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把脉中国经济大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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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把脉中国经济大问题
夏斌：
把脉中国经济大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有两个基本判断需要重点关注：
从短期看，按目前的改革力度和调控方向，今年经济中遇到的问题，明年同样存在且风险更大。
中国经济、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矛盾，是危机和转型在赛跑，我们的时间不多。
把问题看得严重些，有利于我们主动开展工作。
如果短期无法过关，就谈不上解决长期问题。
从长期看，要解决多年积累的大量经济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已经很难，必须从社会、经济、政治三方面统筹考虑，做出长期安排。
首先要严惩腐败，让百姓满意，巩固执政基础；其次要把已经做大的“GDP蛋糕”向穷人倾斜，在稳定民心的同时提高消费率；最后要只争朝夕抓改革，这是解决各种长期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去年1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会议上，就“顶层设计”问题我讲了四条原则、八大内容和三点方法。
其中八大内容是：
土地制度、经济结构、财税改革、城镇化战略、资源价格改革、金融改革、技术创新及国企改革问题。
现在要讨论的中国经济问题很多，大家见仁见智，不容易统一。
若从方法论角度，我们应找到各种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提炼出纲举目张的大问题。
我认为，总的原则是“问题导向”，从问题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学概念、逻辑入手。
譬如从扩大内需角度，我们可以引出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是要解决城镇化问题、贯彻城镇化战略。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面对现实中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先抓哪件事，后抓哪件事，决策层怎么决策？
城镇化是一个政策不断调整、执行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原因。
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民工能在城里先住下来，这就要进行户籍改革，要解决包括上学、看病等安全网建设中的财政资金问题。
要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城里住得舒服，就有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资金问题。
谁投？
怎么投？
要让农民能长期住下来，并且把老人接过来，就要有就业机会。
为此就要放松各个领域的投资管制，允许大量民间创业投资，这又涉及民营资本如何进入、服务经济如何发展、国企如何退出等问题。
所以，城镇化不只是让不让农民进城的户籍改革和财政有限的资金分配问题，它涉及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错综复杂，深挖问题背后的原因，会引出一连串问题。
总量问题和系统性风险
解决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要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入手。
一是如何确保GDP总量长期平稳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合乎发展逻辑。
但是速度下滑，问题就“水落石出”，不仅眼前日子难过，还会暴露一系列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只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到2010年的33.8%，十年内降了13个百分点。
即使包括政府消费在内的总体消费率也由62%降到47%，十年内降了15个百分点。
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恐怕不存在第一个十年那么旺的全球需求了。
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须靠内需，而内需中投资已不能一味地拔高，产能过剩严重，剩下的只能靠提高居民消费率入手。
而要真正拉动消费，必然会触及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当前国务院正在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很重要，但改革后提高的消费，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率，也不可能去填补因投资与出口减少而出现的缺口。
拉动消费，就要抓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解决预防性储蓄问题，这就会涉及扩大财政支出问题。
如果财政转移支出多了，政府投资少了，稳投资又涉及扩大民间投资及国退民进的问题。
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这可能是今后中国消费增长中最快、最大的一块。
怎么提高？
最有效的途径是释放农民手中的土地“能量”，这就要涉及宅基地的安排、土地的流转制度、小城镇土地规划等问题。
居民的财产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提高居民消费的一大途径。
如何提高？
总不能长期靠炒房地产，要靠民间创业和投资。
如果房地产市场整顿到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减少，中央与地方财税如何重新安排？
届时若国家财力问题凸现，要不要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
投资需求中地方政府投资捉襟见肘，不是对民间投资“情不情愿”放开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
如果采取以上措施，还不能解决居民宏观平衡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问题，那么长期负利率就是不合适的。
利率要市场化、金融改革要配合，银行利润要减少等，这会迫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速度要加快。
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想从根上解决消费问题，必然会涉及大量重要问题和制度改革，几乎可以统领我们解决总量增长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
二是抓住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解决。
美国学者鲁比尼曾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要出事；国外某机构又预测，2016年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要崩溃。
我们可以不信，但应该把这些预测当苦口良药，起到警示作用。
从风险传导机制入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关系。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的，坚持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方向也是必须的。
打击投机炒房，就会导致房市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下降；量价下跌，从实体经济讲，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工业利润、税收下跌；从资金链看，房价下降，自然会引起土地价格下降；地价下降传到土地财政收入大减，再传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难解决，最后会不得不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问题。
中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股只有16只，但利润却占2400多家公司利润近一半，如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股市怎么能“由阴转晴”？
所以我在去年底曾提出，房地产调控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难点和关键。
但是，今年初以来国务院领导、住建部在不停地强调要调控，为什么市场、地方政府仍在与中央政府博弈？
因为仍存在不该有的预期，期盼房价恢复上涨？
能不能把打击炒房、支持刚需的政策说得更精确、明朗些？
更彻底、长期化些？
我猜测，这本应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又不行。
因为信号明朗后，炒房的人会纷纷抛售，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经济危机就会真的来临。
目前采取不明朗的预期策略，估计是想稳住增长，但这又绝不是长远的良策。
所以说，今年的经济困难，在明年上半年仍会存在。
今后怎么办？
下一步，要看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后，其他投资能不能替代，否则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很麻烦。
目前靠政府投资财力已有限，能不能真心实意去鼓励、而不是被动响应落实“新非公36条”？
能不能变卖一些国有股份，扩大民间资金的“投资乘数”？
中国不缺资金，只要放开管制，理顺政策，会涌现大量民间投资替代房地产投资，补上中小城镇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口。
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很悲观，富人移民的不少，部分消极情绪也体现在股市走势上。
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速合理下降，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看不清这些系统性风险，弄不懂政府准备怎么去解决，因此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其实，相当多的人既认同中国增长的巨大潜力（但仅是潜力），但又因看不清前途而缺乏信心，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深层次的大问题。
要抓住化解系统性风险这一牛鼻子，政府就需要对经济发展中已积累的很多麻烦必须做出系统的、正面的回答。
只有把当前困难的“底数”向市场坦然承认，同时把一系列需要调整的政策说清楚，包括如何解决投资替代问题，如何提高消费，并在逐步解决好房市泡沫问题的同时，使逐步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预期明朗化，才能让海内外投资者真正确立理性预期，相信中国在今后十年仍拥有经济高增长的潜力。
否则，只能以危机形式来强制实现经济调整，后果难以预测。
因此，寻找今后5年～10年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不妨从以上两大问题切入，顺藤摸瓜，纲举目张，从而理清经济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
应抓紧制定国家关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发展规划，统筹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内部，应尽快制定一个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预案，重点围绕用一定的时间消除房市泡沫、使经济平稳增长这一主题，提出组合性的政策储备，择机逐步出台，在平稳增长中真正做到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
其他单项的重大经济问题，可以从配合的角度，分别搞单项改革方案。
例如，关于金融改革、鼓励创新、资源价格改革、扩大世界市场等。
特别是最后一项，在今后5年～10年全球需求减少为大概率事件的情况下，如何消化中国已经形成的巨大产能和保持今后中国平稳增长中又新增的一块产能，至关重要。
新需求在哪里？
必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
除拉美、东盟十国，非洲市场不可忽视。
16亿非洲人的手机、冰箱、洗衣机、汽车、食品需求还会大大发展。
“中非论坛”承诺未来三年我们给200亿美元贷款，我认为远远不够。
作为战略考虑，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和现有3万多亿美元储备的历史机遇与资源，在内部形成一个有长远意图的对外投资、贷款与援助的国家综合性指导意见。
我们应做出精细的安排，扩大人民币和美元的“双币”对外投资、贷款与援助，让资金出去，让对方国进口中国产品、消化中国的产能，稳住中国的增长。
同时支持对方国形成一定的投资能力、打造有竞争力的商品，进而扩大针对对方国的进口、特别是资源的进口，以平衡国际贸易。
（。
《财经》2012年第9期
夏斌：
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路线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十八大为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一场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改革也正在酝酿。
本文详细阐述了改革路线图。
十八大为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一场更为复杂和艰难的改革也正在酝酿。
十八大之前，我就在研究和思考下一轮经济改革方向和路径。
近日，笔者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详细阐述了革路线图。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我认为有四个不平衡，即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
笔者为此建议的改革路线图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
他认为，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
没有“顶层设计”很难推进改革
去年我提到，对当前我国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顶层设计”。
但也有人认为，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一是很难，经过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二是会耽误发展大局。
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如果缺乏事先总体的谋划，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推进A问题的改革，引出B问题的改革需求。
以此类推，解决了B问题，再引出C、D问题的解决。
前几年的历史已证明，四平八稳推改革，功效是不明显的。
我们充分估计到下一轮改革中利益格局调整将会更加艰难，加上未来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和短期经济不稳定的纠结，很容易又会导致改革中的就易避难、“绕道走”现象。
其结果就是，在国家综合国力持续大幅提升的同时，国民仍是怨声载道，中国经济遇到的不可持续风险与挑战仍未彻底解决。
况且，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缩还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决定了给予中国靠持续结构扭曲、粗放式增长来解决国内问题的空间缩小了，时间不多了。
研究“顶层设计”，必须要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把脉。
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
相关结构问题的形成动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本身。
其他的重要原因，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得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
二是与要素价格扭曲相配合，体现政府管制意图的税收因素、市场准入限制因素、国企垄断因素和各种资源价格低廉的因素，同样对经济结构扭曲起到了传导和推动作用。
所以，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渡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干预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须真心实意落实“新非公36条”
有人认为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全球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国外需减少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是否意味着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有人测算，一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
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资。
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当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
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
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
既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
谁投？
若政府资金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
政策又如何引导？
这涉及“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
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
靠什么？
靠就业。
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
怎么发展？
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
一句话，必须去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
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入手，推动财税和国退民进等重点改革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
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并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
把土地增值收入归还农民
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势必要涉及一批利益集团。
我认为，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已讨论七八年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
“方案”应像十八大报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标那样，必须要有具体量化的数据或比例目标。
第一，未来八年中，“提低、控高、扩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最低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内容；第二，明确逐年缩小城乡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第三，为解决居民预防性储蓄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的量化目标。
这样必然会引起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也可进一步倒逼财税部门通盘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制定中长期改革预算。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长期负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财产损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门应结合宏观调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场化的改革方案。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中，城乡差距是关键。
在农村，要想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重点是必须依法进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归还给农民。
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
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只是要求在农村经营性用地、宅基地“确权、登记、领证”的工作基础上，真正回归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已确立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
改革政府垄断经营土地制度，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多种方式进入市场。
土地出让金骤减倒逼财税改革
长期以来，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
如果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回归农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其实通过这一改革，财政可在规范、统一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增加一些财政收入。
但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的骤然减少将大幅度减少城市建设资金。
按有关规定，在土地出让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还必须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
若土地出让金骤然减少，其结果不仅仅会影响地方城市建设，还将直接严重影响各地农村的教育、农业、水利建设等，绝大多数的地方财政将难以生存。
最终必将会纷纷要求中央与地方财力和事权重新划分，要求财税体制改革。
再考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等因素，国家财政必然会难以维持下去。
决策者只要是坚持改革，不动摇、不停滞、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财政绝不是捉襟见肘的问题，而是会暴露一个“大窟窿”，会不得不倒逼财税体制进行一场大改革。
当财税改革进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决定了，不得不从国企进一步提高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为内容的“国退民进”改革中寻找出路。
只要坚持深化上述各项改革，未来的国家财政出现相当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难以避免的。
而要真正解决此问题，最有可能实施的制度调整是动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现存资源，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后形成，即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
应打破政府对金融机构绝对控股
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几乎各领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结果，最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
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
在本轮改革中，涉及面最广、情况最复杂、历时最长，最需要在短期急处理、中期有安排、长期有预期的改革，是财税体制大改革。
因此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是本轮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
不少反对国退民进改革的人认为这样会影响执政基础。
我认为，逐步并适当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影响执政基础。
为什么？
纵观世界各国，一国经济健康运行，靠什么？
一靠法律法规制度健全，这是基础；二靠宏观调控政策得当，这起决定性作用。
国有成分比重高，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快。
民营成分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经济增长必然慢。
强调“国退民进”，在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影响加强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只是意味着：
对“重要和关键”之外的行业与领域，应该有计划地“退”；即使对“重要和关键”的行业领域，实施“控制力与影响力”仍要分门别类，未必对相关行业和领域都要实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权或绝对的控股权。
改革从关键领域入手。
比如，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
要处理好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问题、高档酒店、宾馆、招待所等非主业投资，还要认真研究处置目前国有实体企业对40多家金融企业所持约2070亿元的资本及权益。
对各级地方政府及下属的财政等部门持有的国企及地方金融机构股权，应参照中央国企及中央国有金融企业股权处置办法实行。
改革方案2013年内应完成
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
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
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
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统筹安排。
在改革时机上，需要统筹安排。
已有的教训证明，改革中对政府有关部门不能没有改革压力，不能允许政府部门间“无时限”的“协调、磋商”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根据全面改革内容“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时限要求上，原则上都应在2013年内完成。
具体可限定在3-9个月。
根据改革内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设计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具体的执行过程，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个别资源的价格改革方案等。
对此类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必须拿出。
有些改革还需经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方案设计的时间可稍长些，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
从总体上说，各项方案之间要能衔接，形成统一的时间表。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
但是原则上应在未来3-5年内，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国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与制度。
能否取得这轮改革的最后成功，关键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与历史责任的担当。
夏斌：
中国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
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应该是：
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
对改革突破口的进一步认识
仔细考察当前各种经济问题与矛盾背后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循环和盘根错节的关系。
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设计不当，如政府管制、金融改革滞后、要素价格不顺等，由此导致渐进转轨中市场边界划分不清。
试图通过寻找某个单一的突破口，来全面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结构矛盾以及背后的制度问题，恐怕是不现实的。
可以说，突破口只是相对的，而不是唯一的。
寻找突破口和抓手，不同于寻找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
譬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高度概括与抽象，体现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
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
多年来，政府不恰当的行政管制，作为核心问题，几乎涉及国务院每个经济部门（国务院“新非公３６条”内容就是最好的说明）。
此时若由不明实务操作的若干学者去反复调研，即使不闭门造车，恐怕也是拿不出解决全部问题的理想方案。
但奢望由某些政府管理部门反省自己，主动取消相应的行政管制条款、交出自己的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同样是不可能的——多年的改革滞后已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因此，未来的改革必须从眼前若干个具体问题入手，由此推动生成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倒逼一系列制度的渐变，逐步逼近问题的关键环节，最终解决核心问题。
寻找突破口的更大意义，在于寻找推动全面、彻底改革的抓手和切入点，寻找最终能撕破束缚市场机制运行之网的一股“胀力”。
所谓“胀力”，就是通过打开一个制度口子，或者是通过改变一两个涉及抓手问题的制度，推动该制度的变化并传导到其他制度，从而形成结构转型的传递倒逼机制和自我强化动力。
由此，才能使未来的改革做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步步推进，难以往后退缩；才能顺藤摸瓜，缩小政府权力，扩展市场力量。
最后，找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形成经济合理增长的内在动力。
根据上述认识，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应该是：
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而且“两大核心”的改革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又相对易于实施。
以下笔者将分别对这一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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