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进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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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进展

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进展

　　【摘要】亲属活体肾移植发展迅速，关于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的心理学研究也是近年来学者的关注重点。

亲属肾移植供体在围手术期易发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性别失衡、年龄、经济条件、婚姻、家庭状况和供体对医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可能会干预到亲属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

针对不同亲属肾移植供体的不同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是现阶段肾移植心理治疗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肾移植；焦虑；抑郁；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6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6）10-0048-02

　　Abstract：

Livingkidneytransplantationhasdevelopedrapidly，thepsychologyinlivingkidneydonorsisthefocusofscholarsinrecentyears.Thedepression，anxietyandotherundesirablemoodcanbefindinlivingkidneydonorsinperioperativeprone.Sexratio，age，maritalstatus，homelocation，incomeoffamilyandknowledgeofkidneytransplantationcaneffectthepsychologyinlivingkidneydonors.Formulateindividualized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smeasureaccordingtothedifferentconditionsofpsychologyinlivingkidneydonors，isthekeypointtoimprovethedepressionandanxietyoflivingkidneydonors.

　　Keywords：

Kidneytransplantation；Anxiety；Depression

　　1亲属活体肾移植的研究现状

　　肾移植是目前公认的终末期肾脏病的最佳治疗方法，也是全球开展最早的、技术最成熟的器官移植。

全球第1例活体供肾移植是由Merril和Murray于1954年12月在一对同卵孪生兄弟之间实施，术后存活期为8年，并由此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我国的第一例活体肾移植手术是梅骅教授在1972年于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施行。

经过几十年国内外泌尿外科医务工作者的努力，肾移植技术及术后免疫抑制治疗已日趋成熟，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据美国的统计学资料显示，尸体肾移植的1年生存率884%，5年生存率655%；活体肾移植1年生存率945%，5年生存率786%。

截止到2009年，全球已有75万例患者接受了肾移植手术，其中中国大陆占86万例[1]。

目前我国肾移植手术量位于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很多肾移植中心已和国际顶尖移植中心水平不相伯仲。

　　随着肾移植手术技术及围手术期治疗水平的成熟，肾移植供体的来源短缺现已经是制约肾移植手术发展的最大瓶颈。

我国每年100～200万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中，可以得到器官移植的患者不足1万例，广大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仍依靠透析维持生命，5%的患者在等待肾源的过程中死亡。

现阶段肾移植供体的来源途径主要有尸体供肾及亲属活体供肾。

尸体供肾由于其来源稳定，曾经是肾移植供体的主要供体来源，但其仍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需求，并且由于伦理、法律等多方面原因，其发展受到制约。

亲属活体肾移植是解决肾源短缺、家庭内自救的有效途径[2]。

相较于尸体供肾，亲属活体肾移植有更好的组织相容性、更好的器官质量、更短的肾缺血时间及更高的存活率。

由于其排异性小、存活率高、器官质量好等优势作为尸体供肾肾移植的有力补充给予了大量晚期肾衰竭患者生的希望。

近年来腹腔镜活体肾切除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减轻供体的痛苦，保证了捐献者的安全，更促进了亲属活体肾移植的发展。

有报道称亲属活体肾移植比尸体供肾移植长期存活率高10%～15%左右。

亲属活体肾移植在国外开展的较早，应用的也较广泛，欧美国家约占肾移植的40%，土耳其等国家更是高达80%以上[3-4]。

　　2亲属活体肾移植的心理特点

　　亲属活体肾移植手术的成功，无疑能使受体获益，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

但作为亲属活体肾供体一方，却会承受手术创伤、康复及昂贵医疗费用的担忧，面对亲属间各种意见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严重的负性心理，影响其生活质量[5-7]。

供体虽然绝大多数都是自愿捐献，但作为一个原本健康的个体，面对亲人反对、担心手术失败等种种压力，其心理特点是非常复杂的。

而这些复杂心理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手术是否可以顺利进行。

所以在围手术期对供体适度而恰当的心理干预，沟通疏导其心理问题，有助于其适应术后生活的改变及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亲属肾移植供体捐赠肾脏的过程是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

以往的观念认为亲属肾移植供体通过捐献器官拯救了家庭成员的生命，可以提高自尊及自我评价，能够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感。

Clemens等[8]的研究表明，亲属肾移植供体的性格共性是其较一般人群更为冷静、开朗、易于满足，不易感到生活是无望的。

因此，在以往的思维中，亲属肾移植供体是属于为人乐观、积极性高及高度利他主义的一群人。

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需要情感支持与信息支持，供体的不良情绪主要源自于对经济负担的顾虑、对手术效果的担心、对移植手术知识的信息缺乏、是否影响日常生活的担心以及心系肾移植受体的健康等多方面。

Nejatisafa等[9]的研究结果表明，亲属肾移植供体的生活质量评分（QualityofLife，QOL）低于健康人群。

　　3影响亲属活体肾移植心理状态的因素

　　人类的心理是多样化的，同样亲属肾移植供体的心理变化也各有各的不同。

个人情况的不同、个体条件的差异、家庭环境的互异造成了不同供体间的心理状态的不同。

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对此领域进行了探讨。

孟晓云等[10]采用医学应对问卷及观察访谈法对52例亲属活体肾移植供体进行调查，表明亲属肾移植受体的未来健康状况、经济负担、孤肾生存的危险是影响供体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

殷艳等[11]评估了19例亲属肾移植供体的术前焦虑、抑郁症状，观察到供体在术前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症状，之后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并经过6个月随访，所有实验对象的心理状态、家庭生活和日常工作均良好。

李福宣等[12]对25例亲属肾移植供体施行内容包括：

心理疏导、介绍手术相关知识、情绪松弛疗法及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统的护理干预，发现其相较25例未施行护理干预的对照组，供体术后血压、心率及焦虑值均有降低。

　　性别失衡是之前亲属肾移植供体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由于亲属肾移植供体的性别失衡，会导致肾移植后的排异、药物反应以及术后并发症的不同，并且对肾移植手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故其已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重视。

先前有研究表明肾移植中女性作为肾移植的供体比例较高[13]。

女性的性格上更加富有爱心及同情心，故更容易成为亲属肾移植供体的献身角色。

而部分女性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使更多女性在供肾的选择中被迫挺身而出。

另外一方面，男性在家庭中多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其供肾之后存在的潜在身体危害从而影响家庭收入，让更多家庭的供体选择结果倾向于女性。

此外，男性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患病率高于女性，导致部分男性在供体的选择过程中被排除在外。

女性的心理较细腻，同时易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这对亲属肾移植供体心理研究造成了一定影响。

如何针对女性供体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是肾移植医务工作者面临的一道难题。

　　年龄也是影响亲属肾移植供体心理的一项重要因素。

随着近年来人口老龄化、晚婚晚育、计划生育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供肾逐年减少，很多亲属肾移植的来源都来自于患者的父母，故老年亲属肾移植越来越受到重视。

陈正等[14]研究了43例年龄超过55岁的老年亲属肾移植供体与89例小于55岁的中青年亲属肾移植供体，认为老年亲属肾移植供体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严格控制纳入标准、全面评估身体情况的前提下，老年亲属肾移植供体与中青年肾移植供体的疗效及安全性是没有差异的。

虽然在手术安全性上尚不存在问题，但老年供体的心理状态仍需重视。

老年人身体恢复能力较青年人差，其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亦较高，肾移植围手术期时其更易因担心术后的健康问题而导致各类不良情绪。

另外，老年人离退休之后，社会角色转变，与人与社会的接触减少，易引发各类心理问题，其作为亲属肾移植供体后，更容易诱发不良情绪的发生。

　　经济条件对亲属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况亦有影响。

孟晓云等[10]对52例亲属肾移植供体进行研究，其中有36例表示经济负担对其术后应对方式有影响。

部分供体处于中青年阶段，是家庭收入的中流砥柱，承担了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的责任，由于很多亲属肾移植供体缺乏对手术的认识，担心手术失败影响劳动力、担心手术费用问题，这都容易产生焦虑及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从而影响术后的恢复及心理健康的重建。

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可能对手术采取相对积极的态度，而经济拮据者则会对术后长期的经济负担产生抑郁焦虑的情感，从而影响术后的健康及心理建设。

另外，经济条件富裕的受体及供体，其术后规律随访的可能性更高，从而能得到更好的预后。

因此，完善社保体系、为肾移植供受体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是缓解术前供体焦虑抑郁心理状态的一项有效措施。

　　婚姻及家庭状况对亲属肾移植供体的心理状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有研究表明[10]，社会、家庭支持与回归是亲属肾移植供体术后应对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

Karrfelt等[15]调查了67例亲属器官移植供体，他们都希望能在移植前后得到心理支持，尤其是家庭、社会方面的支持。

亲属肾移植供体在肾移植手术进行前承担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的支持及亲人的照顾可以让他们减轻思想负担，采用更为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思想压力。

完整的家庭与和谐的婚姻可以为供体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精神支持及护理，这对于供体术后的快速恢复，重新进入社会角色以及术前焦虑、抑郁的缓解有很大作用。

故在亲属肾移植供体的心理干预中，需要对供体强调家庭支持的重要性，从而为供体提供最好的心理恢复环境。

　　亲属肾移植供体对医学知识的了解程度也可能干预到其心理状况。

对肾移植手术获益及风险的不了解，会让亲属肾移植供体产生对手术风险的恐惧、对术后疼痛的担忧、对术后是否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顾虑。

有研究表明[10]，对亲属肾移植受体未来健康状况、孤肾生存的危险及自身未来健康状况的担忧，是影响亲属肾移植供体术后应对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加强术前的沟通、做好肾移植知识的普及工作，尤其是运用治疗型沟通系统对亲属肾移植供体进行干预，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术前应告知供体，一个功能正常的肾脏足以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求，而亲属肾移植有着更好的组织相容性、更好的器官质量、更短的肾缺血时间及更高的存活率，同时也能保证供体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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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6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