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发展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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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展史
第一讲地理环境与中国农业
一、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争论:
1、顾撷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①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②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①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②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④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2、植物学者李惠林的观点：
根据气候、地理以及植物之不同，中国农业并非起源于一个地区。
他主张北方以抗旱、耐冷的粟、黍为主，另配合其它的干果作物如柿、栗、枣等，构成了一个复合的旱地作物农业系统；南方则以水稻为主，结合其他的水生作物如菱、藕等等，构成一个符合的水生作物农业系统。
3、长江流域发展缓慢的原因：
人口的缓慢增长；长江流域人体弱多病；气候的差别；
东汉末年，北方移民大批迁入南方，促进了南方的开发。
三国时，移民较多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和淮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导致这次分裂的物质的与根本的因素，是几个对立竞争的经济区的兴起。
这些经济区的生产力及其位置，能足以使它们成为同统治主要基本经济区的君主的权威，作长期抗衡的基地。
蜀的日益成长，和长江下游吴的新兴昌盛，就属于这种情况。
——冀朝鼎
西晋末年和十六国时期，北方大量移民再次南下，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并且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
水利的兴修，发挥了江南水利资源的优势。
东晋：
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
荻塘“溉田二百余顷”
宋：
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顷”
梁：
豫州“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
岁收谷百余万石”
唐宋经济重心的转移：
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别是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黄河中下游。
这除了人为的因素（如战乱及人口迁移等）以外，地理环境的缓慢变化也是因素之一。
二、关于地理环境的定义
1，地理环境决定论。
主张地理环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理论；
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
简称“决定论”。
即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结于地理环境决定政治体制；
2，斯大林的观点：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
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的不可比拟。
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
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提到它。
这是很明显的。
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
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地理环境的定义。
宁可：
地理环境，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
它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类社会生活相互起作用或可能相互起作用的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等。
地理环境是上述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系统。
不仅如此，不能只从自然物质及其运动规律来看待地理环境，还应当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来看待。
这样，地理环境不仅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类活动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而且在今天，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地球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更大系统。
（《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地理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1，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方式不同；
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性是造就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经济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基础上的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综合经济。
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并不占主导地位。
2，地理环境的变化影响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3，地理环境对人类向其施加的影响反馈：
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等。
四，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社会制度。
我国土地垦殖率低的原因：
1，自然条件的限制。
我国有2/3的土地为高原沙漠，处在海拔1000以上，根本不适宜农业的种植，而最适宜的500米以下，只有14%。
2，经济条件的限制。
受经济实力的影响无力进行大的工程建设及环境改造。
3，社会条件的限制。
除战乱、灾荒外，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租佃制度等制约因素很大。
农民租地但收入很少，而地主不关心生产的改善。
有的农民宁肯逃亡，也不愿租地。
导致出现剩余劳动力与土地抛荒面积益广的悖论。
五，当代的挑战
江河上游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
围垦湖泊，加剧泥沙淤积，降低蓄洪能力；
黄河断流，日趋严重；
水资源与水污染问题；
耕地减少；
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加剧；
食物安全的挑战；
第二讲灾害背景下中国若干问题
一、中国灾害状况
1、中国古代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灾（包括洪灾和渍涝）、旱灾、病虫灾、地震灾、火山灾、低温灾（包括冰雹、雪灾、霜冻、寒潮）、风灾（包括大风、干热风、龙卷风、热带气旋、沙尘暴）、海啸灾、风暴潮灾、崩塌灾、泥石流灾、水土流失、盐碱化、瘟疫、滑坡、火灾、沙漠化等。
这些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难以统计，带给人类的精神影响更无法估量。
也可以这样说，传统农业的发展变化，完全是在与自然灾害的不断抗争中进行的。
2、中国历史上的灾害群发期
夏禹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
两汉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
明清灾害群发期（1500年至1800年）
清末灾害群发期
3、灾害频发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特征是，在气候、水资源，以及由此决定的农业生产方面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季风的无规律性，主要河水流量的突然变动，这些河流上游盆地的侵蚀，以及随之而来的淤积和洪水，靠近干燥不毛的沙漠地区，所有这些都是造成不确定的因素。
相比之下，欧洲温和、良好的气候无疑是相当有利的。
——魏丕信，《18世纪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
——汤因比，《历史研究》
二、中国历史上的救荒制度
1、
减灾备荒的先事之政；
灾荒时期的临时之政；
灾后的善后之政。
参阅文献：
[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
2、先事之政的发展演变
1），雨雪粮价的发展；
汉代：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唐代：
知院官；
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这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
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
金朝：
河防令；
明朝：
黄河飞马报汛制度。
清代建立了雨雪、收成、粮价奏报制度和晴雨录。
2），仓储制度
《礼记》：
国无三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九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
方法：
常平之法；
入粟补官。
种类：
义仓、社仓、常平仓、惠民仓、广惠仓、社仓、和籴仓、预备仓。
3），水利兴修制度
4），农业抗灾技术与作物的推广：
农书的利用；抗旱耐涝作物的引进。
3、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救荒制度
1,灾害的奏报与勘查;
2,灾害的赈济;
3,赋税的蠲免;
4,移民就食;
5,平粜与禁遏籴;
6,度牒与劝分;
（一）主要制度简介：
1，灾害的祈祷；
2，反省“六事”及其演变：
君主自谴制度；改元制度；策免三公（宰相）制度；因灾求言制度；大赦制度；因灾虑囚制度；避正殿制度；厌胜制度；减膳制度。
第三讲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
一、中国古代赋役制演变的基本线索：
赋役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
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攫夺。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主要有四种：
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
两汉赋税制的主要内容是“租”和“赋”两项。
租是土地征收的税额，交纳粮食。
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
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
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
赋交钱币（在历史上，租、赋、税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
户调又何以纳绢或布帛而不纳货币？
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
曹魏时将调以固定的赋税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按户征收，遂形成“户调”。
从西晋至唐中叶，商品货币关系虽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各封建政权仍然使用租调这种赋税征收方式，有所变化的是隋唐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开始征收“庸”，故又称“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开始实行于隋朝，唐朝进一步加以完善。
唐中叶德宗时期，宰相杨炎颁布“两税法”。
明朝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一条鞭法的实行。
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已在福建、江浙、
直隶、广东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
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税收额，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
因为以丁之多少为课税标准，会逼跑贫户，隐匿人口，岁收并不能确定；而丁银定额，就相对减轻了贫民的负担。
这既减少了贫户逃亡，保证国家岁收，又给日后的“地丁合一”创造了条件。
（二）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主要特点
11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可以两税法为标志；
②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③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
④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制为标志；
⑤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
这种演变说明，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弛；用银两收税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
（三）中国赋税制度产生的根由:
1,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
2,将百姓拘束在这样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行业;即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四、影响古代赋税制度变革的因素
1、政治经济背景因素
“初税亩”。
两税法。
深层次影响政治、经济制度是生产力因素。
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中各个产业发展的比重的变化也影响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
比如，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商业税收及关税等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从量上影响土地赋税的变革；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货币化的进程，为赋税制度由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变革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中相应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革更是主导着土地赋税制度的变革。
2、政权稳定及财政状况因素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迁属于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政府进行赋税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即是财政状况，其次才是尽量简化征管方式，降低税收成本。
3、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因素
税制变迁就其本质来说，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的重新调整，而经济利益的获取又源于各个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控制。
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的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政府和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始终是赋税制度变革的一大原因。
政府对人口资源的控制也至关重要。
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程度促成了以丁身课税到以资产课税再到完全以土地课税的变革历程。
五、古代赋税制度变革的历史启示
1、正确处理国家与民的关系：
“多予、少取、放活”
“多予”。
实行“以税惠农”，让农民长期休养生息。
“少取”。
不应考虑以土地资源税取代农业税，而应考虑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
“放活”。
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的创造。
消除所有制歧视，对进城务工就业的民工给予国民待遇。
2、对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1）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尤其是税制改革必须与一定程度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相适应。
（2）必须考虑财政状况的变革，根据总量以及结构上面的变化适当调整各项税收的税率、起征点等相应变革。
（3）必须适当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保证税收制度在参与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合理调配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
（4）从整个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的总趋势看，税制改革历来都是围绕着税制的公平、简化的方向变革，这对于遵循“简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值得借鉴。
3、对“后税费时代”的启示
（1）当正税之外的杂派已经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税费和财政制度，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就必须进行整顿治理，实施税费改革。
黄宗羲定律明末三次加征
（2）彻底取消农业税，实行实行城乡税制一体化。
从“税人”到“税地”再到“税商”，这是税收制度发展的方向。
（3）历史上的税费改革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
现在的农村税费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必须保护农民应该享有的利益。
六、李约瑟之谜：
一、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
二、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
第一类是中央集权说。
戴尔蒙德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之一（Diamond,1999）。
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前者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后者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
戴尔蒙德以哥伦布的航海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
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哥伦布的计划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了。
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
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宦官一旦失势,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
因此,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但是,这个假说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多年。
[1]税收的观点也属于此。
第二类是制度说。
黄仁宇（1997）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黄仁宇认为,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仁宇从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但是,问题在于,所有权的建立是否真如诺斯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起飞（更确切地说,是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呢?
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恰恰表明,所有权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1]
第三类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
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
林毅夫教授也持这种观点（Lin,1995）。
[1]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完成,所以,中国较大的人口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
但是,现代技术不是建立在经验,而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人多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技术创新。
但是,这个解释所忽视的是,工业革命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的,如同诺斯（North,1981）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公认的时期为1750年—1850年）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公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早了近百年。
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技术是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熟的。
第四类是思维方式说。
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
但是,即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和欧洲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并不依赖于科学的帮助。
第五类是资源—经济约束说。
伊懋可（Mark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是其中的代表。
伊懋可（Elvin,1973）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
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
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
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
七、我国古代人口迁移的原因
1数民族生产方式的落后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少数民族内迁。
2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安定导致大量北人南迁。
⑶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目的组织军民迁移。
⑷统治阶级专制统治、土地兼并等，使农民流离失所，导致人口被迫迁移。
八、我国古代人口政策及其教训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
人类社会迄今已存在三代生产力：
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
我国整个古代都处于第一代生产力，以简陋的手工工具为整个生产力基础，人的体力成为主要动力，劳动者为体力型。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或劳动人手的增加，对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国古代国家往往采取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众多的人口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人既是生产者，又是征税和服兵役的对象，因此人力资源倍受重视。
第四講農作物起源與發展
一、关于农业起源的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
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
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
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
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
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
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
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
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
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
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
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
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物种边缘起源论）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
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
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
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
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
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
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
（7）宗教说
宗教说认为动物和植物的驯化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人类饲养动物和种植主要是为准备祭司用的贡品。
牛、羊、猪、鸽子以及植物在古代都是用于祭司或巫术的，至今在从西班牙、葡萄牙延伸到东印度有一条“公牛带”，在此带内的人们对牛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
二、中国农业的起源
何炳棣教授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
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是顺应季节时令播种农作物，以耒耜等木石工具进行较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种植耐旱的粟黍等农作物，从而奠定了中原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基础。
三、中国主要农作物起源
1，小麦：
蓝勇认为其原产于西亚，中国黄河流域的小麦是后来引进的，迄今发现最早的小麦是距今3800年左右的孔雀河畔古墓沟目的。
2、水稻：
早在新石器时代，水稻已经普遍的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广大华南地区，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浙北地区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便开始种植水稻。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宋朝时引入我国，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
占城稻以其原产地，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为名。
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原产越南中南部，北宋初年首先传入我国福建地区。
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
一是“耐旱”。
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
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
3、粟：
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山东滕县北新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壳。
明清以后，粟谷成为杂粮。
4、稷①古代的一种粮食作物。
有人说是指黍，也有人说是指粟。
②古人奉为谷神，还用“社稷”来称国家。
5、黍（黄米）：
：
目前经过科学鉴定而年代最早的黍粒是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层中出土的碳化黍粒，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850年，可见黍的栽培有近8000年的历史。
6、高粱：
高粱首先种植于我国西南地区，元代逐渐增多，明代以后北方种植普遍，扩展到东北地区则是近百年的事。
7、麻：
作为食用的大麻种植历史至少在5000年以上。
8、玉米：
原称玉蜀黍，原产中南美洲，15世纪伴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传入世界各地。
玉米传入我国的路线主要有三种：
从西班牙传到麦加，再由麦加经中亚西亚引种到我国西北地区；先由欧洲传到印度、缅甸等地，再由印、缅等地引种到我国西南地区；先由欧洲传到菲律宾，后由葡萄牙人或在菲律宾等地经商的中国商人经海路传到中国。
9、甘薯亦称番薯、红薯、地瓜、白薯等等。
原产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
据考古资料，8000年前的秘鲁就有番薯；美洲印第安人将其驯化为粮食作物。
1492年，随着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番薯传向世界各地。
明代中后期，发达的海上交通使我国与东南亚的商贸往来更加频繁，番薯就在此时进入我国。
10、花生：
原产地是巴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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