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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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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篇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条是否能代替晚清政府
《太平天国与启示录》读书论文
经济学院许永志20XX111204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
它是中国近代史转型期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它将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杂糅的民间状况极端地展现了出来。
周伟驰的这本书对这种杂糅的形式、以及这种杂糅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很好的分析。
这本书很好的展示了基督教思想如何转变成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的。
一反过去认为“洪秀全是借用、歪曲基督教理念来达到自己造反目的”的说法，这本书认为，洪秀全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洪秀全并非刻意改造基督教教义，而是自然而然的对基督教文本产生了巨大的误读。
并且他深信他误读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真理。
而这种误读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这本书通过将洪秀全的想法与当时中国信徒中流行的《启示录》以及《圣经》做了细致的对比论证了这一观点。
譬如洪秀全会认为上帝是有一整个大家族的，上帝有父、子、兄弟、妻妾，（洪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而他的亲信则对应上帝的其他亲戚和上帝分封的王——这一结构其实非常符合的中国传统宗教的神系而非基督教的体系）。
这种说法在《启示录》中就已现端倪。
在这基础上，这本书将太平天国定为正统宗教的分支是有道理的。
另外，这本书试图将洪秀全与洪仁玕融合起来看。
这两人一向被分开评论，而且评论成极坏和极好两个极端。
这本书将洪秀全的末日幻景与洪仁玕的理想世界结合起来，并且提醒读者，洪仁玕的理想世界并非如过往描述的那么美好——这是一个纯粹的只有太平天国教（或者洪氏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度。
在这一点上，洪仁玕和洪秀全是完全一致的。
而洪仁玕著作中的种种现代化构想，则来自于洪游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等地的经历，而非来自中国这个大帝国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这本书并没有处理好对太平天国的整体评判问题。
作者的核心观念之一是太平天国有着对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
作者甚至设想太平天国如果成功，它会比清政府具有更大的现代化潜力。
但这一设想未免过于草率。
作者似乎没有给予“现代化”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作者着墨于太平天国对于中国旧思想中“偶像崇拜”的打破，很难说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标志。
而且太平天国树立起了新的偶像——他们自己。
作者想从马克思?
韦伯的论断——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是因为基督教所带来的优势——中推导出：
因为太平天国思想是基督教的，所以有更大的现代化优势。
但是韦伯的这一论断在今天就已经备受质疑（其实连作者自己都对这一论断不是那么肯定，但作者在全书都展示出了对基督教的偏袒）。
在作者的笔下，比对晚清现代化痕迹也没有脱离以科技、工业来评判的现代化程度的思维。
作者并没有把西方现代化思想核心的“个体自由”、“民主政体”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来考虑。
在做出评判的时候，这本书其实缺乏对太平天国实践与具体措施的考察。
作者做了很多基督教进入中国影响的大背景的考察，这本是好事，但是因为缺乏对太平天国具体实践的深入探讨，使得作者有仅凭一些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传教的相似点而妄加论断的嫌疑。
作者对一些过往的太平天国研究的批判上体现了这一问题：
譬如作者反驳太平天国“邪教”说，首先中文的“邪教”一词有多重意思，在官方或者一些宗教信徒的使用中，“邪教”近似于“伪宗教”，但是在学界，特别是持无神论客观研究立场的学者那里，“邪教”并没有否定太平天国的宗教性，而是突出“邪”字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学者们将之定位为邪教是为了突出它给民生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对抗在“农民起义都是伟大的”的时代里官方将之定义为农民起义的严重美化。
当作者反驳这些学者的观点时，仅仅停留在通过教义来定性太平天国是不是异端，而不能理解这些学者的人道主义角度，而这种角度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政治学的宗教研究所需要的。
因此，这种错位导致了作者大量忽视太平天国极为残忍、血腥的一面，鲜有谈及太平
天国满是压迫与杀戮的内在结构，以及所到之处白骨遍野的史实。
作者提到洪仁玕理想中想废除满清各种刑法而只使用绞刑，并对之加以赞赏，但太平天国实际上大量使用了明清已废的种种极为可怕的酷刑。
作者仅仅把屠杀轻描淡写的当作宗教战争的特征，虽然这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太平天国要进行那么大面积的屠杀，但是没能把这种原因的深刻意义展现出来。
另外，作者对太平天国是宗教战争的论断，只能让人同意到作者通过教义（或者太平天国的理想主义色彩）定性的层面，却很难解释李秀成所叙述的“民实因食而随”，以及太平天国壮大后已不能依靠宗教影响而必须用武力威胁来强迫民众成为其军事力量的现象。
对比太平天国的所缺乏的政治、科学、人文训练，以及执政者实际上对知识分子的藐视态度，清政府反而拥有一批理性的实干者，并且能够得到执政者一定的支持——受过较好训练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儒家的知识分子，而他们是很难为作者所说的太平天国所容纳的。
清政府在崩溃前几次大变动反而让人觉得清政府是有可能现代化的，只是很不幸的遇上了一个需要以翻天覆地来满足迫切需求的时代。
篇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名教从西汉开始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那时它应该还算是新事物，是有很大的进步性的，当然也就会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名教重“名”，正如孔子所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于是西汉统治阶层就通过“举孝廉”来选取官员，开始时
那些“孝廉”应该是名实相副的，但到了东汉后期，造假的人就多了起来，正如“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素寒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还有，名教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如此“腐朽”，它的“名”是以通人情、明事理为基础的。
《论语》阳货第十七中孔子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八佾第三中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到了封建统治阶层这里，名教就被歪曲，被武装起来，成了他们统治、压迫、愚化人民，扼杀人民思想的工具，国民性因此而变得像鲁迅先生所批判的那样。
我不知该不该这样说，即使是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要是没有西方列强的欺压凌辱，没有一批先觉们睁眼看世界，我们一直到现在能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自己从封建制度中走出来？
因为那被歪曲了的名教对我们民族的侵蚀太严重了，以至于在当下人们也还没完全逃脱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第六页到第七页：
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我想说，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
不过我所理解的“中学”的含义跟洋务派所要说的不是一回事，我所理解的“中学”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积极的、有用的文化，是摈弃了糟粕的民族传统道德、精神和哲学思想，是我们之所以为中华儿女的根本。
西方很多有用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是现在西方文化也悄然走进了国门，我们中间很多年轻人开始成为歌迷、球迷，开始爱上日本动漫，开始喜欢上好莱坞电影，开始把唱英文歌、看韩剧当做潮流?
?
西方人爱强调“人权”，用这来给我们施加压力，而我们也用这“人权”来反抗长辈的管束。
道德是靠舆论压力约束人的，可现在长辈的舆论成了“封建”、“顽固”与“迂腐”，哪还有所谓的压力，只有了“反抗万岁”。
道德没了约束力，乱七八糟的丑事自然也就愈来愈多了，而且还会慢慢被人接受，慢慢合理化。
西方思想中很多是放任人的欲望，而且还对这些私欲加以保护，看看世界已被他们整成什么样子了。
西方的科技比我们强，可他们的文化不一定比我们的传统文化好，比如说，我们祖先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要比西方的“征服自然”好。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四十七页：
洋务运动中的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没能与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团结起来，这也难怪，因为他们根本就没代表最广大人民——农民的利益。
维新派是要君主立宪制，革命派是要民主共和制，他们都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强大，所以他们想依靠西方列强，但列强只是想得到利益，
哪会真正帮他们。
退一步，即使他们成功了，没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中国要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会一方面对外依赖，一方面对内剥削。
那时，我们同样逃脱不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更多的农民会失去土地成为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工人，国家怎能独立、富强、民主、自由。
后来的历史也向我们证实了，只有代表最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政权才能救中国。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
强者之间或者弱者之间才能谈联合，而强者和弱者之间，即使有共同的目标，也只能是强者吞并或领导弱者，何况国共两党的政治目标不同。
大革命的失败算是给了共产党一个警醒，就是要明白“枪杆子里出政权”。
革命就意味着改变，而改变则需要理由，要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要灭亡旧事物就需要比旧事物强大，有灭亡它的能力。
没有革命武装的共产党怎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无产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应该用自己的枪杆去争取自己的窝窝头。
（第一百二十七页，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当下我们谈长征，一方面是要警醒自己，要时刻牢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这是无数革命先驱们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祖国的独立、和平与统一，继承先驱们的理想，致力于民族的复兴；另一方面，我们要继承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一部分，在敬佩之余，我们更要担负起继承长征精神的历史使命，把它具体体现在生活、学习与工作中，坚定信念，坚持操守，不畏艰难险阻，处于劣势而不妥协，不拘泥于常理，灵活自如，适时进退。
（第一百三十七页长征精神）
我前几天看了美国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写的《黑天鹅》，里边说“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存在无数个事实，其中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会在后来你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中有帮助。
因为你的记忆有限而且是被过滤的，所以你会倾向于记住那些事后看来与事实相符的信息，除非你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从而不读不生活在不断积累的简单信息的重负下。
”而且他还提出历史是由无数“黑天鹅”事件推动着的（黑天鹅事件就是指有稀有性、冲击性和事后可解释性的事件）。
显然这个作者是一个反现实主义，可他对于历史的看法好像是合理的。
虽然我们对过去很长时间的历史有了很深入的研究，而且总结出了无数条规律，可我们还是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甚至无法准确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
因为明天的天气可能会骤变，可能会在某个时段某个地点发生意外的交通堵塞，从而我们的行程不一定会按计划来进行。
另外，我们也无法对历史进行假设，只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
既然这样，对历史的研究还有没有意义？
我想是有意义的。
历史是由黑天鹅事件所决定的，这不假，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没有规律。
我认为这跟原子中电子“轨道”问题类似，电子会出现在原子周围的哪一点是无法预测的，它是一个有概率的事件，可是总体看来，电子在原子周围各点出现的概率是有规律的。
历史也是如此，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某时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能预测历史前进的总趋势，正如有人所说的“历史是曲折前进的”。
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供当代人及后人借鉴，从而影响各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让社会积极地向前迈进，减少悲剧的发
生。
举个例子，有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今年日本的核泄漏事件的教训，人类可能会在以后利用核能的过程中更谨慎一些，从而减少此类悲剧的重演，如果不总结历史教训，后果则不堪设想。
因此我认为，对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正如那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篇三：
中国近现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读书笔记
班级：
12级社会工作1班
学号：
20XX335810037
姓名：
石争强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段侵略与反侵略，封建与反封建反复推进的历史。
同时，它也应其错综复杂而深受人们所关注。
无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是中国近代史改良与革命的问题研究，不同的历史学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而此时的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循着历史大家的思想，去了解或解说历史，并从中收获匪浅。
---------------引言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①读书笔记
自从学习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一课程，我便一直渴望去读一些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书籍。
初读《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偶有感触，理解虽浅，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1.近代中国之背景：
灾荒与政治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政局变化可谓是起伏跌宕，而一直以来，对此根源的理解我一直仅局限于高中的历史教材。
教材对其根源的解释有二，一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剥削压迫造成的社会阶级矛盾尖锐；二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断加深而导致的民族矛盾激化。
然而，初读《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一书，作者康沛竹教授在第一章《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却从不同的视角——灾荒为我们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一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
1840年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日渐衰落，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国穷民困，是本来就很薄弱的防灾抗灾能力更加低下，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也更加严重”。
②试想自然灾害频繁的中国近代对晚清的政局又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
“饥民、流民、游民的数量往往是检测一个王朝或政府稳定程度的晴雨表”，③而灾难频发的中国近代更是因灾荒而成为饥民、流民的滋生土壤。
纵观中国近代的起义或革命，其推动力无一不是灾难的出现。
广西的连年灾害使得广大农民为生存而响应洪秀全才有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
另外，义和拳运动的爆发也不全因为洋人、洋教的侵略，更主要的是山东的连年干旱。
其口号“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国民大革命，其群众基础依旧是因灾荒而无法生活的饥民、流民。
如此想来，感觉作者的独特见解确实有理。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么是什么促进人民投身于革命？
我想，除去精神层面，也只有面对灾害后的生存思考了吧！
2.近代救国之途径：
改良与革命
关于近代中国的御辱强国的道路的探索，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答案。
其总结有二。
一是立宪派，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革命只破不立”。
二是革命派，他们认为“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
由此看来，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为改良还是革命争执不休。
然而，改良和革命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关系而存在呢？
①《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康沛竹安徽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中做出了回答。
“从改良和革命的关系来看，而这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改良和革命都是通过各种社会权力、利益和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实现新旧制度的转变，以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进步。
”①显然，作者试图将二者相统一。
其实，改良和革命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两种手段，对其的选择要以现实社会为基础，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不仅仅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矛盾，还有上层建筑不符合经济基础的矛盾。
清政府的腐败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则要求必须以暴力手段——革命来摧毁其国家机制。
另外，马克思也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②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革命建立了人民期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我们在肯定革命的同时也不反对改革。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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