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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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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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圆内接正多边形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
1.正切：
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
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近年来，随着“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贯彻落实，过重的农民负担大幅下降，农民收入也大幅增长。
因此，关于三农问题讨论的热点由“减负增收”转向了“乡镇改革”。
在这一讨论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乡镇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和部门；还有很多人认为乡镇干部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主要因素，甚至认为乡镇干部没有几个是好的，紧张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就是乡镇干部闹的，等等。
由于本人出生不好（曾经当过十七年乡干部），不说也得说几句。
一，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基层，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不都在基层不下基层，不接触社会底层，不知道底层人生活的艰难与不瞒；接触了社会底层，农民给你讲的几乎全是基层的干部如何多、如何坏，乡镇政府和部门如何只是要钱要命、如何没有必要存在。
这些都是事实，但都不是事实的全部。
在封建王朝，县官常常总是最坏的官的代表，因为县官是最基层的官；在今天，乡镇干部常常总是最坏的官的代表，因为乡镇干部是最基层的官。
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现在，如果做定量分析（如贪污腐败的比例和程度、吃苦精神、付出的劳动和报酬等等），县官和基层的干部绝对不是最坏的官，并且有好多人是想做好官而不得不做了坏官。
其实问题表现在基层，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不都在基层：
第一，农业的GDP在总的GDP中不到15％，要养活70％的人口和60％的干部，还要承担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乡干部要在一个“骨瘦如材的人身上刮肉”而又不得不刮肉，这可是制度规定的；第二，农村政策出在上面、权力在上面、国家的资源都掌握在上面。
上面要基层干部为民服务，下面就服务；上面要基层干部管制人民，下面就管制。
乡镇政府是中央、省、市、县政府的影子，对上面负责——一级对一级负责是制度规定的；第三，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前些年中央的粮食政策总是得不到很好的执行，但现在看来错在粮食政策，执行的越好，国家亏的越多，农民坑的越苦；至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则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
当然还第四、第五、第六，在此没有必要说了。
二，乡镇政府与乡镇干部将长期存在很多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呼吁撤销乡镇政府。
对此，乡镇和县一级的官员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央和省一级的官员很慎重，农民似乎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挡子事。
我个人认为乡镇政府将长期存在下去（合并或分设一些是必要的）。
这是因为，10000－100000人的地方没有政府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说，不找农民收钱了，乡镇就没有什么事可做的了。
那我要问，城里不找市民收公粮，为什么要政府？
时代在前进，人的需求也在增长，乡下的几万人也是人，要过人的生活，怎么就不要政府呢？
以我的家乡为例，一般的乡镇都在50000人以上。
下雨了，水要流入洪湖，为保证下游村民的安全，需要政府协调调度；干旱了，要从洪湖和长江调水，水要合理分配。
一个50000万人口的地方，要建设和维护庞大的基础设施，要提供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包括正常的秩序和安全），要维护市场交易公正，至于计划生育就更是需要政府了。
再以西部10000人左右的乡镇为例，乡镇政府是扶贫工作和基础实施建设的主要组织实施者，是技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实践证明：
贫困的地方技术服务难以市场化），是社会秩序、社会公正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者，是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者，当然计划生育也只有政府来做了。
我想象不出没有乡镇政府的乡村社会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假如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人都是木偶，也许不要乡镇政府，即使生活在乡村社会的都是奴隶，我想也应该需要政府。
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社会，科学的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我想乡村社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事需要干部去做，需要更多的像任长霞一样的公仆。
所以，乡镇干部（怎么称呼可以讨论）不仅不会消失，而且需要一支庞大而稳定的队伍长期存在。
三，乡镇改革不是削弱乡镇而是加强乡镇乡镇体制是不是没有问题呢？
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定是要改革的。
怎么改？
我看到的文章大多是要求弱化乡镇权力的。
我个人认为乡镇的权力要加强，不能削弱。
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改革开放是怎么回事。
改革就是要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就是改苏联模式；开放就是要对外开通和对内放权。
上个世纪80年代把人民公社改成乡镇政府，不是削弱基层的权力，是扩大基层政府的权力；有计划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管制是开放。
实践证明放权和开放搞对了。
其次，要搞清楚90年代的乡镇体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经过90年代的发展，乡镇的自主权力不是扩大了，而是削弱了。
乡镇政府变得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在乡镇代表条条利益的部门的权力扩大了，变得只有权力没有责任。
实践证明，90年代的乡村实际上处于多部门控制为主的无政府状态，80％以上的找农民收费的项目不是乡镇政府所为，是部门所为。
再次，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最基层的政府的权力总是被上级政府剥夺，最基层的
政府承担的事务总是越来越多而财力越来越少。
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在于激发基层的活力，当基层没有活力的时候，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最高的政府会采取渴泽而鱼的办法逐步向县、市、省剥夺权利。
如果顺应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最终的结果是体制基础的坏死，最终导致的是整个体制的灭亡。
我们很多改革的研究者总是摆脱不了“皇权”思想，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开“集权”的药方。
这样的药方只能制造“回光返照”的效果。
四，乡镇改革的核心是转制——建立“民本位”政府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机构改革搞了好几次了。
1998年朱鎔基总理刚改过，现在很多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
这些改革大多都是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精简领导干部职数、乡镇的合并、部门和政府内设机构的合并等方面做文章，还有的就是把一些农民需要但政府财政认为是包袱的服务部门推向市场。
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好的作用不大，坏的作用不小。
乡镇改革的核心既不是精简机构和人员，也不是转变职能，根本的是要转变体制。
体制转变了，职能就转变了，精简人员和机构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转变体制就是要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由管民型政府向民管型政府转变。
在“以农养政”的时代，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从于“摄取农业剩余”的大国策的，因而要实现体制转变是有困难的；现在农业税正在逐步取消，“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为实现“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提供了财政基础。
今后的乡镇政府要实现民选、民管，乡镇的领导不要上级任免，应该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任免。
乡镇的机构设置不要全国一个样子，要根据当地的实际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依法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是乡镇干部的天职，对上级负责不能成为“金科玉律”。
乡镇政府要逐步向自治政府转变，乡镇的领导不要搞终身制，选上即官，选下即民。
五，乡镇干部是宝贵人才，出路不在做官而在为民封建社会的文化人总是拿县官开涮，现在当然是拿乡镇干部开涮了。
说到干部素质低，往往就是特指乡镇干部。
我以前在乡下工作时，接触过湖北省省级以下的很多领导，总的感觉是比乡干部的水平高不到那里去，我过去的很多同事都有当省级领导的水平；现在，我离开了乡镇干部的岗位，接触的人更多了，觉得还是乡镇干部全面，能说、能写、能做事、能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能承受各种压力、能临危不惧等等，乡镇干部是万金油！
凭良心说，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干部队伍之一，应该是乡镇干部队伍。
如果这个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够组织人民、动员人民、与人民同生共死、与国家共存亡的绝大多数干部一定是乡镇干部。
乡镇干部是宝贵的人才！
人才用在为民的体制里，就是民之福气；人才用在扰民的体制里，就是民之不幸。
乡镇干部应该审时度势，自觉顺应乡村社会和乡镇体制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的大势，多想如何为民，少想如何升官。
乡镇干部要主动参与乡村社会的民间组织建设，要积极领办、创办民间组织，为农民应对市场经济服务，为农民维护权益服务，为农民行使民主政治权力服务。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乡镇的食品公司、供销社等国营单位的干部和职工，适应大势，很多人成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成为最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我想，只要是人才，只要是顺应大势的人才，前途一定光明；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人，只要你不顺应大势，时代就无情的抛弃你。
乡镇干部现在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发牢骚没有用的，我劝还在乡镇旧体制中挣扎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计划新的生活和未来。
六，制约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发展的最大阻力是县级体制现在，很多人认为乡镇改革的阻力在乡镇干部。
表面是这样的，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主导乡镇改革的是县级权力体，县级权力体的改革愿望是希望加强对乡镇的控制力，确保乡镇政府对县级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
历次乡镇改革结果都是权力上收，包袱下放；农民需要的服务部门推向市场，向农民收钱的部门得到强化。
以农业部门为例，技术服务推向市场，种子等有利可图的生产经营实现县以上垄断。
这样的改革结果是乡镇干部由管民向为民服务转变的出路被县以上的权力体限制了。
假如一个50000人口，80000亩耕地的乡镇的种植业、养殖业的种子、种苗生产经营的利润都留在乡镇而不是被上级权力体垄断，很多的乡镇干部是可以转变身份大有作为的。
要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乡镇和县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乡镇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了，其实，中国行政体制最要改的是县级。
乡改县不改，改也白改；县改了，乡不改也得改。
村民自治搞了十多年，效果不好，这是因为乡镇政府依然是“收刮政府”——找村民要钱，所以乡镇政府就是村民自治的最大阻力，村民自治怎么搞得好呢？
同样的道理，现在是呼吁县级体制改革的时候了，当务之急是要大声呼吁县级体制要尽快适应乡镇体制改革的需要，做出积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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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的思考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
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
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
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
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
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 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
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
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
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
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
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
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
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
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
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
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
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
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
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
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
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
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
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
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
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
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
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
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
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
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
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
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
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
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
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
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
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
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
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
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
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
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
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
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化解矛盾，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 总体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伴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
为使城市化进程得以稳妥进行，一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化解矛盾。
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
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
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
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
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
同时，日本政府也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
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
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１９８０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多种方式消除城市贫民区。
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早在１９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贫民区现象。
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
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
美国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其中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两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城市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进而治理中心城市。
从“新政”来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进行以工代赈的大型社会工程建设外，还推出两项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的重大举措。
一是拟定“绿带建镇计划”，在郊区选择廉价土地，建造新社区供城市贫民区居民迁居，再将原贫民区清除，改建为公园等公用设施和绿带。
二是创建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署。
前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贷款，消除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的现象；后者是联邦政府干预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设机构。
这两项运动对解决美国城市住房紧张以及增加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区问题更为严重，而韩国解决该问题的经验较为成功。
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出现城市贫民区。
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来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
倡导城市的集约型增长。
西方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
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于１９世纪末，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汽车社会出现后，城市随之迅速向外蔓延。
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对外扩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产生其他问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认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扩张，这种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的概念，提出城市发展应该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导向，以站点为中心建设半径合理的居住区，并提供办公、商业服务业等多项功能。
１９９８年，美国波特兰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计划——ｌｕｔｒａｑ计划，目的是在城市开发中尽量减少土地的消耗、机动车交通和空气污染；强调街道的相互联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适；强调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设计和宽敞空间。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
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
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
“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
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
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
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
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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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私营组织会计队伍现状的调查报告 [摘要〕本文通过对**市个体私营经济会计队伍人数不足,无证人员多,总体素质不高的现状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了理顺管理体制,加大督查力度,查账征税以及做好业务培训工作等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显重要.以**市为例,XX年全市个体私营经济组织注册资本67亿元,从业人数61.7万人,全年实际上缴人库税收总额53592万元.其中:
私营企业17861万元,个体经营（个体工商户和个体企业等）35731万元,占全市实际上缴人库税收总额的21.96%0XX年1-6月份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实现产值136.3亿元,营业额253.3亿元,实际上缴人库税收29858万元,其中:
私营企业10897万元,个体经营18961万元,占全市人库税收总额据**市财政部门资料,全市个体私营企业里持有会计证（具备从业资）的488名会计人员中,50岁以上187人,占38-32%;30-50岁100人,占20.49%;30岁以下201人,占41.19%.持证的会计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50岁以上人员比重较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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