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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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分析
一、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达亿元，比上年增长%，高于全国同期税收增幅个百分点。
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全面快速增长，其中企业所得税亿元，增长%，增幅高于全国增幅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增值税亿元，占全国的%；消费税亿元.增长%.占全国的%；营业税亿元，增长%，占全国的%。
但是，在现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税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基本上局限于如何完善现有的涉外税收政策特别是所得税政策以期进一步吸引外资方面，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税收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
温治明、胡再勇等人在此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温治明在比较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东部地区财税贡献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部地区财税影响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不过，该文无论在地区间比较的层面、范围还是实证方法的选择上，有待进一步深入。
胡再勇则采用行业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贡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但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行业比较上，并未涉及地区问题。
本文拟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层面，比较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地区差异性，进而就如何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税收的贡献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构
Y=α+u+βX+ε
i=1，……，Nt=1，……，T
其中，截距项为α+u，β为斜率，i表示横截面数据，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所以可以认为差异主要体现在横截面的不同个体之间，即假定斜率系数为常数，个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截距项u上。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1993～2006年我国各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为因变量，以各省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自变量，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4个层面构建4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由于重庆市和西藏自治区数据严重缺失，在模型估计过程中扣除了上述两个省区。
另外，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变量和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上述4个模型均适应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选择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AdjustedR2，DW，F等指标显着，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增长弹性是，即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增长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税收增长弹性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税收增长弹性为，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税收增长弹性为，在各地区比较中最低。
显而易见，在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东部地区的税收增长弹性高于中西部地区。
究其原因：
一是外资区域结构的不平衡性。
《2007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
东北老工业基地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占%。
二是外资企业区域经营绩效的差异性。
以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考察外资经营绩效的区域特征。
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东部地区外资资产收益率为%，中部地区为%，而西部地区的很多省份甚至出现亏损：
东部地区外资企业的资产周转率为%，中部地区为%，而西部地区仅为%。
总之，东部、中部和西部利用外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明显差异。
实证结果同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税收影响的省区差异性也较大。
原因是多方面的，或由于外资适用的区域政策不同，或由于外资的区域性产业结构不同，或由于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的不同。
以我国东部地区为例，广东、福建、山东、浙江、辽宁等省份的u值非常小，甚至绝大多数为负值，而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的u值较大。
之所以出现以上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外资适用不同区域优惠政策的必然结果。
据有关部门测算，长期以来，外资企业所得税在经济特区的实际负担为5%，在沿海开发区为9%，在内陆经济开发区为15%。
给予外资较高程度的税收优惠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本应征收的一部分涉外税收，在实际中常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却未同比提高的现象，这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等各种政策区域高度集中的广东、福建、山东、浙江、辽宁，海南等省表现得尤为明显。
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由于这种区域优惠政策的过多存在，导致我国每年大约少收入2000亿元外资企业税收。
另一方面，外资产业结构差异也是直接影响地区税收收入的重要原因。
相比较东部其他地区，身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天津，依据人才、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优势，往往成为外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聚集地，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的资本产出效率、销售利润率等经济指标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比重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外资企业，因而涉外税收增长速度快。
三、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贡献度的政策建议
上述实证结果显示，外资利用结构、优惠政策的适用性以及外资企业经营绩效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税收贡献度的主要因素。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优化外资利用结构，提升外资对地区税收的贡献能力
地区分布不平衡是我国目前外商投资的一个突出现象，而外资产业结构的差异与这种地区分布失衡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因此，优化外资结构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外资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就外资分布而言，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将不会有重大变化，但随着东部地区土地、资源、劳动力、环境容量等压力加大以及中西部投资环境的大大改善，引导外资转移的市场条件开始形成，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带来了新机遇。
作为中西部地区，要按照产业转移规律营造基础环境，降低转移企业的行政成本，以高效透明的行政服务体系，使转移产业能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落户。
与此同时，积极探索与东部地区政府之间、园区之间、商会之间、企业之间等多种对接，加强与产业转出地政府在合作建立产业转移园、税收分成等方面联系沟通，探索合作建设产业转移园、整体推进产业转移的可能途径，力求在接纳外资产业整体转移方面实现新突破。
在推动外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应根据我国不同地区资源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引导外资投向。
东部地区应把外商投资直接和产业结构调整联系起来，引导外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环节以及农业、服务业等相对不足产业的投资，同时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切实贯彻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实行节能减排目标的方针。
中西部地区要根据即将第二次修订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适度放宽外资准入条件，鼓励外资投向具有一定基础的传统产业和提升比较优势显着的产业，如基础设施、能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农牧业产品加工、现有生产能力的改造、新型电子元器件开发制造等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业扩大开放也同样为中西部利用外资带来新机遇，特别是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其服务产品的出口主要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通讯技术提供，因此在投资区位选择上东部并不比中西部具有突出优势。
以税收优惠政策调整为契机，促进地区外资利用和税收收入的协调增长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也即税收优惠的着力点应由过去的以区域政策为主，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
在区域范围内应由过去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转向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
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将对今后各地区外资利用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拉动地区税收收入的增长。
就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原来享有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将逐渐被产业优惠政策所替代，面临着在区域优惠政策开始淡化的形势下，竞争优势何以为继的考题。
然而，机遇大于挑战。
其原因在于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企业，按照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服务性企业所得税率由原来的33%调整到25%，下降8个百分点。
而这与东部沿海地区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是相吻合的，对东部沿海地区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未来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外资不再是主要依靠税收优惠，而是依靠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及自身的自我创新能力，实现外资利用和税收收入的协调增长。
具体到中西部地区，在推行产业税收优惠的同时，应继续给予一定的区域税收优惠。
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如能源开发、农业开发等，优先取消其市场准入限制：
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优先安排国际金融组织和政府贷款等，以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从而带动地区税收收入的总体增长。
警惕外企经营中的“虚亏实盈”现象，有效防范地方涉外税收的流失
鼓励区域内外资企业提高经营绩效是增加地方涉外税收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现实中外资企业的财务效益普遍不如内资企业。
其原因在于外资企业关联交易多，常使用内部转让定价手段避税，其中“虚亏实盈”是外资大肆投机避税的最好“烟幕”。
据估计，不少外资企业事实上处于盈利状态，但因大量向境外转移其在中国获得的高额利润，致使目前在中国境内的48万家外企中有60%是账面亏损，年亏损总额达1200亿元，仅在2004年造成的税收流失就达300亿元以上，而业内人士估计2008年外资实际避税额将超过500亿元。
因此，在鼓励外资企业提高经营效益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反避税工作。
具体来说，应着重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我国反避税的研究与立法工作。
二是推进涉外地方税收征管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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