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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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
上海城市更新的空间生产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
城市更新是城市空间的改造、重构和生产，中外文献关于最近三十年上海城市更新的讨论多在空间生产的理论视野里展开论说。
主要的观点是以国家主导并以新自由主义，绅士化，消费主义等为导向来定义这场空间生产，这不仅说出了事实，也抓住了上海经验的中国特点。
这些论说都包含着某种判断，即在这场国家主导的市场化城市改造中，得益最大的是国家和发展商，而不是民众，民众甚至为此城市化和绅士化付出了被迫迁离中心城区的代价。
这些评论确有洞见，洞见在于将上海经验概念化，如空间生产和绅士化概念等，为上海研究引入了前沿的学术分析。
洞见还在于触及到中国经验的核心：
国家和政府主导。
但用西方的成熟概念加诸上海经验，难免为概念所缚而遮蔽事实。
就本文的议题而言，一是空间生产概念本有地方脉络，多数论说却语焉不详。
而本地的认知和实践恰对理解上海城市更新之为一空间生产过程至关重要。
二是论及更新战略和目标，多数论者只谈市场化和绅士化，不谈或很少谈到社会民生，以为只有一个市场机制，这显然是偏颇之论。
上海城市更新大势有两大动力，一是国家战略，三个中心一个龙头；二是执政党理念，民生改善，这不是宣传，而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此不仅是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国家制度的治理机制，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是无法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推给别的政党和政治力量的。
上海的大变样，不仅为打造一个全球城市，也为建设一个安居城市。
期间的演变，观念的变化、制度和改造模式创新等正是本文要在空间生产的主题下展开的内容。
一、八十年代城市改造：
体制内的探索和努力
上海的城市改造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发展战略是从国家的工业基地转变为综合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并恢复上海曾经最为人称道的金融和贸易的国内和国际的中心地位。
但八十年代尚无清楚和自觉的空间生产的概念，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宏观形势讲，受制于国家改革的战略重点不在上海，上海城市改造并未成为国家战略，改造的力量和资源仍然只限在地方的层级和体制的框架内，虽然十分地努力，城市改造无法形成规模。
更重要的是空间生产所凭借的土地资源，仍然没有被赋予商品的属性，从而不仅限制大规模的空间改造。
也难以形成自觉的空间生产概念。
让我们引入列费佛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奠基者，在《空间的生产》中他以“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和“表象的空间”诸方面分析空间过程，揭示了空间生产的两种类型，即体现政治正当性和文化传统的象征空间的生产，和为特定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的功能空间的生产。
前者的例子，外国有十九世纪豪斯曼的巴黎的重建，本地的有跑马场的关闭和改建。
对巴黎的重建，哈维这样评论，那些“伴随着都市建筑重建而出现的永久性纪念建筑（空间与视野的设计集中在帝国权力的重要象征上）有助于支持新政权的正当性”。
而对跑马场关闭，笔者曾这样评论，“在社会主义的上海的市中心当然不能再有代表殖民地文化和租界生活方式的跑马场的容身之地，跑马场被废弃，转而被开辟成动员和集合人民投身政治运动的人民广场，和劳动者休憩娱乐的人民公园，是必然而有的空间政治学”。
后者的本地例子是解放后上海的工业区和工人新村的建设，此可归为社会主义工业空间的范畴。
空间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并非平等的关系，按照列费佛尔，空间的政治学多少决定空间的经济学。
上海南京路49年前后的变化是一佳例。
ZhenYang和MiaoXu的研究，分析了南京路怎样在灭资兴无的意识形态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理念下，从一个十里洋场蜕变为一条交通干道的过程。
南京路的例子表明，革命意识形态本具有去奢华去消费的景观生产的作用，它坚持无产者的审美观，实意味着审美的简单化甚至简陋化。
在以生产型城市取代消费型城市的战略下，城市空间生产的概念主要是功能性的，除去纪念性的建筑和空间，不雕饰不美化不追求视觉效果的景观就是正当的，自然不会产生景观意义上的积极的空间生产意识。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革命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空间生产概念是不完全的和不自觉的，重要的是此种自觉中的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导向、社会身份区分和再生产意义的空间生产概念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和正义理念格格不入的。
哈维说过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换言之，只有当土地成为资本进入循环，才有完全意义上的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
八十年代已有资本和资本运作，但土地尚不是资本概念，城市土地是国有财产，都是在公有单位之间无偿调拨且无偿使用。
土地不是商品，土地作为生产过程头等要素的价值含义就淹没不彰，如此，与土地关系最为直接的空间生产就被片面化为土地上的住宅生产，马路修建或其他种种的物质环境的生产，而非将土地的用途、空间的品质、自觉地经营空间使之具有不仅象征意义也有商业价值等包含在内的一意义丰富的空间生产。
然而也正是没有此资本积累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八十年代的城市改造就完全不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绅士化过程，而是将计划体制和单位体制的效用作最大发挥的实践，也在住宅空间的生产上留下了成绩。
八十年代城市改造最大的压力来自住房。
据官方资料，1985年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上海市区各类住房困难户达47万户，占上海总户数的1/4。
各类缺房户更高达88万户，占上海总户数的52%，超过全国缺房户总平均数的26%的一倍，“住房困难问题成为上海社会中最严重、最敏感的重大问题”。
住房解困工作因此而被列为政府“实事工程”。
住房解困以建设和改造并举，改造的主体是市、区两级政府，改造资金来自市、区财政。
改造的对象为棚户简屋集中地段，方式为就地改造，改造后居民回搬。
住房建设是在中心城区以外开辟新的居住基地，如虹口的曲阳，杨浦的中原，徐汇的田林等。
八十年代国家无力包揽住房建设，开始实行国家统建和单位自建相结合的方针，上述新的住宅社区，其建设主体不是政府就是单位。
也就是说，八十年代城市住房改造和建设，土地和住宅皆非商品，改造的力量还是体制力量。
突破之处在于住宅建设从原来政府一家改变为政府和单位两家，由单位筹资建设住房并作为福利分配给职工，造成的是单位化福利空间，而非绅士化消费空间。
按投入的资金计算，1980-1990年，企事业单位投资住宅的比例从1980年的五成五上升到1990年的八成五，平均为七成五；而财政的投入则从起始的四成五下降到1990年的一成五，平均为二成五。
单位支撑了八十年代的城市住宅建设，而经营土地进而经营空间的概念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单位都还很陌生。
二、上海1992：
从经营土地到经营空间
九十年代，城市更新进入突破阶段，从大势上说，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成为国家战略，上海发展进入浦东大建设浦西大改造的东西区联动的态势，景观四十年不变且日益破败的旧城区和落后窘迫的基础设施无论如何不能担当全球城市的角色，空间重构和基础建设成为必须。
另一方面，上海住房困局经八十年代的努力已有改善，人均居住面积已从1980年的4.5平方米增加到1990年的6.6平方米。
但仍因受制于体制和资金，改善的局面十分有限，大局还是紧迫。
从根本上改变上海住房紧张必须寻找真正的突破之道，突破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是上海城市更新的“1978年”，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令这一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请看以下的大事：
●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上海浦东开发的实质性的启动，东西联动
在城市空间上表现出城市建设与旧区改造的呼应，浦东500平方公里和浦西360平方公里，一个空前尺度的空间规划；
●中共十四大提出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
●中共上海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到本世纪末完成市区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计划
●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成立，九十年代上海大型基础设施如内环高架、南北高架、地铁一号线、杨浦大桥等都是这家公司筹资投资建设
●卢湾区斜三地块第一块毛地批租，引进外资参与旧区改造，成为九十年代城市更新大跃进的基本融资制度
●淮海路改造，开创中心城区核心商业地段成片改造的经验，
●上海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于92年前后，如之前开工的地铁一号线，93年内环线和杨浦大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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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上海1992，上海复兴大势所趋，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令城市更新走上国家主导的市场化道路，空间生产的概念呼之欲出。
从八十年代的体制内的艰难改造，到九十年代以空间生产为驱动的大规模城市更新，是上海发展的黄金十年。
恢复土地的商品性质，经营土地进而经营空间成为城市更新的主导模式，此所谓经营城市。
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和住房的商品化成为最重要的市场力量，解决了长期困扰城市更新的资金短缺；旧城地块的成片改造得以可能，外资代表的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如品牌、生产者服务、后现代工业的城市景观、消费时尚等）得以进入参与塑造城市空间；郊区成为城市改造居民大动迁的人口输入区的城市化进程得以展开；上海的城市空间得以迅速扩张，产业空间得以重新布局以适应中心城区去工业化和“绅士化”的发展。
产业战略的改变要以空间的重构为条件，研究证明过去二十年上海各类建筑增长最多的是办公楼宇、住宅和商业用房，增长最少的就是工厂。
事实上，城市空间的重构和生产并非限于各类建筑的此消彼长，而是涉及城市建设和更新过程的各个方面，如上海地铁线路，既是在中心城区编织的地下的交通空间，也是随城市人口向边缘区的迁移而延伸的远城区的交通网络，这是一个极具地理意义的事件，上海中心城区因此从不足一百平方公里的中山路环区扩展到超过六百平方公里的（外环内的区域）的区域。
九十年代上海更新和开发的规模和强度，为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以来所罕见。
拆掉的房子三千万平方米，把1949年多半个上海拆掉了，而新造的住宅达到一亿平方米，则是1980年上海全部住宅面积的2.5倍。
更需要理解的是以上数据背后的社会地理学。
九十年代的城市改造以大拆大建为主导模式，自觉地追求土地和空间的市场价值，令这一时期的动迁安置模式很少回搬，大片旧街区消失，百万居民动迁，动迁的路线主要为跨区的，动迁居民绝大多数迁往了郊区或边缘区，这是土地级差地租交易必然导致的迁移路线，如此才能实现商业开发、市政建设和居民住房改善的多重目标，也才能实现开发与安置的资金平衡。
中心区的居民没有能力继续住在中心区，中心区为品牌商业占据，为高档楼宇盘踞，自然要迎来消费得起的居民，因此动迁不仅是居住地的改变，也是居住和生活空间的人口构成的改变，社会空间的生产。
空间品质的社会性分化和等级化，是这一空间生产的题中之意。
居住的社会地理的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社会流动的空间路线：
穷人为富人让出了核心区。
核心区的地段值钱，但此价值不属于居民，地段的权利或特定空间的权利概念是普通人没有或无法以法律语言提出的。
上海人长久地受困于住房的面积狭小，为了空间的大小，牺牲了空间的地段。
空间在政府已经是价值概念，对动迁居民却非价值概念。
居民所以没有抵制无地段补偿的实物安置，是因为居住状态的实在改善。
而随成片旧街坊消失的城市记忆、社区传统和历史风貌，也在新居的乔迁洪流和兴奋中被人忽视了。
问题已经清楚，九十年代对空间的价值认知还主要限于土地的价值和级差价值，而对地块上的建筑、街坊、传说等美学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价值没有足够认知。
简言之，空间生产还是一个无视城市历史空间肌理和集体记忆价值的“物质性生产”和资本增值的生产。
而对新空间的追求是脱离城市历史脉络和环境脉络的贪大求洋，九十年代的精神是大变样，基础设施的大变样，旧区的大变样，革故鼎新成为时代心理，平地要起高楼，如浦东的田野耸立起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不是平地推平了也要起高楼，起洋楼。
崇洋代表了九十年代城市更新主政者的胸怀。
淮海路改造的目标是什么？
是让95%没有出过国的人逛淮海路如同出国，是做成东京的银座，有趣的是主政者甚至都没有去过东京，不妨碍他们有如此的豪情。
崇洋但不媚外。
旧貌换新颜，代表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主政者、建设者和市民的想法。
大拆大建反映了九十年代的社会情绪，是那时的主流，是要在自己的手里将一个美人迟暮的上海变身为风华绝代的贵妇或伟岸的金刚，比肩东京和纽约而不逊色。
所以上海的市长会说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了不起。
上海城市空间的革命性改变差不多都是在九十年代完成的。
笔者还清楚地记得沪上的一家媒体以怎样欢欣鼓舞的语气报告上海最后一条弹格路的消失的。
这令人想起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维也纳环城大道的建设，正值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上台，他们从掌权的那一刻起，就执意要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重塑首都维也纳，环城大道就是这一城市重建的核心项目，“由于风格统一、规模宏大，‘维也纳环城大道’已经变成了奥地利人的精神概念，能够在他们心中唤起一个时代的特征，就仿佛‘维多利亚时代’之于英国人，‘创建时期’之于德国人，或者‘第二帝国’之于法国人一样”。
淮海路改造是否如同维也纳环城大道一样彪炳史册，不是容易判断的问题，但我们在淮海路改造亲历者那里感受到的分明是一样的豪情和抱负。
我们在批评九十年代的大拆大建时，不要无视时代的主题和情绪，不要低估主事者和建设者被压抑已久的创造之情和干大事的真诚努力，尽管那时的大志和大事业很少能超出西方现代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眼界，但那就是九十年代的眼界和境界。
三、新天地的示范和超越：
从经营历史空间到创造人文社会空间
城市更新，以其新一轮的旧区改造迎来二十一世纪，目标指向中心城区2000万平方米的二级旧里。
势头更猛，局面更为纷呈，更新的模式已从九十年代的大拆大建变为拆、改、留，最大的（虽非最广泛）改变，是城市保护和保护性开发的理念得到实践，获得成功并得以成为新的更新模式之一。
如果说九十年代空间在城市更新中成为概念和资源，但那多半还是一个没有历史承载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社区结构的类资本的概念，新天地、田子坊等保护性改造的项目，则在空间生产上贡献了上面缺失的成分，提供了旧城更新的新的可能途径和新的空间故事。
新天地和田子坊所在的街坊都是二级旧里，按旧区改造的政策都不属于需要严格保护留存的街坊，此类在九十年代大规模的成片改造中已被拆除无数。
九十年代的眼光看到的是旧区地块的价值，看不到地块上的历史承载的价值。
新天地以老上海怀旧为号召，将九十年代开始的经营土地为核心的空间生产引向经营城市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空间生产和空间叙事的生产。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名为保护实为商业开发的项目却实在地引发了保护意识的社会觉醒和高涨并实际地影响城市改造的方向，才是新天地的真正价值所在。
说新天地不是历史保护，而是商业开发的发明权不属于本文，但
确是本文认同的一个观点，更确切说，新天地是为一个更大的商业空间而为这个城市生产的一个被我们称为保护性的历史场地。
瑞安集团的罗康瑞是否真喜欢石库门并不重要，他花重金做了新天地，只是他太平桥综合改造计划的一个开头，接下去的投资的回报都将从新天地里兑现，这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商业与历史结合的市场模式，保护可以不仅不赔钱还能赚钱，这一点被所有来参观的市长们都一眼看明白了。
当他们乐意通过保护性开发来更新城市时，新天地模式可能比一百个阮仪三更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历史建筑和风貌保护的主张登堂入室。
批评新天地以保护之名行商业主义之实，算不上是到位的批评。
名利双收的新天地，当初就不曾打出保护的旗帜，保护之名的批评就是不得要领。
今天被大家表扬为保护的范例，新天地乐得照单全收，而且受之无愧。
新天地的公关部向各路的朝圣者讲着如何用原真的一砖一瓦精心维持着修旧如旧的景观效果，如何用价格不菲的德国的防潮剂注入老旧的石库门墙体。
新天地没有说谎，做这些事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没有半点马虎，虽然这不是为了保护上海几千万平方米的石库门做着开路的实验以作未来实践的推广，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原生态石库门修复的故事，是的，这样花钱是为了让游客的眼睛“看到”原真的石库门，让阅读新天地故事的人“相信”原真的石库门。
新天地用这样的故事对几十位外国政府领导人，几百位省市领导人讲过，宣讲人必须也一定要讲防潮剂，一定讲石库门的原砖原瓦，还有新天地一号会所客厅里原本铺设的一段马赛克拼花地板。
没有这些原真的材料和保护原真的诚意，如何叫石库门传奇？
新天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赝品，但消费者不这样认为，消费者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或他们愿意相信的是原真的石库门街坊，他们相信了新天地的说法，他们才能来这里或者猎奇，或者安顿怀旧心情。
总之不管怎样，新天地以石库门为号召的商业获得的成功，反证了它关于老上海的想象或石库门的故事是成功的。
新天地的例子，证明以下的评论是有洞见的，“一个场所的好坏并非仅仅因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原真的’还是‘山寨的’，无论真假，人们都能从中得到乐子，或者说，亦真亦假也不一定损害人们对场所的经验。
”
重要的是，新天地贡献于老上海风貌的，名为保护，实为创造，新天地创造了上海有史以来最好看的石库门，好看不仅因为新天地清除了日常生活的拥挤和破烂，而且还因为它为老旧的形式注入了时尚的内容。
石库门从来未曾代表过上海的繁荣，至少不是“东方巴黎”的代表符号，那是由花园洋房、高级公寓、外滩的万国建筑所代表的，通过新天地石库门重建上海租界文化和繁荣的想象，这是石库门传奇的新叙事，它自然是一个有点可疑的叙事。
任雪飞说石库门贯穿二十世纪作为中低阶层租户住宅的历史却被小心翼翼地抹去了。
但这一个“想象”的石库门叙事确实唤起了这个城市的居民对石库门的怀念和重新的评价：
原来我们急于逃离的石库门居然这样地好看！
而且动人！
动人是因为勾起了石库门中我们曾经成长的记忆，我们同石库门原本有着那最琐碎也最撩人的生命的关系。
石库门的集体记忆是从新天地开始的。
最后，新天地保护之名获得的商业成功，同样引发了关注旧街区保护性更新的社会风潮。
一系列城市保护的条例也在此时密集推出，并且从原来的单体建筑，到成片的历史风貌区的整体。
还有全国到处风行的“天地”项目。
商业主义不是新天地的唯一出口，或者说商业主义的“保护”一样能带来非商业主义的文化的生活的保护。
当人们一再地批评新天地不是真保护时，真保护的社会诉求也日益强烈和流行。
这是新天地对城市改造新风尚的真正贡献，即使不是它有意为之的。
新天地的示范，影响及于风气的转变，在城市更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中，同情保护开发的逐渐多起来，在田子坊的项目中最终占了上风，甚至废了已经编制完成的拆迁开发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同样一批官员，先前主张大拆大建的是他们，现在支持保护开发的还是他们，这矛盾吗？
放在三十年的更新历程中来看便不觉矛盾。
上海人的世界，或如人民广场之广大，或如弄堂之逼仄。
渴望独立成套的住房，渴望宽敞和大尺度的空间，渴望满眼的绿色，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海人的群体心理，上海人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空间的巨大尺度化改造，是向往的肯定的。
面对民众对成套公寓的向往，面对因拥挤和过度使用而日益破败的石库门及上百万只马桶，主持城市改造的官员能想象石库门的魅力吗？
在被恶劣的居住条件困扰了多年的居民和被旧貌换新颜的前景鼓舞的官员的眼里，石库门的价值能被发现吗？
上海大改造方兴未艾时，没有上海怀旧的氛围，也不会有怀旧的心情和意识。
2004年韩正市长说，“开发新建是发展，改造保护也是发展”，是到说保护的时候了。
这个说法同环城大道的例子同，西特批评环城大道急切地迎合现代生活而忽略传统，并且罔顾人的日常需要。
但“西特的这种具有公共意识的、重新人性化的城市空间设想，需要人们对过度膨胀的大城市普遍产生反感才行，而战前的奥地利社会还尚未出现这种情境”。
转变感受、看法、抱负和政策的情境出现了，几千万平方米旧里的消失是一情境，新天地和田子坊等项目的景观震撼和商业成功又是一情境，上海人并没有因此都怀旧起来，但一种适宜城市文脉保护的氛围确在形成中，阮仪三也因此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更受欢迎。
城市空间的故事还在延续着，这个城市对空间的认知和感受也在变化着，空间生产的概念已经为官员所熟悉并熟练地运用到新的开发项目，思南公馆就是最新的例子，不是修复古董后找来好买家完事，而是修复和延续历史空间和历史风貌，市长希望做成一个公共空间，而不是最终为少数私人享用的房产。
不过，拟定价几万元一晚的思南公馆别墅酒店，只能是对高端客户开放的，而非对所有人开放的，所以那只对酒店客人开放的门成为象征和线索，让我们看到，消费主义地改造历史（风貌）空间，在延续历史脉络时，多少分割了现实的世界，“消费主义进而不仅重新组织了城市的社会空间，而且将这些空间中的人的活动区隔开来”。
按包亚明的说法，那些没有足够购买能力的人面对这些空间，从地理上和心理上都被边缘化了。
还要回到新天地所代表的空间生产模式，从只知开发土地价值而推倒旧里，到发现旧里价值而保护和激活旧里，已是城市更新的更新之路，但不突破城市开发的商业主义取向，得以保留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街区仍然可能是无居民的或无视居民日常需要的街区，从而缺少社会生活的价值，进而也会失去历史和文化的生气。
最后引申出的问题是，保护难道只是砖块或历史记忆或记录的保护？
房子该拆的该改的还是要拆要改，我们真正心疼的或珍惜的是什么？
什么的破坏是我们最不忍的损失？
是与石库门在一起的悲欢离合、心理感受、生命见证；是由石库门的格局、尺度而铺展开的人与人的恩怨接触和人情往来，今天让我们失落的是这样烦人的恩怨接触也不可得了；是石库门这种熟人世界教化人性和发展人格的社会化力量和机制，今天的住宅获得了物理的舒适性和方便，却实实在在地损失了人文性和社会性，这是我们从石库门的破坏中真正痛惜的。
今天我们重建我们的社区，不能只是砖块的世界，也要将石库门曾经有的那种邻里构造、社会联系、人性温软通过新的空间构造重建出来。
如此我们推倒了必须推倒的石库门，不妨碍我们仍然多少承继着石库门的一丝文脉和气息。
这是城市更新最要创造和维护的人文社会空间。
注：
本文引用了去年秋天访问上海甲秀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君先生时的对话记录。
这项访谈属于一个更大的城市研究项目，主题是上海中心城区更新研究（以卢湾区为例），是由上海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周俭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于海教授共同倡议的一项合作研究。
本文虽仍为一独立的创作，但其中特定观点和材料已开始受惠于此项现场研究，为此笔者由衷感激张建君先生和郑荣发先生，张先生慷慨支持我对访谈材料的引用；而作为华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的秘书长，郑先生给予研究的现场安排最为给力。
我还要感谢研究团队的年轻人，他们为现场调查留下的记录是忠实而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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