样表现才能使得我们的行为很好地符合中庸之道呢？

综上所述，虽然先前的研究以及文献都强调了‘平衡以及‘适度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给出具体详细的准则以供参考，对中庸之道如何在不同场景之下影响行为策略的取向也鲜有研究。

假设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揭示出中庸程度较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策略和价值取向,那么无论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调节、策略的选择,还是对于中庸理论的实证研究的发展,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本次研究选用人际冲突场景作为背景,探索性地发掘不同中庸特质人群在该场景下的应对策略和处理策略,以期对中庸态度的行为表现做出测量。

研究尝试从中庸思维的角度去探讨中国人在解决人际冲突时的策略取向，更深入地了解中庸思维到底包含什么内容，中庸的实践意义是什么。

在研究方法上，实验采用施测自编的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问卷以及中庸量表（吴佳辉，2004）,通过列联相关等统计方法，探究中庸高低程度和人际冲突应对策略的相关。

在问卷编制上，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问卷的题干选择基于张翔、樊富珉的大学生七种主要人际冲突来源（沟通障碍、习惯差异、被侵犯、认知差异、情绪态度、制度结构和利益争夺）的实证研究；问卷的选项设置基于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THOMAS-KILMANN的五因素冲突反应模型（竞争性、合作性、妥协性、回避性、顺应性）。

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问卷的编制分为两个部分。

在第一部分预试中，问卷采取开放式作答的形式，尽可能搜集预编问卷基于现实情况的作答，同时对问卷条目的信度及区分度做出衡量；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测试结果的基础上，选择举有良好区分度的题目，采用封闭式问卷的形式，结合中庸量表，进行大规模数据搜集。

2研究目的和假设近几年因为本土心理学的开展，中庸思维的研究逐渐从哲学的领域拓展到心理与行为科学的领域。

在讨论中庸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时，了解个人受到中庸文化或思维的影响程度，在进行心理学，特别是本土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研究通过量化被试的中庸水平并对其在人际冲突中的应对策略进行定性描述，并提出假设：

假设一：

一个较高中庸特质的个体，在面对人际冲突情境时会选择合作性较高的应对策略，例如合作、妥协。

假设二：

低中庸的个体在面对相同的人际冲突情境时会选择强硬性较高的应对策略，例如竞争、回避。

3研究方法3.1被试3.11人际冲突开放式问卷预试：

随机抽取中山大学南校区被试90人，无年龄、年级、专业控制。

3.12人际冲突封闭式问卷和中庸量表的正式施测：

随机抽取中山大学南校区、珠海校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640人，其中男生330人，女生310人，涵盖本科4个年级，大一150，大二150，大三170。

大四170。

3.2测量工具3.2.1中庸水平的测定研究采用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吴佳辉编制的《中庸思维量表》对被试的中庸水平进行测试。

量表由13个条目构成，每个条目代表一种符合中庸的叙述，对每个叙述采用5点量尺进行同意程度评定，分值越高代表同意程度越高。

量表又分为多方思考、整合性及和谐性三个分量表。

多方思考包括第1至第4个条目；整合性包括第5至第9个条目；和谐性包括第10至第13个条目。

3.2.2人际冲突应对策略的测定基于张翔、樊富珉对大学生人际冲突来源的实证研究，问卷设计了包括沟通障碍、习惯差异、被侵犯、认知差异、情绪态度、制度结构和利益冲突7种冲突情境的开放式问题。

每种冲突对应3道题，共设21道题，分为ABC三个版本，每个版本只涵盖7道题目，每道题目对应一个冲突来源。

三个版本相应的题项都是对应同样的冲突情境。

每个版本各发放30份，最后收集有效数据81份。

将相应题目的答案全部罗列出来，为进一步编制人际冲突应对策略封闭式问卷的选项设计提供参考。

正式量表条目与开放式问卷保持一致，题干描述一种人际冲突情境，选项分别设置5种可能的冲突应对策略，分别为竞争、回避、合作、妥协、顺应。

根据这5个划分，再参考开放式问卷的结果，通过专家判定法编写相应问题的选项，并通过一系列反复修改，最终正式问卷共17个条目，沟通障碍3道，习惯差异3道。

被侵犯3道，认知差异3道，情绪态度1道，制度结构2道，利益争夺2道。

3.3施测程序以自行阅读问卷的形式进行填答，包括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和中庸量表两部分。

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真实地反应出自己解决冲突的首选方法，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构选评估自己的中庸倾向性。

平均时间约为25分钟。

4结果与分析正式施测发放640份问卷，最终收集有效问卷565份，其中大一117份、大二135份、大三174份，回收率88.3％。

对565份有效数据，采用SPSS11.5，SAS8.0进行统计。

4.1中庸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对《中庸思维量表》进行信、效度分析。

结果发现，该问卷的整体内部一致性Alpha系数为0.8779。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强制选取三个因素时，KMO值为0.915，各个条目的因子负荷在0.559到0.750之间，方差解释量为56.154%。

问卷信、效度分析结果均显示其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可以有效地反应大学生个体的中庸思维。

4.2中庸特质的分布在此，选用量表平均分反应中庸特质，分数越高，中庸特质表现得越明显。

（1）总体情况：

被试总体的中庸特质平均分为3.729，标准差为0.647。

项目分析结果显示各条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2）男女生情况：

男生组的中庸特质平均分为3.726，标准差为0.663，女生组的中庸特质平均分为3.731，标准差为0.630。

对两组的中庸特质平均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女生在中庸特质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P-value=.925）（3）不同年级的分布情况：

各年级中庸特质平均分在3.7左右，经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E）检验，4个年级的中庸特质无显著性差异。

（F=1.843，Sig.=0.138）表一：

4个年级的中庸特质水平（4）根据中庸特质分数按高低排序，高于总人数之27％的分数为高中庸组，低于总人数之73％的分数为低中庸组。

其中高中庸组的中庸特质平均分为4.424，标准差为0.291，低中庸组的中庸特质平均分为2.945，标准差为0.455，对两组的中庸特质平均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中庸特质的平均分有显著差异。

（P-value2.58=Z0.01,P结果显示，除了“认识差异”和“情绪态度”外的五种冲突情境中，中庸水平与应对策略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不同中庸特质个体在具体冲突情境下，其应对策略的选择有不同的倾向性。

（P-value七种冲突情境下对中庸水平×应对策略的卡方检验在卡方检验的基础上，分别对“沟通障碍”、“习惯差异”、“被侵犯”、“制度结构”、“利益冲突”五种冲突情境统计不同中庸组别在应对策略选择上的百分率。

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四：

不同冲突下高、低中庸组别在应对策略上的选择对于“沟通障碍”，由于沟通渠道不畅,信息交流不够或信息被曲解造成双方的误会，人们通常会选择合作的策略，而高中庸特质的组别对合作的倾向性显得更明显（40％vs.29.8％）；对由于不喜欢对方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个性特征,或者彼此生活习惯差异等引发的冲突，高低中庸组均以“妥协”作为应对策略（50.5％vs.39.2％），其次为合作、顺应、回避、竞争，这可能与该冲突发生的背景有关，一般习惯差异带来的冲突大多发生在关系较为亲密的亲人或舍友之间，这使得彼此之间的宽容性较大；当个体感觉到自身的权益受到侵犯,出于保护自身权益时，高低中庸组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高中庸组采取妥协为主（31.1％），其次为合作、顺应、竞争、回避，低中庸组采取顺应为主（26.7％），其次为合作、妥协、回避、竞争；而对于组织结构压力、规则规章、任务分配等引起的冲突，人们的应对策略与面对“沟通障碍”冲突时相类似，以“合作”为主；但当双方在实质利益或资源、权利的争取上发生冲突时，“妥协”、“合作”、“顺应”都成为主要应对策略，高中庸组比低中庸组更倾向于“合作”。

5讨论分析从以上数据统计可以发现：

中庸对现代人行为模式的影响是存在的。

原假设一认为：

一个体现较高中庸程度的个体，在处理事件过程中会采取合作性较高的应对策略，包括合作、妥协，占高中庸组的66.7％，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

但是对于低中庸组，原假设二认为：

低中庸的个体在面对相同的人际冲突情境时会选择强硬性较高的应对策略，包括竞争、回避。

但结果显示低中庸的个体依然是以妥协、合作的应对策略为主，占了低中庸组的55％，而没有表现出强硬性。

更详尽的结果如下：

（1）大学生中庸特质平均分为3.73，大于中间值3，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中庸思维；

（2）性别、年级对被试的冲突应对策略的选择不构成主要影响因素，不同性别年级之间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选择策略依次为合作、妥协、顺应、回避、竞争；（3）在面对人际冲突情境时，高低中庸组被试都表现出了应对策略选择上的集中趋势，更多地选择合作性较高、强硬性较低的应对策略，体现了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的习惯性思维；（4）虽然在大体的集中趋势上，两组被试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但亦有其各自所不同的特点。

经过显著性的检验，发现高中庸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合作性的应对策略，而低中庸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妥协性应对策略；（5）面对“沟通障碍”和“制度结构”的冲突，合作是主要的应对策略；面对“习惯差异”时，妥协为主要策略；当“被侵犯”时，高中庸组选择妥协，低中庸组选择顺应；而当“利益冲突”时，妥协、合作、顺应都为主要的应对策略。

为何低中庸个体没有表现出与中庸特质相悖的行为特征呢？

我们的被试均来自中国大学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思维形式具有中国人的传统特色。

在研究中，被编入低中庸组别，并不代表他们的中庸特质就是很低的，只是相对高中庸个体，他们的中庸特质略低，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中庸特质平均分上发现，低中庸组平均分为2.945，恰处于5点量尺的中间值。

有学者曾对中美被试在量尺的反应上做过差异性比较，发现中国被试大多倾向于在中间值上反应，而美国被试会更多的选择两端极值（Matsumoto，1994）。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当代大学生处于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各种思潮汹涌而至的开放年代，他们的行为模式依然体现了浓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毕竟中庸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它深深地扎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中庸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交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凝成，且深刻积淀于人们的自我意识中，甚至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传承至今。

长期以来，以传统集权思想为本的中国社会，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这样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点，影响到中国人对问题的解决方式的选择。

以中庸思想为导向的个体会更多的从大局出发，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矛盾，体现多方思考、整体考虑、追求和谐的中庸思维。

6结论本研究揭示出中庸程度较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策略和价值取向,他们更愿意选择合作的形式以追求双赢的局面，这无论是对于人际关系的调节、策略的选择,还是对于了解中庸思维的内涵及对我们行为的指导意义等实证研究的发展,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被试全是中山大学的在校本科生，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我们随机选取了600个在校本科生，虽然这样，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其研究结果还很难推广到全国。

作为一次探索性的研究，其进一步研究可以深入到跨文化领域，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差异比较，了解传统文化对现代人行为模式的影响。

参考文献[1]杨中芳、赵志裕等，论总庸理性，《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2]吴佳辉，中庸量表的编制，来源：

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专业博士生毕业论文手稿，2004年[3]张翔、樊富珉，大学生人际冲突来源及其处理策略，《青年研究》，2003年第9期。

[4]张翔、樊富珉，人际冲突与冲突管理研究综述，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5]KennethW.Thomas&RalphH.Kilmann:

TheThomas-KilmannConflictModeInstrument.[6]张智、代钟进，中学生人际冲突解决策略取向及影响因素研究.应用心理学，2002年第8卷第1期，21～26[7]葛楚英，中庸之道——平衡术，孝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5卷第3期[8]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

《心理测量学》，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