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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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其历史意义

　　汉魏时期，道教处于酝酿和初创时期，还远未成熟;原本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因时衰世乱而渐趋崩坏。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般认为是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说法不一。

据三国魏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是被视同神仙方术之流，徒众不多，传播不广。

外来佛教在传入时难免会与本土儒道文化有所冲突和斗争，同时也要融合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并做出适当的妥协。

此时三教之间的互动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和对儒教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也常常援引、借用道家和儒家的名词术语，以便于理解和沟通。

还有不少佛教徒乃是由儒、道入佛者，原本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后来接触佛教，自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遂出家为僧。

此时，道教的发展已经使它可以与佛、儒鼎足而立，佛教的发展壮大也使它有了足够的力量与儒、道抗衡，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主流趋势。

　　一、汉末魏晋时期“儒释道”在山东的融会与发展

　　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中国经历了由汉代之“独尊儒术”到魏晋南北朝的“儒不独尊”等一系列演变。

山东地区的形势也大抵如此。

山东本是儒学传统源远流长、大师辈出的地区。

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传统儒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八王之乱”以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各地的战乱对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山东地区许多世家大族被迫迁移至江南。

总之，在长期战乱的破坏、新兴学说的冲击和人口迁徙的影响下，山东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已经式微，山东儒学在全国的领军地位也已逐渐丧失。

　　东汉末，山东道教发展较慢。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太山祠，数年后徙仰天。

纪冉所宣讲的教义是以《道德经》为主，极少涉及服食炼丹之术，深受当地士民欢迎。

据传，直到北魏时期，每逢纪冉忌日，仍有信徒对其进行祭拜，可见纪冉所传道教在当地影响之大。

　　汉献帝建安后期，有陕西羽士张丹诚，受道教教主张鲁委托来青州传教，在东镇沂山（位于今山东潍坊市临朐县）设坛，宣说五斗米教，以设义施仁、济贫拔苦的基本教义来教育信徒，并且禁止酗赌。

由于这些教义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因此张丹诚在此传教数年，甚得民心，弟子众至千计，并在沂山朝阳洞外建造了朝阳观。

后因势众，为官府所忌，至曹魏甘露年间（256－259），终被取缔，朝阳观被拆毁，有关的道教洞窟也被填塞。

　　另一方面，山东地区的佛教也在传播和发展。

佛教传入山东的时间很早，大约自西汉末期已有传播，但确切时间却很难考证。

目前较早的记载见于清代仰沂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

“前汉孺子居摄二年，岁次丁卯，川人释子王静（净），由巫山来东海青州传法说经。

先寓仰天，越年，南去东镇沂山，居极巅玉皇顶泰山祠，设坛传教，四方士商村老云集，拜佛习经，众多数百。

”①西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

关于王净至青州设坛说经的具体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即公元4年。

王净先后寄居于山东青州的仰天山、东镇沂山的泰山祠等地。

又据清乾隆《诸城县志·建置考》记载:

诸城“白龙山寿圣寺康熙八年重修碑云:

‘东汉明帝永平戊午，敕封虹蜺山虹栾寺。

”

　　“白龙山”又名“虹蜺山”（《山东省志》作“虹蚬山”，当为“蜺”之误），位于山东省诸城市城区东北。

东汉明帝永平戊午即永平元年（公元58年），可见，东汉初期，佛教文化已在山东诸城传播开来。

虹栾寺（宋改名寿圣寺）也是目前见于记载的山东最早的佛寺之一。

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净的弟子法规于沂山设立发云寺（“发”后改为“法”）。

　　魏晋时期，山东道士人数略有增加，然而这些道士大多在民间活动，较少建设道观，在教义方面也无大的发展，依然是以《道德经》和天师道的“设义施仁、济贫拔苦”为主。

此一时期道教的发展虽较为缓慢，但与佛教产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随着道教与佛教各自传播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它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

　　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311年），衣冠南渡，晋室南迁，山东人口流徙严重。

晋室南迁之后，山东地区先后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以及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所统治。

此时山东比较出名的道士和僧人有崇尚清修和隐逸的道士张忠、著名高僧朗公②等。

　　据《晋书·隐逸传》记载，西晋末年，有道士张忠避“永嘉之乱，隐于泰山。

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

张忠，字巨和，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一带）人，因隐居泰山，故自称“东岳道人”。

他在崇岩幽谷之间，凿地建土窟修行，终日打坐，生活极为俭朴，“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

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

弟子们仿效其师，也在附近建窟而居，每五天拜见张忠一次。

张忠的教导方式比较特殊，“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

”

　　弟子们在张忠窟上设立道坛，每天早上进行朝拜。

他们“食用瓦器，凿石为釜。

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

他们这种行为方式与印度沙门的苦行派颇为相似。

　　无独有偶，前秦皇始元年（35l），著名佛教大师佛图澄的弟子竺僧朗（朗公）也在金舆谷（今山东济南历城区柳埠镇）开辟道场，创建寺院，世称“朗公寺”（后称“神通寺”）。

③金舆谷与张忠住所仅一岭之隔。

朗公与张忠结为好友，“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共同在泰山附近传经布道，开启了泰山道佛共存、互为增益的优良传统。

　　张忠与朗公在泰山、济南一带传法，名声远播，前秦苻坚曾派人请张忠到长安，并以“兼济之言”劝其出世为用:

“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余，兼济之功未也。

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

”张忠回答说:

“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现如今自己已经“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加上本人“山栖之性，情存岩岫”，因此“乞还余齿，归死岱宗。

”苻坚见他坚隐不仕，只好派人送他返乡。

张忠于华山道中自叹:

“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

”后果及关而死。

苻坚派人祭吊之，谥曰“安道先生”。

　　朗公也受到了当时许多统治者的尊奉，如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北魏拓跋珪，以及东晋的孝武帝等君王均以各种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并赐予大量财物和人力供他使用。

在朗公的影响下，此地声誉日隆，成为佛教胜地。

　　高僧朗公和高道张忠的交谊是佛道在泰山共存共荣的楷模，在泰山西麓的昆瑞山上，至今留存着“朗公石”，当地也流传着关于朗公和张忠的种种传说。

总的来说，当时佛教的发展势头更胜一筹。

　　东晋太和六年（371），法云寺住持竺法汰在高僧道安倡议下，又于山东沂山创建“明道寺”。

一时“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香火极盛。

又有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至青州东莱郡（今山东掖县）弘法。

还有中国高僧法显到天竺取经，返程时也是搭商船，至“长广郡（今莱阳东）牢山南岸”，太守李嶷敬信佛法，曾派人至海边迎接。

　　佛教的兴盛使兼修儒道的山东学者产生了不满。

东晋时，有东海郯人（今山东郯城）何无忌撰《难袒服论》，以驳庐山高僧慧远④的《沙门袒服论》。

何无忌认为沙门右袒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

对此，慧远后来又写了《答何镇南》给予解释（何无忌义熙中进镇南将军，故称“何镇南”），将佛教的济世思想，同儒家名教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协调了起来。

　　《晋书·何无忌传》载:

“何无忌，东海郯人也。

……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

有研究者从刘牢之的姓字推测他很可能是信仰天师道的，而何无忌是其甥，根据当时家世信仰的特点，何无忌的宗教信仰应与刘牢之相同，因此何无忌也有可能信仰天师道。

从其信仰立场来看，何无忌撰《难袒服论》表面上是为维护儒家礼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

　　二、寇谦之、崔浩的新天师道及其与山东佛道关系

　　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同样存在着儒释道三教的矛盾，但其中大多数时候，道教和儒教结成了同盟，共同抵制佛教。

北魏太武帝重用大臣崔浩、道士寇谦之⑤。

寇谦之在司徒崔浩的鼎助之下，改造了传统天师道的教义、教规等，使之更加适应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政治需要，从而使他本人为北魏太武帝所重，位居国师;北方道教也受到北魏太武帝的尊崇而一度上升至官方宗教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原先发展较为缓慢的天师道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

寇谦之也成为南北朝时期道教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其父寇修之曾为苻坚的东莱（今山东莱州）太守，“即曾居滨海地域。

父子俱又以‘之’命名，是其家世遗传，环境熏习，皆与天师道有关，所以‘少修张鲁之术也’。

”

　　因此，寇谦之少居东莱，深受齐地天师道之影响。

　　北魏神瑞二年（415），寇谦之假称太上老君降授其“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扬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行“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新道法。

今《道藏》收有《老君音诵诫经》一卷，实即《新科》所遗之作。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他又假称老君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降临，授其《录图真经》凡六十余卷，提出无极至尊为道教最高神。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他献道书于太武帝，倡道教改革。

　　崔浩（381—450），字伯渊，清河郡武城（今山东德州武城县附近）人。

其父崔玄伯曾为前秦苻坚大臣，后“避难于齐鲁之间”。

《魏书·崔浩列传》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

崔浩的思想主体虽属儒家，但他很可能也受到了山东地区的道教文化影响，因此后来才会拜道士寇谦之为师，大力支持他改革传统道教，创立并推行“新天师道”。

史载:

“（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

帝以其辩博，颇信之。

”太平真君三年（442）太武帝亲至道坛接受符箓，自此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每逢皇帝即位，都要登坛受箓，直到北魏灭亡。

　　另一方面，佛教则遭到贬斥。

在崔浩、寇谦之等人的劝说之下，北魏太延四年（438），太武帝下诏禁止五十岁以下的人出家为僧，有违者一律还俗以充兵役。

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太武帝下诏废除民间神庙，以信佛为迷信。

担任太子晃老师的高僧玄高和慧崇也被处刑。

太平真君五年（444），太武帝下诏禁止官民私养沙门。

此后，太武帝又多次下诏诛杀沙门，毁坏经像，敛没其财产:

“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

……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

　　据记载，太武帝这些严酷的诏令和惩罚几乎使得当时的北魏“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新天师道在山东颇具规模，影响深远。

相传北魏太武帝延和初年（432－435），寇谦之曾亲临山东青州凡山（今桲林乡纪山）、东镇沂山传教。

　　《东镇述遗记札》载:

“天师莅东镇，设坛朝阳寺，听其讲道诵章，习其仙术者，下自黔首商贾，上至士子官衙，拜谒盈门，肩摩踵接”。

　　据统计，至东魏，此地已建道观十余所，其中较大的有浮山庙、紫云观、灵山庙等，有道士近百人。

　　还有学者说，到东魏末年，临朐县已有道士150余人，道徒近万人，建庙观十余座，其中较大者县城有紫云观，乡间有长春观、尧山庙、灵山庙等。

北魏太平真君初年，寇谦之还曾在莱州大基山设道场，建起昊天大帝庙，名曰昊天观，又称掖山祠。

　　三、北魏至北齐、北周时期山东道教与佛、儒二教的斗争和发展

　　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八月，齐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于是“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

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北齐灭道，使山东道教受到了严重打击。

然而北周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在北周统治者宇文氏的支持下，北周时期楼观道派高道辈出，如侯楷、严达、王延、韦节等。

楼观道派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北周天和四年（569），武帝宇文邕在道士张宾、卫元嵩的劝说下，又令佛道二教开展辩论，一较高下。

武帝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佛道之争转趋激烈。

司隶大夫甄鸾著《笑道论》、高僧道安⑥著《二教论》、僧勔撰《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均斥击道教，废佛之议因而暂止。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武帝召集群臣、沙门、道士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

　　北朝后期，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宇文邕敕废佛道二教，拆庙毁观，强令僧道还俗，史称“建德法难”。

武帝废二教，实际重在灭佛。

当时武帝迫于佛僧的坚决抵抗，不能不将佛教与道教一并取缔，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对道教“不免有所减损，自五岳观庙外悉废之”。

然而，由于道家庙观本就较少，道士也大多散居民间，行踪不定，便于隐藏和逃脱，因此佛道二教虽均受贬损，但道教的损失相对较小。

武帝在敕废二教后不到一月，也下令建设通道观于田谷之左，命严达、王延、苏道标、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乐、于长文（于章）、张法成、伏道崇等十名楼观道道士入观为学士，特令王延校理三洞经图藏于观内。

这十人“以道术相忘，同乎出处，世号曰‘田谷十老’”。

值得一提的是，在通道观学士中，并不是只有道士，而是道人、僧人、儒士都有。

《隋书》卷五十一《长孙炽传》载:

“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学兼经史、善于谈论者，为通道馆学士。

炽应其选，与英俊并游，通涉弥博。

”

　　《续高僧传》卷十一《唐京师慈门寺释普旷传》说:

“武帝虽减二教，意存李术，便更置通道观学士三百人，并选佛道两宗奇才俊迈者充之。

旷理义精通，时共检举，任居学正，剖断时秀，为诸生先。

”

　　《大唐内典录》卷五也说:

“遂二教俱除，别立通道。

简二教诸人达解三教者，置员立学，著衣冠而登其门焉。

”

　　可见，通道观是以楼观道士为主、僧人和儒士都有的道观兼学馆，是北周武帝为了促进儒释道三教的沟通和统一，平息三教争端而设立的。

当然，由于武帝对道教的偏好，通道观在客观上更加有利于道教的发展，特别是提高了楼观道在全国的地位。

　　北周于577年灭北齐之后，也禁灭了该地的佛教。

山东佛教因此陷入短暂的低潮。

然而，到宣帝宇文赟当政时，佛教又很快恢复了流传。

　　北朝佛教虽曾受到“二武”灭佛的沉重打击，但也得到过北魏灵太后、孝明帝、北齐文宣帝等不少统治者的推崇。

随着山东地区许多世家大族的外迁和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加上一批高僧、名士的影响和支持，在包括山东地区在内的北方，佛教的发展势头比南方尤甚，总体上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儒、道二教。

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几乎遍及山东全境，而且名僧辈出。

　　关于北朝道观的资料较为少见，不过北齐文宣帝高洋在《议沙汰释李诏》中说:

“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

……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正户。

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

”

　　馆舍指道教的道馆、道观，伽蓝指佛教的庙宇;缁衣是指僧尼，黄服是指道士。

道观、佛寺比比皆是，平民约有一半都出家为僧尼;道士的人数也都超过了正户，佛、道的发展已经使国家感到财力不足。

这种说法虽可能有所夸张，但仍然可见道教在北齐的发展之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在山东整体上是和平共处，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然而有发展就有竞争，山东境内三教的势力也是此消彼长，互有高下之时，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斗争尤为激烈。

由于北朝道教主动向儒教和统治者靠拢，因而获得了帝王的青睐，发展起来如虎添翼。

同时，佛教的过度兴盛必然会引起社会上的排佛主张。

三教之间，尤其是道教与佛教的矛盾也愈发激化，以致北齐、北周先后出现了几次武力灭佛或灭道的事件。

这些武力灭教的事件并不仅仅是儒、释、道三教矛盾斗争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由统治阶级与宗教集团之间在经济、文化、地位等方面的利益争斗造成的。

　　四、南北朝时期杂收博学的山东籍学者在三教之争中的表现

　　三教的互动对山东文化、政治与山东籍学者的影响都是极为深刻的。

在相互的攻击与借鉴、偷师中，三教已经逐渐枝节交错，血脉相连，难分你我。

有很多人们熟知的佛教词汇可能恰恰来自道教;而儒教对佛教的影响更是隐蔽而巨大。

为了迎合中国儒家文化，宣扬孝道、男尊女卑思想的伪佛经纷纷出炉，并广泛传播;儒家学者也渐渐在“修心”、“静养”，甚至“静坐”中有了更深的探索。

　　在三教之争中，杂收博学的山东籍学者凭着自身的学识和智慧，以其各自的文化和政治立场为据，在我国宗教和文化史上作出了精彩纷呈的表现。

（一）杂糅儒道思想的南朝山东郯城籍学者何承天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争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获得了长足发展，南朝时因为皇帝的支持、门阀士族的尊信，佛教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然而，佛教的过度兴盛给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逐渐显现了其弊端。

“自倾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材竹铜彩，靡损无极。

”

　　在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和神不灭理论的同时，许多学者、思想家针砭时弊，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对佛教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山东郯城籍无神论思想家何承天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学者。

　　何承天（370－447），南朝刘宋时大臣，著名天文学家、无神论思想家、数学家，汉族，东海郯（今郯城）人。

他也是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的老师。

　　何承天幼年从学于当时的学者徐广（东莞郡姑幕县人，今山东省莒县）。

据《宋书》记载，他“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

历官街阳内史，御史中丞等。

　　何承天博览百家，通今博古，学问精深，尤精于天文律历和计算。

其著作《达性论》、《与宗居士书》、《答颜光禄》、《报应问》等记录了他和信仰佛教的名士颜延之（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宗炳等的辩论，见于《弘明集》与《广弘明集》。

他还熟知历代朝典，元嘉时为著作佐郎，撰修《宋书》未成而卒。

《宋书》、《南史》均有传。

　　何承天在元嘉九年（432）出任衡阳太守时，作《报应问》，从儒家的立场，运用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科学水平，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进行了驳斥。

　　他说:

“西方说报应，其枝末虽明，而即本常昧。

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无征。

乖背五经，故见弃于先圣。

诱掖近情，故得信于季俗。

”

　　他还举例说:

佛教不是说杀生要遭报应，为善得福应吗?

　　但是鹅吃青草，不吃有生命的动物，结果却还是成了人们的口中美食;而飞燕以虫为食，却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让它安居于梁间。

何报应之有?

不仅鹅燕如此，“群生万有，往往如之。

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因果报应之说是不成立的。

　　佛教认为:

“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

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

　　佛教还把人和别的动物并称为“众生”，宣扬六道众生皆受轮回之苦，人死后灵魂也可能转生成为别的动物。

何承天则认为形体不存在了，精神也随之消失，没有来世来生，而且“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不应把人与别的动物同等看待。

他在《又答宗居士书》中说:

“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

薪弊火微，薪尽火灭。

”

　　他又在《达性论》中说:

“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神不灭论则是报应轮回说成立的前提。

因此，针对何承天的《达性论》，颜延之作《释达性论》、僧含作《神不灭论》以辩之。

何承天是颇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位学者，他的无神论思想对后来齐梁间的思想家范缜等产生了一定影响。

他在无神论思想和天文历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他的浑天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何承天在张衡“浑天说”的基础上，吸收王蕃、葛洪的观点，结合自己的测量实践，认为天形正圆、昼夜旋转，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二）南朝山东籍学者明僧绍、刘勰与三教的“夷夏之争”

　　魏晋以来，随着道、佛二教的进一步发展，二教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当时的著名学者顾欢是南朝道释斗争中的著名人物。

顾欢，生卒年不详，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市西南黄冈）人。

他好黄老，通解阴阳书，但并不是道士，而是兼通儒道的一位学者。

约在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顾欢见佛、道二家互相诽毁，乃著《夷夏论》以定是非、优劣。

论中虽有调和二教之辞，但重点是强调二者之异，说道教是产生于华夏的圣教，佛教则是出于天竺的戎法。

二教虽皆可化俗，但华夷地域不同，人性有别，故立教应因地制宜，不能错杂。

因此，中国只能用孔、老之教治理，佛教只适用于西戎。

顾欢在文中还以儒家的立场为依托，指责佛出于“夷”俗，与华夏的礼教迥然有异，竭力反对丢弃华夏的礼俗教化去效西戎的夷法。

由此可见，顾欢是站在儒、道立场上，用中国传统的尊夏卑夷观点来反对佛教。

正如《南齐书》所说:

“欢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

”

　　所以，此论一出，立即激起轩然大波，遭到佛徒及其信仰者的强烈反对，纷纷著文反驳，拉开了南朝齐初一场规模颇大的道释斗争的帷幕。

　　宋司徒袁粲托为道人通公著论首先进行辩驳。

接着大量反对《夷夏论》的文章纷纷出笼，其中就有山东籍学者明僧绍的《正二教论》。

　　明僧绍（?

—483），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郡鬲县（今山东省德州市）人。

明僧绍在他的《正二教论》中通过对比佛教和道教的优劣，驳斥《夷夏论》:

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长生为宗，不死为主。

其练映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是其托术验而竟无睹其然也。

又称其不登仙，死则鬼，或召补天曹，随其本福，虽大乖老庄立言本理，然犹可无违世教，……至若张葛之徒，又皆立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劾。

咸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立言舛杂，师学无依，考之典义，不然可知。

将令真妄浑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辨，诬乱已甚矣。

　　佛教反驳《三破论》的文章，以文学理论家刘勰的《灭惑论》最为著名，也最为成功。

　　刘勰（约465—520），字彦和，汉族，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

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梁书·刘勰传》载: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

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骑校尉。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

”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

据说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了（北）定林寺。

　　刘勰的《灭惑论》将《三破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一一的辨驳和批判，比较了佛法与道教的优劣:

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

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

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于饵药。

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而泥洹可冀。

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

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

假使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鸟?

　　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这段话从“形器必终”与“神识无穷”的角度对“佛法练神”与“道教练形”之境界的高低作了比较。

他认为，形有限，而神无穷，一旦依佛法修成了“泥洹妙果”（即涅槃），便可“常住”永恒妙境，因此，佛法更胜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灭惑论》提出道家三品说，对道家和道教作了初步的学理上的区分。

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中说:

“最初把道家与道教略略地整理成为系统而加以批评底是梁刘勰底《灭惑论》。

”刘勰提出的道家三品说认为:

“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

　　即道家按照层次则可分成上、中、下三品，上品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中品是指神仙道教，下品则是以张陵为代表的民间道教。

刘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