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国学的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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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国学的意义
学习国学的意义
篇一:
弘扬国学的当代意义
弘扬国学的当代意义
中国文明网20XX-02-20来源:
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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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指出: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学习国学、普及传统文化,正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目前,全国各地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国学热”,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传统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迫切要求,也反映了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超越时空的价值和生命力。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又会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谓国学?
何谓国学?
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上世纪初起就一直争论不休。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
例如,《周礼·春官·乐师》里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小子舞”的记载。
《唐大诏令集》所载《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中也有“夫国学者,立教之本”。
这类记载在古代典籍中并非罕见。
但这里的“国学”一词,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与近代以来所谓国学的含义相去甚远。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开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固有文化受到巨大冲击。
有识之士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这才有“国学”概念的提出。
所以说,国学是对西学而言的。
它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学术迎接现代化、适应现代化的一种回应。
1902年秋,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拟在日本创办《国学报》。
1904年,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阐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梁启超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
吾不此之惧也。
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第120页)这里,他将国学与外学、新学相对应而非对立。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鼓吹反满革命,同时提倡研究国学。
1922年,他在上海讲授“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后又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把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
1923年,胡适在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所撰写的《发刊宣言》里,对国学做了系统的阐述,直接把国学解释为《国故学》。
他说:
“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简称为‘国学’。
”同时他还提出了“整理国故”的系统理论和方法。
抗战期间,马一浮先生在江西泰和讲授国学,先提出,“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后又觉着这个定义有失宽泛笼统,又提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第11页)六艺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定的六门学问,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实际上只是把儒家的经典列入了国学范围。
从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所讲国学虽有歧义,但都指向我国传统文化,只是范围有所不同而已。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多数学者对国学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称中国故有的学术,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干,包括儒、道、佛及各家学派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问。
季羡林先生说得更简明:
“什么是‘国学’呢?
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
”(《季羡林说国学》第1页)
国学不是研究某个特定领域特定对象的具体学科,而是一个涵容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和思想的学科体系,一个不同于现代学科的传统学科体系。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外延、内涵二者大小关系是成反比例的。
既然国学的外延这样宽泛,那么它的内涵也就不会很大,而是抽象到一种最为基本的属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哲学理念。
究竟国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什么?
前人做了种种探索。
有人主张用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大学校训的题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概括,可谓一家之言。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外延、内涵二者大小关系则是成正比例的。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
其实不只整个国学是座山,而且其中的每一类别都是座山,里边蕴含着丰厚宝藏,等待我们去开掘。
国学30年:
从凋敝禁锢走向开放复兴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从国内的大学里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频频举办,国学领域学者屡屡登上各类媒体,到国门之外的汉服热、汉语热、中国传统文化热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改革开放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凋敝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大潮,不仅仅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学热”,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是我国重视文化软实力发展建设的必然结果。
国学30年:
从凋敝禁锢走向开放复兴
中国文明网20XX-02-15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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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从国内的大学里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频频举办,国学领域学者屡屡登上各类媒体,到国门之外的汉服热、汉语热、中国传统文化热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改革开放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凋敝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大潮,不仅仅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国学热”,正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是我国重视文化软实力发展建设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回顾国学从改革开放前的一片冷清到今天的发展历程,就是希望以此促使人们思考国学研究和我国经济建设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通过梳理30
年来国学的发展脉络,更好地实现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编者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各类媒体上涉及国学的栏目屡见不鲜,众多高校开设国学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国学研究机构纷纷组建,书店中国学类书籍持续热卖,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重要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在说明,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更关键的是,国学已渗透到学术研究与生活当中,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深层价值观中。
民族文化是国家自立之根基,随着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重拾经典、振兴国学,已经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讲述了国学在改革开放前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取得的成就,并对国学的未来发展表达了由衷的期望。
“厚今薄古”:
让国学几乎销声匿迹
记者: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所升温,出现了“国学热”。
请您首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国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袁济喜:
中国的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
建国以后,一方面我们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了新的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做了很多古典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过多地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干扰,由于“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五四”的“全盘西化”的思路又重新被引申到了相反方向的极致,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是几乎销声匿迹。
当时,我们一度在观念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是有所偏执的,出现了一些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的不良事件。
比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水浒传》等等,都是在将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道统”约束“文统”,以简单的行政干预来代替学术和文艺争鸣。
这些客观上对国学、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伤害。
国学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的打压,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
“文革”造成了十年浩劫。
所谓“文化革命”就是革传统文化的命、革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把传统文化中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像文化愚昧主义等都加以复活。
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了。
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记者:
当时人们是怎样认识“国学”的呢?
有“国学”这个提法吗?
袁济喜:
那时根本不让提。
1952年院系调整,没有国学院、国学系,都是按西学的学科分类。
西学一统天下,而国学一直受到整体的打压,根本不可能存在。
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
从学科内容来说国学是被肢解了,被划分为西学的各个学科。
记者:
这时候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面貌吗?
袁济喜:
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厚今薄古”的态度,因而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
我们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
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
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
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功利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切断。
但是,用“万马齐喑”来概括也是不准确的。
解放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
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也很难达到或超过这样的水平。
这些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
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
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
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
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东西带到新社会也不适合。
所以我认为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大、复旦、人大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
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
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都是封闭性的。
所以看待传统文化时,必然会有一些偏颇。
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不能不受到严重的打压,无法生存。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
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是绝对的禁书。
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在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读。
历史上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毁灭传统文化。
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
我在“文革”时看了《唐诗三百首》,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
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都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
思想解放:
造就国学复兴
记者:
改革开放30年,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了哪些转变,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济喜:
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人民大学的,那是1978年。
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来成长的。
从我个人搞的专业——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
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
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这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
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它的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
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
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东西现在可以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一直影响和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的研究从大处着眼,把外部的层层紧箍咒去掉了,得到了复活。
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领域都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它首先表现在“解放思想”上。
当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高潮和学术书的出版高潮。
有的是新著,带有全新的视野,也有的是旧著重印,把“文革”前的一些书重新修订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方针。
还有一些著作是当时撰写的,它试图有所突破,但在思路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比如把老子批判为唯心主义,把庄子说成是主观唯心论,等等。
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8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繁荣。
这个大繁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高峰相呼应,有人称之为“80年代启蒙运动”。
这个“启蒙运动”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国学正是这个启蒙高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袁济喜:
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解放思想”首先是在思想的层面,包括精神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它促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重新认识。
“解放思想”当然也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产生的作用更为巨大。
因为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思想解放是没有禁区的。
国学和其他的领域相比,它更单纯一些。
它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
过去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
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
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
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研究中经常有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贴标签”的问题。
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
?
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
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
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他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
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
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
篇二:
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1
学习国学经典的意义——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
西方有位学者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都希望自己幸福,可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无庸置疑的是,我们都认可童年对于人一生幸福的重要性。
对人的一生而言,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让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
我们在众多的教育内容中提倡国学经典教育,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国学经典教育是最有价值、最优质的教育,是奠定他一生幸福的根本。
·国学经典教育是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对立物是专业教育。
专业教育狭隘地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为从事特定的职业做准备。
它试图通过早年的学校教育,使受教育者一劳永逸地学得终身受用的知识和技能。
然而,过早的专业学习、过细的专业划分,严重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不仅如此,由于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甚至是比较长的时间。
当学生经过数年学校教育,学成单一的技能毕业时才空缺,也许已经由于转岗或在职塔训等其他途径而得到补充。
而仅仅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既缺乏较高的综合素质,也没有其他技能,势必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
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培养某种特定的技能,:
也不是为受教育者谋求某种职业而做准备。
它的目的不是获得具体有用的知识,而是要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
它不在于叫人思考什么,而在于叫人如何思考。
它精心设置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以及科学原则和方法在内的一系列课程、旨在促进学生对真、善、美的崇敬之心,旨在唤起学生对一切伟大、深邃、美丽事物的敏感和惊奇,同时也让学生了解人类在探寻知识过程中思考的重大课题和运用的基本原则。
因此,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是西方通识教育的最基本形式。
西方通识教育的核心内容只有"西方文明"和"经典研读"两大门类。
一些具体的课程,都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我国的通识教育,也有必要以中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经典为核心,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三百千千"、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等为主要学习内容。
学习国学经典,也就是在与我们的"先圣先贤"对话和交流,在一步步地楔进我们的历史和传统。
通过国学经典教育,可以亲近我们的祖先,领会他们的旨趣,把握他们的神髓,形成恢弘的历史意识,从而能对各种事务应付裕如。
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家长,不能简单快捷地给予孩子多少"黄金",而是要花费必要的时间和耐心,让孩子通过学习国学经典,接受通识教育,学会"点金术",从而令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
·国学经典教育是博雅教育
香港岭南大学前任校长陈坤耀曾解释博雅教育的宗旨,就是要教导人"学识广博,生活高雅"。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则是博雅教育的另一种表达。
"博雅"一词由"博"、"雅"两个单字组成,分别说的是知识和为人两个方面:
"博"就是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技能,"雅"就是要德行完美,气质优雅,摆脱庸俗,走向卓越。
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与自己的传统如此决绝。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对于我们祖先的传统和文化一直持鄙薄、仇视和批判的立场。
很多人之所以会狠心的用手割断自己的"脐带",挖掉自己的"心",(许嘉璐先生语),大抵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不了解传统,基于从众的心理,人云亦云;一方面是因为近代以来国力不振,国势衰颓,传统文化被当作了替罪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国学经典内容没有实际用处。
在是否有用,特别是这种用处能否看得见作为评判尺度的前提下,国学经典的学习才长期处于被忽视、被轻贱的尴尬境地。
实际上,在西方教育中,一直存在着和中国古典教育在具体内容上不同,但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博雅教育。
其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古典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其核心内容是经典文本研读、古典语言训练和古典文化熏染。
英语绅士有句名言:
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用处,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
在古代中国,虽然《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提供治国经邦的具体策略,但它们却是训练治国之术的有效手段。
只有精通《四书》、《五经》和擅长写作八股文的人,才可能以此打开科举之门,参与国家管理。
知识和道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学经典所代表的传统学问,更是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所谓"学优者德厚,学浅者德薄"。
学习国学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增进知识的过程,不仅是"把知识消化于生命,转化为生命所具有的德性"的过程,而且具有熏陶气质、变化性情、提高涵养的意义。
国学经典教育不仅培养文义通晓、才华擅长、经书熟习、学问通彻的博学之士,更是要培养行谊谨厚、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谦谦君子,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既博又雅。
·国学经典教育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提出来后,得到举国上下的广泛认同,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很多人简单的把素质教育等同于撇开教材的学习,开设琴棋书画等培训班,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素质教育就这样被曲解成了技能的培养。
那么,何谓"素质"呢?
素质是指人或事物根本性的结构,具有基础或前提的意义,并蕴含着无限发展的可能。
"素"有白色的、空无的、本来的、最初的意思:
"质"则有形体、根本、质地的意思。
所谓素质,实际上指的是可为各种具体技能提供依托和基础,又潜藏着发展的动力,并且能够突破局限,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统一体,并不断完善和优化素质结构的活动和过程。
只有触及人的素质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打一个比方,素质好比一块土地,而各种技能,不过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
土地为庄稼的生长提供了依托和基础,使得种子所具有的发芽、生根、开花、结实的潜能得以实现。
素质教育,好比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工作。
下下棋、弹弹琴,乃至学校绘画、唱歌和跳舞,不过是在素质的沃土上栽种一些花草,而并不是根本地改良土地;不过是在素质的模板上增加一些案图,而并不是改善这模板的结构。
说到底,学习具体技能师仅仅着眼于"器"、"用"、"末"的问题,而不是着眼于"道"、"体"、"本"的问题,都并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和关键。
国学经典教育不仅与素质教育具有一致的指向,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不二法门。
表面
上看,国学经典教育不直接养成某种技能,是一种"无用术",但它实际上是从更深厚和高远的层面做好夯实基础、调整结构、完善素质的工作,是一种源于根本、专注根本、为着根本的教育。
浸润在国学经典中,能感受和体味经典世界所蕴含的古人的思索,从而获得智慧和力量。
所以,国学经典是锻炼思维能力的工具,具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意义。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指出的那样,"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国学经典教育对于提高人文素养也具有任何教育内容所难以比拟的作用。
·国学经典教育是人文教育
教育以人为对象,本来是人的教育,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的目的,是要将人从不成熟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带到更自觉、更理想、更圆满的境地。
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为了促进人性境界的提升,为了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个人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
人文教育主张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发展丰富、健康的人性,使教育的对象不只是学得表浅的知识,而且通晓支撑这些知识的文化意蕴;人文教育不是要培养没有灵魂的专家,而是要造就具有文化修养的个体。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学经典已经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里,流淌在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
经典是连接我们和历史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缺乏经典教育,我们就无法踏上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道路,只能成为文化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学习国学经典,实质上就是走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感受这个家园的温馨,参加这个家园的建设,形成对他的情感皈依。
接受经典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把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根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把自己从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变成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的过程。
我们倡导国学经典教育,是基于传统经典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真切体认,是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血脉的尊重和发扬,是我们承认自己成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并且现在也不想割断这种亲缘关系的深情回顾。
总之,国学经典教育是实施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只有学习国学经典,才能砥砺我们的品行、健全我们的人格,使我们成长为德行高尚、知识广博、行为优雅的现代中国人;只有学习国学经典,才能植根于民族传统,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使我们成长为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
篇三:
国学文化的重要性
国学教育,是我华夏泱泱大国用历代以来的心血构建而成。
所积攒的精髓也是民族人文上的结晶。
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从整个民族层面来看,接受精髓、继承传统,是国家和民族首要面对的事情。
学习国学文化,诵读经典传承。
孩子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教育去更加亲近汉字、热爱母语。
而且还能提升自身的内涵、见识与修养。
当他真正了解了历史当中的文化传承,那就意味着,国学教育又培养出了一名出色的中国人。
可有些人却对那西方文明遥遥观望,总是向往自由与平等。
但身为一名炎黄子孙,倘若只向往西方的自由与平等,那又么怎可能证明自己所属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强国呢?
若是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都不被后代所熟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