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命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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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命运

关于新MEGA及其研究的几个评论

　　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简称）特别是新MEGA的优点在文献学方面，可望使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更加细化。

但近些年对MEGA的强调以及马克思学取向，存在着拔高和神化MEGA的倾向。

MEGA注重再现文本形成过程，也构成了对相对成熟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构。

MEGA研究易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扩大化。

彻底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只是文本上的难题，更是思想上的界限，必当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进行理解。

历史考证版研究的盛行，同整个当代技术与后现代状况下历史编纂学以及谱系学的兴起有关，也同当代学术对经典文献的解构倾向有关，更与现时代思想的匮乏状况相关。

无论对新MEGA作何种评价，当务之急是如何促使这项刚刚过半、且一直延宕的工程能够加快进程，包括在充分汲取新MEGA成果的基础上有力推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第2版的出版进程。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邹诗鹏文

国外哲学近三年发展概览

　　近年来，国外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哲学家们更加关注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试图通过对传统的重新理解和对当代社会、科技最新发展的哲学反思，加强对人性的深入探索。

各种哲学传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乃至相互影响，已经成为当今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不同哲学研究方法的并存为哲学研究本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当代西方哲学正处于一个转变的时期：

对传统哲学的重新阐释预示着哲学家们始终希望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利用而进一步说明自身哲学地位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合法性，而对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积极反应，则表明了哲学家们仍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正是当代哲学得到更新的重要现实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江怡文

多元化路径：

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的反思和重构

　　在劳资关系的转型中，我国目前以“强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依赖国家立法和规制来干预、平衡劳资关系的调整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劳资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法满足当前的需要。

因此，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模式多元化路径的制度创新需求显得越来越紧迫。

这种制度创新可以简略概括为：

以政府调整劳资关系模式为主导；以发挥工会作用，建构中国化的集体谈判模式为主要手段；以通过公司治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弱者地位来实现劳动权保护的调整模式为基础条件，三者共同构成我国劳资关系调整多元化模式。

文本的命运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与把握离不开对其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及版本源流等方面所作的考察和辨析，这也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本文根据翔实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研究动态，梳理了这一文本原始手稿的保存和归档情况、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的过程、《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以及MEGA2的编排设想和编排顺序，并阐明了笔者对于文本研究中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之间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版本

　　一部经典文本的命运往往犹如个体生命的历程，曲折而多变。

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著述来说，不仅写作过程断断续续，几经周折，最终留下一部由写法不同、各章篇幅不均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等构成的相当松散的著述［1］；进一步的考察还会发现，这些遗稿在以后的岁月中保存地点被多次转换，有的散落，有的受到“老鼠的牙齿的批判”，有的字迹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经过不同保管者的手之后，他们都作过不同方式的编码、归档以及对其内容的逻辑处理，手稿从零散发表到全书出版，费时近九十年。

其中，《费尔巴哈》一章更是出现了多种结构编排不同的版本，1997年以来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小组”又提出了新的编排设想、编排顺序和编排方式。

凡此种种，对作者原始思想的准确呈现和客观理解增添了阻障与困难。

显然，弄清楚这些曲折和源流也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刊布情形

　　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前奏”的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发表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期）上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对《神圣家族》的责难的答复，即短评《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回复》最早刊登在《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1846年第2卷第7期），未署名。

这是宽泛意义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发表最早的篇目。

但严格说来，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写完这篇答复之后，才在朦胧中形成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所以还不能把它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不能把它等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一章。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短评的文字同《圣布鲁诺》章中的一处非常雷同。

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42卷第364—367页、第3卷第109—111页。

）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边为该书将来的正式刊印和出版做着努力，特别是在进入第二卷的写作之后，他们与众多出版商有着频繁的书信来往。

除了联系出版事宜，马克思还委托约·魏德迈与出版商、实业家直接接触和谈判。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

出版商们表面看来对这部书很感兴趣，然而出于商业利益或者观点分歧，还没有谁真正愿意接受这本未完成的书稿，再加上当时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干挠，所以出版事宜一直未落实。

　　原来打算在威斯特伐利亚创办一家出版所用来出版这部两卷本著作的计划宣告失败，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未完成产生了直接影响。

当时，《费尔巴哈》部分还没有写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的第二卷手稿也还处于分散状态，没有作统一调整和合并。

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出版时曾说：

“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

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P34）。

　　当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未能出版，但其中的部分章节在当时还是以零散的方式发表了一些。

计有：

　　1作为第二卷中一章的《反克利盖通告》于1846年5月以石印单行本形式发行；同时由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要求，克利盖也于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主编的《人民论坛报》第23号和24号上发表了这一文件；该通告还曾刊登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6年7月号上。

　　2起初作为第一卷中的一章的赫斯所写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

（阿·卢格：

）〈巴黎二载。

文稿和回忆录〉》于1847年8月5日和8日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63号上。

　　3作为第二卷第四章的《卡尔·格律恩：

〈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于1847年8—9月刊登在《维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第3年卷第8、9期上。

　　4作为第二卷中一章的恩格斯所写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于1847年9月12、16日，11月21、25、28日，12月2、5、9日陆续刊登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74、93—98号上。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所发表的几乎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内容。

　　此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问题一直没有再提起过。

　　事隔十六年之后的1883年，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斗争的实际状况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曾经考虑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内容。

6月12—13日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的附言中写道：

“1847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您认为把该文作为小品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是否适合时宜？

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

”［3］（P40）6月22日，他在给伯恩施坦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时说：

“您如果去巴黎，务必渡过海峡到我们这里呆几天……这里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到时我要给您看的既有前一封信提到的大胆的稿子，也有其他的稿子。

”［3］（P41）不过，此后在8月27日的信中，恩格斯最终又放弃了发表这部手稿的念头，他认为，“关于大胆的稿子的建议，不如说是一个不好的玩笑。

只要存在反社会党人法，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唯一能够存在的机关报，那末无论如何不能由于这类次要问题而向党的队伍投下一只纠纷的苹果，如果有人想把这当作‘原则性问题’，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3］（P55）

　　伯恩施坦1896年5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引用了上述这些书信的内容，并报道了他1884年春拜访恩格斯的情形：

“关于那部‘无比大胆的著作’，（他）在此只是说那是挖苦讽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和著作的作品，它有时充满讽刺性的幽默——比如以把吕宁和皮特曼及其伙伴诙谐地比喻为大熊和小熊——，有时又显得冷峻辛辣，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人们遭到了格外尖锐的批判。

”［4］（P35—36）根据伯恩施坦的回忆，那部“无比大胆的著作”还应当包括恩格斯1847年初作为第二卷的延续部分写成的手稿，即1932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题的那篇短评。

此外，伯恩施坦还回忆了恩格斯关于批判施蒂纳和费尔巴哈部分的手稿的一些看法，并且说恩格斯在谈论这些部分时没有一次提到由这些部分所组成的两卷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的情况。

　　无疑，恩格斯在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问题上的反复，直接导致了伯恩施坦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回忆，这对他以后处理手稿时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手稿的保存、归档情况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倍倍尔、伯恩施坦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先后接手过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

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对手稿做过标记及编码。

有些手稿散失，有些手稿在发表后底稿被毁，还有些手稿是20世纪60年代才找到的。

　　1恩格斯的标注和归类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接管了他的手稿。

现在还弄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翻阅《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稿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在原始手稿中的五篇的最后一页，写下了标注，并且初步排列了顺序：

　　——“一、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二、布鲁诺·鲍威尔 1845/46”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格律恩 四、‘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库尔曼”

　　以上标注涉及除《圣麦克斯》以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内容，但在《圣麦克斯》手稿中没有见到恩格斯手写的这种标注。

　　在恩格斯晚年时，路·费莱贝格尔“根据恩格斯的吩咐、按照恩格斯口授的内容编制”了一份以《将军的笔记》为标题的清单，其中有几条涉及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

　　“……

　　2）施蒂纳，1845/46，摩尔和我

　　3）费尔巴哈和鲍威尔，1846/47，摩尔和我

　　……

　　13）‘真正的社会主义’，1847，摩尔和我

　　……”［4］（P35）

　　这份清单据说是总共二十一条，在结尾处有一个标记，注明清单所提到的手稿中哪些该交给爱琳娜·马克思。

第2、3和13条所提到的手稿不属此列。

清单中没有提到《序言》的手稿。

这份清单证实，当时恩格斯是将保存下来的手稿按不同主题分别捆扎起来的。

现在保存下来的第二卷的四卷手稿无疑也属于第13条的内容。

但是也可以推测，第13条的内容指的是恩格斯在1847年初所写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手稿。

　　2伯恩施坦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处理

　　1893年7月29日，恩格斯在其最后的遗嘱中将自己的遗稿托付给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这其中包括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

根据伯恩施坦的说法，恩格斯逝世以后，这部分手写的遗稿“被装在一个箱子”，交给倍倍尔监管。

它们“在很长时间内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后来——在倍倍尔逝世前几年——被转移到我的住处，由我保管”［5］。

1924年11月21日，由伯恩施坦、鲍·尼古拉耶夫斯基和约·欣里克森在柏林共同签署过一份目录，叫做《交还给党的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以及他们所写的和所收到的书信目录》。

这份目录涉及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是：

　　1手稿

　　a.手稿施蒂纳，几叠手稿的页码：

74＋149＋202＝425页

　　b.手稿“真正的社会主义”＝4页

　　c.手稿《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36页

　　d.手稿“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12页

　　e.手稿卡·格律恩：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56页

　　f.手稿路·费尔巴哈＝112页（第1—64页及69—116页）

　　g.……

　　2书信

　　第1包书信：

……

　　第2包书信：

一张手稿（1页）……

　　第6包书信：

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的手稿……

　　第9包书信：

恩格斯有关“德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手稿……

　　第14包书信：

恩格斯的各种手稿［4］（P36—37）

　　这份目录中未收录《莱比锡宗教会议》和《圣布鲁诺》的手稿，后者当时已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保存。

　　根据“f.手稿路·费尔巴哈”这一部分手稿中所编的页码1—64和69—116，可以重现出那些部分以怎样的顺序分别属于以下各编的内容：

　　1和2=《一、费尔巴哈。

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

　　3—6=《一、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一、费尔巴哈”开头部分的第一篇异文。

第Ａ节）

　　7—12=《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关系……》（誊清稿，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注页码）

　　13和14空白页

　　15—40=《福音书批判研究》

　　41—44=《一、费尔巴哈。

正如我们德国的玄想家们所许诺的……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一、费尔巴哈”开头部分的第二篇异文。

“导言”和“第１节”的草稿）（不包含第2张，这一张的最后一页上写有“无法编排”字样。

）

　　45—48=《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

……个人……》（誊清稿，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注页码）

　　49—64以及69—116=《一、费尔巴哈。

草稿和笔记》（不含第1、2、29页和未编页码的背面的内容）

　　后来，伯恩施坦还单独编制过一份《恩格斯所遗留的手稿目录》。

其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

　　12批判施蒂纳的手稿；

　　……

　　18批判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的手稿；

　　19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手稿；

　　……

　　25《福音书批判研究》［4］（P37）

　　可以看出，实际上当时伯恩施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由哪几部分组成并不十分清楚，他竟然把《福音书批判研究》也归入其中。

　　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目录目录1》中，恩格斯名下的书稿登记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部分的情形是：

　　卷帙编号：

　　134《费尔巴哈》手稿第16—19页遗漏的内容

　　201《关于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批判》

　　    《卡尔·格律恩：

〈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

四、“真正的社会主义”》

　　202第2篇论文：

《私有制、国家、法律》

　　228《圣麦克斯》第1、2部分，《新约：

“我”》

　　229《莱比锡宗教会议》［4］（P38）

　　此外，目录中还收录了以下内容：

　　卷帙编号：

　　128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学，1847年

　　170《经济与消费（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

　　177《“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7年

　　180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论述和笔记［4］（P38）

　　3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收藏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手稿后来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该所德国组组长布鲁门博格于20世纪60年代编辑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中所记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情况如下：

　　编号A7共8札对折纸662页（其中主要是恩格斯的手稿，其中还包括几页马克思和魏德迈的手稿，手稿中多处是经马克思修改的，有26页磨损很大，文字磨损处已修补上），其中10页空白

　　第1札费尔巴哈——写了85页，5页空白

　　第2札私有制、国家和法——写了133页，3页空白

　　第3札莱比锡宗教会议——写了37页，1页空白

　　第4札圣麦克斯——写了151页，1页空白

　　第5札新约：

“我”——138页

　　第6札真正的社会主义——40页

　　第7札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56页

　　第8札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等等——12页

　　编号A8《圣麦克斯》对折纸6页（有破损,上面有伯恩施坦写的一句话：

“《圣麦克斯》，——在社会党文件中已节略地刊印过”）

　　编号A9石印的《反克利盖通告》。

布鲁塞尔，1846年5月11日［6］

　　三、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种手稿处于散乱状态，凡能够接触手稿的人几乎都未能从总体上把握其原始结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没有被集中发表，只是零星刊出。

这其中接触过原始手稿的梅林、伯恩施坦、迈尔和梁赞诺夫等人在整理、编辑方面起过各不相同的作用。

　　1梅林大致明了全书的总体结构，但由于轻视其思想的重要性而没有将其出版。

　　恩格斯去世后，梅林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

在编辑过程中，梅林从保存于伦敦的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中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现了马克思1847年4月8日发表在该报上的一篇短评［7］（P42—45）。

其中，马克思谈到了“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

本来按照这样一条线索，再加上梅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比较熟悉的优势，况且《“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以及第二卷第一章和第五章的手稿当时也放在他那里，凭着这些条件他是可以完整地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但由于对这部著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致于他没有这样做，而只在1896年6月的《新时代》上公布了马克思那篇短评中的两个段落。

　　2伯恩施坦由于不明白遗稿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哪一部书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只是零散刊登了一些章节。

　　首次由伯恩施坦发表出来的是批判格律恩的部分。

1899年，由他编辑并以《卡尔·马克思论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的卡尔·格律恩》为题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第1册第4—11、37—46、132—141和164—172页。

伯恩施坦在编者《前言》中写道：

“以下文稿系从恩格斯遗稿中发现的手稿刊印。

……手稿是恩格斯抄写的，马克思本人在上面作了个别简短的补充。

可以推测，虽然马克思是此文的主要作者，但是恩格斯也参与了实质内容的写作。

”［8］（P5）伯恩施坦指出，还无法确定这篇手稿是不是（已经刊印的）文稿早期的或晚期的异文。

而在1896年5月，他还认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写的”；“手稿很可能是恩格斯抄写的一份副本，马克思把它留在身边以备将来使用”［9］（P216）。

伯恩施坦在付印时划掉了原稿中的编号“Ⅳ”，而没有提醒人们注意到对手稿的辨认。

伯恩施坦也没有说明这篇手稿在其他手稿中的位置。

　　1902年12月，由伯恩施坦主持推出《社会主义文献》丛书时，他以“《社会主义文献》编辑部”的名义撰写了《前言》，其中写到：

“在恩格斯通过遗嘱委托倍倍尔和本杂志主编人保管的手稿中，也有一篇评论或者批判麦·施蒂纳的文章。

”伯恩施坦称这篇手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一份“来自……恩格斯的清单”。

伯恩施坦没有深究有多少内容出自马克思之手，多少内容出自恩格斯之手这样一个问题，但他推测赫斯也参与了这项写作，而且认为赫斯在其中担负的工作“不仅仅是抄写”。

他这样说的根据是恩格斯对他所作的一个口头说明。

他首次指出，遗稿中有一篇赫斯撰写的批判先知库尔曼的手稿。

伯恩施坦写道：

“手稿上端有一个罗马数字‘Ⅲ’，这说明它当时被视为整部著作中的一部分。

它的前几句与《莱比锡宗教会议》一文相衔接，后者即是梅林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的第99页及以后几页中所谈论的那篇文章，它讽刺了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1845年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三卷的著作。

与其他任何文章一样，这篇手稿也把施蒂纳称作教父‘圣麦克斯’”［10］（P17—18、19）。

　　伯恩施坦没有完整地发表《圣麦克斯》一章，他首次发表的部分包括：

第一部分《旧约：

人》当中的第1、2、3、6小节的全部内容和第4小节的部分内容；第二部分《新约：

我》当中的第1、2、3小节的全部内容。

第一部分第5小节未发表。

手稿的连载则未加说明就中断了。

　　1913年，伯恩施坦在3月9日的《劳动者》专刊第8期第207—213页和3月14日的《前进报》第52号娱乐版第205—207页上发表了《我的自我享乐（马克思的没有发表的遗稿）》。

伯恩施坦在《前言》中仍然把《圣麦克斯》归类为“对那些部分地或完全地停留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进行批判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合写的，无法确定它们有多少内容出自马克思之手，有多少内容出自恩格斯之手。

……上述文章中最有意义的一篇是与麦·施蒂纳进行论战的那篇文章”［11］。

伯恩施坦在发表时对两处作了删节，并用省略号标出。

　　在刊登以上两部分内容时，伯恩施坦始终没有谈到它们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组成部分。

　　3迈尔有意识地把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中不同方而、不同部分的内容按类别、逻辑、篇目挑拣出来进行整合，并用俄文发表了关于施蒂纳和鲍威尔的部分。

　　1913年，无政府主义者古·迈尔用俄文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施蒂纳的部分，标题为《批判施蒂纳的学说》。

1921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圣布鲁诺》一章。

　　正是从迈尔开始，才有意识地把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中不同方面、不同部分的内容按类别、逻辑、篇目区分开来进行整合。

迈尔首次把《莱比锡宗教会议》和《二、圣布鲁诺》归类到“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并且把《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和《三、麦克斯》的手稿都当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

然而，他在发表前两篇手稿时所用的标题还是《莱比锡宗教会议》。

“其他手稿都存在于恩格斯的遗稿中，而这一篇手稿却偶然地被保存于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遗稿里面。

梅林在编辑出版经典作家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手稿，但是，他当时没有弄清这篇手稿的归属，而仅仅认为它是‘弗·恩格斯的一篇诙谐的文章’。

”［12］（P776）

　　与梅林的认识不同，迈尔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这篇手稿的作者。

然而，他却错误地认为，这篇手稿是梅林准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时从保存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遗稿里面发现的。

而根据梅林的说法，这篇手稿见于恩格斯的遗稿中。

伯恩施坦的言论证实了梅林的说法，伯恩施坦说，他把这篇手稿交给了梅林，但没有从他那里收回来。

梅林大概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前两卷之后交还马克思博士论文手稿时，把这篇手稿一并交给劳拉·拉法格，后者1911年11月逝世以后，梁赞诺夫于1912年12月代替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把这批遗稿运回柏林［13］（P37—39）。

《馆藏马克思—拉法格遗稿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