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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

“教书先生”恐怕是市井百姓最为熟悉的一种称呼，从最初的门馆、私塾到晚清的学堂，“教书先生”那一行当怎么说也算是让国人景仰甚或敬畏的一种社会职业。

只是更早的“先生”概念并非源于教书，最初出现的“先生”一词也并非有传授知识那般的含义。

《孟子》中的“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论语》中的“有酒食，先生馔”；《国策》中的“先生坐，何至于此？

”等等，均指“先生”为父兄或有学问、有德行的长辈。

其实《国策》中本身就有“先生长者，有德之称”的说法。

可见“先生”之原意非真正的“教师”之意，倒是与当今“先生”的称呼更接近。

看来，“先生”之本源含义在于礼貌和尊称，并非具学问者的专称。

称“老师”为“先生”的记载，首见于《礼记?

曲礼》，有“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其中之“先生”意为“年长、资深之传授知识者”，与教师、老师之意基本一致。

沈伯俊

单靠“死”记还不行,还得“活”用,姑且称之为“先死后活”吧。

让学生把一周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记下来,摒弃那些假话套话空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篇幅可长可短,并要求运用积累的成语、名言警句等,定期检查点评,选择优秀篇目在班里朗读或展出。

这样,即巩固了所学的材料,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等,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我曾经多次说过，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其中一项是：

“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它无疑也是第一。

”是的，《三国演义》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而在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诸多区域中，《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又特别密切。

这里拈出三个问题，略加论述。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要说《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首先就应该说到巴蜀古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

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马谡违背军令，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其父亦受处罚。

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

当他两岁时，蜀汉贤相诸葛亮已经去世。

他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

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

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

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

陈寿家居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

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搜集魏、蜀、吴三国史料，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

陈寿身为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书中魏国君主皆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

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

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

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处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谨严，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

这位巴蜀历史上的优秀史学家，赢得了后人深深的敬意。

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

例如，关于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不够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记载都不够完整具体（《周瑜传》稍好一些），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未能采用。

这就使读者难以充分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貌，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

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

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

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

从此，《三国志》与裴注就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时，就是以《三国志》（包括裴注）为取材基础的。

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后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合并为一百二十回，经清初毛纶、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加工而定型），其卷首题署为：

“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

这清楚地表明了罗贯中对陈寿的敬慕和对《三国志》的倚重。

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点：

尽管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艺术虚构，可以带上作者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和褒贬倾向；然而，它反映历史生活的基本框架却应该大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它描写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虚构的人物是另一码事），其主要情节也应该大体上与人物的性格一致（或是曾有的史实，或是特定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行）。

正是这条基本规律，使罗贯中在创作时不能不“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

《百川书志》），使《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受到《三国志》的很大影响。

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灵帝失政、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董卓弄权、军阀混战、曹操当政、官渡之战、赤壁鏖兵、荆州之争、夷陵之战、平定南中、孔明北伐、邓艾灭蜀、司马代魏、王濬灭吴等汉末至西晋统一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与《三国志》记载的史实大致吻合（有的情节取材于《后汉书》和《晋书》）。

同时，书中大多数重要人物的主要言行业绩，也往往可以在《三国志》（包括裴注）中找到根据或影子。

试以深受读者喜爱的赵云形象为例。

嘉靖元年本描写赵云的主要情节有：

卷二第13回《赵子龙磐河大战》，写赵云第一次出场，救了被袁绍大将文丑杀败而险些丧命的公孙瓒，表明心迹道：

“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

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

”这取材于《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

卷九第82回《长阪坡赵云救主》，写赵云在长阪坡曹军重重围困之中，先后救出甘夫人和阿斗。

这取材于《赵云传》。

卷十一第104回《赵子龙智取桂阳》，写赵云夺取桂阳后，太守赵范欲以寡嫂樊氏改嫁，赵云愤然拒绝。

这取材于《赵云别传》。

卷十三第121回《赵云截江夺幼主》，写孙夫人返东吴，欲将阿斗带走，被赵云赶上，夺回阿斗。

这取材于《赵云别传》。

卷十三第130回《刘玄德平定益州》，写刘备夺取益州后，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被赵云谏阻。

这取材于《赵云别传》。

卷十五第142回《赵子龙汉水大战》，写赵云先后救出黄忠、张著，又匹马单枪立于营门之外，使追来的曹兵惊疑退走，被刘备称赞为“浑身都是胆”，号为“虎威将军”。

这也取材于《赵云别传》。

卷十七第161回《范强张达刺张飞》，写刘备为替关羽报仇，欲伐东吴，赵云挺身加以谏阻。

这同样取材于《赵云别传》。

卷二十第191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写失街亭后，蜀军撤退，唯赵云所部不曾损失一人一骑，诸葛亮欲加赏赐，赵云谢绝，希望留待冬天赏赐诸军。

这仍然取材于《赵云别传》。

这就雄辩地说明，《三国演义》中那个勇武善战、深明大义、公忠体国、谦虚谨慎的赵云形象，正是在《三国志》（包括裴注）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

当然，《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毕竟离不开想象和虚构。

书中大部分情节，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虚构成分；而且，最生动传神的情节，往往也是虚构成分最多乃至纯然虚构的。

同时，它的故事来源，除了《三国志》之外，还有《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有关史籍，还有宋、金、元的通俗艺术“说三分”、三国题材戏曲和众多的民间三国传说。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罗贯中的天才创造，才成就了这部不朽的作品。

但是，无论如何，《三国志》终究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骨架（《三国演义》在叙事结构上受到《资治通鉴》的明显影响，但《通鉴》有关三国的史料也主要取自《三国志》和裴注）。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就不可能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对此，四川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

二、《三国演义》中的益州人士

《三国演义》以蜀汉兴亡为主线，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光彩照人的主角，塑造了刘关张、赵云等典型形象，而且以生动传神的文笔，描写了许多益州人士。

刘备集团大体上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是刘备进入益州之前的旧部，另一部分则是刘备在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和占领益州之后逐步吸收的巴蜀人士。

前者是刘备东征西讨二十几年才积聚起来的一点本钱，自然是蜀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后者虽然归附刘备较晚，但在帮助刘备夺取和治理益州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蜀汉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所说的“益州人士”（或曰“巴蜀人士”），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籍贯在其他州郡，早年来到益州的，如法正、董允、费祎、邓芝、李严等；另一类则是土生土长的益州本地人，如秦宓、谯周、严颜、王平、马忠、张翼、张嶷、彭羕、杨洪、费诗、李恢、吕凯、李福等。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写了其中好些人的文才武略和音容笑貌，为今天的巴蜀广大人民留下了一幅幅各具风采的先贤画像。

让我们信手拈出几个人物来看一看吧。

1．法正（176—220）字孝直，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

建安初年，天下饥荒，二十余岁的法正与同郡孟达来到蜀中，依附刘璋。

由于刘璋暗弱，不能知人善任，年轻而才高的法正很不得志，郁郁寡欢，思得明主。

建安十四年（209），因为益州别驾张松的推荐，刘璋派法正到荆州结好刘备。

法正见刘备雄才大略，谦恭下士，正是自己理想中的明君，回去后便与张松图谋归附刘备。

建安十六年（211），刘璋又派法正去请刘备来助守益州，法正趁机向刘备献夺取益州之策。

由于法正的积极谋划，刘备比较顺利地夺得了益州，所以马上“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又建议刘备夺取汉中，以为持久之计。

刘备采纳了这一重要谋略，在法正辅佐下亲率大军出征汉中，夺得了这块战略要地，既为益州建立了屏障，又为以后的北伐准备了前进基地。

刘备称汉中王后，即以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

这几次决策的成功，对于蜀汉的建国起了重大作用，充分表现了法正的远见卓识和多谋善断。

可以说，法正和诸葛亮堪称刘备的左右手：

刘备出征，法正总是随军出谋划策，诸葛亮则“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惜法正天年不永，建安二十五年（220）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

刘备痛失股肱，“为之流涕者累日。

”（《法正传》）法正的智术谋略，连诸葛亮也常常为之惊叹，这使他深受刘备的器重，说话也特别有分量。

章武二年（222），刘备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诸葛亮为此叹息道：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法正传》）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法正时，大体上采用了《三国志·蜀书·法正传》的材料，突出了这样几点：

一是他一见到刘备，便慨然以“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相许，劝刘备抓住良机，夺取益州，这样就表现了他与刘备的君臣遇合之情。

二是在黄忠、严颜打败张郃之后，他竭力主张趁势夺取汉中，表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三是他与黄忠一同领兵去打定军山，他先设“反客为主”之计，步步为营，再设“以逸待劳”之计，使黄忠斩了曹军大将夏侯渊，夺得定军山，表现了他善于出奇制胜的才能。

这样就塑造了一个刘备重要谋士的形象。

不过，为了集中突出诸葛亮，罗贯中对法正在刘备集团中的重要地位又有意识地予以削弱，这似乎就不那么必要了。

2．秦宓（？

—226）字子敕，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人。

他少有才学，长于文辞，州郡多次征辟，他都称病不就，藏器待时。

刘备平定益州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广汉郡师友祭洒、益州从事祭洒。

刘备准备征伐东吴时，他极力谏阻，被“下狱幽闭”。

但诸葛亮却很器重他。

建兴二年（224），诸葛亮领益州牧，选迎秦宓为益州别驾，不久又拜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一直升到大司农。

当蜀、吴恢复联盟关系，东吴派张温聘蜀时，秦宓同他展开过一场充满机锋的舌战，大谈天有头、有耳、有足、有姓之类的玄理，真是辩才无碍，对答如流，使傲慢的张温不得不大为敬服（《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这个有名的“秦宓论天”的故事，在历史上一直传为美谈。

在《三国演义》中，秦宓出场次数很少，但几乎每一次出场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秦宓第一次“亮相”是在刘璋准备投降刘备之时，刘备派简雍先入成都，简雍“坐车中，傲睨自若。

”秦宓见此情形，按捺不住不平之气，“掣剑大喝曰：

‘小辈得志，傍若无人！

汝敢藐视吾蜀都人物耶！

’”（据嘉靖元年本，毛本作“蜀中人物”）这一声大喝，打掉了简雍的骄矜之气，使他赶快下车，改容相见。

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使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秦宓的刚直不阿和作为“蜀都人物”的自尊自豪。

秦宓第二次得到正面描写是在刘备决定伐吴之时，虽然许多大臣不赞成此举，但只有他敢于犯颜直谏，断言“陛下不从，必有大败”。

大怒的刘备要将他斩首，他却“面不改色，回顾先主而笑曰：

‘臣死无恨，免见蜀民之涂炭也！

’”为了不让“蜀民涂炭”，他不惜一死；而“必有大败”一语，也不幸而言中。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秦宓可贵的胆识和操守。

秦宓最后一次出场是在东吴派张温到蜀国答礼的时候。

由于后主和诸葛亮对张温都很客气，张温十分得意，不禁有些飘飘然。

就在诸葛亮设宴为张温饯行，众官奉陪，殷勤劝洒之际，秦宓乘醉而入，昂然就座。

这使张温老大不高兴，于是引起一场唇枪舌战。

罗贯中在这里几乎照抄了《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的那段问答，这还不算，他又写秦宓反过来向张温提出一连串问题，使得“张温似醉如痴，无言可答，乃避席而谢孔明曰：

‘不意蜀中多出俊杰。

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也。

’”这一段精彩的描写，充分表现了秦宓渊博的学识和强劲的辩才，真可使蜀中俊杰扬眉吐气！

《三国演义》对秦宓的描写，比《三国志》生动得多，丰满得多，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风流潇洒、倜傥不群、正直耿介、满腹经纶的学者可敬而又可爱的艺术形象。

3．王平（？

—248）字子均，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人。

他从小由外祖何家抚养，便跟着姓何，后来才复姓王，所以史籍有时又称他为“何平”。

他早年到洛阳，任校尉，在随曹操征汉中时归降刘备。

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王平随马谡去守街亭。

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他一再规谏，马谡都不听从，结果大败。

在这倾危之时，“众皆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敢逼也。

”事后诸葛亮赏功罚罪，赏王平，“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从此，王平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在丞相长史杨仪指挥下撤退。

大将魏延因对杨仪不满，抢先南归，邀击杨仪。

杨仪派王平抵御魏延，王平义正词严地谴责魏延不顾大局，使魏延部众一哄而散，一场内乱迅速平定。

此后，王平长期镇守汉中，进封安汉侯，拜前监军、镇北大将军，与镇守蜀汉东部的车骑将军邓芝、镇守南中的镇南大将军马忠齐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平“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但他却能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经常叫人给他读《史记》、《汉书》，并能正确地掌握大意。

由于他严于律己，遵守法度，尽瘁国事，因而成为蜀汉的优秀将领（《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三国演义》中的王平，在众多的武将形象中虽然不算最突出，但给读者的印象却相当鲜明。

《演义》主要写了王平三件事：

首先是对王平归降刘备作了渲染。

在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时，命大将徐晃为先锋，王平为副先锋。

徐晃不听王平谏阻，领兵渡过汉水，被打得大败，反而责怪王平不去救援，要杀王平。

王平当夜就投奔了刘备，并尽言汉中地利。

刘备大喜，说道：

“孤得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

”这样，王平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思虑周密而有决断的印象。

《演义》对王平用笔较多的第二件事是，诸葛亮南征时，命王平与张翼为副将，在武将中仅次于赵云和魏延。

在七擒孟获的过程中，王平或冲锋陷阵，或出奇设伏，历经艰险，屡建功勋。

这些虚构的情节，有力地表现了王平的忠勇。

当然，《演义》写王平最突出之处还是第三件事——街亭之战。

当王平与马谡去守街亭时，马谡不顾诸葛亮的嘱咐，要在路旁的山上安营。

王平极力劝阻，指出：

“今观此山，乃绝地也。

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

”由于马谡固执己见，王平只得分兵五千，离山十里下寨，并将驻扎情况连夜报告诸葛亮。

正象王平警告的那样，马谡第二天就失了街亭。

王平虽然兵少，仍奋勇冲杀十余次，试图救援马谡；后来又在重围中救出魏延和高翔。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中，王平老成持重的性格表现得相当充分。

从此，读者再也不会忘记这位不以武艺出众，而以谨慎见长的将军了。

除了上述几人之外，《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些巴蜀人士使我们难以忘怀：

——那位“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过目不忘，雄辩滔滔，难杨修，讽曹操，宣称“吾蜀中无谄佞之人也”的张松〔蜀郡（治今四川成都）人〕；

——那位一再劝刘璋不要结好刘备，以免失去益州地盘，甚至倒悬城门，以死相谏的王累〔广汉新都（今四川新都）人〕；

——那位与黄忠颇为相似，“善开硬弓，使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被俘后大叫“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的老将严颜〔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

——那位“极有胆略”，在刘璋部将中出类拔萃，被刘备俘获后至死不降的张任（蜀郡人）；

——那位刚直耿介，以大义说服目中无人，轻视黄忠，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的关羽，使之欣然接受“五虎将”称号的费诗〔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

当然，还有恤军爱民的张翼〔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威镇南方的马忠〔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忠勇奋发的张嶷〔巴郡南充国（今四川南充北）人〕，傲骨嶙峋的彭羕〔广汉（治今四川广汉北）人〕……

附带说一下，《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巴蜀名人，虽然既不属于刘璋集团，也不属于刘备集团，但却名震一时，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东吴大将甘宁。

甘宁是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

他不仅作战骁勇，而且目光远大，实为难得的将才。

应该感谢罗贯中，尽管他似乎不曾到过巴蜀，也无意专写巴蜀，却使巴蜀的千百万读者为自己历史上的先贤英杰们油然而生绵绵情思……

三、三国文化对巴蜀的影响

在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最具有雅俗共赏特色的“亚文化”之一。

若干年来，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文化”，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却往往有所不同，这里有必要略加阐释。

我认为，人们对“三国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

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

这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都有充分的理由自立，都有自身的内涵和外延。

它们并非对立的概念，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其范畴，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

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使用的是广义的“三国文化”观。

长期以来，三国文化对巴蜀地区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三国遗迹巴蜀多。

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三国遗迹数不胜数。

如果以成都为观察点，向周围幅射的话，我们首先会想到成都的别名“锦里”、“锦官城”、“锦城”，它们都得名于蜀锦织造业发达的三国时期。

这里有闻名全国的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营门口的黄忠墓、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新都的马超墓等等。

由成都往北，有广汉的雒城遗址、金雁桥（相传为诸葛亮擒张任处），罗江的庞统祠墓，绵竹的双忠祠（纪念诸葛瞻、诸葛尚父子），绵阳的富乐山（刘备入蜀时与刘璋聚会宴饮处）、蒋琬墓，梓潼的七曲山关帝庙、卧龙山、魏延祠、邓芝墓、演武铺，由梓潼到剑阁的“翠云廊”（大量柏树夹道的古驿道），阆中的张飞墓、瓦口关，剑阁的剑门关、姜维墓、邓艾墓，广元的葭萌关、费祎墓、阴平道、白水关、筹笔驿（诸葛亮北上伐魏时运筹谋划处）等等。

由成都往东，到重庆，再顺江而下，有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八阵图遗址等等。

由成都往南，有夹江的诸葛点将台，金沙江畔的五月渡沪处，西昌的孟获城等等。

众多的三国遗迹，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少量由三国时期遗留至今的古迹，如成都武侯祠内的刘备墓。

第二类，虽然源于三国历史，或与史实大致相符，却多少渗入了《三国演义》、三国戏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

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侯祠，算得上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三国遗迹，但它并非三国时期的遗存，而是始建于公元四世纪的成汉时期的纪念性祠庙，只能说是源于三国历史，以后历代又迭经兴革补充；祠中人物固然基本上是三国时期实有的人物，但若干人物的造型（如关羽的面如重枣，张飞的豹头环眼，庞统的面黑而丑），以及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之类，却明显受到《三国演义》和传统三国戏的影响。

这类遗迹，在全部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

第三类，虽有一点三国历史的由头，却因《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甚至面目全非。

例如广元的“鲍三娘墓”，经考古鉴定，确系东汉晚期墓葬，但鲍三娘及其丈夫关索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的人物，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很有代表性。

第四类，出自对三国史实的附会，或者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

比如梓潼的“古瓦口关”，即由《三国演义》第70回所写张飞由“梓潼山小路”抄到瓦口关背后这一情节附会而来。

翠云廊中的“阿斗柏”、许多地方的“点将台”之类，显然来自民间传说。

这类遗迹，为数甚多。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国遗迹”，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期的遗迹”，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

尽管它们不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但却寄托了巴蜀历代人民对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表现了人们的爱憎、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也已成为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巴蜀人民心灵变迁的历程。

其二，三国传说缀满巴山蜀水。

早在魏晋时期，在陈寿的正史《三国志》问世前后，就已出现了一些关于汉末三国的野史传说。

自西晋末年到南北朝的数百年间，人们对三国史事越来越关注，有关的逸闻轶事和民间传说也越来越多。

从唐代起，三国时期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三国故事则成为通俗文艺最重要的创作素材。

到了宋代，“说话”艺术十分兴盛，“说三分”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民间三国传说也更加丰富，并已形成“尊刘贬曹”的主导倾向。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尊刘贬曹”倾向，主要寄托了广大民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感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