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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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茅海建：

晚清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之洞的内心世界

　　科举试题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而科举消亡又显示着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张之洞（1837-1909），主持着晚清的学制改革。

他的主要代表作，当称《劝学篇》，虽由其幕中人士代笔，仍体现出他的思想，完成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读《徐世昌日记》，发现很有意思的记录。

1897年，翰林院编修、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来到武昌，张之洞与徐相见多达十六次，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经常是夜半谈到三四更，甚至天明。

他们是同乡。

张又是喜欢夜谈之人。

更重要的是，甲午战争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议调张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为此命张之洞进京，后因两江总督刘坤一赴山海关督师，改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

张由此对徐另眼相待。

徐世昌日记记录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的内心世界：

　　问当今挽回大局之要，当从何处下手?

芗翁云其要有三：

曰多设报馆，多立学堂，广开铁路。

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农工商兵，然必欲观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变科举。

多设报馆，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聋瞆;多立学堂，可以兴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杰出之士以搘拄残局;广开铁路，可以通万国之声息，如粤汉之路、卢汉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纳与俄国之路联接，五六年内一律告成，中国可不至于危亡。

大哉斯言，高出寻常万万矣。

至于变科举，尚不可以旦夕变，然终必至于变而后已。

（《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芗翁”即张之洞，号香涛。

奉天，今沈阳。

伯都纳，今吉林扶余。

张之洞之意是中国新修的山海关到奉天的铁路，延至伯都纳，与俄国的中东路相连接。

当时俄国已获得修筑中东路（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之权，该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至海参崴，尚未获得修筑中东路支线（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之权。

　　张之洞

　　张之洞本是科举健将，虚岁十四岁中生员，虚岁十六岁中举（顺天府试解元）、虚岁二十七岁中进士，殿试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

过了这些年之后，竟然主张变科举。

而他讲的报馆、学堂、铁路，与传统的儒学体系是有冲突的，而与前文提到的叶昌炽新式考题却是联通的。

徐又记：

　　芗翁云：

士农工商兵五者，兵须藉商之财之为养，而又非农工不能成，然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

今日泰西以商务立国，梦梦者几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众喙。

而为士者仍不力求实学以副其名，能无惧乎。

又言中国之弱，上溯其源，始于老氏之清静，继之于佛学之空虚，又继之以理学之迂拘。

老氏盛于汉，一洗秦之苛扰;佛盛于晋，亦稍弭一时杀戮之惨;理学盛于宋，大有功于五代之乱。

是皆有益于世，可救一代之弊。

然皆以静为之，不欲其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其不动也，以至于积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极矣。

又自唐专以文字取科名，有所为词章之学者其汩人材益甚。

直至本朝，更求工于小楷试帖，束缚为已极矣。

官到卿贰，不免于文字之考，何由得经济之才。

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彼饰皮毛，无益也。

又言：

能师管、葛，必大有功于世。

（《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张之洞认为，士农工商兵五者，士是最为关键者，即“农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训教不能精”。

他此时反对老学、佛学与理学，更反对科举之制度，主张“变计”，主张师从管仲、诸葛亮。

作为清朝的高官，作为当时许多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张的这种思想将会发生重大的作用。

徐又记：

　　三更，芗翁约谈，座有念劬，极言科举之当变，而又申说其办法缓急、难易之故。

一尊小酌，横论古今，直至四更□尽始散。

（《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

“念劬”，钱恂）

　　芗翁酌夜话，小酌，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闇，太息痛恨。

问余志学之所向属，择一事言之。

告以时事孔亟，愿闻经世立身之道。

云：

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

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

又论同治中兴名臣。

寅正始就寝。

（《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

寅正，早上四点。

此外，徐世昌还记：

“芗翁约夜酌，深谈，论各直省生人材质性情，欲提倡直隶人材有三要，曰多看书，多走路，多见人。

俟通俄干路成，能多出洋游历，方有实济。

”）

　　徐世昌是很谨慎的人，日记中一般不太会记录太多的事情。

他之所以会写下这么多，自然是受到了张的内心世界的感染。

　　从徐世昌日记之中，我惊诧地发现，张之洞的这些言论与梁启超此期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政论文章，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不能认为张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响，他与徐的谈话中，清楚地说明：

“宜极力讲求与诸务并举，不可惑于邪说。

”“邪说”一语，指的就是“康学”。

然而，从光绪二十三年武昌总督府的一次次夜谈中，我们可以隐隐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学制”的影子，看到张上奏停止科举的影子。

张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实际上已经发动了思想革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设计——持续长达数百年的传教事业，已为这个国家铺垫了最为基础的西学知识;持续长达数十年的洋务企业，也显示了西学知识的实际运用效果。

但是，旧的科举制度改变之后，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中学渐渐地不能为体了。

　　在这里，我似乎还需帮“中体西用”说几句话。

今天的人们对“中体西用”有着误读之处，甚至指责其不能彻底地改为“西体西用”。

最早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法的是孙家鼐，他是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管学大臣。

在“中体”与“西用”之间，张之洞、孙家鼐强调的是“西用”（“中体”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疑问），即容纳西学，使西学能正式进入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

这从《劝学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他们的这一提法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戊戌政变后，守旧的势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绪二十六年）之变，与“西”与“洋”有点关系的五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内务府大臣立山），被守旧派杀了。

　　徐世昌

　　思想革命的主体

　　由此可见，晚清的思想革命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

过去的人们过多地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的自我宣扬，认为他们甚至认为革命党人是思想革命的发动者。

从广大的人群来看，从宽阔的地域来看，康、梁和革命党人的宣扬效果有限。

以上谈到的人士，张謇、严修、蔡元培、叶昌炽、张之洞、徐世昌，以及后面还将提到的张百熙，都是两榜进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响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对康、梁的人物。

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学术的主流，代表着知识的最高阶层，也是思想影响力最大的团体。

　　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于近代教育：

从废八股到废科举，从办学堂到派留学，西学进来了，一点点扩大，成为知识的主体部分。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和发展，都来自于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张之洞、孙家鼐、严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员推动的，叶昌炽等一大批官员裹挟其中。

即便是蔡元培，也于1906年在清朝的京师译学馆教了一个学期的国文与西洋史。

由此，我以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导的，其主体是包括翰林院众多官员在内的清朝最高精英层。

　　我以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导在那个时代的决定性作用。

在科举制的时代，大多数苦心读书的人，决非为个人知识的增加、个人修行的提升，而是为稻粱谋，为了能进入政府谋得官位与名利。

到了此时，清朝政府主办或倡导的各类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员，需要大量的教科书，引出更多的士人与近代读书人投身于此;新式学堂的毕业生除了继续从事近代教育外，也进入社会，进入政府，进入军队，进入各行各业。

他们所凭借的，不再是对圣贤经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诗赋、小楷，而是数算格致、声光化电、各国语言文字，乃至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

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中学）的不足，外国知识（西学）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为了弥补中国知识人（新学人才）的不足，留学又成为清朝的国策。

外洋的博士，最初还只是比附中国的进士，后来又凌驾之。

　　科举与教育的变化，促进了近代传媒的发展，促进了各类社会团体的产生。

我在前面提到了叶昌炽的课题，兰州求古书院的学子、甘肃各地的生童，只能通过这类新书刊来获取新知识。

以各种知识名义成立的社会团体，吸引着许多知识饥渴的青年。

比起以往千年不变的四书五经，比起那些科举参考的高头讲章，这类新书报更具吸引力;在旧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读者到作者需要几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识体系之中，由于需求的旺盛，许多读者很快就成为作者。

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译、出版、书报等文化产业的中心，进而成为舆论和社会团体活动的中心，成为新式文明与文化的中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与清末新式教育相联系的海军与陆军（新军），也有相当大比例的军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现的新式媒体——报馆、出版机构的从业人员亦多有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

更为明显的现象是，清朝的官员，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后来大多成了民国的官员。

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内部人员没有太多的变化，外交部和海军部尤其如此。

我曾经帮忙审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人物传纪，主要是光绪朝后半段，发现其中许多人按照传统史学应列入“贰臣传”。

从清末到民国以至到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清朝官员不仅是“贰臣”，而且当了“三臣”甚至“四臣”。

徐世昌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晚清官员弃旧朝而投新朝，自然有着生计的原因，但他们在做政治选择时，并没有太多的思想痛苦。

这样的情景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

当然，还有一些官员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弃。

　　作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当大数量的留学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费留学。

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

其中一位，名为胡适之，是清朝政府选派的“庚款”学生。

清朝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在民国年间成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学生，成了民国思想革命的中坚。

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结局。

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1898年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时，意在中学容纳西学;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时，已是对旧式学人和儒学的宽容。

不到二十年间，中学与西学已是主客易势。

　　由此，我以为，从晚清开始的思想革命，通过近代教育和传媒工具，通过张之洞、叶昌炽、严修、蔡元培、胡适之等人，一步步到达彼岸。

西学的内容进来了，其中的政治学说也是清朝最为警惕的部分，清朝学部对教科书亦有审查，然这类审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词汇。

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一些名词的变换即可以拦截，而传统的“四书五经”崇高至上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一天天坠落。

我们再来看恽毓鼎日记中的两段话：

　　……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

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余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

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

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

学术人心，可忧方大。

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

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

书至此愤懑万分。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

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避，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

（《恽毓鼎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形式改变：

头场为史论，二场为策论（包含西政西艺之内容），三场为四书五经义。

按照以往的习惯，会试只重视头、二场，三场多为陪衬。

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会试，仍沿用之。

　　恽毓鼎也是进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编修。

前一段话写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任“癸卯会试”同考官，阅卷有感，矛头指向张之洞。

后一段话写于武昌起义之后，清朝大势已经不稳。

张之洞、张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学大学，是近代教育体制的设计者，也是留学日本的推动者。

在恽看来，清朝之所以灭亡，在于思想的变动，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变化。

　　清朝灭亡了，这是不变的事实。

然而清朝该不该亡，又是另一回事。

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

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2015年11月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晚清的重新审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年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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