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的技术及其在制度下的价值偏向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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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的技术及其在制度下的价值偏向1

中立的技术及其在制度下的价值偏向

（1）

　　【内容提要】技术的中立论与技术的决定论是学术界颇有争论的问题。

技术的中立论关注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的决定论热衷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笔者认为两者都有偏颇，关键在于争论的方法论方面的对立。

本文通过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怎样获得其价值的偏向性过程的考察，指出技术的价值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其焦点是制度在其中的作用。

　　【关键词】技术中立论/技术决定论/制度/偏向性

　　【正文】

　　技术的价值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人们都认为技术是有价值含量的，但在怎样看待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时则出现了技术中立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相反的意见。

技术中立论指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

“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

”［1］而反对技术中立论的价值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把技术视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并进而认为技术与伦理、政治无涉的技术中性论虽然符合直观，并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却并不全面”［2］。

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技术是在制度条件下存在的，一定制度下的技术将无条件地为该制度服务，因而技术也将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和伦理的色彩。

换言之，技术天生就是为制度而存在的。

笔者既不同意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同时也不简单地认同技术中立说的观点，而是认为技术中立论与技术决定论都是值得讨论和反省的两种理论，技术既有中立的一面，同时在一定的制度下又有价值偏向的一面；技术的中立和技术的决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的失误在于都把技术本身存在的方式放在两个不同的视域中考察，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迥然相异。

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本身的中立在怎样的条件下获得价值的偏向问题有必要进行一番正本清源式的考察，以正视听。

　　一问题的缘起：

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技术的意义通过它自身的价值表现出来。

作为理性成果的体现，技术是人类自身价值的对象性表述，因此，无庸讳言，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

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把理性加以物化，并最终使之变成技术的客观物质形态，其中的每一步无一不是人类理性的价值体现。

人类理性的发展过程总是贯穿着它的目的，在人类理性向技术形态的转换过程中，都必须以这个目的为导向；理性的认识每向前前进一步，都是向这个目的的实际迈进，同时也为人类所希望的技术客观形态的最终出现奠定了基础。

可见，技术是理性发展的成果，而理性是人类价值和愿望的标志，由于技术中自始自终贯穿着人类理性，它所导致的技术的物质形态一旦形成，实际上标志着技术的价值性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技术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和不值得讨论的话题，然而正是技术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又是最混乱和最复杂的，也是最容易出现误解的。

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的价值的考虑经历了一个由古代的盲目崇拜到近代的迷惘反思直到现代社会对技术产生莫名恐惧的艰难认识过程，由此而出现了所谓技术的乐观主义和技术的悲观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价值论。

依笔者之见，这两种观点都对技术的价值问题作了曲解，都没有正确理解技术的自然属性与技术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就技术本身来说，一旦外在的制度和组织因素介入了技术，其本身的价值偏向性就早已确定，再在此基础上讨论技术的价值问题就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

这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技术的“有价值”是特指它作为本体意义上的价值，是技术自身所能带来的对人类的意义，至于技术在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及其表现出来的价值，则不是技术自身所能回答的问题，而只能是在制度的层面上才能解决的课题。

从技术本身来理解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即首先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方面理解技术，立足于技术的自然属性，从而对技术价值性的理解始终不脱离技术的本体层面去规范，由此来说明技术的存在状态对人类的意义，这应该而且必须是我们理解技术自身价值的基本出发点。

从这个角度看待技术的价值，即仅仅就本体的意义而言，技术自身的价值显然应该是“中立”的。

　　技术本身价值的中立性表明，技术一开始并不具有统治的力量，只存在着在组织条件下使技术为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服务的问题。

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技术中立说”之所以屡屡受到批判，就方法论而言，批评者只是人为地在自己面前树立起一个本身并不存在的靶子，然后再加以猛烈开火的结果，应该说，技术中立说至今为止并没有被真正驳倒［3］，与批评者这种批评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对技术中立说的批评，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即对技术的理解只是在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层面上作出规定和解释，只看到了技术的社会属性，而并没有真正在技术本身的本体层面上去揭示技术的真正价值。

技术的自然属性不能取代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本身的有用性不等于技术在制度环境下的价值偏向性。

技术的社会后果必须在技术成为制度或组织调控的对象时才具备价值的倾向性。

如果说技术会产生什么特殊的政治与伦理问题的话，那么，其责任并不在于自然属性的技术自身，而恰恰在于技术运行的社会环境——制度和组织过程之中。

这就是说，制度是“技术理性”产生的真正根源。

　　问题是，所谓技术的意义，不仅体现为技术的自然属性的意义，而且也体现为技术社会属性的意义，两者是不能截然分离的。

诚然，人的动机和利益可以体现在技术之中，但它们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人的利益与动机必须符合物质技术手段的客观物质性和规律性，这说明，无论人类的动机与利益需要如何，也无论它是怎样或在多大程度上对技术起着作用，技术的客观性告诉我们的只是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并且具有怎样的价值，而丝毫不会涉及技术自身被如何运用的问题。

至于技术在它的被使用过程中具有了某种价值的偏向性，这时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人类的“手段”，很显然，这个责任当然不应该由技术自身来承担。

笔者认为，从这样一种对技术“寻根式”的追问中我们就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哲学家在对技术的研究中所认定的技术价值偏向性的特征，其实是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没有从技术的根本上去认识技术的意义，而仅仅是在现有组织和制度的形式下讨论它的意义的必然结果，他们所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技术”的意义，而只是制度对技术的意义，或者说是技术在制度中的意义而已。

　　AbstractOrganizationalpoliticsistheinfluentialprocessofsociety,andspeculativebehaviorinwhichorganizationmemberpursuittheoptimizationofselfdevelopmentofknowledgeintensiveorganizationalpoliticsrelatestoconsequentialrelationincludingthecauseofinfluenceonbehavior,theeffortofoperationalprocessandappearance,soweareconcernedabouttheresearchonorganizationalpoliticsprocessstructrue.

　　Keywordsknowledgeintensiveorganization;organizationalpoliticsprocessstructure

　　摘要：

组织政治是一种社会性的影响过程，组织成员对于个人、群体、组织致力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投机行为。

知识密集型组织组织政治的发生有过程上的因果关系，其中包括了影响行为发生的前因、运作过程与产生的后果，因此组织政治的过程研究是我们所关注的。

　　关键词：

知识密集型组织；组织政治过程架构

　　知识密集型组织又称为技术密集型组织，它是指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中需要使用复杂、先进而又尖端的科学技术才能进行生产的产业，或者在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中知识密集程度高的产业。

这类组织占用劳动力较少，但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专业知识，集中了高科技成果的产业部门，产品技术性能复杂，劳动生产率很高，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代表着一个国家和组织的最高水平。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组织，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那么哪些组织属于知识密集型组织呢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定义了一些属于知识密集的组织，它包含有航天、电脑与办公室自动化的设备、制药、通信与半导体、科学仪器、汽车、电机、化学制品、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营销顾问公司、软件公司、IT公司、大多数政府机构、军队以及高等院校等。

而在国内组织方面，对于知识密集型组织并无明确定义。

依据政府的相关政策，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定义，不论是从研发经费投入比率或列举定义高科技产业，都认定其大多具有知识密集的特性，故高科技产业即知识密集组织［1］。

　　1组织政治的定义

　　在工作环境中不被组织正式认可，会产生不确定性、冲突、不和谐以及压力的行为［2］。

个人或组织非正式且含有狭隘、分歧不和的行为；以技巧观之，则为非法且不被正式管理当局认可接受的专门技术；这样的行为将造成个人或团体间的敌对斗争。

个人为迎合上意所表现的策略。

在利益团体中使用权利以影响组织决策制定的行为。

一种社会的影响过程，可能对组织产生功能性或非功能性的结果［3］。

组织政治是一种社会影响的过程，其行为是经策略设计以获得极大化短期或长期的个人利益，而其结果可能与其他人的利益一致，或是需借牺牲别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利益。

组织政治活动的施行，是个人借由对权力及其他资源的取得、加强及使用，以便在不确定或是纷扰的环境中，获得其想得到的产生结果。

组织政治是一种社会性的影响过程，组织成员对于个人、群体、组织致力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投机行为。

综合上述组织政治的文献，没有1项定义获得广泛的支持，事实上在此领域的每篇文章都包含了一些难以定义的概念，但

　　仍有一些共同的见解，如下说明：

政治行为是一种运用社会影响力的方法。

政治行为是设计用来促进或保护个人的私利。

至少包括两个团体，而且这两个团体明确或隐含在许多方面具有分歧的利益。

　　2组织政治的研究

　　对于组织政治的研究可分为客观行为及个人主观心理状态两类研究［4］：

将组织政治视为可看见的客观行为：

针对采取的政治策略研究，例如，Judge&Bretz提出，使用上司较易注意的政治策略，比起自我提升策略，较易达到个人较高的职业生涯成功目标。

将组织政治视为个人主观的心理状态：

Gandz&Murray建议对组织政治应由个人主观的角度来衡量，较由单一的客观角度衡量更为恰当。

因为个人对事情的反应是依据其对事实的知觉，而非事实的真相。

许多学者也以此观点来验证个人对组织政治知觉的反应。

　　3组织政治的过程架构

　　组织政治的发生有过程上的因果关系，其中包括了影响行为发生的前因、运作过程与产生的后果。

在此方面研究学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Fairholm认为权力的使用是受限于多变的环境因素及参与者的特性、人格特质或外貌，所有这些因素，无论是个别的或组合起来，都会影响员工对权力使用的方式与成效，而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就是人的意愿与环境资源［5，6］。

　　Pfeffer认为组织内的行为是由理性及政治两种提示所运作的，当组织内各团体的意见产生分歧时，他们对目标也有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冲突即衍生而来，要达成决策就必须依赖权力和影响力，以政治模式解决组织的问题。

我们通过对知识密集型组织的分析发展出组织政治的过程架构，我们认为“不确定性”与“意见的分歧”是影响政治模式的前置条件，政治行为就是为了要得到奖赏，有影响力、有控制力，而发生的不确定性与冲突事件，其中前置条件包括：

个人条件：

包括价值观、个性、个人要求、态度；团体条件：

包括团体动机，团体规范；情境条件：

包括目标即工作的相互依赖关系，稀有资源，模糊的角色即目标，组织气候及历史因素。

他认为在有政治敏感度的促使下，如个人发现组织结构及人事将要改变，部门之间需要调整时，想要掌控稀有资源时，则会想到运用权力引发政治行为。

其操作机制包括：

使用不同的政治策略，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做的决策等。

结果：

则可能是意图想要达到的结果或是所产生的后果不是意料中的。

图1知识密集型组织组织政治的过程架构

　　四技术发展的真谛——走向真正理性化的社会生活

　　就制度和技术结合本身发展的特性而言，制度化的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奠定了人类社会强有力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在组织制度的环境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一般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二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三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模式。

可以说，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和彻底的。

　　首先，通过人类的技术活动，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如果说人类目前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人工”自然或“第二自然”的话，那么，在这种打上人类理性和生活痕迹的自然界就早已是技术所创造世界。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力量得到了客观现实的确证，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单一关系，而是已经演变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之间的关系。

这种由技术发展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完全一致的。

在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技术及其结果已经成为人类赖以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其次，人类通过这种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生产。

原本以自身力量的基础对付自然的生存方式已经为技术的方式所代替，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对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等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深层结构。

马克思认为，“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

”是“使一般生产关系发生革命的起点。

”它表明，“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的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⑦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巨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

科学技术具有特殊的社会生产力和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这表明技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科学技术是作为社会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而出现的，它的发展既受上层建筑的影响，同时又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作用于上层建筑；科学技术作为特殊的社会生产力，可以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作为中介，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看作变革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物质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在制度下才获得了其价值的偏向性。

　　最后，技术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变革。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广泛深入的、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创立还是新的技术体系的形成，总是凝结着该社会的深层文化，蕴含着特定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因而它对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科学理论的发展将改变人们的价值思维、价值认识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技术物质体系的形成与转换也终将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从而形成新的操作规范。

总之，由于科学技术具备了普遍的文化意义，它使科学技术精神内化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促使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社会生活的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

人们从此不再以直观的方式去被动地盲目地适应社会生活，而是依靠科学精神的理性标准来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以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之中，这一切无一不是科学精神的力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它表征的是将人类从此导向更加合理的科学生活的时代。

因此，技术文化模式的要旨在于使人类生活更加理性化和科学化，而不是在某种制度的导向下走向技术理性的片面化。

　　总之，技术的发展本身在制度环境下会出现与制度的性质相对应的价值偏向特征，所以，技术的中立论是站不住脚的。

而技术的决定论则把技术在制度下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当作技术本身的性质，完全忽视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及其体现，因而同样是不科学的。

笔者认为，实际上，不仅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技术的自然属性被滥用的状况，这是技术本身的两重性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真实表达：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这就是技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有利现实与不利状况之间的“冤家情结”。

针对技术对社会发展作用的这一双重效应，欲使技术的偏向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性需要，那么，对技术的制度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全球发展战略的整体考虑出发，应该使人类对技术发展的考虑首先以对它的科学价值考虑为出发点，在充分发展技术的同时，注重技术对社会发展负面效应的有效抑制；另一方面，既然技术发展的片面性与技术的制度环境有关，因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技术的片面性，就必须变革特定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关键是要变革构成这一社会制度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则要通过完善我们的制度结构，使技术朝着符合人性的、有利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方向发展。

这实际上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建设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价值观，它既能体现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性，同时又能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从而使技术真正为人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