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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今天讲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用一个什么题目暂时还没有一个题目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作品NO.2
俯视经济直面社会薪传学术关注中国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是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晏、王永钦、章元、陈钊和陆铭五位青年经济学者发起成立的工作室。
这个工作室的目标是为了交流和研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
工作室将特别注重经济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互借鉴，以及对当代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追踪。
工作室将不定期地以小范围研讨的方式推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自身研究的交流，并以对话的形式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Power与社会结构
主讲人：
张晏王永钦陈钊陆铭
评论：
李维森教授
主持：
陆铭
整理：
蒋仕卿
时间：
2005年10月12日
地点：
复旦大学3208教室
[陆铭：
]各位同学，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晚上来到3208教室，跟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一个问题。
我们为今天探讨的主题起了一个名字，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海报上用了一个英文词power。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power与社会结构。
为什么没有把power翻译成中文呢？
是因为我们几个当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如果要让我们用一个中文词来把power翻成中文的话，我们又觉得非常难找到这样一个词。
既然这样的话，索性就不要去把它翻译过来了。
今天的这个讨论我想这样组织，首先我想代表今天主讲的几位老师把我们的想法总结一下。
当然，这个总结更多地代表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们就依次请四位今天的主讲谈他们的想法。
最后，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经济学院的副院长李维森老师，他是现在中国非常著名的和有影响力的制度经济学家，我们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对我们前面所讲的东西作点评。
下面，我先把我们今天所想讨论的这个话题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白。
今天的题目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power。
power这个词在经济学中是没有标准定义的。
但就在今天来的路上，王永钦老师提到一篇文献，是Cornell大学的Basu教授写的。
他说，power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面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在经济学里没有研究，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它很难被模型化，特别是很难被数学模型化，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很重要。
王永钦老师提到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高兴，这说明今天我们触及到的可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对于power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为什我们觉得它重要呢？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power，如果说在经济学里有一些相关的研究的话，它可能比较接近于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但我们又依稀地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今天，我们可能不需要过多地讨论概念如何界定的问题，而是我们希望更多地去看一些相关的研究和一些相关的问题。
另外，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经济学最近十多年的研究里，有一个研究方向非常热，而且据我观察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热，那就是研究非市场的行为。
因为大家知道，在传统的经济学，特别是在新古典的经济学里，价格非常重要，人们的相互关系都是通过价格这个纽带发生作用的。
我们可以不相识，我们甚至可以在地球的两端，我在中国，你在美国，但是只要这个市场是统一的，有一个价格信号，实际上当我对价格信号发生反应的时候，就已经对你在地球那一端的行为产生了反应。
最近十年的经济学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强调非市场的互动，用英文叫做socialinteraction，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不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而是直接的人和人面对面的影响，这种人和人面对面的关系里就可能存在我们所讲的power。
一方可能更加有power，而另外一方可能更加没有power，这时就会在经济里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视角也可能会支持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
今天要讨论的power，我想可能就是一些非市场力量的总和。
但是，我们今天的讨论是想把power的作用放在转型经济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想探讨这个power的来源，以及它对现在转型期间中国社会结构所产生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去探讨这样的一个power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它可能对资源的配置和人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可能主要还只是静态的，我们最近的一些讨论也希望把这样一些讨论拓展到动态的视角。
我们现在观察到中国的社会结构里面会有一些power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经济的转型过程中，power的形成，以及这个power怎么嵌入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里面，然后在未来的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个power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在未来更加想探索的一些问题。
今天我想讲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的power是怎么来的？
我们觉得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power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由我们传统的体制所赋予的，甚至这种power的结构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国以前，因为建国以后我们所形成的权力结构实际上跟战争年代的历史贡献有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在中国的权力结构里面，有一个现象也特别重要，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结构里，每个个体实际上是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也就是说所有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实际上都是基于业绩，是由上级来评判，而不是由普通老百姓来评判的。
另外就是社会阶层和地位，这也是我们会涉及到的power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在传统组织中的一些治理结构，比如说原有的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的架构，这个在转型过程中也还留有痕迹。
另外，就是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关系和权威，比如说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家长制下的权威等等，这些因素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转型过程中都留有痕迹。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不同于原有体制的社会结构会产生出来，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了法律、政治、政策、社会阶层各个方面。
但是由于制度本身是内生的，所以，这个新产生出来的社会结构必然与传统体制下的power的结构有丝丝相关的联系。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转型过程中的这个power在哪些方面还特别受到传统体制下的power的结构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是，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强权，针对这个强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会给我们的中国经济转型提出来：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会逐渐随着它的发育而取代掉原来的权力结构，还是原来的权力结构在转型过程当中会嵌入到这个新的市场机制中来？
最后，表面上我们有了一个市场机制，但可能实际上背后在起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社会下的权力结构.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前两天，我和学生在小范围的接触里面，大家就提了一个问题，也促使我对这个问题深入的思考。
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讲的power如果说是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力，它实际上在美国也有，在一个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有。
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到中国经济转型中来看这个问题，跟在美国来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区别呢？
我自己在私下里把这个区别总结为三点，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第一，在中国的政策决策机制中，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决策结构。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power更广泛地渗透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可能比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里渗透得更加广泛。
第三，中国现在转型经济中的power的结构可能跟我们历史上的计划经济年代有关，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解放前的历史，有非常深的历史渊源。
今天讲的主题涉及到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政治方面，包括行政的管理体制；第二是社会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会谈到组织，其中特别是企业组织；第四个方面我们会谈到个人。
也就是说，我们将从政治、社会、组织、个人四个角度来谈我们今天讲的转型中的power和社会结构，以及它的影响。
我们就依次请张晏老师来谈政治视角，请王永钦老师来谈社会的视角，由陈钊老师来谈组织，特别是企业的视角，而我呢，因为我是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所以我会更多地来谈一些跟个人有关的问题。
[张晏：
]感谢大家！
政治这个话题其实很大，让我来讲我觉得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的问题，好象根本是不能胜任这样一个讨论。
但是这是我们近来一段时期内的思考，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每个人的专业有一点关系，所以今天主要是谈些想法，然后和大家共同交流。
刚才陆老师谈到，power这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学里没有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模型化。
听了以后，我就想其实也许我们是没有把power这个问题模型化，但是如果我们从现有的文献引申思考的话，也许能找到关于power和社会结构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些意义。
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有很长的定语，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定语是转型。
转型经济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已经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
大家经常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转型从目前表现出来的绩效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俄罗斯和波兰它们的转型绩效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俄罗斯是世界上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它转型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由此就引发了一些思考，我们同样是分权的体制，同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开展经济转型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绩效？
经济学的理论其实给过一些思考，比如钱颖一和Roland，他们就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俄罗斯和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私有化。
对于这个特点，中国好像不是从私有化开始的，我们是用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我们开始是叫放权让利，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中央向企业、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
而在这个下放权力的过程中，他们在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章中提到，中国这样一种中国式（Chinesestyle）的分权，实际上是一种保持市场（marketpreserving）的过程，也就是说维持市场化的一个过程。
集权的体制可能会导致预算软约束，而我们这样一种分权的体制，可能会硬化我们的预算约束。
如果有国有企业面临破产，经济绩效不好的话，在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有激励不去向它提供Bailout。
这样看来，我们这样一种渐进式的分权本身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私有化，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想私有化是一个学术的名词，其实不外乎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经济当中，原来由国有部门提供的一些物品或者是服务，我们逐步的由私人部门来提供或生产。
这样一个现象表明，分权过程中的渐进私有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中国式的分权体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既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前面的疑问，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分权，为什么我们分权的结果不一样，也是不同的经济绩效不同的后果？
Blanchard和Shleifer在2001年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中提到，恐怕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尽管都分权，但是中国的分权是伴随着政治的集权，而俄罗斯由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是民选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是非常弱的。
这样，当地方政府的官员在考虑是不是促进经济发展时，在中国会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在俄罗斯可能没有这样的动力。
所以，从这样一条文献梳理来看，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之间其实是有竞争的。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谈的第一个命题实际上就可以说成：
在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下面，地方政府存在着竞争的动力，而在他的背后有非常强的政治力量。
说到政治集权，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问题，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上面，我们国家目前采取的都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
在2005年最新的一期JournalofPublicEconomics上，北大光华的周黎安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宏彬他们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就是看中国省级官员的升迁的概率是不是和他们经济绩效之间有相关性，他们发现，在中国官员的升迁的概率和它的经济绩效之间是显著的正关系，而官员政治生涯结束的概率和它的经济绩效有一个显著的负关系。
这是对我们目前的GDP考核机制和目前的地方GDP竞争的一个直接的佐证。
第二个非常有意思的佐证，相对来说更早点，就是Maskin等在2000年的RES的一篇文章，他们直接提到，中国各个省份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和它们的经济排名正相关的，这个政治地位是用省级的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人数。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我们首先的判断来自现实，包括一些经验的证据可能还加之以我们的一些直觉，其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官员升迁其实是直接和GDP政绩考核结合在一起的。
这对我们政绩考核机制的激励作用，其实是一个佐证。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思考前面提出的问题。
刚才陆铭老师谈到我们中国的权力结构是对上负责而对下不负责，我们在对上负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政治集权的体制包括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辅之以我们的财政管理体制，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什么视角呢？
我把它叫做yardstickcompetition，就是标尺竞争。
在国外的文献中，我们提到标尺竞争的时候，通常是针对像美国这样的联邦主义国家，他们都是通过选民的选举来决定是不是可以连任。
地方政府的官员总是拥有更多的关于公共品的信息，那么他可能会去误导民众，比如说，本来一个项目是低成本的，他会给你误导成高成本的，那么即使是在一个民主选举的体制下，民众本身也是处于信息弱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机制能够保证官员能够按照居民的偏好来执行一些政策呢？
有一组文献其实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就是说我的确是不知道你做的怎么样，但是我能看到临近的一些地方政府做的怎么样。
如果他们在减税，而我所在的州的政府没有减税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投你的票。
那么这个州的官员知道他的选民会参考其他州的官员的财政经济政策来对他进行评判的话，他自然就会对别的州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去竞争，这就是所谓的标尺竞争。
这相当于在美国这样的民主体制下，是有一个标尺在那里的。
大家都会有一个参照物，这样大家之间就会有竞争。
他们是在对下负责这样一种体制中，那么中国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说是对上负责，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也有标尺竞争，我把它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看我们国家的各个省的官员，他其实也是面临着考核的，但是谁在给他投票呢？
是中央政府在给他投票。
那么中央政府怎么给他投票的呢？
首先，我们的政绩考核机制里面确定GDP增长率一定要达到多少，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指标的话，是一票否决的，你在今年的评比当中肯定是最后一名。
那么第二点呢，如果大家都达到了这个指标的话，有什么办法来甄别呢？
那么我们还有一条叫做排名。
你就会发现，你总是要争取前面的名次，所以这样看起来，别的省份的GDP，包括其它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其实就是一个标尺。
在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就是类似于美国的从下而上的标尺竞争，我们是从上而下的这样一种竞争的体制。
像这样的一种竞争的体制其实可能是我们政治体制本身决定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体制我们也能发现它能向我们揭示一些具有经济效率含义的一些行为。
我们可以再具体地看一下，我国地方政府这些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比如说招商引资，我们会发现FDI竞争其实在我们国家多数地方存在，我们说FDI落户是因为它有一些优惠的政策，目前的优惠政策是根据它的落户的地区。
但是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就非常的聪明，不是要园区吗？
我们就建一个，这样我们就有一些隐性的税收减免竞争行为。
而且伴随着变相的送地，包括三通一平都做好。
用公共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其实我们就是在提供公共品。
这相当于在说，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在用税收优惠竞争和公共品竞争来吸引FDI，而FDI带来增长。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我国的城市化。
到现在为止，城市化的浪潮已经很久了，从沿海波及到了内地，那么我国的城市化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
我们在天台调查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城市化是不是可持续的？
但是不管这个背后的问题怎么样，我们发现在中国，在我们现行的权力结构下，我们中国的增长表现出来了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政府推动。
上个学期张军老师有一个非常好的演讲叫做为增长而竞争。
他谈到，你看中国和印度，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人口大国，但是我们的经济绩效很不一样。
为什么呢？
那可能中国的法宝就在于我们地方政府官员是在为增长而竞争，这是在我们现行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下，所派生出来的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经济增长机制。
总的来说，第一个命题，我们可以总结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这样一种政绩考核机制提供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方面呢，政府可能有激励去维持市场化，去硬化约束，去间接地带来私有化这样一个结果。
另一方面，政府本身可能会有极强的推动力、主观能动性来推动GDP的增长。
政府推动和政府竞争我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政治激励对于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转型经济中不可小觑。
我们可以再引申一下，看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
我们通常对它很批判，因为条块分割很浪费资源。
在文献上，其实对于集权经济和分权经济、对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有一些经验研究的结论。
比如说集权的经济在早期的增长是比较快的，但是在后期容易出现很多问题。
而如果是分权的经济，它在早期增长是比较缓慢的，但经济增长一直是比较平缓的。
如果是一个专制的经济，它的决策成本很低，所以它政策的发布都很快，但是它增长的特征就是波动性可能会很大。
而如果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它的决策成本高，能够降低决策出错的概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所谓的民主的代价。
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是台湾的高速公路，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北京都已经有六环了，而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建成一条高速公路。
还有像印度的计划生育等等。
这些都是例子，我们在想，这难道真的是民主的代价吗？
我们也可以说，条块分割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不是恰好就造成了一种反公共地悲剧的结局。
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
这种政出多门的、条条框框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背后本身是蕴涵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的机制。
我们从去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就能看到，部门之间、地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也许就是这种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我们政治集权的背景下提供了一种对民主机制的补充。
它和西方的民主机制一样，同样是因为它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决策成本比较高，它有效率损失。
但在它造成效率损失的同时，可能也提供了一种保证我们少出错误的这样一些类似民主体制下的好处，因此它可能是提供了这样一个补充。
由此也有一些进一步引申的思考，我们有政府部门，我们也有党的部门，那么党政之间的竞争和制衡是不是也和刚才我们说的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其实我们是在说转型的一些现象，从转型的现象来看是不是我国特殊的权力结构和财政管理体制，本身就导致我们的政府在转型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政府（包括政治）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通常是有非常著名的观点，叫做“三只手”。
从亚当·斯密到阿罗—德布鲁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然后我们有“援助之手（helpinghand）”，然后到社会选择理论出现之后，我们又谈得更多的是“攫取之手（grabbinghand）”。
大家也总是在思考，我们这样的一种政治集权的体制，是不是会导致一些强权，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攫取之手”？
Shleifer他们对于俄罗斯和波兰的分析非常的有意思。
俄罗斯和波兰为什么增长，为什么他们的经济绩效表现的不一样，他做了一个调查。
在莫斯科和华沙他们调查了105家小商铺，然后就问他们，你们会用多少法律的途径来处理一些经济的纠纷？
你在过去的两年中被政府审查的概率是多少？
次数是多少？
被罚款的次数是多少？
你平均申报一个企业需要多少时间，等等。
通过对调查的分析，它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莫斯科更像一个“攫取之手”的体制，而波兰更像“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一种类型的经济和政治的组合。
那么如果谈到中国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比较科学地得出类似的结论的话，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细致的工作。
这里我要提的是另外一种传导机制。
其实政治、社会、组织、个人都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们通常谈到的，目前政府已经伸出来的一只攫取之手，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就是乱收费，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政府乱收费的攫取之手是怎么伸出来的？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的话，我们会发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是放权让利，然后我们的地方政府之间有一系列财政包干体制改革。
分权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1990年代早期我们国家两个比重的下降是非常厉害，中央政府完全没有力量来控制国民经济的发展，基本的一些开支都没有收入来维系。
在这之后，1994年我们进行了非常重要的改革──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就是把我们的税收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国税和地税分立。
1994年分税制改革可以看作是我们国家财政分权体制规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但是在这样一次重大的改革当中，我们当时的设计可能是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知道1980年代中央政府其实是想收权，但是以广州为主的省份都是群起而攻之，所以中央不得不停滞一段时间，直到1994年尝试推行分税制改革），并不是一次很完善的财政体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把税收体系理顺了，把大量的税集中到中央去了，但是在支出这块基本上中央和地方的权责没有进行任何新的分割。
这样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地方政府更少的财源，但是它在干和以前同样多的事情。
包括后来我们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同样中央也是把这个任务安排到由地方政府来进行。
在前期，“普九”还是由乡镇一级政府来完成的，大家都知道现在乡镇一级财政基本上是举步唯艰，目前是收到了县级政府。
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我们发现，中央给了地方更少的钱，财源更少了，但是事情反而做的更多了。
那么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呢？
它没有钱，但它在我们的政绩考核机制下要去追赶GDP，GDP上不去，官员的政治前途就没有了。
所以从这里来看，它的这只手就伸得很理所当然了。
因为是它自己没有钱，而且是中央政府让它没有钱，它也没有办法，我们的转移支付体制都非常的不完善，所以它就只好去乱收费。
这是一条途径。
第二条途径就是去借债。
比如说向企业去集资，向个人去集资等等。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预算法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去发行债务的，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但是这个现象已经大量存在了，我们现在知道乡镇一级政府的负债就相当于全国每个县负债上亿元这样的水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我们说政府有三只手，在任何一种现实经济中它都有三只手，只不过有些政府前两支手伸得多一点，有些政府第三只手就伸得长一点。
可能是有这样一些差异，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去找它为什么伸这只手。
在社会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里面，我们的解释就是说政府它是自利的，所以它要伸第三只手。
但是在这个自利的背后，我们还发现在转型经济中有一些特殊的问题，特殊的现象本身就导致政府不得不伸出第三只手，中国恐怕就是财政体制本身导致政府伸长了第三只手，不仅仅是自利，还要考虑约束机制的变化。
由此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强权等等。
最后，我们想通过攫取之手说明什么问题呢？
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从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角度谈了一些比较正面的因素。
其实我们四个人的说的问题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想后面三位老师还有更精彩的演讲，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
[王永钦：
]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讲的内容是集中在社会方面。
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社会学是从集体到个人的，研究一个群体对个人行为的限制；而经济学是从个人到群体的，个人加总得到一个群体的行为。
譬如，西方有一句由来已久的笑话说“社会学是来解释人们在社会中为什么不能有选择的，而经济学则是来解释选择是如何做出来的”。
现在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分界越来越模糊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唯一区别在于研究方法的不一样。
如果秉承的原理是理性人的传统，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效用，那么这是经济学的方法。
这同时也为经济学大举入侵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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