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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应用中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如何影响现实政策
Chari,V.V.,Kehoe,P.（2006）:
Modernmacroeconomicsinpractice:
Howtheoryisshapingpolicy,in:
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Winter.
现实应用中的现代宏观经济学：
理论如何影响现实政策
Chari,V.V.&Kehoe,P
胡怀国（粗译、整理）
在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学的现实应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朝着好的方向变化。
现在，宏观经济学牢牢地建立在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上。
这些进展并不是局限在象牙塔之内。
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了许多政策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理论所认为应发生的变化。
对于那些每日陷入繁杂的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建议者来说，通常很难看到这些理论进展对现实政策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不过，如果人们后退一步、采取长期的视角，则很容易看到这种影响。
理论对现实政策产生影响的例子包括：
中央银行不断增加的独立性、采取通胀目标制和其它规则来指导货币政策、越来越依赖消费税和劳动税而非资本所得税、越来越意识到扭曲劳动市场的政策成本等。
宏观经济学术方面的的三大重要进展，对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伯特·卢卡斯（1976）引起的对政策评估的“卢卡斯批判”（Lucascritique）；FinnKydland和EdwardPrescott（1977）引起的对相机抉择政策（discretionarypolicy）的时间不一致性批判（timeinconsistencycritique）；以及FinnKydlandandEdwardPrescott（1982）之后发展起来的定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quantitative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s）的发展（宏观经济学中使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历史悠久，至少可追溯到索洛1956）等。
卢卡斯认为，经济理论意味着，偏好和技术并不随着描述政策的规则发生变化，但描述私人个体行为的决策规则则会变化。
在一系列图解例子中，卢卡斯表明，假定决策规则保持不变的标准政策分析，会导致非常不良的政策处方。
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认为，政策制定者制定一劳永逸（onceandforall）的状态一致性规则（state-contingentrules）的制度，要优于政策制定者在给定的当前状态依次选择最优政策的相机抉择的制度。
卢卡斯批判的现实影响是，不论是纯学术还是政策导向的宏观经济学家，他们现在只有在定量一般均衡模型（这时偏好和技术参数才可以合理地被认为不受政策影响）的基础上，才进行审慎的政策分析。
在过去30年，时间不一致性批判对中央银行的操作和财政政策制定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回应卢卡斯批判而发展起来的定量一般均衡模型，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包括在模型中加入金融市场不完全、粘性价格和其它货币非中性、不完全竞争、不完美市场、以及其它摩擦（参见Cooley,1995）。
这些模型对最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生了四大强健的性质：
（1）货币政策的执行，应该确保名义利率和通胀率较低；
（2）对于劳动和消费的利率，应随时间大致不变；（3）资本所得税应大致为零；（4）债务收益和资产税应有波动，以为相反的冲击提供保险。
宏观经济学家还很好地采用一般均衡利率的基本工具、计算技术、以及对狭义宏观经济之外更广泛现象的数据所表现出来的关键特征的更深入理解。
这些方面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丰富行为、企业规模的分布动态、福利国家的有效成本等。
这类研究的一个很好例证，是对美国和欧洲劳动市场表现差异的研究。
尽管这类研究迄今尚未直接影响政策，不过，一旦这些政策教训更认真地建基于理论研究和数据分析，就显然会传递到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那里。
在这里，我们将集中于理论在决定政策方面的角色。
当然，在实践中，因果关系体现在理论和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两个方向。
经济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通常源于特定政策问题和特定经验的刺激。
或许是潜意识地，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模式和态度，会受到理论发展的影响。
不过，对宏观经济政策发展的最直接解读可以发现，它们深受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1.预期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卢卡斯批判引起经济学家去理解：
当政策执行的方式发生变化时，人们的决策规则会发生变化。
卢卡斯（Lucas,1976）有力地证明，“今天应如何制定政策”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当前的决策取决于他们对未来将会有什么政策的预期。
这些预期，部分取决于人们如何预期政策制定者会怎么做。
因此，目前宏观经济学家已经承认，任何切合实际的政策分析，都必须包括对当前政策选择如何影响未来政策预期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为了更明确地看到，政策分析为什么需要对未来如何制定政策，做出明确设定，不妨考虑两个例子。
首先，考虑一下货币当局对当前货币政策的制定。
货币当局有必要预测，通胀和产出等变量在现在和未来会如何变化，这意味着必须预测未来的私人行为。
然而，私人部门的决策依赖于他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
如果私人部门未来的货币政策是紧缩性的，那么他们将会对当前价格和工资压力做出反应，这会是一种方式；如果他们预期未来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那么他们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因此，除非货币当局能够预测，人们对未来货币政策预期如何随着当前决策而变，那么它就无法预测经济会对当前的政策决策做出何种反应。
货币当局还需要预测，作为它自身当前行为的结果，它自身的行为在未来会如何变化。
其次，考虑一个如何对资本所得征税的财政当局的决策。
该当局必须预测，产出、投资和其它变量，会对它的决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例如，投资决策取决于投资者对未来税率的预期。
如果投资者预期未来的税率会很低，那么他们将在今日做出更多投资；如果很高，那么当前的投资就会更少。
相应地，除非财政当局知道，人们对未来税率的预期会如何随着（比如）减税而发生变化，那么它就不能预测投资会对今日的减税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财政当局还需要预测，作为其当前行为的结果，其自身的未来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留意到关于预期的这些方面，宏观经济学家目前同意，经济政策设计所需要的一个具有一致性的框架，必须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预测人们在不同政策下如何行为的一个模型，对不同政策结果进行排序的一种福利准则（welfarecriterion），以及对政策在未来会如何设定的一种描述等。
一种承诺性的制度，是用于描述未来政策如何制定的最简单的环境。
在这样一种制度中，今天、明天、后天等等的所有政策，都是今天制定、且不能改变的。
这些政策能够依据未来会发生的各种情况而定。
于是，模型可用于预测各种政策计划的后果、可用于寻找最优的计划。
这种程序起源于源自拉姆齐（Ramsey,1927）的财政传统，所以该系列的最优政策被称为“拉姆齐政策”，相应的结果被称为“拉姆齐结果”（Ramseyoutcomes）。
2.时间不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cyProblem）
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指出了一种情况，在这种状况中，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决策。
因而，当对描述当前和未来政策的一系列规则进行比较时，卢卡斯批判自然会引起对政策评估问题的思考。
当然，在实践中，一个社会也许不能对未来政策发表意见。
在一系列图解式的例子中，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以及随后的Calvo,1978和Fischer,1980）分析了有承诺和没有承诺（commitment）的政策，并表明拉姆齐政策通常是“时间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有承诺和没有承诺的结果是不同的。
他们的例子表明，当人们的当前决策依赖于未来政策预期时，就会出现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由于人们的决策是在未来的时日到来时才做出的，政府通常具有违背拉姆齐政策的激励。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再次考虑一下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的例子。
货币政策方面的例子受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与巴罗和戈登（BarroandGordon,1983）的启发。
假定在每一期的开始，工资制定者选择名义工资、以得到真实工资的目标水平。
然后，货币当局选择通胀率。
如果通胀高于工资制定者的预期，那么，真实工资将低于目标水平，企业需求更多的劳动，产出将高于其自然率水平（该水平是真实工资等于其目标水平式的产出水平）。
货币当局希望最大化社会福利，这意味着产出的增加和通胀的下降。
随着产出的提高，一个自然的假设是产出增加的边际收益会因为边际效用递减而下降。
此外，我们还假定随着通胀的上升，通胀上升的边际成本也是增大的。
许多一般均衡模型都维持这一假定。
为了看到在上述设定中存在的时间不一致问题，考虑一下在承诺情形下的最好结果，即拉姆齐结果。
我们将承诺视为如下情形：
在每一期的开始，社会为所有时期的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定一个规则。
然后，货币当局只是简单地执行该规则。
在承诺情形下的最好规则，是规定所有时期的零通胀。
在这一规则下，真实工资等于它们的目标水平。
为了看到为什么零通胀是最优的，考虑规定正通胀的一个规则。
工资制定者预料到正通胀，故适当地把名义工资设定得高一点。
在这种政策下，真实工资仍然处于其目标水平，产出不受影响，但通胀是正的。
显然，这一结果要比规定零通胀的政策的结果差。
再考虑没有承诺下的结果。
我们将无承诺视为如下情形：
在每一期，货币当局在给定的名义工资（工资制定者已经做出了选择）下，选择最优的政策。
其相应的结果（称为“静态相机抉择结果”，staticdiscretionaryoutcome）是：
通胀必然为正，而产出处于其自然率水平。
为了了解通胀为什么必然为正，假定相反的情形，即通胀为零，因而工资制定者以零通胀预测设定其工资水平。
然而，一旦名义工资被确定，货币当局为了提高产出，将背离初衷并制造通胀，因而通胀必定为正。
为了看到产出为何处于自然率水平，要注意工资制定者会理性地预期货币当局的行为，从而真实工资处于其目标水平。
在静态相机抉择结果中，通胀处于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从而偏向更高通胀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出增加的边际收益。
在财政政策的情形中，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基于基德兰德和普洛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一文。
考虑如下一个模型：
为了为给定数量的政府支出融资，政府需要从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比例税中筹集收入。
在承诺的清晰下，社会将选择一个规则，来设定所有时期的税率，而财政当局负责执行该规则。
在任何时候，资本存量由过去的投资决策给定；不过，劳动供给可以相对较快地变化。
对于决定未来资本存量的投资决策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未来的预期税后收益；而对于劳动供给决策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当前的税后工资率。
因此，政府对于当前税率的最好决策是：
对资本征收高税率、对劳动征收低税率。
由于资本存量是固定的和不可逆的（因为资本品不能直接转化为消费品），这种政策并不会扭曲资本供给决策。
同时，由于对于劳动征收的税率很低，因而该政策还能保证并没有对劳动供给造成多少扭曲。
对于未来的税率，最好的政策是承诺设定较低的资本税率、以刺激投资，以及通过较高的劳动税率、来筹集其余的所需政府收入。
接下来考虑一下没有承诺的结果。
在每一期，由于资本存量是固定的，财政当局仍然有对资本利得征收重税的动机；同时，对劳动所得征收很低的税率，以避免扭曲劳动供给。
然而，如果没有承诺，投资者今天就会理性地预期到较高的资本所得税将持续到未来各期（因为这种税收在每期都更合意），于是投资将很低。
在均衡中，资本存量会低于承诺情形下的资本存量水平，而产出和福利相应地都会低于承诺情形下的水平。
上述例子带来的信息是：
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只有成本、没有收益，因此，如果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能够承诺一项政策规则，社会应该让它们这么做。
我们的例子中没有冲击。
在随机的环境中，最优的政策规则需视影响经济的冲击而定。
反对承诺、赞成相机抉择的一种标准论点是，在规则中明确规定各种可能情形，会令承诺变得极其困难，而相机抉择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对未规定和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做出反应。
这种观点要比粗看起来更缺乏说服力。
对基于规则的政策的每一个支持者都认识到，免责调控在无法预见的紧急事件或极端不可能发生事件情形下的必要性。
当然，这些免责条款会重新引入时间不一致问题，但只是以更为有限的形式。
根据定义几乎可以确定，对这类规则的违背将几乎不会发生；因此，免责条款所产生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会很少。
对具有免责条款的规则的承诺并不是行不通的。
如何才能改善缺乏承诺所产生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呢？
表面上看起来有吸引力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立法，要求货币或财政当局遵守规则。
这种方法要比粗看起来存在更多的问题。
在绝大多数具有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给定初始建立的一种规则，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绝大多数）都希望违背它。
立法机构会有非常大的动机，允许货币或财政当局违背已建立的规则。
因此，为了有效地改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必须对政策制定者违背早期商定的规则，施加成本。
对于施加这类成本，获得最广泛研究的方式是依赖于声誉（reputation）或策略触发机制（triggerstrategymechanisms）。
同静态相机抉择结果相比，在相机抉择的情况下的这类机制会导致更好的结果。
实际上，如果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的贴现足够少，这些机制能够令政策制定者选择拉姆齐结果。
我们对这类机制的例证，利用了Chari,Kehoe,andPrescott’s（1989）对KydlandandPrescott（1977） 和BarroandGordon（1983）货币政策例子的分析。
考虑一下该例子在无限期界情形下的下述策略触发机制。
在这一机制中，只要货币当局在过去选择了拉姆齐政策，那么工资制定者就会预期它会继续这样做；不过，如果货币当局过去曾经违背过拉姆齐政策，那么工资制定者就会预期它在未来会一直采用静态相机抉择政策。
在私人部门这些信念的背景下，货币当局的理解是：
如果它出乎意料地通胀，那么它就能够从产出增加中获得当前收益，但以未来每一期的如下损失为代价：
该损失等于静态相机抉择结果和拉姆齐结果的福利的差额。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对未来的贴现足够少，那么它就不会违背。
尽管策略触发机制的使用具有吸引力，但其中的一个困难是：
策略触发会产生许多结果；并且，社会将如何协调出一个好的结果也是不明确的。
改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将政策委托给独立的当局（（Rogoff,1985）。
一个当局如何才算独立的一种观点是：
社会撤销该当局或以其它部门代替它，会面临极大的成本。
我们通过KydlandandPrescott（1977）中货币政策的例子，并对之略加调整以包括那些按照风险厌恶程度而有所不同的潜在政策制定者，来说明这种方法。
假定任命的政策制定者极其厌恶通胀。
当工资制定者选择了它们的名义工资后，该政策制定者发现制造一个意料之外的通胀的代价非常大。
工资制定者预料到这种行为，其结果是低通胀和处于自然率水平的产出。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撤销该当局的成本不大，那么这种“委托方法”（delegationdevice）就不再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制定者确定了其名义工资后，当局将会被撤销，社会的更具代表性的当局会被任命。
工资制定者会预料到这种行为，其结果将简单地是静态相机抉择结果。
让撤销当局的成本高昂，实质上就是令社会违背某些规则的代价高昂，从而引入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承诺。
还有一种改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建立某种制度，保证一些政策除非在选择后过了几个时期，否则不能被执行。
为了看到这类“延期执行”（implementationlags）的优点，回顾一下财政政策的例子。
在该例子中，如果没有承诺，最优政策是制定较高的资本利得税税率（因为资本存量完全由过去的投资决策决定）、以及较低的劳动所得税税率（因为劳动供给决策主要由当前的税率决定）。
假定财政当局仍然选择对资本和劳动所得征税，但现在这些税率只有在选择了之后的若干时期之后，才能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所得选择较高的税率，至少至税率执行日期，会降低投资，并导致资本存量的相应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税率执行的延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面对较高资本所得税所产生的至少部分扭曲。
二、最优规则与货币政策
宏观经济学家现在能够告诉政策制定者：
为了实现最优的结果，他们应该通过对政策规则的承诺，设计出能够最小化时间不一致问题的制度。
不过，政策制定者应该承诺什么样的具体政策呢？
对于考虑这一问题的许多宏观经济学家来说，定量一般均衡模型已成为主力模型（workhorsemodel），它们能够提供非常清晰明确的答案。
目前，宏观经济学家普遍同意，最优政策应该具有并基于四大属性，其中一个属性针对的是货币政策、其它三个属性主要属于财政政策。
1.货币政策的最优规则
在货币政策领域，最优规则是令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较低的政策。
该结论要归功于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1969），近来基于标准财政原理的许多研究对它提供了进一步的辩护和补充。
弗里德曼的观点，源于对货币持有决策的决定因素的分析。
货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有益于个体、从而社会。
从每个个体的角度看，货币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的名义利息（这是不持有货币而是投资所能得到的）；从社会的角度看，生产货币的机会成本接近于零。
因此，社会应该执行这样的货币政策：
使得名义利率等于产生货币的机会成本，亦即是接近于零。
对于货币政策的这一建议，以“弗里德曼规则”（Friedmanrule）而知名（不要将给规则与同样是弗里德曼主张的“k％货币总量规则”相混淆）。
不论在确定性环境还是在随机环境中，该建议均成立。
实施弗里德曼规则的另一种方式，是为货币支付利息。
尽管为通货（currency）支付利息在技术上也许是困难的，不过为支票账户或其它交易方式支付利率却是可能的。
这一推理表明，消除那些限制为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的政策，比如Q规则（RegulationQ），让我们与弗里德曼规则更接近了。
费尔普斯（Phelps,1973）提出了初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如下观点：
在现实中，名义利率接近于零不可能是最优的。
他注意到，如果政府收入必须通过扭曲性的税收来融资，那么最优政策实际上应该是对所有产品征税，包括源自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服务，因此，最优利率必定显著地大于零。
不过，Chari,Christiano,andKehoe（1996）表明，对于许多同增长事实一致、产出和真实余额比率不存在长期趋势的经济体来说，即使政府收入必须通过扭曲性税收来融资，一个接近于零的名义税率事实上也是最优的。
对于这类经济而言，货币的作用相当于中间品；用于众所周知的财政方面的原因，对中间品征税不是最优的。
思考弗里德曼规则的名义利率为零处方的一种直观方式是，它描述了如下关系：
货币的经风险调整的真实收益率，应该等于其它资产同样（经风险调整）的真正收益率。
在确定性环境中，不需要进行风险调整，因而弗里德曼规则意味着数量为真实利率的通货紧缩。
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把弗里德曼规则解释为总是需要真实利率的通货紧缩。
不过，Chari,Christiano,andKehoe（1996）通过在适度的参数化的随机环境中表明，即使最优名义利率仍然为零，也不存在通货紧缩，从而表明了上述解释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最优政策下，由于货币能够对冲真实波动，即在境况差时支付得相对多、在境况好时支付得相对少，故而通货膨胀率大致为零。
事实上，货币被证明具有足够的对冲，从而即使是零通胀率，其风险调整的真实收益率亦等于其它资产的经风险调整的真实收益率。
我们现在转向讨论一些限定条件。
在一些著名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正的名义利率是最优的。
在这些模型中，如果政府拥有足够多的财政工具组合，那么零名义利率将是最优的；不过，如果政府可以使用的工具受到限制，那么正的名义利率就很有意义了。
在下述粘性价格模型中，正的名义利率是最优的：
名义价格或工资以交错的方式设定，政府受制于确切名义债务（uncontingentnominaldebt）和确切消费税（uncontingentconsumptiontaxes）。
如果没有这类粘性，即使政府仍受这些限制，零名义利率仍是最优的，且剧烈变动的通胀仍会令名义债务类似于实际的或然负债（realstatecontingentdebt），参见Chari,Christiano,andKehoe（1996）。
如果名义价格或工资以交错的方式设定，那么这种通胀波动就是代价很大的，因为通胀的波动会导致相对价格出现不合意的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最优货币政策要在两种合意的目标之间tradesoff：
一是维持价格稳定，以避免相对价格波动引起的不合理配置，另一个目标是最小化低效的交易方式的社会浪费。
毫不奇怪，这种情况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包含下述妥协：
降低通胀的正利率，以及促进价格稳定和零名义利率（BenignoandWoodford,2003;Khan,KingandWolman,2003;Siu,2004;Schmitt-GrohéandUribe,2004）。
如果或然负债或或然消费税是可能的（ifeitherstate-contingentdebtorstatecontingentconsumptiontaxesareavailable），那么就可以避免相对价格不合意的波动（Correia,Nicolini,andTeles,2004）。
正名义利率是最优的另一种环境，是拥有一组受限制的资产组合，以使得个体之间可以分散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印刷货币来融资的一次总付转移支付，会由临时的富人向临时的穷人再分配收入。
其原因是，通货膨胀为那些持有更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持有更多货币的家庭是临时富人）施加了更高的税。
这种转移支付提供了一种形式的风险分担，因而有助于提高福利。
最优货币政策权衡了风险分担的收益和使用低效交易的社会浪费，这包含一个正的名义利率（Levine,1991）。
在这里，足够丰富的财政政策工具，通过提供一种局部疗方、风险分担，并允许货币当局遵循弗里德曼规则（daCostaandWerning,2003）。
因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当且仅当政府可资利用的工具组合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正的名义理论是最优的。
由于这种情况在现实中非常可能，因此，最优货币政策包含了零名义理论目标和其它目标之间的妥协。
强有力的结论，并不是名义理论一定是字面上的零，但名义理论和通货膨胀率应该较小。
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定义，仍然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这部分是因为由于性质变化导致的通货膨胀率度量的偏差。
尽管对于低通货膨胀尚未出现一致的共识，但绝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同意，每年超过3%的持续通货膨胀是不可接受地过高了。
2.货币政策的演变
在过去三十年，同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相一致的许多具体货币政策方案，在全球予以了争论和执行。
中央银行和其它货币政策制定者，开始聚焦于价格稳定和通胀控制，并把它们作为其主要目标。
许多国家改变了它们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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