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走近感伤的零余者郁达夫徐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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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走近感伤的零余者郁达夫徐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走近感伤的“零余者”郁达夫
文/徐舟
郁达夫（1896年-1945年），名文，字达夫。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1921年6月，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作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他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我国的文学宝典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以及最后为国捐躯的悲壮结局，更是常常引起人们的嗟叹与悼惜；他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留下的是一个感伤的“零余者”深长的背影。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降临在富春江畔一个有“郁半街”之称的中产之家，他是郁家的第三个儿子。
郁达夫降生的这座小城叫做“富阳”，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富阳山明水秀，景色佳丽，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江南城市。
“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
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这是郁达夫笔下美丽的家乡。
一川如画的富春江，山光水色的陶冶，孕育了郁达夫热爱大自然的天性。
郁达夫从小体弱多病，在一个霪雨霏霏而又凄凉的秋夜，郁达夫的父亲因为操劳过度离开了人世（那年郁达夫才刚满三岁），从此郁家境况大变，母亲陆氏含辛茹苦将郁达夫三兄弟培养成人。
郁达夫在自传中写道：
“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
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
第一，我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郁达夫发奋读书，成绩斐然；贫困的生活也赋予了郁达夫诗人的忧郁气质。
1913年9月，在北京供职的大哥郁曼陀东渡日本考察司法，17岁的郁达夫决定跟随兄长赴日本读书。
郁达夫这一去，从此远离家乡，尽管他又回乡娶过妻、避过难，但是在精神上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郁达夫留学日本，饱受异族欺凌，屈辱的日子赋予了郁达夫作家的忧伤情怀。
郁达夫认为自己相貌丑陋，加之生活贫穷，从小便滋生出极度自卑的性情。
郁达夫感情细腻，敏感脆弱——这对于一个文人作家的创作而言当然不无裨益；但对于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郁达夫短暂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忧郁与哀伤，女人带给他的心灵创伤永远是其挥之不却的惆怅。
对此心境，郁达夫曾赋诗言道：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曾是新文化运动中新式婚姻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令人叹惋的是，这一对富江春畔的神仙眷侣，数年之后却反目离异，成为一段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回忆。
1927年1月14日。
郁达夫在上海乘闲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那里与19岁的妙龄美女王映霞不期而遇。
王映霞原姓金，名宝琴。
浙江杭州人，生于1908年，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
因其父亡而随母亲来到外祖家，外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城文化界知名的儒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王二南很喜欢外孙女的聪明伶俐，遂为之改名王旭，字映霞。
王映霞是当时杭州城里有名的大美女，当地流传“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一说。
王映霞就读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温州的一所小学教书。
那年正赶上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又值放寒假，为了身家安全，王映霞便离开温州来到上海寄居在孙百刚处（因孙百刚父亲与王二南先生交好，王二南先生便把外孙女王映霞托付给孙宝刚代为照顾）。
谁料这日王映霞就与郁达夫不期而遇，真是无巧不成书，冥冥之中缘分注定。
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钟情，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自那以后，郁达夫只要手上公务不忙，便三天两头地往孙百刚家跑。
孙百刚看出了端倪，便与郁达夫开诚布公。
孙百刚说：
这事你得打住——从王映霞那方面说，她涉世未深，不该遭遇如此情感，更何况我对她负有监护之责；从你这方面说，你已经是有妇之夫、三个孩子的父亲，（1917年8月，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由母亲做主，与当地大户孙家的小姐孙荃订婚。
郁达夫开始并不满意这桩婚事，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也就勉强答应了。
孙家对这门亲事十分看重，本拟按照旧习大事铺张一番。
但是郁达夫却提出了若干条件，非要孙家答应，以此表达对旧式婚约的反抗——“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不用。
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
用迎送小花轿进出。
所谓送洞房点花烛之类一概取消。
”由于郁达夫的坚持，婚礼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证婚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更没有大摆筵席。
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轿子，算是过了郁家的门）而且你年龄比她大许多（王映霞那时才19岁，而郁达夫则30岁），况且你还是社会名流、知名作家、大学教授、杂志主编，你得注意个人形象……郁达夫倒挺爽快，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他坦然直告孙百刚：
王映霞我追定了！
作为同学，我希望你助力；如若不能，那么最好不要干涉！
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孙百刚转回头做王映霞工作，小姑娘茫然不知所措，孙百刚问她，郁达夫每次都找她干了啥。
她答道：
吃饭、喝咖啡、看电影、轧马路。
郁先生人挺好。
虽然郁达夫已经与孙荃结了婚，但是他并没有体味过爱情的滋味。
封建的旧式婚姻给他带来的是精神上的苦闷，郁达夫觉得自己的心境犹如沙漠一般枯竭。
而如今，王映霞的出现就好比沙漠中的一方绿洲，让郁达夫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幸福的归宿。
郁达夫骨子里是一个性情执拗的人，为了追求王映霞，他不顾家中的妻儿，更不在意亲友的反对，一心向王映霞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郁达夫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为王映霞写出了一百多封情书。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终打动了王映霞的心——“正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离开你。
又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我可以丢性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
”
起初，王映霞并没有往恋爱上想。
可是她招架不住郁达夫的痴狂追求——郁达夫最多的一天就给她送了四封情书。
三四个月后，王映霞带着郁达夫去杭州见了外祖父王二南先生。
王二南先生倒挺开明，对郁达夫也是开门见山：
小旭说了你们的情况，我并不表示反对。
只有一个要求，回家离婚后再来找我家小旭。
郁达夫听后欣喜不已，毅然决然地回家离婚去了，其间虽然历经波折，但婚终究还是离了。
1927年6月5日，在外祖父王二南先生的主持下，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聚丰园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著名诗人柳亚子赠诗郁达夫以示祝贺，其中的一句“富江春上神仙侣”更是传诵一时。
郁王二人因此也成为那个时代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明星人物。
1928年1月，在上海南京路的东亚饭店郁王二人正式宣布喜结连理。
出生在浙江富阳明媚山水之间的郁达夫，对地上的人间天堂杭州自然充满了向往。
郁达夫婚后不久便欲举家回杭，好友鲁迅曾写诗劝阻，无奈郁达夫去意已定，还让王映霞先回杭州买地造屋。
等到杭州新居建成，郁达夫为之题名曰“风雨茅庐”，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自己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
这座“风雨茅庐”真的能为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夫妻遮风挡雨吗？
答案是否定的！
甚至可以说，这座“风雨茅庐”正是他们婚姻瓦解的导火索。
王映霞因为买地造屋之事邂逅了郁达夫昔日的同窗好友，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风度翩翩的许厅长和美貌可人的王映霞一来二去有了私情。
1935年11月，在日本间谍和汉奸的策动下，冀东22个县宣布自治，北京的爱国学生发起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1月，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前往福建担任省政府参议，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就在郁达夫忙于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留在杭州“风雨茅庐”的王映霞与许绍棣的来往更加频繁，此时二人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流言蜚语也慢慢传入了郁达夫的耳中。
1937年，正是日寇全面侵华的战争时期，在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工作的郭沫若，向郁达夫发出了工作邀请。
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同时也为了能够深入到抗日宣传工作的最前线，郁达夫回到杭州，接上一家老小前往武汉。
1938年7月，就在郁达夫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回来后，在家中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夫妻间再次爆发激烈地争吵，王映霞当晚便离家出走。
愤怒而无奈的郁达夫第二天在汉口的《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
汝与某君关系，及携去之细软首饰衣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
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祈告以住址为盼。
”友人郭沫若等责怪郁达夫不该意气用事，把家丑往外宣扬，不仅自讨没趣，也阻了王映霞的归路。
最终，在朋友的调解下，郁达夫和王映霞各让一步——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在同一家报纸登出了《道歉启事》。
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摒弃前嫌，各自改过，重新生活。
这两则启事一登，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家庭矛盾在社会上完全公开化，成为了轰动武汉三镇的重要文化新闻。
如此这般，王映霞后来还是回家与郁达夫重修于好，无奈两人之间隔阂已深。
事情延至1939年3月5日，在香港《大风》杂志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郁达夫发表了《毁家诗纪》，里面收录了他从1936年至1938年间写的19首旧体诗，这组诗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和王映霞婚姻触礁的内幕，其中第12首诗的注解中还提到了许绍棣的三封情书，同时还将王映霞“红杏出墙”的种种事迹赤裸裸地公开出来。
郁达夫不仅声明《毁家诗纪》不要稿费，还特意要求杂志社将这一期的杂志分别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状告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破坏他人家庭。
此事件彻底惹恼了王映霞，事情已然不可收拾。
王映霞在香港《大风》杂志旬刊第34期发表了《答辩书简》，其中这样写道：
“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承诺，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的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
”在香港《大风》杂志旬刊第36期发表的抗辩信中，王映霞用的署名是“永远都不肯吃亏的映霞”。
这对当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来说，王映霞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立场。
夫妻俩一来一去的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海外文坛的一大新闻。
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后，日子显然是过不下去了。
1940年3月，郁达夫和王映霞最终协议离婚，就这样，曾经富春江畔的一对神仙眷侣劳燕分飞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辗转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
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也为了继续宣传抗日救国运动，郁达夫克制自己狂放任性的名士做派，掩饰身份，化名赵廉，在当地经营一家赵豫记酒厂，娶了一名相貌非常普通的当地女子何丽有为妻，一直到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王之恋的是是非非如世间寻常男女的感情纠葛一样，其间的是非曲直外人实在不好代为定论。
但不管怎么说，郁王之恋持续了12年之久，其间的分分合合也算是世上男女情爱的平常。
我们判定一段感情的价值，不能只看结果如何，更加需要关注过程怎样。
两个曾经真心相爱的人，即便到最后以分手告终，也不能抹杀两人曾经在一起时的美好。
郁达夫的爱情结局虽然悲惨凄凉，但他也曾吟唱出生命中最为美好的爱情旋律，这对于郁达夫来说，也许是不幸中的些许慰藉吧。
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沦》，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体小说集。
《沉沦》的出版震惊俗世，在这部小说里，郁达夫大胆地描写了青年对情欲的渴望和追求。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
青年中出现了许多仿效小说中主人公衣着言行的崇拜者，更有模仿它的风格写出许多同类作品的共鸣者。
但在另一方面，“诲淫之作”、“颓废文人”的叫骂声也此起彼伏，女作家苏雪林就曾评价郁达夫是现代黄色大师。
面对伤风败俗、诲淫诲盗的指责，郁达夫桀骜不驯，慨然作答：
你们可以骂我流氓，骂我不要脸。
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这帮伪君子没我真诚！
郁达夫还愤而引申说，中国之所以堕落到无可堕落，就是因为人人都想当官发财，个个都虚伪无比。
《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颓废主义文学”的开端，因其被认为充满了消极的精神和堕落的道德而受到误解和谴责。
对此，郁达夫曾辩言：
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
对于文艺无真挚态度的人，没有资格批评这书的价值。
郁达夫的姿态告诉我们，“沉沦”绝对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意味的词语，它同时还是一种沉浸其中难以自拔的生命状态。
小说主人公一面体味到文明世界的法则和自然存在的矛盾撕扯，一面表现出在忏悔外衣包裹下的对这种矛盾撕扯的怒不可遏。
小说文本渲染的就是许多沉溺的细节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细节的反思，勾联这些细节的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意欲在文明世界的起伏和绵延。
小说主人公因情欲围困无处宣泄而感到极端的压抑，从而陷入了种种难以自禁的行为之中：
手淫、买醉、偷情、嫖妓、偷窥少女沐浴等等，这些在文明世界中遭受种种禁忌的行为成为主人公日常生活的主要景观。
小说显然不是要批判它而被渲染出来的，它默默诉求的是你的关注与悲悯。
对于郁达夫而言，所谓的“生之苦闷”，不管有多少层次，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性之苦闷”。
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只是外围，关键还在个人。
现实中的郁达夫是痛苦的，一是因为他的现实残缺美好，二是因为他的性情自卑木讷。
折射到他的文学里，就是无休止地对“性之苦闷”的倾泻。
《沉沦》中的“伊”的内心苦闷是情欲与爱欲双重空白的苦闷，也是郁达夫内心世界的真实告白——“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
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我所要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
从理性上来说，这是对人的真实生命境况的揭示；从文学性上来说，以《沉沦》为代表的郁氏小说并不显得如何高明。
固然，他天才式的散文化笔墨非常具有感染力，甚至在对人性和风景的细腻描绘方面也能给人以相当的美感。
但就小说的综合性要求而言，他并没有登上现代小说的最高峰；作为一个感伤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身上又少了些文人的高贵气质，不够刚劲有力，只是一个在苦难命运下悲鸣的白面书生。
郁达夫的一生短暂而传奇，他是一个感伤的“零余者”。
感伤是他的气质，“零余者”是他在“大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爱国，关心朋友，只是为人处世太过于冲动。
虽然在爱情婚姻方面，郁达夫不算成功。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文人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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