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黄河母亲河之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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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黄河母亲河之痛
保卫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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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7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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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雷东军 ● 撰文/汪永晨 ● 摄影/卢广 王牧 王琛 郑云峰 雷东军
激流澎湃的黄河壶口瀑布曾经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精神象征。
不过，随着黄河干流上众多大坝的修建，黄河狂放不羁的野性也在逐渐消失。
（摄影/王琛）
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就是著名的黄河渡口蒲津渡。
早在盛唐开元年间，就有四尊铁牛分别伏卧于黄河两岸，连接起蒲津渡黄河上第一座固定铁索桥。
对古人来说，铁牛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摄影/王牧）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黄河被视为炎黄子孙的“龙脉”，如今却持续遭遇源头生态恶化、众多大坝拦腰截河、水体污染、湿地破坏等厄运。
这条曾令我们民族骄傲不已的母亲河，亟需她的后人施以援手。
源头恶化 天灾还是人祸？
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是黄河源生态恶化的根源，也有人归因于过度放牧。
我的藏族朋友扎西说，现在禁牧了，草场为何还在继续退化？
青海玛多县的黄河源头附近，当地藏民冒着风雪去河边打水。
对于当地人来说，黄河源头的众多湖泊溪流，也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湖圣水。
（摄影/王牧）
“看，藏原羚！
”车里的朵华本不时将手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这位藏族汉子黑黑的皮肤，圆圆的脸庞，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憨厚的小酒窝。
他是位于黄河源区的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副局长，不过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地道的牧民。
我们嫌他的名字“朵华本”叫起来拗口，后来干脆叫他“叔本华”，他听了也只是憨憨地一笑了之。
此时，我们乘坐2012“黄河十年行”考察队的中巴车，行驶在去往黄河源头、约古宗列盆地的路上。
听到他的大叫，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只看见前方除了一片黄褐色的茫茫草原，什么都没有。
但经过他的指认，我看见了远处草地上一群群白屁股、跳跃着的黄色精灵——藏原羚。
我们一边看一边数：
“1只，2只，3只?
?
”我还发现，有些藏原羚竟然站在远处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们。
这是2012年10月22日的上午，从9点40分至10点40分的一个小时内，我们就发现了18头藏原羚、两头藏野驴。
更令人惊讶的是，从10点40分以后，从鄂陵湖到扎陵湖的路上，我们看到的藏原羚和藏野驴的数量急剧上升。
其中藏原羚136头，藏野驴441头。
而鹰、雕鸮、雪鸮等草原猛禽，沙狐等食肉动物，以及赤麻鸭、班头雁等水禽，跟凑热闹似的，也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这一路上，我们与很多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原动物不期而遇。
调皮的鼠兔在路边的沙窝旁注视着我们，有时跑在我们的车子前与我们赛跑；草原鹰要么立在电线杆上威严地俯视我们，要么展开翅膀炫耀它们的英姿；藏野驴和藏原羚总是离我们远远地，悠闲地啃食着发黄的草。
黄河源区河网纵横，湖沼遍地，很多地方没有路，我们的车队中时常有车陷进沙窝里。
还好人多力量大，有人挖土，有人捡石头，很快就能把车弄出来，继续向河源驶去。
黄河上游李家峡大坝蓄积的大水库营造出一幅“高峡出平湖”的奇观。
李家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尖扎县和化隆县交界处的黄河干流李家峡河谷中段，是黄河上游水电梯级开发中的第三级大型水电站。
（摄影/郑云峰）
由于国家退牧还草禁牧措施的实施，现在牧民家养的牲畜越来越少。
前些年我们到黄河源，看到的大群大群的羊和牦牛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只有零星的几只十几只在草原上吃着草。
同行的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赵连石却看得心疼：
“这么好的草场，不让牧民放牧，真是天大的浪费啊！
”
这次，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如此之多的野生动物，也跟这一年黄河源的雨水多有关系。
青海气象局的高工戴升告诉我，2012年是黄河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河源降雨丰沛，是少有的丰水年。
我们的车走在黄河源的路上，有一个发现印证了今年黄河雨水比往年大。
那就是，车子行驶到鄂陵湖的湖区边缘时，发现往年湖边的那条道路已被湖水淹没，车子只能从海拔更高的一条道路上行驶。
走在黄河源区时，我们还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简直是一瞬间，金黄色的草原就变成了白茫茫一片，藏野驴也披上了白色的盛装。
朵华本说，这些积雪融化后，就会通过各条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大小河流、湖泊，将雪水送到黄河中。
10月23日上午9点，当一轮红日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源升起时，同行的人站成一排向黄河母亲的源头深深地鞠躬。
也许很多人都没想到，黄河的源头没有奔腾咆哮的激流，也没有冰川，只有一条从地下汇流而出的泉水。
如果不是国家立的地理坐标，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源头。
此时，因为气温降低，河源已经结冰上冻，潺潺的细流变成一条弯曲的冰雪线延伸到远处的谷地中。
黄河源区的草原养育了当地牧民，不过由于国家退牧还草禁牧措施的实施，现在牧民家养的牲畜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对于青藏高原环境的变化，有人将它归罪于过度放牧。
（摄影/汪永晨）
不过，地质学家杨勇告诉我，周边山腰的出水泉眼的水位水量在减少，泉眼以上的山坡地已经沙化或斑秃化。
约古宗列泉群的水位在10多年间约下降了十多米。
经过实地测量，跟2009年相比，2010年源头退缩了2米。
带我们来的黄河源小学校长更青伊西说，雨水多的时候这里就有很多水泊，雨水少的时候这里就干一些。
这几年总的趋势是雨水减少了。
因此，尽管2012年黄河源区的雨量比往年大，青海气象局气候中心的研究员李林却告诉我：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甘肃、青海和四川3省的交界处气候日趋干旱，地表径流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生态环境的恶化，致使草地植被涵养水源功能大为降低。
2012“黄河十年行”考察队到达西宁时，中国科学院研究冰川的科学家沈永平特意从兰州赶来向我们介绍：
冰川消融是令人担忧的新现象——自从第一次冰川编目之后到2008年，全国已经有5797条冰川消失了，三江源区有130余条冰川消失，87条冰川分裂为191条新冰川。
2009年，我在黄河源的星宿海，从当地老乡听到这样的说法：
当年王母娘娘梳头时，不小心把镜子掉在人间摔碎了，那一个个小镜面就成了海子。
可是今天黄河源的星宿海几乎已经看不到海子了，很多地方甚至寸草不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黄河源区生态的恶化呢？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黄河源的冰川也在迅速消失。
在青海省的黄河源区，绿色和平组织记录了一次由于气候变暖、地质灾害等原因导致冰湖不断增长并最终溃决的图片。
上图为溃决前的冰湖，由绿色和平John Novis拍摄于2005年6月；下图为溃决后的冰湖，由绿色和平杜江拍摄于2005年9月。
（供图/绿色和平）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刘时银教授认为：
全球气候变化是黄河源区生态恶性循环的根源。
近50年来，黄河源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88℃，近30多年年均冰川面积减少速度是过去300多年的10倍。
沈永平也告诉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江源区气温以0.02℃持续上升；加之人类经济活动的增强，导致冻土呈区域性退化。
可以说，气候持续转暖是造成本区多年冻土区域性退化的根本原因。
对于青藏高原环境的变化，也有人将它归罪于过度放牧。
前些年，我的藏族朋友扎西却对我说，把高原草场的退化怪在羊蹄子上是不公平的。
现在羊也圈起来了，人也定居了，草场不还是照样继续退化吗？
从2004年开始到2010年，中国政府投资75亿元人民币，用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建设，希望以此拯救“中华水塔”。
其中在高原草场上建网围栏是一项重要投资。
可从1976年到1985年在玛多县工作10年的中科院植物学家吴玉虎对此却有不同看法。
吴玉虎甚至说：
“我恨不能一夜之间清理掉整个青藏高原的网围栏。
”在吴玉虎看来，如果说人为对江源退缩有影响，网围栏就是首当其冲的因素。
建网围栏最先受害的是野生动物。
例如，青海湖有中国独有的普氏原羚，现在这种原羚可能只有几百只了。
建围栏以后，狼一追，普氏原羚就撞上围栏。
就这样，野生动物的遗传、迁徙、生存都被网围栏破坏了。
吴玉虎说：
“牲畜不吃草，对草原不但不好，而且是最大的破坏，因为整个草场会向别的方向演替。
2007年我们专门采访过牧民。
牧民把我带到他们的草场，告诉我，这里的围栏围了2年，外头的草有6cm，里头的草最高只有4cm。
扒开枯草、黄草以后，才能找到稀稀拉拉的几根小植株。
一棵草分成三截，上面黄色，中间腐烂呈黑色，下面才是绿色。
所以说草一两年不吃就坏了，长不起来。
原因是老草、黄草、枯草遮住了阳光，下面发出的芽见不到阳光，一下雨，草丛里就积水，天气一热很快就烂掉。
动物吃着才能促使草的生长。
就像男人的胡子，越剃越长，想留起来长得却慢了。
”
禁牧以后，黄河源区的野生食草动物如藏野驴（上图，摄影/朵华本）、藏原羚（下图，摄影/雷东军）等的数量都有大幅度增长。
不过，尽管少了家养牲畜的竞争，这些食草动物还得面临四处兴建的网围栏的阻隔和“围剿”。
现在大家的共识是三江源要保护，关键是怎么个保护法。
令人诧异的是，很多管理草场的人其实不懂草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玛多县的牲畜达60多万头，那时人口少，玛多曾是全国最富裕的县。
这些年，通过减畜、退牧还草，玛多县只有13万头牲畜，也差不多成了全国最穷的县。
“为什么把全球气候变化对江源的影响，算在我们牧民身上？
”朵华本有些不解。
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
在当地，一只羊需要28亩草场来养活，一头牦牛吃的草相当于4只羊的，一匹马的食草量相当于5只羊的量。
这样算下来，整个草场面积可以养活300万头牲畜。
而目前整个玛多县只养育了13万头牲畜。
”就是把食草的野生动物也算上，现在玛多县也只有20万头。
也就是说，按照现有的草场面积，连饱和还没达到，更谈不上过度了。
朵华本还告诉我：
如今牧民被移民到定居点，由国家每年发给每户牧民8000元，连续发放10年。
这些牧民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牧场，放弃了习以为常的游牧生活，来到城镇中的定居点，并没有学会新的生存手段。
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仅仅靠国家发放的补助并不能维持生活，但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出路。
玛多没有工厂，以前这里有人淘金，现在国家禁采了。
以前这里的果洛奶粉很受欢迎，现在奶粉厂也倒闭了。
我在青海省气象局采访专家时说：
“在国际谈判中，我们中国受到最多的质疑是我们现在成了世界碳排放大国。
可我们的江源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之大却很少有人知晓或谈及。
我们应该也像那些小岛国一样‘哭着喊着’说气候再这样变化下去，我们就没有了明天。
”
没想到的是，气象局的领导听了后说：
“我们江源的变化是要保密的，不能让外国人知道。
”我问：
“为什么要保密？
”这位领导说：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他们知道了，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
”
宁夏石嘴山河滨工业园区东临黄河，西依贺兰山，园区内的日盛化工厂每天都有3大油罐车的化工废水拉出去排放。
据开车师傅说，由于排放到黄河要罚款，所以为了省钱，他们也经常会拉到没人管的贺兰山脚下排放。
石嘴山市环保局曾对河滨工业园区6个点监测发现，该区域大气污染指标均严重超标，不适合人类长期居住。
（摄影/卢广）
黄河大坝 腰斩河流生态的杀手
如今，黄河干流上已经修建、正在修建或者规划修建的水电站大坝多达50座，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将黄河这条“龙脉”拦腰斩断。
黄河流经的晋陕大峡谷，不仅峡谷耸立风光秀美，而且因为蕴藏的丰富水能而得到人类的格外“眷顾”，一座座拉河大坝由此应运而生，阻断了奔腾而下的黄河水。
（摄影/雷东军）
在青海共和县一个小饭馆等着吃面时，同行的老科学家、国家电力公司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黄玉胜说：
“此行你们一定要写写黄河特有的鱼种雅罗鱼，因水电开发，它们已经看不到了。
”喜欢吃面的他是陕西人，生性幽默，看起来很像一位质朴的“陕北老汉”。
为找到雅罗鱼，黄玉胜甚至别出心裁地发出了悬赏令：
“谁能捕到雅罗鱼，让我拍张照，我给他1000块。
”让他遗憾的是，悬赏发出五年了，却没有人来领。
雅罗鱼要在缓流和砾石滩产卵，产卵温度在15℃左右。
每年，这些高原鱼种随着河水下泄，一直到兰州河段，到产卵季节后，还要洄游到龙羊峡河段。
随着上游水电站的增加，龙羊峡到刘家峡之间，密集的梯级水电开发，为鱼类洄游设置了一道又一道闸门，鱼类种群的生存空间已经日见狭窄。
10多年前，黄河上游常见的鱼有花斑裸鲤、黄河落烈沟鱼、金点眼赤鱼，还有五六种高原鳅。
可如今，鱼越来越少。
2011年5月-11月，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对黄河流域鱼类资源进行野外调查，这项调查验证了一直以来人们的担心：
历史上出现于黄河流域的鱼类，本次调查大部分均未采集到。
对此，该管理委员会的解释是，近年黄河上兴建了大量水利水电设施，黄河上游水电站分布密集，对鱼类洄游通道造成了严重威胁。
1958年，黄河流域第二座水利枢纽工程青铜峡拦河大坝开工建设，成为集发电、灌溉、防洪于一体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不过，经过50多年的运行，该水电站各类设备已步入老化阶段，电站坝段有2000余处出现裂缝。
另外，大量的淤泥也严重威胁着护岸和东干渠的安全。
（摄影/王琛）
2012“黄河十年行”考察队走到鄂陵湖边黄河第一坝时，黄玉胜就很遗憾地对朵华本说，“这座装机容量只有2.5万千瓦的小水电站虽然让你们有电用了，可是这个大坝却阻隔了黄河鱼类的游动。
黄河鱼从源头开始就被上下阻隔，这对一条大河来说是危险的。
现在很多国家不再建大坝的重要原因就是对鱼的影响。
而在我们中国，甚至连一些领导也认为：
那不就是几条鱼吗？
”
修建水电站对河流生态的重大影响，早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如今，黄河干流上已经修建、正在修建或者规划修建的水电站大坝多达50座，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将黄河这条“龙脉”拦腰斩断。
这些现代科技的产物，不仅对黄河水生生物带来致命影响，也即将让沿岸一片活了400多年的古柽柳走入生死攸关的绝境。
“这666棵古柽柳是特有的甘蒙柽柳，带给学术界莫大的惊喜——改变了人类对柽柳属的认识，增加了一个森林类型，堪称世界遗产。
这片世界罕见的野生古柽柳林如果得以保存，是研究三江源地区气候变化规律的绝佳标本，具有无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和景观生态价值。
”研究青藏高原植物的科学家吴玉虎如此评价这个重大发现。
这片古柽柳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同德县，创造了柽柳属植物的四个世界之最：
树龄最大，远超过100年；胸高茎围最大，达376厘米；高度最高，16.2米；分布海拔最高，2704米。
这些之最，连研究了50余年柽柳的泰斗级植物学家刘铭庭生平也是第一次看到。
巨大的管道将黄河水运送到高处，然后沿着各级渠道输送到农田里。
这就是甘肃省的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它为当地极度干旱地区的粮食生产做出了贡献。
而这仅是黄河为流经的中国西北部干旱地区所做贡献的一个缩影。
（摄影/雷东军）
此后，经过吴玉虎、绿家园和媒体等多方呼吁，青海省省长和省委书记做出批示：
对这片野生古柽柳林要认真研究，促成保护。
随后，这片野生古柽柳林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产方面的独特价值又得到百余名植物科学工作者的认可，其中包括刘铭庭在内的3位院士。
可让吴玉虎没想到的是，2011年10月，《青海羊曲水电站库区及周边地区柽柳现状调查及论证报告》中，却以“甘蒙柽柳既不属于珍稀树种，也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树种”为由，认为这片野生古柽柳林没有原地保护的价值，做出迁地保护的结论。
吴玉虎认为这显然没有尊重科学发现和其中所蕴涵的独特生物多样性价值，于是他还在四处奔走，希望政府能够正视古柽柳的保护。
2012年4月，两位美国柽柳专家专程前来青海考察古柽柳。
2012年8月，国家林业野生植物保护司司长前来青海调研相关情况。
2012年9月，《青海羊曲水电站库区及周边地区柽柳现状调查及论证报告》重新召开论证会。
如今，要淹掉这片古柽柳的羊曲水电站还没有考虑重新选址，这片古柽柳林还在生死存亡中挣扎。
在引黄入晋工程山西朔州的地下工地，工人们正在铺设管道。
引黄入晋工程就是从黄河干流的万家寨水库取水，分别向太原、大同和朔州三个能源基地供水，设计年引水12亿立方米。
对于黄河来说，沿线各省的需水量正日益增加，引发了黄河干流的水危机。
（摄影/王牧）
要想将黄河上大大小小的电站数清楚也不容易。
仅上游，几乎隔20公里就是一个水电站。
我们“黄河十年行”从龙羊峡、拉西瓦电站向下走，一共考察了李家峡、直岗拉卡、康扬、公伯峡、积石峡、寺沟峡等6个水电站。
黄玉胜说：
“这一段水电站密集，可谓是人类对黄河上游的重度干预。
”
而说到黄河的大坝，三门峡就是其中不能绕开的一座。
人们常说的“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就是我们熟知的三门峡。
三门峡建大坝后，仅仅一年半时间，15亿吨泥沙就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使得潼关河床抬高4.5米。
从秦岭下来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因来水宣泄不畅，原本从无水患的两岸也不得不修起防洪堤。
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迅速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连年减产。
泥沙淤积不断向上游延伸，己威胁到陕西重地西安。
2003年秋天，陕西全省连降暴雨，渭河流域洪涝成灾。
然而，这次小洪峰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大洪灾。
在“黄河十年行”的专家队伍中，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齐璞坚定不移地认为黄河是害河，一定要靠人治理。
为此他不停地研究、呼吁。
他认定：
尝试用人造洪峰来实现冲刷河道的功能，使下游河道变深，不易漫堤决口，对防洪意义重大。
这与我认为应该恢复黄河自然属性的观点相隔甚远。
在山西大同，一个建造输水管道的工厂正在为引黄入晋工程加紧制造管道。
对于中国决策者们来说，黄河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合理配置至关重要，既要努力实现缓解沿黄河各省区的缺水困难，又要保证黄河不断流。
（摄影/王牧）
正因为意见不同，我与齐璞曾发生了多次激烈争论，有时甚至要靠同伴出来劝架。
研究黄河史的专家徐海亮也告诉我：
古人从大禹治水获得的精神力量是深远的，人们最崇尚的仍旧是通过自身奋斗可以战胜水旱灾害，可以去控制黄河，古人这样去想，也这样去做了。
从《天问》到《农政全书》中的“人能胜天”，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从自然哲学观到社会哲学观，人们从治水中获取了巨大的社会实践信心。
以排水治河为中心的大禹治水，成为四千年来全民族水利活动的某种原动力。
这样看来，我们先辈早就有了治水、利用水的先例。
但是，徐海亮同时强调，古人和今人的治水是不同的。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先人修的古渠至今还在使用着。
2010年8月，“黄河十年行”一行人一大早出发，从银川市区来到郊区的唐徕渠。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尤联元告诉大家，在宁夏，古时的灌溉渠道共分五级，最大一级是主干渠，最小一级是毛渠，其中还包括支渠、半渠和农渠。
这五级渠道纵横交错，构成庞大而稠密的灌溉网系统，至今还在为宁夏平原的农田送水。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唐徕渠，渠边清风簌簌，垂柳依依。
水生态专家王建站在渠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柳堡的故事》。
在古渠旁，我们体会到的是河流的健康与丰富。
没有被硬衬的坡上植物，不仅起到了天然护坡的作用，而且还可过滤污染物。
汾河是黄河最重要的支流之一，在位于山西五寨县汾河源头的水母洞，当地人争相来这口古井取水。
但是这股清澈的源头活水并没能持续下去，长期以来汾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汾河中下游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入河道，并最终汇入黄河。
（摄影/王牧）
古渠也是人类在利用自然，可不像大坝那样拦截后把泥沙留在了库里、让鱼无法洄游、让黄河断流。
古渠闸门的作用是，需要灌溉的时候打开闸门放水，不需要灌溉的时候放下闸门蓄水。
不管是洪水来了，还是干旱，这个闸门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我们沿着古渠往前走时，发现一条从唐徕渠引水的小沟。
这条小沟从马路下穿过，通到农田里，可是这里的农田已经不需要灌溉，因为正在施工的高楼大厦很会就会取代农田。
这只是正在全国进行的城市扩张的一个缩影。
城市扩张使得原本用于灌溉的大小沟渠得不到维护，“毛细血管”不通。
研究黄河一辈子的老科学家尤联元看后说：
这可能是造成干旱洪涝的原因之一。
离开唐徕渠后，我们来到声名远扬的青铜峡。
青铜峡谷的形成离不开大禹的功劳。
相传远古时大禹在此治水，曾提笔在山岩上写下了“青铜峡”三个大字，从此这段峡谷便有了青铜峡的美名。
可是，随行的水电专家黄玉胜站在青铜峡旁，显得愁容满面：
“青铜峡水电站是宁夏唯一一座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
如今该水电站各类设备已步入老化阶段，在电站坝段出现过2000余处裂缝。
另外，大量淤泥也严重威胁护岸及东干渠的安全。
虽然也在不断修缮，但仍存在隐患。
”
作为黄河中游地区的黄河干流与支流汾河的分水岭，山西吕梁山地区的众多河谷水系也成为支撑黄河水量的一个重要来源。
不过，在聚集能源、化工企业的吕梁山深处，隐匿着企业排污的管道，这些污染的河水也最终流入了10多公里外的黄河。
（摄影/雷东军）
据水利专家判断，中国水库的平均寿命只有50年，条件较好的美国水库平均寿命也不过300年。
可都江堰已存在了2260多年（可惜2001年修了紫坪铺大坝后都江堰的作用不复存在）。
大坝和古渠，一个不到百年，一个历经千年，相差的不仅仅是时间。
都江堰的长寿得益于它以水治水、因势利导、兼利天下的完美理念。
都江堰的飞沙堰还把今天水库无法解决的淤沙问题早就解决了。
正如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周魁一所说：
不好说古人的思想绝对胜过今人，当时的技术力量没有今天这样强大，古人对自然的态度是敬畏和适度改造。
坝和堰，一横一纵，一堵一导，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治水哲学。
坝意味着对水的强硬抗衡，对水流方向的强力阻遏，是人与自然的迎面撞击；而堰则意味着对水的因势利导，在达到人的引水目的的同时，并不违背水的自然本性。
从大禹治水到今天，我们先辈在与自然相处时，积累了很多非常好的经验，只是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在乎这些好经验了。
曾治理过太湖的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古人治水，道法自然，那今人治水道法的是什么呢？
黄河生态面临生死关卡
自从“水患”问题自新中国成立后渐渐平息以来，黄河的另一个问题——“生态”，近年来在经济高歌猛进的驱动下，开始受到世人关注。
有人说，黄河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河流，根本原因在于黄河是全世界输沙量和含沙量最高的河流。
黄河的水量并不丰沛，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
如今，被子孙后代围追堵截上千年的黄河，正日益遭遇源头生态恶化、众多大坝拦腰截河、水体污染、湿地破坏等厄运，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丧失了作为一条河流的尊严。
她的最终命运将是成为一条任由人类“宰割”的人工河吗？
1、源头恶化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三江源生态环境开始恶化。
雪线上升，湖泊萎缩，湿地退化，径流量减少。
早在2001年，黄河源头曲麻莱县的108眼井有98个已见底；玛多县内4077个湖泊有1000多个已干涸。
三江源退化、沙化草地面积，已经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53.77%。
高寒草甸的鼠害面积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28.49%。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由原来10万余只曾经下降到3万余只（后来的数量在逐渐恢复），马麝已濒临灭绝，白唇鹿、马鹿、雪豹数量锐减。
2、大坝截流
黄河干流上已建、在建、规划建设的水电站大坝共有 50座，密集地分布在黄河上游和中游河段。
这些众多大坝水电站的修建，不仅截断了自然流淌的黄河，也造成了水电站周边地区地质气候变化、河流生物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例如，黄河上游青海段现有鱼类35种，其中土著鱼类有22种，极边扁咽齿鱼等12种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其中厚唇裸重唇鱼、黄河雅罗鱼、拟鲶高原鳅等黄河鱼类已处于濒危境地，而未列入红皮书名录的其他鱼类资源量也很稀少，且个体趋于小型化，种群呈现退化趋势。
3、水体污染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近20年来，黄河排污量增加了一倍，十几条重要支流成为“排污沟”，干流近40％的河段丧失水体功能。
黄河流域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15亿－156亿元。
多年来工业污染一直是黄河水污染的“祸首”。
从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黄河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工业企业林立，产生出了大量污染物。
4、湿地破坏
黄河流域的湿地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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