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巨大变化范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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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巨大变化范文
改革开放40年巨大变化范文
今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我的人生,是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全过程的,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对四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耳闻目睹,是有切身体会和一定发言权的。
“改革开放”前,我生活在一座普通县城,父亲是军人(武装部政委),母亲是国家干部。
家庭条件还算比较好的。
但父母工资都才几十元。
那时大家都一样,手里的钱都不多,都较贫困。
有工作和工资还算好的,广大农村,下乡知青,就更惨了,是公分,没有工资。
钱本来就很少,但生活中光有钱还不行,还要有各种“票”。
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有粮票(又分为全国和地方)、油票、肉票、蛋票、布票、肥皂票,甚至澡票、水票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
人们穿着,不论男女,全是蓝色、黑色或黄色军装。
街上全是自行车或行人,很少见汽车。
文革中后期,大街上或学校里,还是时常见游行队伍,街道两边墙上和校园里贴满大字报,铺天盖地。
高音喇叭里斗争口号和革命歌曲,震耳欲聋。
学校里基本不上课,多数时间是政治学习或开批斗会。
总之,感觉就是一天到晚闹哄哄,人们精神压抑紧张,草木皆兵,道路以目,像惊弓之鸟。
连在家中或私人聊天,都尽力压低嗓音,窃窃私语,生怕隔墙有耳,因言获罪。
200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以“高层次人才”引入广州市,全家迁来广州。
我不仅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庆幸自己生逢其时,感激改革开放。
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现在改革开放整整四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神州大地,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我从内心深处拥护改革开放,赞成改革开放,感激改革开放。
反感保守封闭,厌恶闭关锁国,反对极左一套。
刚建立深圳特区时,有很多人包括中央一级的领导都很不理解。
据说有一中央领导问当地百姓:
“你是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
”当地百姓回答:
“那要看你们中央怎样评价深圳,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社会主义,我就赞成社会主义。
如果你们说深圳搞的是资本主义,我就赞成资本主义。
”当地百姓的坦诚回答,道出了人民厌倦了“虚名”之争,渴望“务实”过好日子的心声。
如果我是那位被中央领导问及的小百姓,我会这样回答:
“我不懂什么‘主义’,怎样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怎样能强国富民,我就赞成什么。
”——也就是邓小平说的: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
习总书记常教导我们:
“不忘初心。
”我深以为然。
我们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初心”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空洞的名词?
一个抽象的概念吗?
是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吗?
我想不是。
我们是让人民过美好生活,国富民强,摆脱近现代以来国弱民穷、任人宰割的命运,建立强大富强的新中国——这是我们的“初心”,这是我们的“目的”。
当初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也是这样启蒙教育人民的:
跟着共产党走,推翻旧社会,能过上好日子——就像《东方红》里唱的那样:
“为人民谋幸福。
”而不是给人民一个抽象的“名词”。
如果我们一味纠缠所谓“名”,而不追求“初心”的“实”,就会像四人帮一样喊出: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愿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等等愚不可及的、荒谬绝伦的口号。
好像无论多么坏的事物,只要冠以“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好东西。
无论多么好的事物,只要冠以“资本主义”,就变成坏东西了——还有比这更荒谬绝伦的逻辑吗?
我们只要扪心自问,或相互真诚地问一句:
“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初心是什么呢?
”是追求所谓的“主义”呢,还是文明昌盛、富足幸福,社会进步呢?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实现我们的“目的”和“初心”——为人民谋幸福——道路途径都是手段。
“目的”不能改变,但手段可以变通。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由1978年改革前的第10位,2千多亿美元,上升为名列世界2位的12万亿美元。
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突飞猛进,人民的生活也富裕了很多。
——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个人民,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是什么释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创造力?
焕发了活力和生机,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和进步?
如果我们还讲点实事求是,真诚地认识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思想的解放和体制的变革——这是改革开放的本质所在。
改革开放,政府其实并没有直接给人民多少钱,多少物,只是把原本属于人民的一些东西还给了或部分还给了人民,譬如“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思想言论权”等。
仅此而已,人民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尽所长,各显其能,发挥最大潜能,谋生创业,焕发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几千万知识青年只能按国家规划好的道路,上山下乡,修理地球,创造的财富很有限。
八亿人民没有“自由谋生权”,只能照章办事,按部就班,亦步亦趋,艰难度日。
稍有越雷池一步,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就要被血淋淋地、生生地“割掉”。
造成人力、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严重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没有“自由迁徙权”,各种措施,画地为牢,把人民限制在当地,无论多么困苦,多么无奈,都要死守着,干靠着,硬磨着。
不像现在,农民工可以自由去城市和外地打工挣钱,解放了大量生产力。
在文革、四人帮时代,人民更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权”。
“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导致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思想禁锢,文化凋敝。
人们谈“言”色变,心有余悸。
文化科技事业严重受挫枯萎。
“思想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开端。
人生而为人,就要说话,就要思想,就要交流。
“思想”和“言论”,是一体两面。
只有思想和交流自由,才能创造自由。
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
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相对最自由的时代。
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
只有自由,才有创造;人民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就有多大的创造空间——这被中外历史无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所证明。
譬如治疗疟疾的灵药青蒿素。
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就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绞取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药方。
但与中国的众多科技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长期被忽视。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成为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
在诞生了青蒿方的中国,却无人知道如何有效治疗疟疾。
康熙皇帝因疟疾险些丧命,最终靠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救了康熙一命。
但专制思想和制度,使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皇家专用圣药,深藏宫中,秘而不宣。
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皆如石投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
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近现代科技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一是研究,二是推广。
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充分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
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
假如这种自由制度发生在中国,葛洪的“青蒿药方”和传教士的“金鸡纳霜”,绝不会淹没在药书里和秘藏深宫中,而是会被医生、学者们自由讨论研究,进一步验证推广,造福人民。
在自由竞争制度中,饱受疟疾之苦、哀哀求命的人们,也绝不会让“青蒿药方”和“金鸡纳霜”束之高阁。
巨大的需求和商机,会使企业家、商人们纷至沓来,千方百计,争相购买专利,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
如此一来,病人们有救了;企业家、商人们挣钱了;葛洪们(医生、科研人员)有劲了,巨大的成就和收益,会激励他们继续发奋研究新产品,不断创造新成果;最后,人类有福了,享受文明成果,减少病痛,延年益寿——而这一切良性运转,都需要新的观念和自由开放的制度来保证。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思想和体制。
所以,保障、激励自由的伟大思想和体制,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伟大、最根本、最深厚的原动力。
“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
”早在1560年,瑞士钟表匠布克在游览金字塔时,就作出了这一石破天惊的推断。
揭示了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后来考古发现,证实了钟表匠布克的推断。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宣布:
通过对吉萨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不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
钟表匠布克是如何窥得天机的呢?
布克曾因反对罗马教廷入狱。
在狱中,他继续为狱方制作钟表。
布克发现,无论狱方怎么施压恐吓,他都制作不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
而入狱前,在自己的作坊里,布克能轻松制造出日误差低于1/100秒的钟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布克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布克重获自由,而他钟表制造水平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布克恍然大悟,影响其制作水平的是工作时的精神状态。
他在资料中写道:
“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254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
”因此,布克才大胆推断:
“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全身心投入的自由人。
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
”
奴隶们造不出隙不间刃的金字塔,奴隶们造不出天衣无缝的优质产品,奴隶们研究不出复杂精密的火箭和宇宙飞船,更发现不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
因为奴隶没有身体和思想的自由(后者更重要),没有内驱力和原动力,只有机械、敷衍和抗拒,也就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创造不出奇迹。
只有自由才能产生创造力和奇迹,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自由本身所迸发的巨大原动力。
美国圣约翰大学始终执着地秉承一个信念:
真理与自由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虽然巨大,但差距依然明显。
仅以2017年经济指标而论,美国GDP总量是19万亿美元,依然名列第一。
这是美国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美国人口仅是中国的零头。
中国GDP总量是12万亿美元,可这是中国13亿人口创造的财富。
虽然名列世界第二,尚比美国少7万亿美元。
如果以人均GDP计算,在185个国家和地区中,卢森堡以11万美元排世界第一,美国以6万美元排第5,中国以9千美元仅排世界72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可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又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还没有骄傲自大的本钱。
我们还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开放思想,改革完善制度,继续释放并催生国人的创造力。
有人说:
“思想是第一生产力;制度是第二生产力;科技只是第三生产力。
”“思想”的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试想,如果没有当年“实践是检验标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思想的产生确立,怎会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有了思想,然后有制度的保障,才能不断创新进步。
没有适应创新的制度体系,再好的创意也干不成。
所以思想与制度互为因果,同等重要。
专制落后的制度,会遏制思想,阻止创新进步。
洋务运动只看到科技产品带来的可怕效能,不想在思想与制度上有实质性改变,到了1894年甲午海战,又惨败,一切又归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革,将科技视作第一生产力,但没有认真在思想与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变,所以科技整体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欧。
创造力的前提,是解放每一个人,给予每一个人充分的平等与自由,特别是思想言论的自由。
世界上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必须在自由的空气和精神孕育下产生。
没有开放的思想和优越的制度,整个社会的活力就得不到最大效能地激发,必然造成资源与人才的巨大浪费。
美国为什么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能长盛不衰,独领风骚?
因为美国有一台巨大的原力发动机——自由的思想和体制。
美国的实力就是3亿多自由而快乐的美国人凝聚而成的一股宇宙原力。
假如把3亿换成14亿,14亿自由的、充满活力人,该迸发出多强大的原动力和创造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其书中写到:
“不用担心中国偷窃美国技术,因为美国可以很快地发明新的技术。
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了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精神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
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的时候,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
”
可以说,开放包容的思想,伟大的完善的体制,比伟大的人物,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和宝贵资源。
“思想和体制”先进与否,是一切进步或落后之源,是能否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催生人民创造力的根本。
改革开放40年,在思想和体制上仅是部分还人民自由,只是部分地释放了中国人民原有的创造力和潜能,就已经创造出了如此惊人的财富和业绩,焕发出如此的生机和活力。
要是我们的思想和体制继续开放改革,持续全部地释放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那将创造出多么令世界震惊的奇迹!
可以说,只要具备先进包容的思想、宽松自由的制度,给人民适合的环境,中国人民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和伟业都可以创造出来!
——我们任重而道远!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应该怎么写?
你是不是在为这个问题而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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