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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那灿若繁星的消逝
曾经那灿若繁星的消逝——究竟是为何？
郝睿婕
毛一舟
陈岚
谢鸣晓
王恒立
摘要：
曾经，中国的科技在黄河和长江的孕育中绽放了绚烂的光芒，那悠扬灿烂的华夏文明，便连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五世纪前古中国的科学技术走在西方的前面。
但是在近代，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从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就被西方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让人不禁深思：
古代中国那诸多灿若繁星的科技成就，究竟是怎样在近代消逝了原本的光芒。
本文将主要从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辩证关系出发，阐述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种种原因。
我们首站在科技最高峰向下俯视
据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大约175项，占总数的57%以上，其他各国占42%左右。
我国先进的技术成就，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工争妍，与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分别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形成了两个交相辉映的科学文化高峰。
《考工记》记载了官府手工业的30个工种的制作工艺和技术规范，墨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开始初步尝试科学知识的抽象。
第二个高潮：
隋唐五代时期，南北交汇，中外兼容。
开通大运河，测量子午线长度，国家药典《新修本草》、雕版印刷、火药问世。
数学、历法、医药学著作传入印度、朝鲜半岛、日本、阿拉伯，中外科技交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第三个高潮：
宋辽金元时期，传统科技发展到最高潮，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众多的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众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指南针用于航海，火药火器用于战争，发明活字印刷术，建造水运仪象台，创制《授时历》等。
在4000年前，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第一个国家——夏朝。
历史学家们认为，国家的建立是文明时代来临的标志，这对科学技术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夏商周时期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雏形。
这时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铸造冶炼技术非常高超，同时也出现了原始的瓷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奠定。
广泛使用铁器，同时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和铸铁柔化技术。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各个科学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
造纸术已被发明并且得到了重大改进。
长城的建造体现了中国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
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
在五代的短暂分裂之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宋朝。
两宋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了高峰，当时的政府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较为重视，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潮和黄金时期。
古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四大发明”中，除了造纸技术早已成熟，其他“三大”都是在宋代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明朝科技成就灿若繁星，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涌现了许多名家巨作，号称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明太宗时由于有郑和下西洋的海上活动，使得绘制海图以及罗盘运用的技术大为进步，其他民间的科学作品，像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地理著作《徐霞客游记》都是流传至今的科学名作，这也使得中国的科技更上一层楼。
却在后来一步一步抬着头向下走
在16世纪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都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历史的长河中，司南、地动仪、造纸术……一个个发明宛如明亮闪烁的星星，不仅是国人的骄傲，更让西方人羡慕不已。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是一部把人类一步一步推向文明的历史，它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20世纪50年代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书中说道，古代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明清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告别繁荣兴盛，慢慢走到了下坡路。
腐朽的制度注定将从这个世界消亡，而传统的科技必定也要让位于西方先进的近现代科技。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就开始占领先地位了。
16世纪，西方逐渐脱离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开始，西洋科学突飞猛进，获得了脱胎换骨的飞跃，大量的西学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
而此时的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然而，正如一句话所说的，“再坚固的屏障也终究会被打破，只是时间太晚了。
”西方“后来居上”，跑到了世界科技的前列，而中国这个昔日的巨人被远远地甩在了后头。
有人曾经统计过近代以前中国科技成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就，并将二者进行对比，在公元1世纪至16世纪这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科技发明都占据全世界的半数以上，而在16世纪以后，这个比例骤然下降，在科技发展上乏善可陈然而到了近代，中国的科技却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
……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
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许多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的谈论上，给了我们一个准确而具有唯一性的答案——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是在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社会政治的腐败。
这就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导致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内含于近代中国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分析上，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或角度分析：
因为社会文化的桎梏
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
我们将先从广义文化的三个分类阐述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原因。
1.物质文化的禁锢
中国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
这种社会的生产形式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更多的剩余产品用来交换,工商业缺乏发展所需要的广大市场。
同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农民只能以农业作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并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致使城市工商业缺乏广大的劳动力市场。
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缺乏发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中国古代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活环境，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导致古代人民缺乏冒险精神，不利于多元化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使得人们不需要交换就可以维持生计，这样一来使得科学技术被禁锢在原地，得不到发展。
同时，“千年土地八百主”，广大农民因受地主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不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都无力对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技术进行改革和扩大再生产。
生产操作过程单调重复,生产技术因循守旧。
与此同时的西方
欧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领主庄园经济。
贵族庄园之间的经济交往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
资本主义由此萌芽并发展得越来越快。
资产阶级为了战胜封建主义,为了发财致富,为了打仗,都需要应用科学技术,这种强大的社会需要对自然科学的促进,比办十几所大学的作用还要大。
在16世纪的英国,数学和其它实用科学受到商人的大力提倡,由航海需要而产生的测量经度的运动促进了近代天文学的发展;技术上的进步造成了新材料的使用和新过程的产生,扩大了力学研究的范围,手工技术的改良,为精密仪器的发明作好了准备,测试仪器的精确化,又为近代科学的数学化、理论化奠定了基础。
近代科学就是在社会物质需要的强大推动下,同时又是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总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社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要求就没有像西方那样迫切,科学技术失去了强大的社会推动力,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社会根源。
2.制度文化的镣铐
在封建时期的旧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从某种程度上是鄙视科学技术的。
对于从事科学技术探索的人,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而且还要受到种种责难。
在儒家的眼里,科学技术也只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儒家经典《礼记》上甚至提出,凡是以“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关于“罢黯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后,科学技术更加没有地位。
到了明清,鄙视科学技术的风气更是变本加厉。
明清封建统治者对于有革命、革新和反抗者所施加的刑罚,都十分残酷。
明代有抽筋、剥皮等酷刑。
清代也有坐诛九族、开棺戮尸等刑罚。
清代的文字狱使当时的文人学士谈虎色变。
在文字狱的威慑下,知识分子不敢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纷纷转向对经籍进行注疏和考证。
有条件的知识分子不去搞科研，致使众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出现在平头老百姓中。
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倾向下，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经济结构使得许多科学技术创造致力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生产日常必需品。
此时的科学技术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生活中辅助性手艺，虽有形而无其本质的理论体系，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对其反复进行的科学实验。
与此同时的欧洲
欧洲的社会风尚与中国就很不相同。
在欧洲,有的封建统治者对科学采取支持、扶植的态度,因此,在十四五世纪欧洲社会上就已开始形成某种研究学术的风气。
十六七世纪以后,科学研究更是蔚然成风,尽管当时的科学研究还是被局限在教义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科学真理不断地被发现,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同时，西方近代科学就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实验基础上的。
回顾历史,中世纪的欧洲也无科学实验可言,纯思辨的成果《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控制着整个西方科学界。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并且出现了实验科学。
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和塞尔维特的血液大循环论实验就是推动近代科学发展的有力佐证事例。
由此可见,实验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是,旧世界的科学思维模式的延续使中国近代科学研究就缺乏这种实验的精神。
由此可见,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科学技术,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因素。
3.心理文化的镣铐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全民族的心理、意识之中,孔子的仁义礼智,孝梯忠信等仁学思想成为道德信条。
由于人们追求知识一是注重整体,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全局和规律,看到了事物的广泛联系,但却忽略了对事物的局部及内部深层结构的深人探究,缺乏对事物的精确分析,因而导致认识结果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点上与近代的实验科学思维也是相悖。
二是注重直觉。
对事物的认识不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论证,而是通过意会、通过直觉去体验和把握,无法用定性或定量的语言进行解释,使得对事物的认识不明晰、不严谨;三是注重实用。
这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显著特点。
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典型的技术发明。
造纸术的出现是为了减轻书写材料的重量，便于携带和运输；印刷术源于为了广泛传播诗词歌赋；指南针的创造直接给渔民带去便利，明显降低了海上事故发生率；火药更是改变了军队作战方式，大大增强了作战攻击力。
但中国古代注重实用的传统有过分狭隘的一面,即都是靠一点一滴经验的积累,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升华。
同时,对一时看不到实用价值的发明创造缺乏兴趣,。
显然,注重整体、直觉、实用,必定导致对事物缺乏深人细致的观察、实验,缺乏通过对观察、实验的结果进行逻辑抽象建立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
也就是说,缺乏建立近代科学所必不可少的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
近代科学是一种实验科学，旨在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并通过实验、研究，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
实验方法可以简化现象发生的条件,便于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
而逻辑方法,可以对事物呈现的纷纭复杂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深刻地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
近代科学就是依靠实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才建立其严密完整的理论大厦的。
这样的方法在科学发展的早期,在技术应用层次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要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建立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则就勉为其难了。
正如2O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
”
因为教育制度的制约
宋代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人的个性发展，不利于科技进步。
从明代开始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学校讲授四书五经，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目的，自然科学一片空白。
相比之下自从1810年西方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柏林大学开办以来，很快成为全世界的大学样板。
中国具有近代色彩的学校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时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建立于维新变法时期。
单从学校建设来看我们就比西方落后将近100年，教育体制的落后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
“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
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的所谓归纳法，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
例如：
“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
在我们看来，中国近代科技之落后于西方,除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外,明清时期教育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是传统文化得以延伸，还是封建统治得以维持，教育都在其中起着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作用。
封建统治者倡导正交合一，“天地君亲师”五者合一，把传统士子的自身利益、社会价值观、行为规范牢牢地固定在礼治秩序上，使教育不折不扣地为维护政治秩序、礼治秩序服务。
八股科举制度就是这种封建教育的体现，它以极其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沟通和维系着官僚行政系统与底层社会的关系，主宰着历史士子的命运，牵动着社会神经，也决定着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的走向。
中国的教育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整理阶段。
中国教育制度的各种弊端,也在明清时代达到了极点。
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人文教育,轻视科技教育。
诚然,重人文而轻科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并非明清时代所独有,但在这一点上明清时期却比前代走得更远。
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前,科技教育以在实践中自我教育和私家传授作为主要的教育形式,取得了惊人的辉煌成就,但当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后,这种教育形式就相形见绌了,严重的制约着科技的发展。
一、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认识到,要使民众（特别是有知识的阶层）服从自己的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纳入自己所定的轨道,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而灌输统治思想所取得的效果有时甚至比强权更好些。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
在明清,国家发展学校教育以教化和育才为两大宗旨（敦教化,育人才）,以教化为基础,以育才为目标。
所谓教化,在于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所谓育才,就是为政府机构培养各级官吏。
至元年（1367年）十月,灭元胜利在望的朱元璋,在对大将邓愈等人的一次谈话中,说道:
“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
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
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
足衣食在于劝农桑,明教化在于兴学校。
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在小人务本。
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
”在这次谈话里,朱元璋将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定为两个方面,即衣食和教化。
衣食重在发展物质生产,而教化则重在精神生产。
还可以看出,明代兴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教化,而教化首在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所以,朱元璋以及以后的其他皇帝,在有关教育的各项命令中,都特别强调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
正因为强调道德,所以在明清时代的学校管理和教学中,道德教育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人才的培养标准寓于教化之中,用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为标准,使之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
这种教育目的与科学技术没有关系,完全由封建帝王视其需要而定,不可能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稳定的政治张力。
如朱元璋深信天命,他在取得政权后,对于可窥知天命的天文、历法尤为敏感,视为珍秘之术,自开国之初,便立法严厉禁止民间对天文历法的学习研究,““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
”这是朱元璋在立国后制定的一道对天文、历法较为严厉的法令。
对于只要敢于学习历法者便要发配充军,敢于私造历法者就得问斩。
这一政策对明代的天文历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到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诏令:
“（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学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
”这一政策产生的最重要效果是,阻断了民间对天文历法的学习,更谈不上研究。
而且是把天文历法的传承局限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内,不论这些人的子孙是否有兴趣,是否有才能,都不得不去从事,没有任何创新。
由此看来,在一个实施封建专制政体的国家,科学的命运只能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定,甚至只能视封建帝王个人的好恶而定,这当然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从政治体制上形成足以产生近代科学的政治张力。
所以,明清教育负有更重要的“教化”臣民的使命,沦为政治工具。
这种以德育为核心的教育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
二、中国古代的知识教育是为道德教育服务的,是道德教育的副产品。
有学者统计,论语中有关自然科学的材料共56条,其中涉及天文、物理、化学、动植物、农业、手工业等自然科学知识,但都是利用自然科学知识说明政治、道德主张,而不是以研究自然为目的。
的确,在孔子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从明清学校课程设置的主要内容来看,以伦理道德、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等为实用内容。
国子监是明清时代的中央官学,其教育内容有着严格的规定。
其文化学习的内容,为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及本朝律令等。
儒学（即府、州、县、卫学）的教育内容,大致与国子监相似。
社学属于小学教育,教学内容有小学、孝经、论语、春秋等,还有学习皇帝的圣谕,作为法律教育的内容之一,此外还有简单的书算课程。
中国私塾学校里的启蒙教材仍然是老祖宗念了几千年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很少有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而此时西方人已经发明了望远镜遥望宇宙,乘着飞机、轮船等踏遍全球,并且西方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
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代和在这个时代影响下的后来几个世纪里,西方科学的发展和新学科的出现。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脱离生产劳动实践,无视自然科学知识,是我国封建学校课程设置的极大弊端。
明末清初之际,面临西学东渐,中国未能调整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
在教育内容上,各类学校仍然以教授儒家经典、伦理纲常之类的人文内容为主,很少设立自然科学科目,没有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加入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新内容,学生们学来学去就是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在教法上,没有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对发展自然科学有直接贡献,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发展近代科学的一个有利时机。
三、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它的积极作用在于打破了以往在选官用人制度上的血统、门第、财产的限制,而以科考成绩的优劣为主要依据,体现了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但是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发展成八股取士。
在八股取士制度下,选官标准以/道德文章0为主,文章以八股为主要形式,八股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四书五经包含的是儒家经典与封建伦理纲常,它很少涉及到自然科学知识和应用科学知识,这就把学生束缚在儒学经典与纲常伦理之中,没有独立思考和辨别力,只能成为皇权的附庸和封建卫道士。
所以,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择仕标准的八股取士制度重视的是科举考试技能的训练,而不是个人的实际应用能力,从而误导、耗费了大量的、对科技发展有用的人才。
如李时珍曾为了乡试而熟读四书、五经,结果三次乡试落榜而归,乃绝意仕宦,决心苦钻医术,写成了古代药物学集大成著作《本草纲目》;朱载堉自学成才,他创立的《十二平均律》,奠定了近现代世界音乐的基石;宋应星对经义八股文不感兴趣,屡次不第后,把精力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科技知识上,完成了伟大的科技史名作《天工开物》。
他们成就的取得,与明代的学校教育无关,这应是对科举制度的莫大讽刺而不是对他们个人的批评。
科举控制了学校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宰。
八股取士制度的推行,使读书、应考和做官联在一起。
这种八股取士的制度导致了仁人志士、知识分子千军万马奔仕途,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只有升官才是发财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很少有人去攀登科学的殿堂。
而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除极个别外,大部分社会地位低微,出头无日,甚至还要遭受各种各样的迫害。
因此,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只能纷纷涌向科举之途,对于科技之研究却少有人问津,这种封建科举制度大量地埋没科技人才,严重摧残了科技人才,很多士人学子,皓首穷经,终身成了儒学教条的俘虏。
而且这些知识分子们一旦金榜题名,官场的繁文缛节、明争暗斗又占据了他们主要的时间与精力,很难再有精力与闲暇去思考有关科技的问题。
科学缺少知识分子去总结、去研究又怎能迅速发展,技术没有知识分子去革新、去提炼又怎能不断进步。
于是犹如釜底抽薪,科举制度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干柴,使科学技术的火焰难以熊熊燃烧。
西方自12世纪以后,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广泛地发展市民教育,相继建立各种普通学校和大学。
到19世纪初,科学技术教育已成为西方教育事业的中心。
而中国仍然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都一如既往,没有任何改变。
以四书集注为标准的八股取士,使学生陷入陈腐不切实际的内容和死板呆滞的文体中,思想完全僵化。
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岂能不衰?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在古代的先进,也注定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
”千百年来,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脚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
小结
近代中国科技的滞后，是整个民族的遗憾，原本属于我们那灿若繁星的科技文明，随着历史长河的打磨，成为了过去式。
在当今的时代里，我们必须以史为鉴，认真探讨研究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为当前科技发展提供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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