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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进程

利率市场化进程

1993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利率改革的长远目标是:

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管理体系。

1996年:

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此举被视为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1997年:

1997年6月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放开。

1998年8月,国家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首次进行了市场化发债,1999年10月,国债发行也开始采用市场招标形式,从而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

1998年:

人民银行改革了贴现利率生成机制,贴现利率和转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的基础上加点生成,在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含浮动)的前提下由商业银行自定。

1998年、1999年:

人民银行连续三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文章《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坦承,2003年之前,银行定价权浮动范围只限30%以内。

1999年:

1999年10月,人民银行批准中资商业银行法人对中资保险(放心保)公司法人试办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的大额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进行了存款利率改革的初步尝试。

2003年11月,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可以开办邮政储蓄协议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降为3年以上不含3年)。

2000年:

2000年9月,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含300万)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30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仍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2002年3月,人民银行统一了中、外资金融机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

2003年7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管理,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

2003年11月,对美元、日圆、港币、欧元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2004年:

2004年1月1日,人民银行再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

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0.9,2],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

扩大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权,提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扩大到70%,下浮幅度保持10%不变。

2004年10月,贷款上浮取消封顶;下浮的幅度为基准利率的0.9倍,还没有完全放开。

与此同时,允许银行的存款利率都可以下浮,下不设底。

2006年:

2006年8月,浮动范围扩大至基准利率的0.85倍;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为支持灾后重建,人民银行于当年10月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机构住房抵押贷款的自主定价权,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

2012年6月,央行进一步扩大利率浮动区间。

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7月,再次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2013年:

2013年7月,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将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并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

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存款利率市场化所需要的各项基础条件,稳妥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尚有制度屏障

其实,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起步并不晚,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正式启动以来,至今已有十几个年头了。

尽管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外币存贷款利率也基本放开,但利率仍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并不是时机和快慢的问题,而是利率市场化依然面临一些关键的非市场化制度屏障。

一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存在着官方金融和民间金融两个市场,政府对金融资源监管一直很严格。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但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事实上,6月间中国大范围的“钱荒”恰恰就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遇到的新难题。

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及其地方融资平台通过表外贷款、企业债券、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加杠杆”的态势再度卷土重来。

由于存在着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这些杠杆率极高的“风险资产”,却享受了“无风险资产”的高信用和低成本。

  此外,随着货币当局金融监管的逐步放松,包括银行理财产品、政信合作等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工具被大量创设出来。

2013年一季度,基础设施信托余额达2.11万亿元,直接的政信合作业务6548亿元,同比增长160.85%。

这些高收益“无风险”资产的大量涌现,一方面造成了金融定价体系的紊乱;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金融资源的错配。

  从国际经验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是“价高者得”,而如果中国不能够真正向市场让渡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的话,中国利率市场化就可能变成“权重者得”。

大量的资金还可能继续投向与政府相关的项目和资金回报率高的领域,金融资源的错配局面并不会因贷款利率放开而根本性改变,这有悖于改革的初衷。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

京华时报)

美国利率市场化的他山之石

程实

2013年7月19日,中国迈出了利率市场化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尽管存款管制放开可能尚需较长时日,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已充分打开了市场的预期空间。

实际上,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后来者,智利、美国、日本和韩国就分别于1979、1986、1994和1997年全面取消了利率管制。

对后来者中国而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先行者,特别是美国的先行经验,中国政策决策者可以更好地把握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节奏,最小化改革过程中的经济损失和金融震荡,中国银行业也能更好地学习和参考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的前车之鉴,最大化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1980 年,美国通过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Institution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正式拉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贷款利率管制基本取消,存款利率管制的渐次削弱和逐层取消也自此展开,直至1986年,美国利率市场化成功收官。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从美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短期震动、长期影响和政策搭配看,四大美国经验值得中国深思、参考和借鉴。

首先,利率市场化的美国经验之一是,当实际利率畸高变得不可承受,利率市场化破冰就势在必然。

从美国的情况看,什么时候启动利率市场化,既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态势好坏,也不取决于实体企业获得融资的价格高低。

1974-1975年,美国实际GDP连续两年负增长,衰退并没有倒逼出真正的利率市场化;1974年,美国贷款利率从1960年的4.82%一路升至两位数,融资高价也没有催生出及时的利率市场化。

从根本上看,利率市场化的核心目标是降低经济增长的资金成本,减轻金融市场资金价格的扭曲程度,进而达到削弱金融抑制、促进金融深化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分析,实际利率相对于实体经济增长是否可承受,才是判断利率市场化启动时点的关键。

1980年,在通胀率高达13.51%的背景下,美国贷款利率飙升至15.27%,实际利率则为5.63%,不仅较1979年上升了1.64个百分点,更较1960-1979年的平均水平上升了3.71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1980年,美国实际利率高出实际GDP增长率5.92个百分点,此前1979年,实际利率仅相对高出0.84个百分点,而1971-1978连续八年里更是仅有1974年一年实际利率高出实际GDP增速,其他七年经济增长都能完全覆盖实际利率成本。

由此可见,1980年美国经济金融形势最大的变化恰在于,实际利率不仅有所上升,更变成了经济增长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1980年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

从利率市场化过程看,实际利率畸高和不可承受的特征并不会瞬时消失,1980-1986年间,美国实际利率分别为5.63%、8.68%、8.26%、6.58%、7.99%、6.68%和5.96%,经历了先高后低的演化态势,表明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过程中,效果显现也是先弱后强,利率市场化启动初期甚至会出现实际利率不降反升的情况。

从利率市场化结果看,完成利率市场化后,实际利率必然长期趋降,对于实体经济也不再是不可承受。

1987-2012年,美国实际利率平均值为4.35%,较1980-1986年间的7.11%大幅下降;实际利率高出实际GDP增速的平均幅度为1.78个百分点,较1980-1986年间的4.32个百分点明显降低。

再看中国,1980-2011年,实际利率平均值为1.85%,2012年则跃升至4.1%;1980-2011年,实际利率比同期实际GDP增速平均低8.15个百分点,2012年,这个差距突然缩小至3.7个百分点。

表明在实体经济增长长期趋缓的背景下,中国实际利率上升正悄然变得难以承受,因此,2013年正式放开贷款利率管制,迈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步,从美国经验审视,可谓正当其时、不容迟缓。

其次,利率市场化的美国经验之二是,利率市场化未必会导致利差收窄,但银行业竞争必然加剧,成本管控和综合化经营是商业银行险中求生、险中求胜的关键。

很多人认为,利率市场化必然会导致银行业利差下降,但从美国利率市场化的既成事实看,并非如此。

美国于1986年初最终完成了利率市场化,但FDIC(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权威行业数据表明,美国银行业NIM(净息差)不降反升。

1986年第一季度,美国银行业的NIM为3.29%,随后一路升至1992年第四季度的4.2%,然后才开始缓慢下降,直到2012年末,还比1986年的初始水平高0.05%。

不同规模的银行的NIM也大多经历了类似的先涨后跌,2012年末,资产规模100亿美元以上、10亿-100亿美元和1亿-1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NIM分别较利率市场化初期上升了0.2%、0.71%和0.33%,只有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NIM较利率市场化初期下降了0.52%。

美国利率市场化完成后27年的行业走势表明,利率市场化并不会导致净息差的立刻收缩,即便长期内,利率市场化也并不必然带来净息差绝对水平的下降。

而小银行传统业务经营受到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可能要大于中型和大型银行。

那么,造成美国净息差不降反升的原因是什么?

进一步的数据解构表明,生息资产收益率并非没有下降,而是下降了很多,1986-2012年,美国银行业生息率就下降了6.76个百分点,而同期净息差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息资产付息率下降的幅度也很大,1986-2012年达到了6.81个百分点。

这一结构表明,利率市场化的确会加剧市场竞争、特别是贷款的价格竞争,生存下来的银行并不是那些在资金吸收上打价格战的银行,而是有效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提升了资金运营效率的银行。

当然,一味降低资金成本,也只是守城之举,避免陷入传统业务上的恶性竞争才是生存发展的关键。

笔者利用FDIC的数据进行了测算,1986-2012年,美国银行业非息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2.04%上升至33.79%,表明只有避免一棵树上吊死、实现盈利结构多元化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利率市场化促进了银行业的优胜劣汰,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银行业资产收益率(ROA)为1.12%,较1986年第一季度上升了0.4%,同期,资产规模100亿美元以上、10亿-100亿美元和1亿-10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ROA分别上升了0.47%、0.37%和0.17%,只有资产规模1亿美元以下的银行的ROA下降了0.09%。

美国经验显示,利率市场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净息差的收窄,但毫无疑问的是,银行业的市场竞争会加剧。

在动荡环境中,只有坚持顺势而为、成本集约、多元盈利和创新发展的银行,才能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好的成长机遇。

与此同时,作为一定程度上具有规模效应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小银行未必船小就好调头,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小银行需要具有更大的创新意识才能在利率市场化后的行业洗牌中占据一席之地。

再看中国,股份制改革之后,中国银行业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增强盈利能力,并于2008-2013年危机期间实现了快速崛起,2013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显示,以一级资本排名,中资银行首次占据榜首地位,并在前十大银行中斩获四席。

但中资银行的盈利结构较为单一,以非利息净收入在总净收入中的占比计算,四家进入2013年排名前十位的中资银行的综合化率仅为21.5%、23.6%、29.9%和19.6%,大幅低于摩根大通的53.7%、美国银行的50.5%和汇丰银行的44.5%。

由此可见,中资银行虽然进步神速,但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仍需要大幅提升盈利多元性,加强创新能力,以综合化经营的深入推进应对未来的竞争和挑战。

此外,利率市场化的美国经验之三是,利率市场化必然伴随着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大幅震荡,唯有做好相应的政策搭配,保障微观个体的金融安全,改革才能在震荡中稳健推进。

在利率市场化导致竞争加剧、盈利困难的背景下,对于银行而言,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较大的市场动荡。

1986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业未实现盈利的机构占比就从年初的14.4%蹿升至31.2%;整个1986-1992年则是美国利率市场化的七年之痒,其间有1970家银行倒闭,而此前的62年里,一共也只有883家银行倒闭,而1993-2013年的10年间,即便发生了次贷危机,累计也只有604家银行倒闭。

在银行大范围陷入生存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储户利益受到极大的威胁,1933年建立起来的老旧存款保险制度也难以应对复杂的局面。

如此背景下,美国决策层进行了大量补救性的政策搭配。

一方面监管机构加强了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力度,避免系统性风险发生;另一方面,美国分别于1982年和1987年通过了两部重要法案,赋予存款保险机构更大的权力和力量,并对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了体制上的夯实,最终起到了增强储户信心、维持金融稳定、减轻利率市场化直接冲击的有效作用。

从美国经验看,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是对冲利率市场化风险的核心举措。

再看中国,在利率市场化迈出关键一步的同时,存款保险制度也已接近破冰。

种种迹象表明,历经十六年的理论研究和政策酝酿,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呼之欲出。

2012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指出:

“目前,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基本成熟”;9月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则要求“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存款保险立法进程”;2013年5月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进一步明确:

“当前,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 实施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和论证, 各方面已形成共识, 可择机出台并组织实施”。

2013年7月2日,《中国日报》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话报道,中国可能在年底前启动存款保险制度。

吴晓灵表示,中国央行已将存款保险计划列入2013年关键改革目标行列。

利率市场化的美国经验充分表明,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银行业竞争加剧,借由传统业务实现持续盈利的难度有所上升,个别金融机构陷入生存危机的可能性加大,而存款保险制度的适时推出,将有望对利率市场化的伴生风险形成有效对冲。

因此,尽管国际金融环境动荡不安、中国金融市场也风险林立,但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可谓恰逢其时。

最后,利率市场化的美国经验之四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需要长期忍耐和循序渐进。

无论相应的政策搭配做得如何完善,利率市场化始终是一国金融体系伤筋动骨的一场大变革,部分银行的倒闭几乎不可避免,宏观增长和微观福利在大变革中都要承担显著的机会成本,甚至是绝对的经济成本。

1980-1986年推进利率市场化期间,美国宏观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79%,大幅低于此前1960-1979年间3.95%的平均增速,1980年和1982年,美国经济甚至还陷入了萎缩困境;此外,微观主体也承受了巨大压力,1980-1986年间,美国月均失业率高达7.97%,大幅高于1948-1979年月均的5.15%,1982年底,美国失业率甚至升至10.8%,这甚至是1947年1月至2013年7月788个月里,美国失业率的最高点。

美国经验充分表明,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利率市场化绝不例外,即便是金融体系相对成熟、经济发展相对领先、微观基础相对坚实的美国,也必须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保持耐心,并以渐进式推进的方式在长期中分摊改革成本,进而防止金融动荡升级为金融危机,经济放缓恶化为经济停滞。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从改革推进理念上看,必须要有做出一定经济增长牺牲的思想准备,政策搭配应力求减小冲击、分摊成本,而不能奢望完全化解冲击;必须要有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忍耐性,如若在增长压力下骤然中断利率市场化的既定进程,打乱改革节奏,那么,因噎废食可能会导致中国错失利率市场化推进的最佳时机,并在长期中受到更大的金融压抑的负面影响。

此外,从改革推进方式上看,鉴于改革成本和直接冲击较大,把握循序渐进的节奏十分重要,具体而言,在贷款管制放开后,中国政策层一方面需要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做好基础性保障工作,另一方面要分阶段、分层次,由长及短放开存款管制,并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前择机推出大额可转让存单,为后续改革做好缓冲和铺垫。

总之,利率市场化事关重大,中国既然位居后发地位,就要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借鉴美国经济经验,用好他山之石,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稳健推进和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利率市场化渐行渐近

根据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经提上今年金融改革的议程。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也提出,今年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全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政策出台将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起到加速的作用。

利率市场化最终会到达哪一站?

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微博)看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以实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推出挂钩Shibor的定期存款品种等,小额短活期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将最终标志改革基本完成。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主管温彬认为,目前来说,利率市场化改革包括适时取消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提高到20%或以上;简化存贷款利率期限结构,取消一年以上期限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等。

事实上,2012年央行在两次宣布调整利率的同时,也附带宣布调整金融机构利率浮动区间:

自2012年6月8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自2012年7月6日起,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

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无疑是向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时隔数月,根据《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3月份一般贷款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64.77%,比年初上升5.03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执行基准利率的贷款占比小幅下降。

对你我影响几何?

利率市场化渐行渐近,对你我影响几何?

在业内人士看来,利率市场化意味着资金定价由市场决定,也将是货币政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郭田勇认为,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也是一场重大的分配改革,是国民增加值在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重新分配,是金融业反哺实体经济的重大举措。

随着利率市场化稳步推进,银行业的格局将发生变化,由于成本和资源等因素的束缚,中小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大的冲击。

孙立坚认为,这将倒逼中小银行提高专业化程度,做好差异化服务。

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此前指出,传统上的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对于老百姓来说作用非常间接。

而利率调整实际上是实体经济部门融资价格的变化,每个金融消费者以及存款户的存款和利息也能立刻反映出来。

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钱袋子是否会“安全”地鼓起来。

上海市民叶幸经常为买什么理财产品发愁:

“先要衡量哪些产品风险较小,不会赔本;还要算不同到期期限、不同年化利率的理财产品最后能挣几个钱。

”叶幸称,这般绞尽脑汁就是因为总担心手上的钱会贬值,就算如今存款勉强跑过CPI,只存钱也感觉不到增值。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普通居民,资产增值首先要跑过物价上涨,其次还得获得与市场地位相适应的利率水平。

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倒逼银行的存款、理财产品有更多差异性,老百姓理财也可以有更多选择。

改革进程还需几多“靠山”?

业内人士指出,央行一旦取消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完全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基准利率的确定;二是基准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

因此,利率改革必须步步为营,还需多方面保证。

例如,为了避免经营不善的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风险加大,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存款保险体系和问题银行退出机制的建设就必须先行。

事实上,相关保障措施还关系到作为金融消费者的老百姓的利益。

梅兴保等专家曾多次呼吁,保障百姓利益,存款保险制度最为关键。

郭田勇认为,首先,商业银行作为改革的重要主体必须具备较强的自主定价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其次,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完善,才能将伴随改革而来的风险和损失降到最小。

再次,发达的金融市场也是利率市场化的必备条件。

据新华社

央行:

渐进方式推进利率市场化

记者:

我国年内可能会取消贷款利率浮动的下线,那么我国为什么会设定存贷款利率的上线和下线呢?

  郭田勇:

90年代中央对商业银行对存贷款的利率完全作出规定,而且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中央银行的规定来办。

到本世纪初开始,逐渐一方面使贷款那块上浮空间不断的增大,只需要一两年利率上线就取消,而在下线上也开始逐渐放松,商业银行对贷款的利率的管制越来越少。

所以贷款利率下线抵消是这种趋势进一步的延续。

  记者:

那么监管层取消贷款的利率的下线意味着什么呢?

  郭田勇:

在某种程度上银行为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进行调整,应该是有帮助的。

大型央企包括政府一些大项目,有可能会要求银行给出更低的价格,那么银行的利差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就有可能把更多的贷款投到中小企业、科技类的企业、这些银行议价能力比较高的这些领域里面去。

  记者:

假如今年顺利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线浮动,下一步央行又该做一些什么呢?

  郭田勇:

未来也可以考虑在存款利率上进一步扩大上升空间,进一步减少利率的档次,这样就意味着我们从根据市场化改革上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尹中立:

充分的市场化才能够使资金配制到该配制的地方去,只有利率市场化了,就会使得更多的民营经济获得相应的资金的支持,否则资金都在国营企业那边打转转,或者是在银行体系内打转转,这实际上还是没有好处的。

鲁政委:

谈活存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政策必须是稳健的,不必投放太过,不是政策的愿望。

用好增量的意思就是今年经济远远需要流动性支持的情况下,这个政策也不可能是过紧的。

中国人民银行7日于此间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3》指出,从国际上的成功经验看,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立足国情,采取渐进的方式加以推进。

报告指出,以渐进方式推进改革将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央行表示,将在综合考虑改革所需各项基础条件的成熟程度,全面评估和权衡推进改革的宏观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与存款保险制度、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等相关经济金融改革的推进进程相协调,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利率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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