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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来源：
东方早报 | 发布日期：
2013-02-25
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
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
《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
今天讲关于兰亭的问题，是出于以下的几个考虑：
一、兰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
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
右军书是魏晋新体，这一点，晋唐直至赵孟頫以至于清中期，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晚清至今，则不这么认识了。
这里有误解、无知和有目的的曲解，是必须讲的。
二、《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
三、兰亭问题已经成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一个文化体系。
四、兰亭传本最多，问题也最多。
最后，就是有必要谈谈当年的兰亭论辩，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是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有很多人业已不知道那个论辩的起因与是非曲直、发起者背后的真正意图，而把它当作一场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争论了。
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是其书法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司徒谢安、左司马孙绰、释支遁等朋友及子弟辈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临流赋诗。
《兰亭序》即是王羲之当时为这次宴集所做的序文。
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
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
《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兰亭传世，
首先同“右军人品甚高”有关
中国的书法品评历来书品同人品相关，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千古书圣，固然同他的书法是以往书法的集大成者，是当时书法的改革创新者，其审美意识最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品位有关，但同他的人品、德行亦有着直接的关系。
谈到王羲之和兰亭修禊，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峨冠博带、魏晋风流，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两晋政治并不清明。
东晋形势更是严峻，司马氏在南方的这半壁河山并不稳固。
北伐连遭败绩，动乱灾异给人民造成了极大悲苦。
虽然社会风气使得很多官僚士大夫纵酒享乐和崇尚清谈，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陶醉其间，其中王羲之就是当时难得的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是东晋极其杰出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以特立独行为人称道，“东床”这一典故就出自王右军。
针对东晋当时的崇尚虚谈，不理政务的风气，他以夏禹周文王的勤政批评谢安：
“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世说·言语篇》）如果读读《晋书·王羲之本传》，更可以知道，右军爱国忧民之心是何等的痛切。
他虽然志存复国北伐，“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但他看清“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所以，对用北伐以达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都给予直接的批评。
在兰亭修禊的前一年（晋穆帝永和八年），右军致信殷浩，批评他和桓温是“各从其志”，“未有深谋远虑，而废竭根本”，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
“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
”在给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这种忧虑：
“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
”他“不乐在京师”，是因为看到朝廷腐败且积重难返，不肯同流合污。
在会稽内史任上，他同样极为关心民间疾苦，“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
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
《晋书》说他“以骨鲠称”。
他的辞官誓墓，说明其视功名富贵如腐鼠。
同时，右军又是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真挚的人。
除忧国忧民之外，对亲人朋友的生老病死无不关心痛切。
修禊前后，北伐受到挫折，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东土出现灾荒，人民在饥饿苛政中苦不堪言。
好友庾翼、许询，其师卫夫人，亲人姨母、孙女新月等先后逝世夭亡。
右军内心是不平静的。
看看《全晋文》、《淳化阁帖》《大观帖》及《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言及哀痛悲苦的不下数十处。
这些施于家人朋友间的书札简帖，最见右军情感性格。
否定兰亭的人以《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便认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悲夫”“痛哉”的悲观。
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嵇康和鲁迅那样“倔强自负”的人了，但谁能说这二人就不悲观了呢!
同样王羲之“以骨鲠称”也好，“倔强自负”也好，丝毫也不妨碍其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大丈夫伟人。
右军“以骨鲠称”，下面的事例或可作为注脚，《世说新语》卷上“言语”记：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
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
刘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
王逸少在坐曰：
令巢、许过契、稷，当无此言。
二人并有愧色。
”右军与许询（玄度）交谊甚笃，这可以从其传世帖中看出，但右军不无视其缺点，甚至在许询卒后，还批评他，受到孔岩告诫致使“右军甚愧”（《世说新语》卷中“规箴”），这确实体现了右军的“骨鲠”，也表明右军在是非廉耻方面的执著。
在这方面那些言行皆无所持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兰亭修禊，于王右军不过是一时的“放浪形骸之外”，寄情山水只是“暂得于己”。
他的《兰亭序》之所以有后一段的悲观感慨，正是因为王羲之不是那种及时行乐、乐而忘忧、全无心肝的人，更不是那种无操守，只知奉迎而随人作计以求苟且的人。
兰亭修禊之后隔一年，右军不愿屈居扬州太守王述之下，便在父母墓前发毒誓辞官了。
蝇营狗苟、仰人鼻息辈，是不可能了解右军内心情感的痛苦的。
这一点在认识兰亭全文上尤其重要。
王羲之除了其艺术水平极高的书法外，他的人品才能和政治见解，特别是他的忧国忧民的高人情怀，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尊重的，这也是使他的书名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羲之书是魏晋新体，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新体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跋王羲之《兰亭序》云：
“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兰亭序帖》千百年来之所以受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之法，其与汉文字的变化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书法艺术主要的构成因素是笔法和结体，所以中国书法作为艺术并获得独立发展，是在古文字篆书结束、新文字隶书出现的汉魏之际。
但隶书依然束缚点画笔法的变化，特别是字体结构的变化。
文字使用趋向简便的自然要求和书法作为艺术需要文字更适于结体造势，都促使隶书向楷书演变;章草、古草向今草演变。
这方面的代表书家是由汉入魏的钟繇（151-230），其书文献记载有“三体”，即“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是根据用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书体。
铭石要庄重，用当时通行的正规书体隶书;章程须明白，用渐渐脱去隶书笔画结构的特定程式化，而更自然平正的楷书;行押因随意流便，用行草。
从传世的钟书《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来看，钟繇楷书就还有很浓的隶书形态笔意，可以说是隶向楷过渡的开始。
同样，章草因使用和体势适应笔法变化的要求，也渐渐与草书初兴的解散隶势而“粗书之”的古草融合，开始向今草过渡。
这种过渡，特别是由隶向楷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及北方，至西晋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社会大动乱而停滞，因为经济文化遭受到空前的破坏。
有一个问题必须交待一下，自汉末以来，朝廷禁止私人立碑，这是墓志产生的直接原因。
西晋败亡，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碑禁，碑禁废弛后的反弹造成了北方立碑成风。
在一次书法史论研讨会上，我形容这种情况，说当时阿狗阿猫都可以立碑。
史树青先生插话：
“我给连起先生补充一句，阿猪也立碑。
”因为他新见到一件十几岁女孩名阿猪的魏碑。
这些碑，基本上是隶楷过渡的书体而且良莠相杂，其中一些碑不但文句简陋，字多错讹，有的甚至是直接奏刀。
而永嘉南渡后，南方的东晋，经济没有受到破坏，文化迅速发展，隶书向楷书演变很快，过渡很快得以完成。
但由于东晋碑禁依然，所以南碑不仅少，而且更鲜有名家之书;而转入地下的墓志，亦在违禁之列。
这样，地下的墓志、边远落后地方的碑刻，不能代表东晋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本来传世就不多的前人法书真迹，绝大部分归入皇家内府，一些学书者看不到前代真迹，而辗转翻刻的刻本法帖也笔意走失殆尽，又因考据学的兴起，一些人便倡学北碑，实际是北朝时的魏碑，因为这些碑，无论书法水平高下，因无人垂拓，字口都是清晰的。
便重新挑起了南北书派的争论。
至广东顺德李文田出，竟以南朝边境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这种几同于北碑的隶不隶、楷不楷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书法，他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梁武帝对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评价，从而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
上世纪60年代中，郭沫若按康生的意思，以南京出土的王兴之等墓志为据，重拾李文田旧说，掀起了兰亭真伪的所谓论辩。
这种无视南方碑禁依然，右军无碑书流传，而却要以无名氏的、保守的、艺术水准不高甚至是低下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的《兰亭序》行书，一时给书法史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王羲之书法如果等同“二爨”及王兴之墓志，他就不会被尊为千古书圣。
王羲之之所以被尊为千古书圣，不仅因为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当时是最高的，更主要的是他的不沿旧习、勇于改革和有所创新。
在东晋的书体改革上，王羲之当时是被人寄予厚望的。
南朝宋齐间的王僧虔《论书》，记他的曾祖领军王洽与右军书云：
“俱变古形，不尔，犹法钟、张。
”王献之也对其父羲之说过：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
大人宜改体。
”“变古形”和“改体”都是说弃旧创新，都证明王羲之（当然还有别人，羲之是代表人物）是书体的改革者。
王羲之较早年的《姨母帖》还有很浓的隶书笔意，但即便是右军带隶意的书法，也与“二爨”及王兴之墓志在艺术上有天壤之别，与草圣张芝、杜度等当雁行。
其与庾亮书，庾翼称为“神明焕发，顿还旧观”即是证明。
后来则完全是新体，所以王书本身是自分古今的。
从这个角度，赵孟頫称《兰亭序》为右军新体，是真正了解魏晋书风变化发展的脉络的。
所以他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
相比齐梁间人，还多一种俊气。
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让人看清书风新旧的对比和优劣：
公元554年，西魏攻梁破江陵，俘获文士王褒。
王褒的书法在南朝被梁武帝评为凄断风流，势不称貌，意深工浅，尤为当妙。
但王褒入关，长安贵族翕然并学褒书。
当时长安最有名的书家赵文渊（唐修八史被改成赵文深）“遂被遐弃，文渊惭恨形于色，后知好尚难返”被迫“亦攻习褒书”。
这并不是说王褒书法有多高水平，而是说变革的、流便的新体，同保守的、拙笨的书体，区别是很明显的。
《兰亭序》本身的特殊性，
《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
《兰亭序》在存世王帖中字数最多（一些刻本小楷不计在内），保存原貌最好，不仅书法艺术至佳，而且《兰亭序》文章本身，就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
这是其他王帖所不具备的。
人们临帖学书，要想掌握尽量多的字的结构体势笔法，但大多数王帖都是书札，字数较少，而字多重复，以《淳化阁帖》为例，刻王帖三卷约有160余种，其中的“羲之顿首再拜”等字几乎每帖俱备。
特别是个别帖因流传过程中的损伤字，在一再摹拓中被截去，以致不能句读，当然更谈不到文章的艺术性，无由感慨起兴。
而《兰亭序》不管是什么本子，几乎都是一个定式，三百二十四字二十八行，凡改涂之痕，即便是翻之又翻本，也会依样画葫芦，力求保持原样。
宋高宗说：
“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
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赵构《翰墨志》）。
所以唐宋以来的书法家，其于兰亭帖的关注、临仿学习，是其他任何王帖不能比拟的。
兰亭已经是一个文化体系，
或称文化现象
《兰亭序帖》出处本身的多种性、故事性，甚至戏曲性可以说曲折生动，复杂而有神秘色彩。
最早的记载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与刘餗的《隋唐嘉话》所记就不同;至宋人更是众说纷纭。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就记载了《唐野史》、《南部新书》、《尚书故实》与刘餗《隋唐嘉话》的出处异同，批驳了他们的玄怪谬论。
介绍了欧阳修、李之仪、章元发、何子楚等关于定武石刻的发现流传跋语。
《兰亭序》流传过程中，还有临本、摹本、刻本等等门类区别，可谓化身千万。
兰亭帖书法艺术的变化多端，如前人所指出的二十余“之”字各不相同等等，这些，就给学习临仿者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内涵，给收藏鉴赏家提供了众多的不相同的样本，给考据家以发挥学识眼力判断以致想象的广阔空间，从而推进了书法创作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无穷的考证研究课题。
《兰亭序帖》名称之多，就是任何帖都无法比拟的。
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记云：
“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
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
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题曰禊帖。
”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记述中，兰亭是被称为“兰亭集序”的，见此书企慕第十六：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而其后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此段话时，无端改称《兰亭集序》为《临河序》。
所以，桑氏也许应当说“晋人谓之兰亭集序，亦称临河序”。
后来否定《兰亭序》的人，却说当时只有《临河序》，《兰亭（集）序》至唐代才有，是依托《临河序》增改的，何其荒唐!
兰亭序褚遂良摹本
兰亭序虞世南摹本
兰千山馆黄绢本《兰亭》（局部）
元陆继善摹褚遂良兰亭序
故宫博物院藏元陆继善摹本后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兰亭序文章本身的一些问题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跋·书摹本兰亭后：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岂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
凡涂两字，改六字，注四字。
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已为陈迹，误作以，亦犹今之视昔，误作由。
旧说此文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颇有同者。
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
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
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
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现就东坡的这段题跋作一些补充说明。
“良可悲也”，“良可”涂去，“也”字改作“夫”。
“有感于斯作”，“作”字改为“文”字。
二十一行“一”字改作“每”。
这些是东坡没有言及的，因为他看的是刻本，摹本中也只有最忠实于原帖的神龙本（即冯承素本）才能看出来。
“已为陈迹”误作“以”，在十八行。
即“以为陈迹”的“以”，当为“已”。
“亦就今之视昔”，误作“由”。
在二十五行，即“亦由今之视昔”的“由”，当为“犹”。
这类的误书还有十八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犹”字当为“尤”。
二十七行“后之揽者”的“揽”字当为“览”。
除“揽”字是避家讳曾祖之名外，其他可以说是右军醉后随便写了错字。
而第四行“崇山峻领”的“领”字，当为有山字头的嶺，但标准的兰亭领字无山。
到宋代出现了领字上有山字头者，称为“领字从山本兰亭”，评论见前。
兰亭序在骈文、赋文兴盛的当时，是一篇很秀美的散文。
它没有被收入萧统的《昭明文选》，有人就感到奇怪。
实际上文选么，就有可能选或不选。
《文选》的编选人自己的《文选序》就所选之文已经定了选文的标准：
“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
”右军醉后放笔直书，当然不够“沉思”。
临时为修禊雅集拟一篇序文草稿，也不用排比夸张，所以也没有刻意显示翰藻。
《兰亭序》不见于《文选》是很正常的。
鲁迅有段话，大意是说，选集是选家的眼光，而不是作者的特色。
但就有为之寻找原因者。
如说“丝竹管弦”是字句重复，反驳的人就说班氏《汉书》就有这句话;又说“天朗气清”是“春似秋令”，辩护的人说，“春多气昏，是日天气清朗，故可书”，杜诗还有“六月风日冷”的句子呢。
至于东坡所说的十五行“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则是东坡先生自己搞错了。
否则，兰亭序就不是三百二十四字而是三百二十五字了。
今传世兰亭唐摹善本冯承素本及所谓虞、褚摹本，都没有“曾”或“僧”字。
定武兰亭善拓本有“僧”字，晚拓者单人偏旁残而模糊，似只剩一个“曾”字。
于是人们就把它当作文中的漏字旁添字，念作“曾不知老之将至”了。
其实，有的刻本上，不仅有僧字，其上方还有一“察”字，如薛绍彭本。
薛氏刻的是唐硬黄本，就是说也是唐摹善本。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僧”字的表示原底本曾有南朝梁时人徐僧权的“押署”，或称押字。
有“察”字的说明原底上有隋代姚察的押字。
这些字，有的摹搨者不摹，如今传世的冯承素本、陈鉴本和所谓的虞、褚摹本等。
有的就摹了，刻石传拓，时间久了，僧字少了单立人，竟连大文豪东坡先生也上当。
还有一种可能，这些字是后加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曾经名鉴赏家寓目。
由此也可见兰亭问题的复杂。
关于兰亭传本的问题
《兰亭序帖》被唐太宗殉葬昭陵，后世所传兰亭，都是复制品。
从这一点上，确实可以说，现存的兰亭都是假的!
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
但从唐代以来的这些各种复制兰亭，依然有其书法艺术的、历史文物的价值。
关于《兰亭序》原帖文与书法的问题，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传世《兰亭序》可分为两大类：
墨本和刻本。
墨本指摹本和临写本。
在古代没有影印技术的情况下，复制的方法唐代是响搨，即双勾填墨，也就是摹本。
这种方法优点是比较接近原帖，但艺术技术要求严格，特别是费时费工，一次只能复制一件。
唐太宗喜爱《兰亭序》，曾命供奉搨书人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还有汤普彻等摹搨若干本分赐太子、王公大臣。
另外一种复制的方法是临写，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刘秦妹等都有临本。
宋人的记载又增加了智永、陆柬之等临本。
唐以后人的临摹本因不被认为是源头出处，所以多不作绍介。
摹临本中，宋以后多归为褚遂良名下，也有少数归为冯承素摹或虞世南摹。
传世兰亭中，大量的是刻本。
法帖刻石（木）捶拓，到北宋才兴盛起来。
虽然有些拓刻说是刻于唐或更早，但都没有确实的证据。
刻本中也是名目繁多，其中以定武本最为著名。
本来定武本只是北宋时流行的刻本之一，最早见于欧阳修记载，并不特别重视。
由于黄庭坚等人的赞扬，日益为人所重。
李之仪怀疑可能是欧阳询的临本，后渐渐为人坐实。
其他还有所谓唐勒石本、唐刻版本以及唐人摹临本的上石本，如褚遂良本、冯承素本等等，基本上也是归为褚摹、褚临者为多。
也就是说除定武系统皆谓之欧外，其他几乎都同褚挂靠。
兰亭序刻本至宋代越来越多，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指出，自渡南后士大夫家刻一本。
据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书记载，宋人藏兰亭有百种或以上者曰：
薛绍彭二百种、康惟章百种、王厚之百种、沈揆百种、贾似道八百种。
传本名目记录最详者为宋理宗内府，一百十七种。
但这些兰亭可以说是百不存一，偶然有流传至今者，也已经被拆换、挪移、拼配，甚至毁坏到面目全非。
而所谓的游相兰亭，不见宋人著录，却自明末以来陆续发现。
至于元人对于兰亭的喜爱，可从赵孟頫临跋兰亭序中知其概略。
袁清容亦有记载。
而且复制仍在继续，陆继善曾勾填唐摹本五份，现在还能看到三件。
大德年间，钱国衡曾刻兰亭十种。
危素记元陈珠海藏有刻本六十三种。
元内府也曾重刻过定武兰亭。
至明清，单刻或汇帖中所刻兰亭亦不在少数，如明周宪王《东书堂帖》、文徵明《停云馆帖》、邢侗《来禽馆帖》、吴廷《余清斋帖》、董其昌《戏鸿堂帖》、章藻《墨池堂帖》、王肯堂《郁冈斋帖》、陈元瑞《玉烟堂帖》、陈甫伸《渤海藏真帖》;清冯铨《快雪堂帖》、梁清标《秋碧堂帖》、孙承泽《知止阁帖》、刘光旸《翰香馆帖》、清内府《懋勤殿帖》、《三希堂帖》、曾桓德《滋蕙堂帖》、蒋洲《敬一堂帖》、成清王《诒晋斋帖》等，潘士成海山仙馆前后刻兰亭十六种。
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裴景福《壮陶阁续帖》都刻过兰亭。
而清人所藏也有不少，如桂馥百种、曾培祺一百二十种、吴荣光一百三十种、徐树均八十二种、孔广陶一百七十二种、吴云二百种等等。
还有些私人收藏，这里不一一罗列。
综上所述，可知兰亭序帖传本体系庞杂，问题繁多：
除数量、种类多以外，字的结体差异、笔画肥瘦，拓本笔画的残损缺失，甚至具体到界线的粗细长短、刻本之石的裂纹石花泐痕等都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课题。
有人形象地把兰亭传本及相关问题比作“一团乱麻”，不能理清。
实际上，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掌握尽可能多的实物和文献资料，认真当然更要费心、费大力气地加以研究、分析、辨别，兰亭的大部分问题是可以明了的。
下面对存世兰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传本，作一大致梳理，并作简略评判。
凡前人、今贤论之详者，本文从简。
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残本（选页）
存世兰亭重要传本
一、摹（临）本
1.冯承素本（神龙本、唐摹本）2.虞世南本（天历本、张金界奴本）3.褚遂良本4.黄绢领字从山本5.陆继善摹本6.陈鑑本7.赵孟頫临本8.俞和临本
附：
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
二、刻本
（一）定武兰亭系统（五字不损本和五字损本）
1.吴炳本2.落水兰亭（包括清内府翻刻本与壮陶阁本）3.独孤本和兰亭十三跋4.定武兰亭真本5.南宋御府本6.春草堂本7.明以后出现的定武系统本①王晓本②东阳本③国学本④上党本8.玉枕兰亭
（二）其他兰亭拓本
1.薛刻兰亭2.开皇兰亭3.南宋领字从山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4.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5.颍上兰亭6.张澂本7.郁冈斋本8.快雪堂本9.渤海藏真本
下面对这些重要兰亭传本做简要的评述：
一、摹（临）本
1.冯承素摹本
因帖首有“神龙”小玺半印，此本原称神龙本。
元代郭天锡跋，言及此“定是冯承素等摹自真迹”。
到明项元汴，才坐实为冯承素摹本。
项氏跋连冯氏是唐代哪一代皇帝时的供奉搨书人都弄错了，后人仍以冯摹称之。
帖上郭右之跋前面的宋人跋、后面的一些元人观款，是从元代吴炳本上移来的。
这是徐邦达先生考证出来的。
但此帖勾摹极为精细，很多特点都符合米芾书史所记他当时收藏的最佳唐摹本。
即此本点画特点，与米芾所论苏太简家第二本基本相同。
如“长”字捺笔勾回笔锋，“蹔”字下足，“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岁”字山中笔开叉，“暮”字日下横同大长横重叠，“激”字中间上白下方，静、同、然、不等字皆有贼毫。
其中崇字的写法，是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当是从原帖摹出，《集王圣教序》“佛道崇虚”的崇字就是这样写的，可知圣教序此字是从兰亭序集出之字。
刻本包括定武本是看不出来的。
“每感昔人兴感之由”的“每”字，中间一横墨色与其他字相同，其他笔画较浅。
当是原只写“一”，而又加笔改作“每”的。
这种种特征都可证明，此本之摹是忠于原作的，而原作本是右军乘兴而书的一个草稿。
所以被认为是存世最佳的兰亭摹本。
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多种影印本【但《中国美术全集》（共六十卷】所用图片居然也有问题）。
丰道生曾经将此本摹刻上石，但妄加了褚遂良、贞观以及政和、宣和、绍兴等印。
后来居然就有人将刻本当作了祖本，进而否定神龙本。
试问：
晋唐宋法书名画，哪有能将这么多玺印集于一身的作品?
何况宋徽宗、高宗玺印存世不少，所钤部位更有特定的格式，绝无此刻上的不伦不类。
特别是这个冯摹本后面许将等宋人跋，是从吴炳本上移来的。
今天，天一阁虽仅存此刻一石，但帖后还有许将之跋。
这正是此刻摹自这个墨迹本的铁证。
2.虞世南摹本
这是一个古摹本，其“似真”的程度远逊于神龙本，一些兰亭帖书法和改写的痕迹都已看不出来了。
种种问题见徐邦达先生的详考，这里只简单评述一下此本定名的由来。
此本曾藏于董其昌手，董氏刻之于他的《戏鸿堂帖》卷三，归入王羲之帖中。
董氏《容台别集》卷二称之为唐相褚遂良临禊帖。
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谈到此帖，也还称“褚临禊帖”。
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董氏六十四岁时，才改口称为“似虞永兴所临”，并将其送给了茅元仪（止生）。
茅的小妾杨宛跋，称是虞世南临定武禊帖;陈继儒跋，称此帖为虞永兴摹。
后人沿袭，便定为虞摹了。
后有元“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又称张金界奴本。
上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印，又称天历本。
3.褚摹兰亭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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