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90年代的小说创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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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90年代的小说创作
第八章90年代的小说创作
第一节90年代文学语境
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文学自身的变动，文坛在悄然间也开始了新的嬗变。
首先是所谓通俗文学实为庸俗文学的冲击；其次，一种有意无意地贬低和嘲笑文学的社会性、时代精神、现实题材乃至深入生活的意义的论调在传播；再次，有些作品由于片面热衷于描写抽象的人性，削弱了对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宣扬。
这一系列变化表明，中国文学再也无法以旧有的方式存在，作家和批评家都必须对新的文学现象作出回应，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选择新的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
90年代文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文学
1通俗文化热：
1985年中国大陆首度爆发了“通俗文化热”，到了90年代，这种趋势有增无减，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市场效益落差进一步扩大，纯文学作家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
2文学商业化：
自1986年以来，文学的商业化现象逐渐增加。
王朔小说的畅销和以他为首组织的中国第一个民间作家工会“海马影视创作室”的成立，“象征着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来临”。
1993年，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陕西作家的长篇新作，文坛上出现了“陕军东征”。
先是媒体广泛报道，紧接着便是评论文章的铺天盖地。
过火的言论使“陕军东征”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商业操作的意味，直到1997年尚有余波。
从1992年开始，王朔、张贤亮、魏明伦等先后成立文化实业公司，拉开了作家文人大规模“下海”的序幕。
1993年9月11日，“'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幕。
包括不少知名作家的八百多名作者，逾七千万字的文稿参加竞价。
如此剧烈的文稿交易市场化活动，建立在作家和商家互相需要、一拍即合的基础上。
二、海外文化和文艺思潮的冲击
1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海外文化中最早闯入中国作家眼帘的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这股“拉美旋风”引发了几乎一代先锋作家的仿效狂热。
之后，对外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译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很多作家都表示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帮助他们进一步地理解了文学的真谛。
2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1986年以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外国文艺思潮。
特别是在90年代，大量的对文学现象的新命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后现代主义”推衍而出。
几次大的文学论争，也多半有后现代话语参与其中。
3台港文学：
在改革开放中，除了西方文学思潮，台港文化也对大陆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台港文化潮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入大陆，十数年来形成了三四次浪潮。
由于台港文化潮的体现较为形而下，进入的管道较为地层，一开始在文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随着台港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评论界开始研究、探讨其美学价值、流行原因以及对大陆文学的互补意义。
另外，还有些批评者看到了大陆知识分子与台港文化人在商业社会中相似的精神困境，开始关注台港文化人如何在商业社会中表达自我的精神立场。
这对大陆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社会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和寻求发言渠道不无借鉴之处。
三、文学界的思想争论
1文学主体性：
1985年，刘再复接连发表文章，提出应当“构筑一个一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
《论文学的主体性》“纲要性地”阐发了他的“文学主体论”。
刘再复的文章遭到了一些评论者激烈的批评。
另外一些评论者对其文章则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这场争论在海内外都产生广泛的影响。
2重写文学史：
《上海文学》于1988年第4期至1989年第6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
这个历时一年半的专栏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由于绝大多数学者、作家对重写文学史无异议，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上。
由于存在十分尖锐的分歧，在80年代末的具体环境中，这场争论实际上不了了之。
倒是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发生实际的影响。
3后现代主义评论：
自从“后现代主义”以及由其派生出的“后新时期”、“后先锋”、“后新潮”、“后殖民”、“后结构”等名词频繁出现在报刊上，又出现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
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有文章从大环境着眼肯定后现代主义的存在。
也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后，文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所谓中国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完全具有一哄而上的特色。
还有论者指出：
“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与产生后现代主义的西方社会文化环境的区别”。
4人文精神大讨论：
90年代中国文坛发生的争论，不会有比“人文精神大讨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了。
这场争论不仅震动了全国知识界，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大多数论者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称之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乃是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自我拯救的整体性努力”。
四、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
1986年以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全面边缘化的过程，似乎让人们在世纪末才第一次看清了文学的真实位置。
而这一状态，也许正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
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批评家对政治的普遍兴趣并未因曾饱受打击而丧失，他们仍然力图用文学去“干预生活”，对自己在政治话语里的中心地位依然居之不疑。
然而1986年后，形势大变，文学已难以产生如新时期之初常见的“轰动效应”，因为“现代化”已经启动，读者对政治的热情已经减弱，更多的人日益关注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在这样的局势下，文学开始了向着意识形态边缘主动撤去。
尤其是在1989年后，作家们在政治话语层面趋于沉默。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曾在文学国度里笼罩一切的话语终于完成了它的隐退，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次开始用别的角度来审视自身。
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文学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作家队伍迅速地完成了分化。
有的继续从事纯文学的写作，有的进入政界当官或下海经商，有的制造畅销书，有的成为报刊专栏作家，等等。
此时，属于精英话语的纯文学在远离了以“启蒙”、“代言”为己任的意识形态中心后，在被放逐到社会话语场的边缘处后，文学开始试图重建自身的话语中心，这一努力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两种：
一是遁归民间，二是返回个人。
对于中国文学整体的边缘化倾向，大多数论者表示，文学本来就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长期处于话语中心并非正常的状态，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文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重返中心，甘居边缘可能是文学的唯一选择。
不过也有许多人大声呼吁，认为文学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中心话语，巩固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才有可能对本领域进行整合，以全新的姿态在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样，后精英主义、民间意识形态成为后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它们与事实上被文学界“边缘化”的以国家意识形态为话语资源的文学写作，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格局。
第二节90年代文学现象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多元文化格局形成。
90年代文学已含有"无名"特征，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现象。
一、体裁：
长篇小说盛行
1长篇小说重新崛起。
1992年是长篇小说的复苏期，其态势是历史小说成绩显著，探索之作和怀旧之作增多，不少作品开始追求小说的大众化和可读性。
自1993年起，长篇小说开始在文坛重领风骚。
其中的优秀之作，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尤其在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深刻程度上，在艺术表现的多样化和文体的实验创新上，已有明显的超越。
2长篇小说在90年代走向繁荣还表现在：
第一，一大批在80年代中期以前靠写中短篇小说获得声誉的作家，到90年代将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
第二，不少出版社将出版长篇小说作为自己的重头戏。
第三，作为出版“第二渠道”的个体书商也把注意力转向长篇小说。
第四，一些过去主要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大型文学期刊，都不惜拿出大量篇幅用于刊登长篇小说。
二、题材
1：
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主义小说是精英主义在9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双重失败下向民间意识形态迅速转向的结果，是对新潮小说乃至寻根派和现代派小说的反拨。
而新写实小说的理性疲乏却不仅是当代中国理性困境的映射，更是知识精英在脱离了意识形态话语中心之后尚不能作为边缘性力量创建新理性的真实反映。
2：
新历史小说
几乎与新写实主义小说同时活跃于文坛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这两个不同的小说创作群体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对经由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历史叙事，同样展开初具个人化意味的解构。
3：
新状态文学
1994年初《文艺争鸣》和《钟山》联合推出“新状态文学特辑”。
“新状态文学”表示出了当下文学发展的一些特征。
而且，它的倡导者将其同先锋实验文学、新写实对立起来，开出一个涵括了老中青各类作家的极为芜杂的作品目录，显然是意通过这一提法，对当下整个中国文坛进行整合。
然而正是这种想法使“新状态”的理论外壳变得至大至空，无所不包又不知所云，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批评策略。
因此，尽管“新状态”的发起者们付出的理论建构努力甚于当年的“新写实小说”，却始终未能取得创作界和评论界的认同，“新状态文学”很快就在当下文坛的语词密林里消失了。
4：
新体验小说
与“新状态文学”的提出同时，1994年初的《北京文学》第1~2期连续刊出了“新体验小说专辑”。
新体验小说所体现出的那种真实感的魅力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一些论者也指出，所谓“新体验”和“亲历性”，既是新体验小说之长，又恰恰是其短所在。
如果将“新体验”普遍化，过于强调体验的“新”和“亲历”，容易造成一些误解，似乎只有那些反映了以往不曾反映或鲜有反映的社会生活或心态的才谓之“新体验”。
5：
女性小说（私小说）
私小说主要是指陈染和林白等近年的小说。
这个命名显然是指上述作品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写作背景，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上进行女性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自女性角度发出对生活和社会的诘问。
这些作品最显著的特征旧在于强烈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意识。
6：
新市民小说
1994年9月，《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联手推出“新市民小说联展”。
“新市民小说”非常注重地方色彩，小说中的地名往往是实有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也掺进了大量的方言色彩的词语，这可以看作新市民小说家在小说市场空间日益窘迫的情况下，“凸现自我”的强烈意识，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争取读者的策略。
地方色彩无异是对外地读者造成“陌生化”感觉从而产生阅读兴趣的重要因素。
7：
现实主义冲击波
被称为“现实主义新的冲击波”的“新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接续和强化了“新写实小说”的平民意识与现实精神，但作者的眼光往往已经从“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个新写实小说极为偏爱的题材上移开，而更多地关注在艰难的改革进程中工厂、农村生存景况的窘迫。
小说的主要人物也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平民，而多是厂里镇里的基层领导。
“新现实主义”赢得不少赞誉，但对此提出异议的也不少。
它起步不久，有待发展，但这种潮流至少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关注和当下写作的魅力。
第三节新写实小说与新现实主义小说
一、新写实小说
1、概念：
8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出现了以冷静写实的笔触描写作为社会关系综合的人的原生态的小说，这些作品被批评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并称之为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现象最早是1988年秋在无锡由《文学评论》杂志和《钟山》杂志联合举行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研讨会上提出来加以讨论的。
起先有多种提法，如“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上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正式确定了“新写实主义”的名称。
该栏目的“卷首语”从理论上将其创作进行了比较宽泛的概括：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
这些新写实小说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入人生……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被归入到这一名目之下的作家非常广泛，由两类组成：
一类是现实主义作家，如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刘恒、王安忆、李晓、杨争光、赵本夫、周梅森、朱苏进等；一类是转向的新潮小说作家，如苏童、叶兆言、格非等。
新写实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融合”状态，是传统现实主义与新潮先锋小说经过作家主体的中介转换而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内容上更多一些传统的现实主义成分，而形式技巧上则更接近先锋派的表现。
2、与传统现实主义相比，新写实主义特征
在叙述方式上，新写实小说的整个叙事始终保持在客观化的层面上，对所叙述的生活一般不作主观的善恶判断和真假是非的历史判断，做到叙事的客观化，注重“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以及对“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为描述生活的本来面目，新写实作家总是力图将叙事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流水帐”式的“只作拼板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使当下此时的真实”（池莉语）凸现出来。
在人物形象方面，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被赋予各种社会典型意义的人物，而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则既不追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不让它承载各种社会典型意义，着重于展现人的原本色相和原生状态。
在小说题旨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题旨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故事反映社会历史变迁，提出和回答各种社会问题，而新写实小说的主题则是为了表达对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回答的是关于人本哲学、生命哲学和文化哲学等属于现代本体论哲学范畴的问题。
3、主要作家
（1）池莉
从1987年发表《烦恼人生》开始，她便一步步回溯人的成长经历，创作了《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等作品，与第一篇合称“人生三部曲”；其他还有《白云苍狗谣》以及描绘女人生存坎坷与无奈的《你是一条河》等。
她以“烦恼”作为人生的基本底色，冷静、出色地洞察了身外的世界对人本体存在的侵扰；庄建非和吉玲（《不谈爱情》）在最富浪漫气息和幻想天地的“爱情”领域，过早地涉猎并完成了婚姻的实质，面纱撕去后赤裸裸的世俗与琐细、抱怨与争吵替代了原本活泼、自在、自由、有趣的青春生活，自由的爱情浪漫被“过日子”的庸常与口角所遮蔽，男女双方家庭地位的较量成为日常生活一切矛盾的源泉；结婚仪式的繁琐、曲折给赵胜天和李小兰（《太阳出世》）的家庭生活铺垫了“争执”的阴影，家庭在几乎毁掉的边缘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又增添了新的成员，于是，新的烦恼再次出现。
“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养家糊口”、“扶老携幼”等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下的精神积淀在当代的现实人生中呈现出无法言尽的生存窘迫，同时也透露出许多固有的现实矛盾与人本身存在的问题，如生存空间的狭小、经济收入的低微、生活水平的偏低，孩子教育的麻烦等等，这些问题又促成人心理的急躁、焦虑、压抑与无奈；小说从这些物质生计和生命本身的冲突入手，描述了烦恼的多样性和由于生计的窘迫所造成的基本欲望无法满足的悲哀。
在叶兆言的《艳歌》中这些感触也同样随处可见。
（2）刘震云
从1987年的《塔铺》和《新兵连》开始，刘震云（1958～）已将视角定位在人的现实生存的尴尬处境上。
他出生于河南，曾经参军入伍，当过民办教师；后考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1和1998年分别出版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面和花朵》等，引起广泛关注。
他倾向于表现“单位”范畴内的庸常而无聊的人生，如《官场》、《单位》、《官人》等小说中的“单位”就成了展现丑陋人性，还原庸俗境地的特殊而正常的场所；官场沉浮凸现出人生众相，如小林惴惴不安、吃力不讨好的巴结；老孙、老何觊觎官职的明争暗斗；众人当面吹吹捧捧背后嘁嘁喳喳的恶习，所有的人生奋斗在他的笔下全部变成争权夺利的利己之私。
《一地鸡毛》将“单位”的卑鄙、委琐与家庭的无助、渺小联系在一起，生活中所有的不愉快都是因为主人公小林在“单位”里的无能所致，颇有抱负和生机的大学毕业生在“单位”的侵蚀、磨擦中变成没有神圣、没有庄严感的小市民，甚至于利用自己的微薄权势向比自己的生活能力更低的人谋取利益，“人”已完全被“单位”笼罩下的生活“异化”了。
刘震云在一篇创作谈中说：
“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在叙事上，作者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性格与戏剧冲突，而是将生活流程细致而琐碎地流淌出来，人物事件的组合极富偶然性，从而淡化了所谓事件背后的必然本质和重大意义；在主体性方面同样比较暗淡，作家们进行了所谓的“消解激情”的写作方式，并取消了情感的介入，弱化了叙述功能。
（3）刘恒
因发表小说《狗日的粮食》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引起文坛关注。
此后，他发表了《白涡》、《虚证》、《伏羲伏羲》、《教育诗》、《黑的雪》、《逍遥颂》等中长篇小说，已有五卷本《刘恒自选集》问世。
《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分别从人的“食”、“色”本能入手，将时空退回到比现实稍微久远的历史中，揭示出人在物质生存条件极度缺乏和本能需要无法满足的状态下，所产生的心理障碍和精神危机。
在他的笔下，“活着”是小说人物的最高生存原则，“食”与“色”的本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与事的畸形、怪诞、丑陋、邪恶以及生命之下的萎缩、空虚等成为作家关注的核心。
他的小说不太拘泥于纯粹的自然写实，而是讲究故事的恣肆酣畅，他的笔法独到而尖刻，那就是利用欲望的两极张力，如在粮食、金钱、性与死亡、恐惧、耻辱之间的冲突凸现人物的心理和命运，极富跃动感和紧张感。
《狗日的粮食》叙述了一个光棍汉用200斤谷子换回一个长瘿袋的丑女人。
粮食是生存的根本，生存的本能支配着人物东奔西走，而丑女人经受过难忍的饥饿后便流露出更加强烈的生存欲望。
在一切只是为了生存，所有的精神只是在考虑“明天吃啥”这样严酷的生存土壤中，粮食已经是奢侈品，所谓精神价值那些东西根本就闻所未闻，生存本身已是全部目的。
《伏羲伏羲》借助一个封建旧家庭中的乱伦故事开拓出一个生命世界。
杨金山的生命已呈颓势，却总是想尽办法折磨年青的老婆王菊豆，侄子杨天青在原始生命意识的支配下喜欢着婶子，又在偷听与暗窥中激动着自己，当他有机会碰到同样饥渴的菊豆，两个人的结合也便成为自然。
同时由于杨金山的存在，两个人在对他的诅咒声中肆无忌惮，而当杨金山终于西去，他们变得无所遮蔽，封建伦理的威胁顿时成为一种强力，在这种强力面前，杨天青原始生命的强力在刹那间消失。
刘恒在叙述生命意识过程的同时，注重生命意识与文化现象的关联，开拓出丰富厚重的生命世界。
《伏羲伏羲》以及刘恒的其他小说《白涡》《虚证》《黑的雪》都在客观叙述的写实底色之上，增加了诸如心理分析等异质因素，注重个性化的感觉描述，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他的小说将普通的人、平常的事讲得怪诞、离奇，挖掘卑俗病态的生命中血性的一面，在语言上显得放纵无忌，以此映照生存的放纵与无奈。
刘恒90年代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离开了他对丑、怪、淫、邪的热衷，保持他犀利幽默的叙述特色进入当代普通人的生存现状。
小人物张大民以生命的达观看待一切生存中的危难与困苦，而始终享受着他的“幸福生活”。
虽然叙述中隐约显出反讽意味，但相对于《烦恼人生》《一地鸡毛》来说，张大民用他朴素的生存意识谱写了一曲凯歌，新写实小说所固有的灰色调也有所褪色。
（3）方方
《风景》则以武汉底层社会一个平民家庭几十年间的遭遇，揭示出底层市民生活的状态：
粗鄙、卑微、野蛮、愚昧，生存本身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而这恰恰可能是凡俗人生的真相。
《风景》以一个早夭的小八子的叙述作为呈现故事发展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汉口棚户区一个养有十个子女（最小的一个夭折）的普通工人家庭的庸常与特异相交融的生活“风景”和人物命运，“死亡”成为《风景》里的一道随意的而又熟视无睹的景观：
有被火车撞死的、有投水自杀的、有被货物压死的、也有因贫困与饥饿死去的，而且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也被野蛮、残酷和惨无人道的非人性所笼罩：
父亲无故以毒打自己的子女取乐；母亲则坐在一旁翘着大腿剪脚皮；棚户里的床板上一个女孩在遭强暴；兄弟之间因一口吃食拳脚相加，姐姐为讨好父亲蓄意迫害弟弟……作者这些极端化的描写意在暴露人的卑微而又简单、肮脏而又贫瘠、无知而又粗鲁、愚昧而又黑暗的毫无理性的本能。
在此，作家专注于对现实世界的冷酷、残忍、无情、怪诞与荒谬的描写，其冷眼与旁观的味道更加突出。
二、新现实主义小说
在新写实小说日趋式微之时，1994年前后，文坛上又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
这股潮流以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崛起为标志。
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张继的《黄坡秋景》等中短篇小说及近期的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和范小青的《百日阳光》等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都以其特殊的当下品格而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因其不同于新写实小说的“零度感情”的叙事并承继以往现实主义小说传统而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回归”。
这些小说的题材领域主要涉及农村、乡镇、工厂等生活现实，它们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既有着眼于下层百性如贫苦农民的生活艰辛与不幸（何申的《穷人》），也有反映下岗工人生活没有着落时的迷茫与痛苦（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既再现了乡镇改革中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何申的《年前年后》、《穷乡》和《信访办主任》以及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又批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贿赂成风的恶习，并在其中树立了一些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高级领导和中下层干部形象（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谈歌的《大厂》及续篇等），在暴露社会矛盾、直逼现实困境、展示改革的艰难、折射生活意义方面与新写实小说前期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评论界称他们的创作是对新写实小说的全面超越，是“现实主义的大潮再起”，是“主旋律”文学创作的重要成果。
山东的《时代文学》还于1995年专门开辟了一个“现实主义重构”栏目对其创作进行分析、总结与理论概括。
与新写实小说相比，“三驾马车”的创作仍有着对于人的生存本质的探寻、对于个体生存困境的表现的鲜明特色，但他们小说的当下性特征和情感性特征显然得到了强化，艺术表现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为90年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总体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浓郁的时代感和强烈的当下生活气息的敏锐捕捉与成功表现。
这些作家大都有着多年的底层生活体验，一方面，他们小说文本的巨大现实涵量几乎包容了20世纪末中国大地上的全部生活现象，另一方面他们文本中所呈现的我们时代的生活史又有着很强的当下典型性。
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对乡村经济在转型期艰难挣扎的现实困境的展示，谈歌的《大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阵痛中尴尬处境的素描，张继的《黄坡秋景》对基层干部在金钱、权力、责任、良心之间挣扎浮沉的矛盾心态的揭示，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对于当下现实中的人性与正义力量的挖掘……可以说都是“五四”问题小说精神传统的延续，但艺术上的魅力又远远超过了“五四”问题小说。
2、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当下感和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尤其对于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中下层官员的刻画富有深度和新意。
《大雪无乡》中的镇长陈凤珍、《九月还乡》中的兆田村长、《大厂》中的吕建国厂长、《黄坡秋景》中的黄大发、《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都算得上是极有时代性和立体感的典型形象。
作家把改革的阵痛、时代的阵痛、社会的阵痛和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多层面地刻画主人公在转型期的心理、性格和行为的矛盾与变化；使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呈现为一种心理内涵和人性内涵极其丰富的立体人物。
3、艺术上致力于无技巧境界的营构。
作家们总是试图把小说的本色和生活的本色对应起来，努力在小说中消除主观叙述的技术痕迹，这就使小说文本总是呈现为一个个生动的生活画面和生活细节，文本的时代感与现实感也都在这种当下的“画面”和“细节”中凸现。
不仅小说对于我们时代现实表象的捕捉不露痕迹，而且对于整个时代心理和人物心态的刻画也都仿佛源自生活的本来面目。
应该承认，这批作家处理当代题材的艺术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第四节女性小说
一、关于“女性文学”的概念：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女性文学”的内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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