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chru 世界英语理论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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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chru世界英语理论述评

Kachru世界英语理论述评

李文新

【摘要】摘要：

在吸收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Kachru提出了他的世界英语理论。

Kachru首先系统分析了英语在印度发生的变异。

研究表明，这些变异是受印度社会和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本土化变体，即印度英语。

之后，他提出了WorldEnglishes和同心圈模式。

其核心思想是，英语全球化会分化出多种相互独立的英语变体，形成一个松散的“英语语言联合体”。

但“英语语言联合体”不利于国际交流，跟全球化的大趋势是相违背的。

【期刊名称】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23）002

【总页数】8

【关键词】Kachru；本土化变体；WorldEnglishes；英语语言联合体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全球化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在阐释英语全球化这一现象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多种世界英语理论。

其中，美籍印度学者Braj.B.Kachru提出的世界英语理论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影响巨大，引发了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标准问题、政治问题、所有权问题和英语教学的规范问题等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1］。

国内学界对中国英语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Kachru世界英语理论的启示。

但遗憾的是，国内对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至今尚无系统的介绍。

人们对该理论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很多问题尚待理清，如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理论基础是什么？

有哪些主要观点？

其贡献和缺陷是什么？

本文认为，理清这些问题意义重大，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英语全球化的认识，促进中国英语研究，也可以对我国的英语教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将从上述问题入手，对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并对其做简要评论。

一、学术背景和理论基础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国际交流频繁，英语逐渐成为国际交流的工具。

在此大趋势下，英语教学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给应用语言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推动了它的发展。

上世纪60—70年代，应用语言学领域相继出现了对比分析、错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

它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二语学习者怎样才能习得跟本族语人士相同的语言能力。

对比分析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认为学习外语实质上就是习得外语的语言结构。

那么，对比母语和目标语，找出二者结构上的不同，通过“刺激—反应—加强”的教学模式，就可以学好外语。

但后来人们发现，实际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错误分析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心理学和生成语言学，基本假设是人脑中有一种处理语言知识的特殊机制。

错误分析法认为，学习者所犯的错误是学习者对目标语的一种假设，通过语言实践中获得的信息反馈，学习者会逐渐纠正这些错误，朝目标语靠拢。

Selinker［2］吸收了错误分析的基本思想，并将其加以发展，提出了中介语理论。

该理论认为，学习者英语（learnerEnglish）既包含母语特征，也包含目标语特征，同时又与两者有所区别，是一个介于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独立的、阶段性的语言系统。

Selinker还探讨了形成中介语的五个主要心理过程。

按照最初设想，中介语会逐渐完善，朝目标语靠近。

但教学实践表明，真正能够习得本族语人士相同语言能力的人很少，大概为5%左右。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往往止步于中介语，不能靠近目标语——Selinker把这种现象称为中介语“石化（fossilization）”。

此后，学术界为了找出克服“石化”的途径，做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但至今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

“石化”问题久攻不克，人们开始意识到，脱离语言教学和使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教学是行不通的。

社会语言学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主要学术动机是反对割裂语言和社会的纯语言研究，即反对形式语言学。

它一方面不赞同索绪尔的“内部语言学”，不满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式分析和客观描写，另一方面也反对心灵主义，跟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对立的［3-4］。

Ervin-Tripp［5］将社会语言学定义为系统研究语言形式同其社会意义相互关系的学说。

英国语言学家Hudson［6］认为，社会语言学即联系社会对语言进行的研究。

我国学者杨永林［7］给社会语言学下的定义是：

社会语言学旨在观察和研究言语行为的表现，揭示语言、社会、文化等相关因素的互动关系，建立一种能够充分解释和描述语言内在机制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因而促动语言发展变化的理论模式。

从观察视野上看，社会语言学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分支，即“语言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oflanguage）和“社会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ofsociety）。

前者指“社会语言学本体（纯社会语言学）”，它以语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和发展变化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语言变异。

因此，一些学者也把它称为社会方言学［8］15，［9］230；后者指“语言社会学”，它以社会为出发点，侧重研究语言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并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和手段。

Kachru世界英语理论的提出，得益于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Kachru没有遵循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思路，但应用语言学的困境却给他提供了一面反思英语全球化和英语教学研究的镜子。

受社会语言学的启发，Kachru没有孜孜不倦地探寻克服“石化”的途径，转而对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预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应用语言学之所以止步于中介语“石化”，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是由于研究者盲目坚持本族语人士立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语言现实缺乏了解造成的［10］。

英美过去的殖民地在战后相继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英语却广泛使用于这些国家，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用语言学没有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在英语教学中依然把英国（或美国）的标准英语作为唯一标准。

这样，英语在其他国家受当地语言和文化影响而发生的变异才被看作是“偏误（deviation）”或“石化”［11］91-92。

有鉴于此，Kachru大胆提出，我们必须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考察英语在异域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变异。

本文认为，这种社会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本文第五部分详述）。

二、本土化变体

（socially-realisticapproach）［11-15］提出“有限代码”和“复杂代码”的区分后，部分学者将其曲解为下层阶级成员语言能力“缺陷论（DeficitHypothesis）”。

受其影响，一些从事英语研究（EnglishStudy）的学者也将非本族语人士所使用的英语视为带有“缺陷”的英语，其代表人物是Prator和Quirk——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很多本族语人士对英语全球化的担忧。

Quirk做过很长时间的英语研究，目的是弄清楚英语被“败坏”到了什么程度，以此敲响警钟，呼吁人们采用适当的措施来挽救英语的命运，维护标准英语的纯洁性。

社会语言学家Labov［17］在美国的城市进行语言能力调查，得出的结果有力地驳斥了“缺陷论”。

后来，许多学者基于对黑人英语的研究，提出了跟“缺陷论”完全对立的“不同论（DifferentHypothesis）”，即黑人英语是一种不同于标准英语的独立体系，有自身的语法规则，并不是什么“败坏了”的语言［18］。

受Labov研究结果和“不同论”的启发，Kachru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即本土化英语不是带有缺陷的英语，而是受当地语言和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变体（variety）①。

Kachru选择“变体”这一术语，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1）在传统观念中，“方言”指劣等语或非标准语，而“变体”没有优劣之分［19］10；

（2）“方言”一词指在大的文化背景相同的情况下，受地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非标准语。

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广泛使用于其他国家——社会文化环境跟“方言”形成的文化环境完全不同——所形成的带有当地文化特色的英语不应该是标准英语的“方言”。

Kachru出生于克什米尔，早年曾在英国求

Bernstein［16］学，对英语印度化的情况深有感触，对英国标准英语也很熟悉。

他认为，从本族语人士的立场来研究英语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研究范式完全忽视了英语在其他国家所起的作用［12］222。

那么，英语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

在1983年出版的TheIndianizationofEnglish：

theEnglishlanguageinIndia专著中，Kachru明确指出，英语在印度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国内（intra-national）交流，而不是国际（international）交流。

这也就是说，印度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英语已经扎根于印度社会，是人们进行日常交流的工具，也是印度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印度人在社会生活中也使用其他语言，但英语所使用的领域，在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其他语言不能替代。

①社会语言学中“变体”一词的英语常用variant，但研究世界英语的学者多用variety。

Kachru［14］对印度人使用的英语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它在词汇、语法和语用等各个层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

而且，这些特征都可以从印度的社会和文化层面加以解释。

限于篇幅，这里仅就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词汇方面，如sister和government这两个词，印度人在使用时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

例1：

“Nowyouknowwhatyourdutiesare，andhowtodothem，sister，youwillreceiveourinstructions.”Sister本来指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但这里说话人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称呼对方sister，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是印度人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文化传统决定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文化传统，如我春节回到乡下老家，邻居来看我，跟我父亲年龄相当的男性，我就应该叫某某叔或伯，跟我母亲年龄相当的妇女，我就应该叫某某婶或姑。

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血缘关系，但如果我不这样称呼他们——真找不到其他称呼——他们就会说我没有礼貌，在外面混阔了，眼睛里没人，看不起他们。

例2：

“Government，sheknowsnothingaboutdrinks.Sheishardlysixteenandcompletelyinnocent.”Government这个词的本意指政府，说话者称对方为government，意在尊重对方的权威，跟印度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分不开的。

同样，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

如很多影视剧当中，警察审犯罪分子的时候，他们会说，“报告政府，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敢撒谎。

”

语法方面，印度英语的反义疑问句与标准英语的反义疑问句有很大不同。

如：

在印度人使用的英语里，反义疑问句的构成既不考虑句子的主语，也不考虑谓语动词的情况，一律都是“isn’tit？

”。

印度人当然知道，按照英语语法，这里反义疑问句应该是“weren’tyou？

”，但他们总觉得这是质疑对方的口吻，犯了印度文化的大忌，很容易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敌对。

因此，他们使用“isn’tit？

”，实际上是把反义疑问句的主句Youwereathomelastnight当成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使用“isn’tit？

”，等于向你求证“Youwereathomelastnight”是不是一个事实。

Kachru［14］通过大量的实例证实，英语在印度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变异不是偏误（deviations），而是印度人对英语的创新（innovations）；而且，这些变异是系统的，发生在词汇、语法和语用等层面。

据此，Kachru［14］大胆提出，英语在印度发生的系统化变异是受印度社会和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本土化变体（indigenizedvariety）；它有别于英国的标准英语，是印度人的英语或印度英语（IndianEnglish）。

总之，经过多年的研究，Kacrhu终于确立了印度英语的本体论地位，即印度英语是一个扎根于印度社会的语言现实，为下一步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基础。

三、WorldEnglishes

既然英语在印度经历本土化过程可以形成印度英语，那么，英国在全球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如南非、尼日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由于受到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英语也会经历类似的本土化变异过程，产生多种不同的变体，如SouthAfricanEnglish，NigerianEnglish，SingaporeanEnglish和MalaysianEnglish等等——Kachru将它们总称为WorldEnglishes。

复数形式的WorldEnglishes是Kachru世界英语理论的亮点和核心，概括了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包容性（inclusivity）和多级性（pluricentricity）特点［20］，反映了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多语共存的现实，有别于WorldEnglish，EnglishasanInternationalLanguage和EnglishasaLinguaFranca，GlobalEnglish等等——这些术语依然把英语看作一个单一实体。

同时，Kachru也清楚地意识到，WorldEnglishes实际仅指英美过去殖民地的本土化变体，并不真正具有世界性，冠以World一词，未免牵强。

为解决这个问题，1985年，Kachru［21］发表了一篇题为Standards，CodificationandSociolinguisticRealism：

theEnglishlanguageintheoutcircle的论文，文章提出英语的世界性传播可以用三个同心圈来表示，即内圈（theInnerCircle）、外圈（theOuterCircle）和扩展圈（theExtendingCircle）：

内圈指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外圈指英语是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加纳、孟加拉国、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扩展圈指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韩国、日本、尼泊尔、俄国、沙特阿拉伯、法国、德国等。

同心圈理论扩大了WorldEnglishes的范围，一方面将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另一方面也将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包容进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WorldEnglishes理论。

在此理论框架之下，一些学者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指出，英语已不再为本族语人士所专有，也是非本族语人士用来表达思想，反映当地文化的工具。

而且，随着非本族语人士使用英语的人数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英语来表达思想，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英语的所有权逐渐向非本族语人士转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本族语人士/非本族语人士的区分已经失去合理性，应该重新定义。

四、标准问题

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开创了英语全球化研究的新范式，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以Kachru本人为主编的WorldEnglishes杂志依然在不断刊出文章，报道不同国家或地区英语本土化变体的情况。

但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作为回应，Kachru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86年出版了另外一部重要著作，TheAlchemyofEnglish：

thespread，functionsandmodelsofnon-nativeEnglishes。

在这些论著中，Kachru［11］发展了他的理论，讨论了语库（coderepertoire）、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标准问题和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等相关问题。

其中，标准问题是核心问题。

它一方面关系到变体之间的可理解性问题，另一方面也牵涉到英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问题和英语教学的规范问题。

事实上，Kachru理论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标准问题，即某一国别变体内部的标准问题和不同国别变体（如IndianEnglish和NigerianEnglish）之间的标准问题。

（一）某一国别变体内部的标准问题

这里还是以印度为例子。

印度是一个大国，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文化。

所以，英语印度化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实际上产生了多种、本土化程度不齐的变体，根本不是IndianEnglish所能概括的。

为此，Kachru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IndianEnglish重新做了阐释。

为便于理解，本文拿汉语作为例子加以说明。

我们通常谈到汉语时，指的是普通话，比如说“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语”。

但大家知道，普通话只是全国性的标准语，汉语有很多方言，方言之下还有亚方言。

因此，汉语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普通话、各种方言和各种亚方言的共同体。

Kachru［11］

认为，IndianEnglish也是一个类似的共同体。

其中，标准印度

英语（StandardIndianEnglish）是全国性的语言规范——Kachru效仿英国标准英语，将其定义为受过教育的人士所使用的变体（educatedvariety）。

如此众多、良莠不齐的本土化英语变体，印度人之间如何顺利沟通呢？

Kachru从社会语言学借用“语码转换”来进行解释。

如果对话者都是孟买人，他们就说孟买英语；一个孟买人和一个加尔各答人之间要顺利进行交流，要么两人之中有人懂对方的英语变体，要么彼此都用标准印度英语。

因此，很多印度人都有一个包括多种英语变体的语库，他们可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语码转换。

从理论上讲，Kachru解决印度人之间交流的办法是行得通的，但却不现实，印度人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习得多种亚变体。

其实，标准语的形成就是为了便于沟通，大力推广标准印度英语更容易解决印度人之间的沟通问题。

（二）国别变体之间的标准问题

国别变体之间的标准问题实质上还是一个沟通问题，如一个尼日利亚人和一个印度人如何顺利沟通呢？

这是Kachru理论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Kachru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批评人士早就指出，国际通用语是向心的（endocentric），而Kachru的世界英语是离心的（exocentric），本土化产生的各种变体是独立的语言系统，彼此之间没有内在关联，只是一个松散的“英语语言联合体（EnglishLanguageComplex）”。

这样，说各种国别变体的人进行交流，只能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根本没法沟通。

长此以往，英语最说，LarrySmith的实证研究是最好的回答。

Smith曾提出，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可分为三个层次，即Intelligibility，Comprehensibility和Interpretability。

让受试听一段话，如果他能辨认其中的单词，这段话就是可理解的（intelligible）；如果能听懂这段话的意思，受试就能理解（comprehend）这段话；再进一步，如果能听懂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受试就到达了Interpretability这个层次［25-27］。

1979年，Smith和Rafiqzad［25］做了一项针对comprehensibility的研究，他们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用英语进行交流，怎样才能顺利沟通？

这项研究的背景是：

当时，学界一般认为，本族语人士比非本族语人士更容易被听者理解（comprehend）。

因此，本族语人士的变体应该成为国际交流的（实指口语的）规范；如果说话者使用本土化变体，听者将不能理解。

Smith和Rafiqzad的实证研究就是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正确与否。

研究者从9个国家或地区（香港、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斯里兰卡和美国）找到一些受过教育，并在英国或美国待过至少半年时间的人读一段话，进行录音，然后在亚太11个国家或地区（孟加拉国、台湾、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菲律宾和泰国）找了1368名受试。

研究者从英语原文中剔除一些单词，留下空白，让受试在听完录音之后将段落补充完整。

结果发现，美国人说的英语是最难理解的变体之一（theleastintelligible），受试的平均准确率只有55%。

Smith和Rafiqzad［25］380

得出结论说，本族语人士的口音并不比非本族语人士的口音更容易被人们理解（comprehend），这似乎表明，课堂上坚终将变成多种不同的语言，其国际通用语的地位将不复存在［22］3-6，［23］29。

对此，Kachru曾两次回应，第一次他［11］94-95说，如果两个国家相邻，两种英语变体的差别不会很大，如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完全可以进行沟通。

但地域相隔很远的尼日利亚人和印度人，怎样顺利沟通呢？

Kachru没有正面回答，他说，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尼日利亚英语、肯尼亚英语，肯定跟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不同，也应该不同，但这些本土化变体造成的沟通不畅，难道比新西兰人和美国中部的人之间的交流困难更大吗？

多年以后，Kachru再次回应上述问题。

这一次，他［24］21-22持以本族语人士的口音为标准是没有道理的。

1982年，Smith和Bisazza［26］做了另一项研究，探究印度英语、日本英语和美国英语的Intelligibility问题。

结果显示，受试对自己的英语变体较熟悉，准确率高。

因此，Smith和Bisazza提出，学校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更多接触和使用各种本土化变体，增强他们的国际交流能力。

综合起来看，Smith的两个研究表明，要打通不同变体之间的差异，顺利进行沟通，最好的办法是让人们多学习和掌握各种不同的变体。

不难看出，Smith解决不同变体之间沟通问题的思路跟Kachru解决印度国内不同变体之间沟通问题的思路基本相同——难怪Kachru说Smith的研究是最好的回答。

所不同的地方是，Kachru处理印度英语不同变体之间的沟通问题时，引入了标准印度英语，而Smith在处理不同国别变体之间的沟通问题时，没有在不同国别变体之上引入上加变体（superordinatedvariety），即一个国际性的标准英语——这正是Kachru理论一直在回避的。

既然没有国际性的标准英语，要进行国际交流，我们就需要像印度人在国内交流一样，拥有一个包括各种不同国别变体的语库。

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事实上，既掌握自己的本土化变体，又谙熟其他变体的人非常少，大多数人只能在各种变体之间疲于拼命，苦不堪言［28］11。

总之，对于不同国别变体之间的沟通问题，Kachru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五、解放语言学

国际学术界对Kachru的研究范式评价不一。

Pennycock［29］认为，Kachru的研究是纯语言学研究，脱离后殖民时代的背景，政治上很幼稚。

Bo-认为，Kachru的范式既是语言学研究，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但作为Kachru的支持者，他并不赞同Pennycook对Kachru的批评。

本文认为，Kachru的研究范式前后有所变化，早期带有纯语言学的性质，中期属于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后期则转向社会的社会语言学。

但重心在于社会的社会语言学，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实际上是在为后期研究做准备；Kachru的学术研究有深刻的政治目的，Quirk［22］把他的世界英语理论称为“解放语言学”，是非常有道理的。

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上，一些学者认为，英语是一个有用的交际工具。

既然是工具，它就是中性的（neutral或apolitical），谁都可以拿来用。

lton［20］有用性推动了英语向外扩散。

从这种观点来看，英语全球化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29-30］。

Kachru是上述纯语言学观点的支持者，他［11］8-9指出，英语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即中性的特点（neutrality）；虽然它曾经是殖民者的语言，但瑕不掩瑜，给使用者带来的好处不可估量。

Kachru在论著中常用“expansion”和“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