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寄托出入说三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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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寄托出入说三论

周济“寄托出入”说三论

,,,年,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期,,,,,,,,,,;,,,,,,,,,,,,,,,,,,,,,,,,,,,,,,,,,,,,,,,,,,,,,,,,,,,,,,,,（,周济“寄托出入”说三论周燕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甘肃宁夏,,,,,,）摘要:

周济词学思想承张惠言而来，在其“比兴寄托”说的基础上提出“寄托出入”说。

此说不仅强调内容上的雅正立意，还追求艺术风格的浑化无痕。

周济“寄托出入”说，是香草美人诗学理论在词学领域的延伸，既推尊词体，又深化了词体的功能，具有双重价值，同时也是清代词学诗学化的体现。

关键词:

周济寄托出入清代词学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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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词在初起时，并无比兴寄托之意，只是作为一种娱乐遣兴的工具，只是歌筵酒席间“析酲解愠”的曲子，所以词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末技、小道的称号。

后世词家为了推尊词体，喜欢把词作为诗的流脉，从而肯定词体的正统出身。

于是与“比兴”相伴而生的风雅之旨、屈骚之义等传统的诗学精神，逐渐被后世词家纳入到词学理论中，比兴寄托也就成为词体回归正统文学的主要创作手法。

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川周济认为“有寄托”能使词作浑化深厚又气韵流转。

当然，周济“寄托”说可贵之处是晚年提出了“寄托出入”说。

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

“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冒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

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咳弗违，斯入矣。

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

虽铺叙平淡，摹绩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

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

州,,„„寄托出入”说将词的创作分为两重境界:

第一境界是“非寄托不出”的阶段。

处于这一阶段时，词人以恰当的意象抒情写意，但由于此时的创作还处于有寄托阶段，未臻善境。

所以，周济认为作词的第二境界是“非寄托不入”的阶段，此时词人心物融为一体，寄托之意浑化无痕，即进人“无寄托”的词学至境。

“寄托出入”说颇有理论眼识，也颇有深究的旨趣。

一、周济“寄托出入”说与香草美人传统周济的“寄托出入”说的提出，是发掘词体内在潜质的结果。

正是词与生俱来的特有的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质暗合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才使得词体的比兴寄托理论有了发展的空间。

“香草美人”是自《楚辞》以来就确定的文学传统。

它不仅是屈原坚贞品行的象征，而且还隐寓对明君贤臣的理想追求。

王逸在《楚辞章句?

离骚序》中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比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可以说，美人香草意象的深层意蕴就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关系，以男女间的离合及离合时女方所表现的忠贞如一、怨而不怒，表现封建文人在追求政治理想时的崎岖不平以及由之引发的人生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周燕明（女，,,,,年生（江苏宿迁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万方数据感慨。

这样，渗透着屈原的命运悲剧和人格力量的“香草美人”意象便具有了现实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原型意象作为集体无意识在封建文人士大夫的心底流淌，当他们处于和屈原同样的怀才不遇境地时，便会通过“香草美人”这一意象宣泄自己的情感。

词诞生于五代，是歌筵酒席间的流行歌曲，以描写情色爱情和表达男女情思为主要内容，大多不离春花秋

月和男女之悲欢离合。

后来，词的描写内容虽有扩大，但情色爱情作为主题一直没有变。

并且，词的风格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

在意象的选择上，往往选取纤细轻灵的意象，如杨花、梅、蔷薇、柳、玉兰、桂花等。

“惊采绝艳”的屈骚风格和美人香草的别有寄托，与“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的婉约词风在感官上的相似，使得后世词家喜欢从曲折深微的表层意象探寻作者内心深处的心灵情绪和感受，这正是后世词人——尤其是周济，以比兴寄托来推尊词体的主要原因。

可见，词体的形式特点与《风》、《骚》比兴创作手法密切相关，常被后人比喻为“借闺怨写幽思”。

“当词要写一种弱势的、被损害、被侮辱的感情时，词体是更容易、更适合写这种感情的。

”【,,（阮?

所以，从词体的特质来看，其要眇幽微的美感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香草美人寄托的传统，因此，当后人推尊词体时，就会向《风》、《骚》精神靠拢，喜欢把词体与《风》、《骚》联系在一起，彰显比兴寄托。

清代词学思想常常强调词体的雅正地位。

因而，在清代“曲子词”已不再是“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的文学婢女。

纳兰性德、陈维崧和朱彝尊等人论词，都标举比兴，溯源风雅。

《楚辞》的香草美人意象，与常州派词人一贯追求的比兴寄托更是心有灵犀，使得屈骚情结不能不深深地根植于常州派词人的灵魂深处。

正是因为香草美人这一意象的积淀以及儒家文学思想的影响，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应时而生。

常州词派的领军人物张惠言在清词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比兴寄托的理论主张。

他认为词不应浅白通俗，应该别有寓意，应是具有言外之意的托物寓意之作，这样才能经得起推敲，富于意蕴。

他在《词选序》中说: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探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日词。

传日:

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

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然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

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也，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

”垆,（嘲，张惠言显然是出于推尊词体的目的，有心要借古义作为其比兴寄托的根据。

他认为词不应只看作小技和末道。

作词也不应当只在闺房儿女之言上下功夫，词作应有更充实的内容。

他认为作词须学习《离骚》等富于言外之意的作品，因此他推崇那些“深美闳约”之词。

但是，张氏没有看到词与诗的根本区别，只能看出词与诗同具“主文谲谏”的美刺作用。

另外张惠言寄托说存在着牵强附会、机械比附的缺点，他在评论前人词作时往往字譬句喻、机械比附，常凭自己感觉主观臆断。

况周颐说他“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附五。

即是指张惠言用经学眼光看待文学，一味追求寄托未免偏执与绝对化。

周济“寄托”说秉承张惠言理论而来，但周济在张惠言复古的路子上迈出了非常可贵的一步。

同样是强调思想内容，但周济打开了生活的大门，为词学创作引进一泓活水。

周济纠正了张惠言只以立意为主的偏颇，提出“寄托出入”说。

“寄托出入”说将词的创作分为两重境界:

第一境界是“非寄托不出”的阶段。

即要求作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包蕴一定的现实内容。

有寄托的词虽是写“怨夫思妇之怀”，却寓含有孽子孤臣之感，从“一草一木”的描写中能表现“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的感叹（《白雨斋词话》）。

对于寄托的具体内容，周济有明确的要求，他指出: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

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

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一诗有卑，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若乃离别怀思，感士

不遇，陈陈相因，唾冲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这种对时代盛衰之感的寄托，可以是居安思危，对国家可能发生的衰乱行为的敏锐感受，或是面对现实，对积危日久、变乱将生的深沉忧虑，可以是积极进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献身精神，或是消极退避，冷眼旁观的独善其身。

因此，周济反对脱离时代特点的只抒发个人遭际的“离别怀思、感士不遇”的无寄托之作。

所以，周济推崇王沂孙的词，认为其词“意能尊体”，有“黍离麦秀之感”，并把,“万方数据他的词作为学词者的门径。

但周济认为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专寄托不出”，即“情景交融”。

他评王沂孙《花犯?

苔梅》时说:

“人景情思，一齐融入”【,】。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词人还是有意识地要以寄托人词，找寻心与物、情与景相对应之意象，“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么，此刻词人思接千载，心物交感，情景碰撞，突然灵机乍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不辨是情是景，但觉烟雾苍茫”。

这才是“专寄托不出”也即“无寄托”的词学至境。

这种从“有”到“无”、从“入”到“出”的转化，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词境的提升。

他认为北宋词高者之所以高于南宋，是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

南宋词之所以“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是因为南宋词家虽能“有寄托入”，却不能“无寄托出”。

“无寄托出”的词作，由于达到浑化境界，故能诱发出丰富的联想，使读者随各人性情、学问、身世、感触之不同，都能从中受到强烈的感染和得到深刻的启示。

香草美人传统由诗学传统到词学纲领，跨越了文体的鸿沟，完成了诗学命题在词学领域的完美蜕变。

嘉庆以后，内忧外患，社会动乱加剧，周济凭着诗人的高度敏感，触摸到时代的渐衰的脉搏。

他大力提倡寄托，反对空疏的作品，怀着救世的热忱对待文学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周济“寄托出入”说的双重价值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在扬弃前代学者理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他辩证地论述了寄托的理论内涵，并对寄托的阶段性、层次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周济把被经学观歪曲了的比兴寄托说恢复到文学的话语环境中，认为词仅有寄托之意还不够，词既要有寄托之人也要有寄托之出，寄托应是浑化无痕地融合在词的意境中。

周济的寄托说是与学词的形式美相提并论的。

寄托作为内涵美的一面，惟有与词的创作之外在形式和谐互补，才能达到完美的要求。

出入则可以使虚实相生，达到气韵流畅。

这样，虽是初学词者，其作既可包含形式美，又有一定的内涵力度了。

“有寄托”既可使空灵之作“斐然成章”，而又不致流于“空枵”，其指示类情，见仁见智的涵盖性，也就更能使质实之作浑化深厚而又气韵流转，这是周济为学词者指出的一条方便途径。

有寄托而不见寄托，也即周济所推崇的周邦彦的“浑化”风格，即艺术技巧因其手法的娴熟化于无痕，以有形寓无形，以浅言言深意，既要意在言外，又要不露痕迹，藏巧于拙。

刘熙载在《艺概?

词曲概》中说:

“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

”实际是把“寄言”与“不言”辩证统一起来，既有所寄托，而又看不出寄托手法的痕迹。

如周济的《蝶恋花》:

柳絮年年三月暮。

断送樱花（十里湖边路。

万转千回无落处，随侬只恁低低去。

满眼颓垣倚病树。

纵有余英，不直封姨妒。

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旧?

。

周济词作总体水平不高，这一首是其集中难得一见的佳作。

词的上片，只是简单叙写了暮春三月的湖边景色，并未突破前人伤春咏柳之作的藩篱，词的下片“满眼颓垣倚病树”及“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几句，使词的境界陡然开阔。

颓墙断壁，不过信手拈来而已，却正折射出作者对国势衰落的潜隐忧虑。

“河流日夜东南注”，在使人联想

起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宇宙感喟外，还给人一种大势已去的苍凉。

而再看词上片的柳絮飞扬、落花零乱的暮春景象，就有了更深远的意味。

整首词浑融一体，达到了周济所追求的寄慨深沉、浑化无痕的艺术效果。

另外，周济还把“寄托出入”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强调了词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符合文学的思想审美原则。

在周济眼中，词既不应是浅斟低唱的小曲，也不应是经史附庸与诗赋之余，词是有独特审美特质的文艺样式。

比兴用之于词，不仅能以微言寄托大义，使得原本仅供娱乐的歌辞之词获得深层的文化意义，同时，还能在实现美刺托喻功能的同时彰显词体词性。

看周济的《满庭芳?

梨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词亦有史”说，便是“寄托”说的进一步深化。

看周济的《满庭芳?

梨花》:

珍重今年，玲珑数朵，楼前越样丰姿。

东君著意，开比海棠迟。

烂漫群芳似锦，深宵露、洗尽燕之。

无人见，亭亭顾影，明月过墙时。

浑疑。

逢洛浦（凌波佩解，天慰相思。

正团员果,,,万方数据就，怎说将离,一剪红襟斜度，窥鸳枕、云想轻移。

年年约，湔裙俊侣，沉醉碧颇黎。

这是一首咏物梨花词。

写梨花宛若美女的风姿，“烂漫群芳似锦，深宵露、洗尽燕之”。

以群芳的艳丽反衬梨花的高洁，“无人见，亭亭顾影，明月过墙时”，则容易使人想到一个端庄淑静的女子，在月明之夜，无人见处，她亭亭玉立，顾影自怜。

换头承上，进一步将梨花化为仙女，面对那一树梨花，词人仿佛是在洛水之滨遇见了洛神宓妃。

下两句妙在由梨花引出梨果，刚刚团圆，怎么又离别了呢,“一剪红襟斜度，窥鸳枕、云想轻移”写梨花辞枝，意极熨帖。

梨花既已零落，再要一睹梨花的风采，只好等待来年，便引出末三句，每年的三月，我要约上美人作伴，再来水边梨花树下畅饮。

周济此词，颇有寄托出入的意味，是借物言志而有寄托的上乘之作。

当然，周济由于苷呕菅杂跋焯睿挥型耆稣攀嫌刂吹谋刃思耐兴档鸟骄省,惺保芗霉地强调词之深意。

他在指出学词路径时曾说:

“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

”…学词由南宋王沂孙人手，由南宋追北宋，这不免是倒果为因。

因为在北宋，还没有形成要以比兴寄托为词的意念，北宋人作品之所以有深意可寻，是由于作者之性情怀抱的自然流露，是在“无”中偶然涌现为“有”，并非是从“有”转变为“无”。

但平心而论，其比兴寄托说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周济词论之所以能为常州词派开辟出一条宽广的路，主要就在于周济辩证的词学眼光，他的“寄托出入”说较之张惠言的寄托说，融进了词的艺术风格的考虑，词的内容和审美并重，这也是常州词派能够和浙西词派得以抗衡的主要原因。

三、周济“寄托出入”说与清代词学思想的流变和相应的文人价值取向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种理性的回归，而这种理性又因高压的文化政策而借助词这一文学题材表现出来。

这是历史在无奈之下作出的选择，也是清代词学不同于宋代词学的价值所在。

由周济“寄托出入”说的香草美人传统和所具有的双重价值，我们更可以看出当时清代词学思想转变的重要迹象和相应的文人的价值取向。

第一、清代词学的诗学化倾向。

清人由于推尊词体的需要，就不自觉地把词引向了诗的老路。

比兴寄托的提出，也是将词的表现内容与诗相等同，使词呈现出诗化的倾向。

“清代词学通过诗词同源的论证，确立了词学诗学化的基调，然后在词的表现内容、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诸矫嫦蚴柯～,庋?

沟那飨蚴抢?

?

了词体的社会功能，使词由初期纯粹的娱乐性，转变为像诗一样具有教育、认识、讽谏的功能，从而抬高了词的文体地位。

”〔,“聊所以，“寄托出人”说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清代特殊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清代文论号称是“集大成”

的时代，清代的词学是词学发展最为成熟、理论设想最为完备的阶段。

清代重朴学，学风上提倡通经致用，反对空疏，诗风上亦以崇实之精神矫正明诗之流荡，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环境催生的结果。

常州词派注重立意的价值取向，正是借词这一文学体裁来浇自己心中之垒块，词无形当中就担当起了经世致用的功能。

所以，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诗学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第二、文论的审美主义向工具主义的回归。

儒家美学经常把审美同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外，要求审美意识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注意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官能享受。

词诞生之初，主要是在与儒家文化传统相冲突相对立的文化环境中发展兴盛起来的，因此带有较明显的反叛性格和变异色彩。

但正因为词人在词体文学里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真实，服从了心的规律，它才成为时代的文学。

清代词学尊体的过程，实质就是对道德伦理逐步认同的过程。

周济“寄托出入”说，就是通过标举儒家的工具主义的文艺思想，来达到有所寄托、温柔敦厚的效果。

周济推崇宋代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人为词坛之领袖，他为学词者指出的学词途径是:

“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即学词在起步之时，要以王碧山为师，以求词的立意深厚，历吴、辛之长短，使词由厚入浑，终极目标是实现词的浑厚。

在周济看来，创作应该有为而发，有思想，有寄托。

周济有意借儒家文艺思想来救浙派空枵之失，这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可能使词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教的传声筒。

第三、文人“享乐”心态向志士“济世”精神的回归。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看重人世而重视精神修养。

,,万方数据这就是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士人头顶上那只信仰之灯，照亮着封建士人的功名之路和政治之路。

所以，《毛诗序》说: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认为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

在儒家那套不近人情的伦理纲常下，人的自然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摧损。

传统词体观念和词体创作，为人性找到了得以喘息的契机，表现了人们对情欲和对审美的感性追求。

词体的艳科性质和娱乐功能，使晚唐五代到宋代的人们都能从中得到感官的娱乐和审美的享受，能满足人的感性需要。

但是，如果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来理解，词体所提供士人的欣慰和欢乐毕竟是暂时的和内敛的，儒家思想文化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

在经过明代短暂的激烈反叛思潮后，儒家思想在清代又恢复了它的独尊地位。

清初顾、黄、王三大思想家的文论，以及“格调说”、“桐城派”的文论等，都打上了儒家文论的鲜明印记，文人的经世之志也逐渐回归。

周济的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的“寄托出入”说就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济世之志回归的反映。

“寄托”要求作者对时代的兴亡、生民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得其平则鸣的由衷之情。

周济认为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描写美色和爱情之外，还可以寄托政治感慨。

他说:

“感慨所寄，不过盛衰:

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

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

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沉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周济认为作词不应只写宴嬉逸乐，而应有所寄托。

寄托的内容主要是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感慨”，而非“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从一己遭遇出发的狭隘的个人情感。

这种感慨，或是对行将发生变乱的预感，或是对苟且偷安局面的忧虑，或是积极进取的兼济天下，或是出于无奈的独善其身。

周济认为，只有反映出这样感慨的词才

是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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