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十年心路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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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十年心路历程

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十年心路历程

　　“交心材料”的由来

　　1957年4月27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党内整风运动。

随后，整风运动扩展到民主党派、工矿企业、民族地区、科教文卫、工商界、党政军机关，从而形成了一场全民政治运动。

　　向党交心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后期，面向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展的整风运动，主要形式是“自我改造”和“向党交心”，自觉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非社会主义”思想公开坦露出来加以批判。

交心运动缘起于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经过反右斗争，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怀疑党的领导的人还为数不少。

”同期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劝诫知识分子“把心交给别人（主要指党），不可隔一层纸”。

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现场会，5月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开展“向党交心”活动的报告，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党外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党交心”的运动。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强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不要把弦绷得那么紧，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上来。

8月，交心运动随之结束。

随着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认为是“棘手人物”在思想上蛰伏、行动上顺从，党的领导人盲目乐观、骄傲自满、脱离实际的思想，导致了接踵而至的“大跃进”。

　　实质上，交心运动是党对知识分子进行世界观认知的改造。

但是，交心运动也伴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一些自揭家丑、以示效忠的“交心材料”被一些地方和部门利用，把自我暴露的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上线到政治立场问题，进行无情批判，并把这些人增补成“右派”。

同时，自我坦白的“交心材料”8年后又成为“文革”造反派掌控的第一手“黑材料”。

　　笔者所搜集到的蔡致通“交心材料”，是采用“小字报”的形式将所要交代的内容进行分条列举，1958年6月27日至7月5日，共提交“交心材料”115条，与当时知识分子“交心材料”平均值大体相同。

　　去留一定两乾坤，

　　风光不与旧时同

　　蔡致通，一位金融专家，有留学海外的背景，1943年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资源委员会任保险事务所所长。

他的著作颇丰，在1930年撰写了《我国走私问题之检讨》载《中行月刊》；1931年与人合作著《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1930）》，由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出版；1933年写作《二十二年上半年之中国对外贸易》载《青岛工商季刊（创刊号）》。

　　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是行政院经济部属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工业规划和管理的机构，主任委员兼经济部长是翁文灏。

抗战胜利后，该会已管辖近千家大中型企业，近30万员工。

中国的石油、金属矿产开采和冶炼、钢铁、电力、煤炭、机械等行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该会领导之下，该委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命脉。

保险事务所成立于1943年7月，是资源委员会组建的集团性“自保公司”，专为资源委员会所辖单位和企业提供保险服务，在上海、华北、广州、台北设立分所，注册资本法币5亿元。

　　作为1945年12月资委会组建的台湾工矿事业考察团专家组成员之一，蔡致通参与起草并制定《台湾工矿事业考察总报告》、《合办台湾省工矿事业合作大纲》，提出4项发展原则：

一是发展台湾工矿业，不求体系完整，以免创造经济割据的条件；二是考虑原有工矿事业的规模和基础，分清缓急轻重予以恢复；三是顾及国防及全国经济建设平衡发展，不对台湾作巨额投资；四是以糖、电为建设核心，再有余力，才顾及其他工业。

从而顺利地从日本人手上接管台湾工矿企业，并对台湾工业建设作出正确的规划。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保险事务所被新政权接管。

8月初，上海市军管会征询蔡致通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北平工作，蔡致通满口答应下来，心里却犯起嘀咕：

一是自己是旧政府职员，对新政权有所顾忌；二是想远离政治，希望发挥自己所学专长，从事对外贸易实业；三是去北平就意味着失去了上海的汽车洋房。

他说出了这样两句话――“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道出了当时的心声，意思是明知道对方不是伴侣，但也只得暂且跟随。

　　1949年9月21日，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牵头，就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报请中央，提议在现有各地接收之保险机构基础上，筹设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拟定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总公司于北平，由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

10月20日，新中国的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了。

蔡致通任设计委员（公司部门正职级）。

　　1949年底，蔡致通收到妹妹的一封信，说在台湾的妹夫庄心田（曾是军统上海站站长）派人到上海来接她去台湾或是香港，写信向他告辞。

蔡致通接到信后，立即把信藏起来，复信给妹妹希望她平安离开大陆，并致信也在台湾的女儿，尽力促成此举。

他认为：

一方面，在大陆生活已今非昔比，他们这一阶层的人“职级越来越低，车子愈坐愈大，房子愈住愈小”；另一方面，这么一走便是两厢干净。

自己有个妹夫在台湾且是国民党要员，对共产党、对国民党总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倒不如放手让妹妹离开大陆。

他真心想把妹妹送走，但妹妹忽然改变了主意，随兄去了北京。

　　1950年蔡致通在回忆自己“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时描述道：

轻车驾熟路，闹市住洋房，冰箱电气灶，沙发合欢床，衣则绫罗缎，食则鲍鱼汤，享尽人间福，沾来天上未沾光！

他描述如今在北京的简朴生活作诗道：

香烟从不买来抽，美酒珍馐勿下喉；有水但须能解渴，品茶奚必学风流？

雇轮带路非经济，安步当车亦自由；糖果花生莫消费，三餐之外复何求？

　　对于过去奢华生活的留恋，他试图用4种办法来消化掉：

一是用大道理反复跟家里人讲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优越性；二是自我安慰，那些荣华富贵我已经享受过了，大丈夫既能伸也能屈；三是扪心自问，过去那些东西，我何德何能而妄加享受，既已享受，夫复何求？

四是跳开思维，索性不去想过去的人和事。

最后，他干脆断绝和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

　　但过去的生活终归是忘不掉的。

旧同事张汉秋在上海刚解放时跑到香港，随夫君一起在香港教书，住在罗便臣道，那里环境很好、生活闲适。

他听说后，心里默默地思忖了很久。

旧同事范希?

调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随后派到三一轮船公司香港本部工作，他委实又羡慕了很久。

　　对组织：

从“排斥”到

　　“归属”再到“几个不理解”

　　在北京，蔡致通住进了西交民巷的人民保险公司，仍然习惯于穿西装、打领带、戴礼帽，出入时总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盘问，并左一次右一次检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统治的对象，连门卫都把他当外人看。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甫一成立，一些资深的共产党员来当公司高层领导，如总经理胡景?

V（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是1937年的老八路，副总经理孙继武是延安抗大的老学员。

看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大衣不穿当斗篷披在肩上，开会时随地吐痰，一边抽烟一边作报告，他认为这些是山沟里的作风，很是瞧不起。

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单位新招的大学生“好的不学，尽学那些老干部的山沟作风”，上班不是穿着制服而是披着制服，抽一口香烟跟客户讲一句话，他十分反感。

这哪里是金融职业人员的形象啊？

他作诗道：

“可怜都市佬，竞尚学村郎。

”公司最初委任蔡致通为设计委员兼监察室副主任，他不肯就任监察室副主任，原因是自己在旧政权是部门正职，副主任职位低了；其次是他嫌当时的监察室主任是革命军人出身，不懂保险业务，不配做他的上司。

他认为副总经理孙继武也不懂业务，只会宣讲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业务会上对保险专家郭雨东乱加指责，倒不如让懂业务的郭雨东当副总经理。

这是旧知识分子理想化的组织架构。

　　因新政府的公司架构、工作作风与旧社会迥异，他排斥门卫、同事、党组织的领导……不久，事情有了转机，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印象。

公司有个党员姚某某因男女作风问题，党组织开了数十次批斗会斗他，其中有两次批斗会是对非党同志公开的。

他很好奇，就跟同事一起参加批斗会，顿觉共产党真是胸怀坦荡、大公无私，对待自己的党员竟是那么严厉！

　　他曾一度和在中国银行工作的朋友孙达兼合资创办了新华电池厂（私企），晚上就在那里办公，他把妹妹也安置在厂里。

然而，该厂经营惨遭失败，他忽又庆幸没有离开保险公司这个大家庭。

在公司业务方面，由于他的学历背景和从业经验，经常被公司约请给全体职工作学习辅导；他还撰写了数篇保险业务论文发表在《人民保险》上，参加了公司俄语学习小组并担任组长。

逐渐地，他在公司有了一些归属感、成就感。

但是接下来，他工作上的成就与他认为理应享受的“尊敬和待遇”不相匹配，他又陷入了不理解，甚至愤怒之中。

　　蔡致通的家属从上海来北京，按他的职级可以给家属报销二等车票，但是公司党委秘书室只允许给他家属报销三等车票，他认为这是对他及家人尊严上的歧视。

1955年开始，他以口头和书面申请形式，要求分配宿舍，每隔几个月就催问一次，但是直到1958年4月仍得不到分配，他认为这是对他待遇上的歧视。

他是公司俄语学习小组组长，工会收到的俄语学习材料按惯例交由他转发其他职工，但是有一段时间，俄语学习材料不再交给他了，而是转交另外一个中共党员魏同志下发。

偏偏这位同志学习不热心，俄语小组成员都有意见，希望还是由他发，故而他敏感地认为，工会这是对他学识上的歧视。

1957年春，一位姓朱的同事拿出一张厕所里写有反动标语的照片，在工会小组会上传阅，朱同事看了他一眼，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紧张起来，认为会场上的这一眼不是歧视，简直是侮辱！

　　历经几次运动之后，他觉得，公司党组织总是先设计好框框，再找一些人和事放进去，以证实自己的观点。

他是旧知识分子，过去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组织上就假定他有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反动挑拨行为，于是动员一些同事检举揭发他，同事被逼无奈，就从他翻译过的文章中胡乱找一些句子来指责他，闹出很多笑话。

在保险业务上亦是如此：

党组织需要制定牲畜保险时，就要宣传处在读者来信中找“农民欢迎保险”的材料；当组织认为农村保险需要“停、整、简、看”时，宣传处又从这些来信中找“农民不欢迎保险”的材料。

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凭领导设计的框框去套问题。

蔡致通认为党员干部犯错误没什么奇怪，领导是人不是神。

但是一些党员干部为了自己的威信，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犯了错误拒不纠正，比经常犯错误的危害性更大。

　　对未来：

从“茫然”到

　　“逃避”再到“想有所作为”

　　蔡致通把当时社会上的人归纳为4种：

一是无钱的无产阶级，即普通工人、农民；二是有钱的无产阶级，指拿高薪的党员领导干部和有高收入的作家、艺术家等；三是无钱的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是有钱的资产阶级，指民族资本家。

他认为自己属第三类人群，他把解放当成了一种改朝换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缘故，故作诗道：

一朝情势殊今昔，会看世事易沧桑。

　　蔡致通在旧政权里任职，但没有参加国民党组织，在审干的时候备受单位怀疑，认为他理应是国民党党员。

他抱怨道，如果有国民党党籍倒好了，交代出来就完事了；但他确实没有加入，就交代不出，却被认为是不老实的表现。

“三反”时，蔡致通受到公安部门一年多的审查，最后问题搞清楚了，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他不做任何处分。

“三反”中如果是以“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之名对他进行审查，他认为倒可以理解，但仍以政治问题进行审查，他认为很冤枉，不可理解。

他认为贪污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却只是政治见解和觉悟的差异，没有什么耻辱。

在审查期间，他因过去和什么人说过什么样的话，和什么人一起做过什么事交代不清楚，又被认定为不老实，给他安了一个头衔――“健忘之罪”。

　　1953年，蔡致通终于被审查清白回到保险公司，他幻想着公司会对他的归来以热忱的欢迎，会让他回到设计委员这个职位，继续让他发挥专长，干出成绩。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组织上把他当个包袱似的接纳下来，只把他安置在宣传处一个17级科员岗位上。

他认为这是公司党委领导犯了官僚主义错误。

受到冷落后，他想求见公司继任总经理贝仲选，但是贝仲选始终避而不见，于是他心中盘算着脱离保险公司，转而去其他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