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理水》分析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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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理水》分析精品

《理水》是鲁迅改编的中国传统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却隐晦深刻地联系现实，塑造了大禹以及其他协同治水的实干家，文化山的只有空论的学者，昏庸的官员等鲜明的有指向性的形象。

第一段,写治水前的情况。

先写舜爷的百姓遭到了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百姓们淹在水中,过着苦难的生活。

舜决定把治了九年水不见效的鲧充军,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这些都与神话故事中的情节一致，但和写作时间结合来看又另有所指，一种看法是，本文写作时间1935年，鲁迅写《理水》前两年的1933年,黄河决口达五十多处,淹没了冀、鲁、豫等省六十多个县,受灾人口达三百多万。

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死活,以“视察”,“贩济”为名,从中渔利,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曾揭露过这种“大水,饥荒”的现实。

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尊孔,演奏“韶乐”,祸国殃民的罪行。

当时,江南一带十四个省大旱,江、浙、皖三省受灾面积达几千万亩,仅安徽一省灾民就有几百万,浙江余姚还发生农民争水互殴致死的悲惨事件。

鲁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惨状,感到极大的愤慨,对灾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示无限的同情。

《理水》中舜爷的百姓在“洪水滔天”中挣扎的惨状,实际上正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缩影。

而后面的内容更包含了鲁迅对现实的讽刺。

“文化山”上的学者讨论暗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

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

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

又说：

“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

”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

”（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

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

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

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原文中有的宣扬反动的“遗传学”,说什么“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并据此推断,鲧治不好洪水,禹当然也治不好。

也有一个唯心主义的“考据学家”,则根本否定禹的存在,以至考据出“`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的荒谬结论。

此时,他们声嘶力竭地否认华夏有治水的人才,这和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崇洋媚外,毫无民族自信的鼓吹何其相同。

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

这批吃的是飞肱国运来的面包的学者,又是腐朽官场的宠物,他们乃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特产。

正

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毫无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才会这样断然否定在中国可以崛起民族自救自新的力量。

这些人在特大洪灾面前无动于衷,不关痛痒,言谈举止十分荒唐。

更有甚者,他们乘机大肆咒骂劳动人民都是“愚人”,宣扬“上智下愚”谬论。

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

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

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

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

“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

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乡下人对禹的解释是禺的简体字，有根有据的反驳了学者。

“禺”《说文解字》：

“禺，母猴属。

”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

“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

”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

在这一段里,小说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面目,作了维妙维肖的刻画,同时,用“乡下人”踏实、机智、勤劳的形象进行生动对比,更显出这些“学者”的丑恶嘴脸。

实际上,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文人以及“正人君子”、“洋绅士”、“土绅士”们的有力揭露和抨击。

第二段,写治水活动的开始。

先写舜爷派来“胖胖的大员”和“穿虎皮的武士”,威风凛凛地到达了灾区。

他们吃的好住得好，只能听到学者们的不实之言，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也听不懂，如“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很肥”,“那些下民……有的是榆叶和海苔,……味道倒并不坏”,“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的,海苔里有碘质,两样都极合于卫生”,还有什么“饮料呢····一万代也喝不完。

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

”接着描写了“大员”们“传见下民的代表”的可笑情状。

这班大员可以“不办公，也不见客”,但却兴致勃勃地“在最高峰上赏古松,山后面钓黄鳍,一直玩到黄昏”。

好一副官僚老爷相。

里在“传见”下民代表时,群众互相推诱,“做代表,毋宁死!

”生动表现了大家对做代表的严重恐惧心理。

广大灾民从长期痛苦的经历中体会到,见了官,除了加重灾难之外,是得不到任何益处的。

官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何等严重。

可是,“下民的代表”最后总还是推举出来了。

但去反映情况时,他同样也没有反映受灾的真情,什么“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什么“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

”当他受到几句称赞时,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地说:

“我们总有法子想。

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云云。

这一副令人作呕的阿谈奉迎相,满嘴唾沫四溅的谎言,多像当时国统区的一些所谓的“国民代表”。

这些“学者”、“下民”的“代表”反映灾情的结果,当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减轻灾民们的苦痛。

《理水》中,鲁迅用文化山的下民代表形象,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病态社会中不觉悟群

众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对他们在反动统治下形成的精棒枷锁,如:

遇到灾难临头时心做代表去见官相间的冷漠;陈述灾难时的自欺欺人及传达官员吩咐时的二重性格等等,也进行了嘲讽,又一次向我们强调了他“改造国民性”的主张。

鲁迅在这里也同样是以“袁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严肃态度指出,这种愚昧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反动黑暗统治者赖以顽固地守旧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是最容易受黑暗势力所利用的。

第二段，借用大人们也无心听，无心为百姓做事的形象，学者的不实之言同“国民代表”的形象深刻地讽刺当时昏庸的官员，趋炎附势的学者、百姓。

第三段,写禹的到来。

这段着重描写了禹的治水方针与反动官员们之间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段先写大员们“考察”回来,“休息了几天”,“大排筵席”,着重刻画了他们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情形。

“一边是庄严地工作,一边是卑鄙与无耻”。

在描绘了群丑的情态以后,紧接着,作者以强烈的对比,描述了大禹到来时的情状: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

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

”这简捷的几笔,把大禹和他所带领的治水大军历尽艰险为治水而奔忙的伟大形象表现出来了。

“黧黑”,“黑瘦”,“黑脸”均是形容夏禹及其一同治水的人们,他们这些人坚定、坚决,正是他所谓的“拼命硬干的

人”,是“中国的脊梁”。

大禹等“闯”入局里的气概,轩昂的姿态,正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威武形象的写照。

写禹太太追上来寻找丈夫而不得进见表现了大禹毫无私利,带头遵守法纪的精神。

禹太太在门大口“骂”丈夫,这一“骂,固然说明了她对丈夫的伟大精神不理解,更重要的是,“骂”,恰恰是更加有力地表扬了大禹,说明他“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具有一心为大众解除水害谋求福利的伟大品德。

作品通过叙述大禹和官员们之间的一番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在治水方针上尖锐激烈的斗争。

“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

”展现了他豪迈而壮美的形象!

禹到了以后,不讲任何虚伪的客套,而是立即查问灾情,表现出他心里想的、说

的和做的,都是治水。

他坚定地说:

“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

`湮,,确是错误了。

以后应该用`导,!

”这几句话,千净利索,斩钉截铁,铿锵有声,力重千钧!

大厅上许多大员就不支持,不表态,消极怠工;有的以反动“孝道”来阻挠改革,有的“愤激”地骂禹是“蚩尤”的法子,还有的想以亲戚关系动摇他改革的决心。

尽管群丑们如何阻挠,

但“禹一声也不响”。

最后,禹“微微一笑”,然后以不可动摇的誓言宣告:

“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

说就是了。

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

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

第三段，写出了大禹的决心和官员们无用的阻挠。

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写出他向往的“民族的脊梁”的同时,又写了瓦解这些英雄的一群庸众,使大禹他们“真诚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与价值。

第四段,写大禹治水的成功。

小说并没有仔细铺叙大禹治水的经过,只是用“景况日见其繁盛”,说明治水见了效。

小说画龙点睛地写了关于禹爷的新闻传说,特别是夜里化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说明禹为了治水,足阱手服,昼夜苦战,流尽了血汗,付了很大代价,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作者采取白描的手法,生动描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后回师的情状:

····

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

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随员。

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

这就是治水成功“地平天成”以后的大禹形象!

禹还是保持着他那种可贵的“土气”:

“粗手粗脚”,“黑脸黄须”,“乞丐似的”,既没有居功自傲的神态,也没有因功得赏的表现;所不同的,由于出外治水多年,“腿弯微曲”,患了关节炎后腿弯变得有些畸形了。

小说在结束前,描写禹与舜的一段对话,叙述大禹治理国家大事的主张,补叙用“导”的方法治水的经过,以及自己

对家庭、婚姻、孩子问题的看法。

小说最后写到“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并以“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作结,对大禹作了崇高的评价,有些研究认为本文是在写大禹的中国脊梁精神。

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写出他向往的“民族的脊梁”的同时,又写了瓦解这些英雄的一群庸众,使大禹他们“真诚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与价值。

能看出《理水》的结尾则具有颠覆力量，那个在人们口中众说纷纭的貌如乞丐、一脚老茧、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干家大禹，回京后“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

”在庸众和昏官的包围下，成了特权阶层的禹的硬骨头被软化了。

“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一切照旧，禹似乎并没有将他的实干精神投入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社会上的广大百姓仍过着蒙昧的生活，官员们依旧昏庸。

一切如旧的现实是对大禹英雄形象最强有力的消解。

不难想象，禹以后的生活将在一片太平的平庸中度过，尽管他也许不会面对后羿那样的生存困境，但二者完成英雄壮举后堕入平庸，被庸众软化的命运却是何等的相似，透过羿和禹，我们仿佛看到了魏连殳、吕纬甫的影子开始时革命、维新，有着实干家和革命家的风范，可是最后却不得不与旧世界、旧观念妥协。

鲁迅将这些英雄们拉下神坛，还他们以凡人的面貌，对他们的崇高性和正义性进行了无情解构与反讽。

在这些群小的重重围剿中，大禹终于做出了某种妥协，维持着所谓的“太平”。

尽管《奔月》和《理水》中的庸众们并不像《补天》、《铸剑》和《非攻》中那样成为导致英雄悲剧的直接动因，但他们却像无数把软刀子，消磨着英雄的斗志。

后羿和大禹的形象与女娲、黑色人、墨子的形象互为对照和补充，显现了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们的某种困境:

或者被自己所为之奋斗的庸众所利用乃至杀害，或者在庸众的合围中被逐渐同化。

鲁迅把古代事件拉到现代，把神话中的英雄变成平凡卑微的现代人，把禹还原为平常人，有平常人的甘苦，也有平常人的弱点，以平凡作为标尺来构建大禹的人物个性，实现了对荒诞的超凡表达。

当禹作为一个胜利者回到京城时，自然成为被众人看的对象，这是鲁迅小说经典的看客模式，“百姓们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像浙水的涛声一样”。

正是在“万人传颂”中，大禹治水的真实奋斗被故事化了，成为供人鉴赏的荒诞无稽的谈资。

而在“万头攒动”间，大禹本人也以“高明的表演”供众人效仿，在充当残忍的娱乐的材料下，一切英雄真实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

开始禹的行为异常积极、活跃，却是孤独的，而最终在现实中失去了平衡。

英雄早期的孤独与末期人们的效仿相互对照，奠定了小说荒诞的基调。

《理水》取得了违背历史文本的荒诞效果，这恰恰与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合理不谋而合。

为此，我们会发现，在荒诞艺术的驱使下，鲁迅始终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出乎意料的《理水》的结尾，正是作品的精妙之点，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它使读者不致沉醉于荒诞的情节中，而是从其背后去窥测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和人情世态的冷暖炎凉。

《理水》的语言表达方式也独具匠心，造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碰撞和语境的不谐和。

细细回味后，不难从作者荒诞的表达中，领悟到个中寓意。

在鲁迅的语言表述中，尧舜的天下不仅有满嘴外语以做学问谋生的学者，还有幼稚园、飞车等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鲁迅有意将现代话语和事物植入到古代的时空环境中，使时间错综交叉，呈现出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特征，使文本的结构呈现出反讽的艺术形态。

这种时空结构的反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方式，同时体现了鲁迅对生命和生存的独特感知，是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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