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丁未年纪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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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丁未年纪事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作者：
***
一 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
“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
他说：
“还没有，快了吧？
”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
“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
他也莫名其妙。
“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
我倒记得很清楚。
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
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
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
“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
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
“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
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
我门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
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
他好像阿Q照见了自己癫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
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是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
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
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
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
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
”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
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
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
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
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
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
我们都好像阿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阿丽思的名言：
“curiouserandcuriouser！
”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
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
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
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
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
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散会我给推推揉揉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
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
尖顶高帽都需缴还。
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牛”。
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
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
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
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
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
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
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
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
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
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
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
“你们这种人！
当心！
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
大楼我们来住！
”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
“X门X号！
谁在撕纸？
”“X门X号！
谁在烧东西？
”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
”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
“X门X号！
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
”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
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
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
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
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
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
我认识她。
我回头说：
“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
”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
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
“他和你们不一样！
”随手就猛抽一鞭。
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
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
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
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
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
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
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
“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
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开门进来搜查。
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
阿姨撤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
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
阿姨临走对我说：
“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
”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
我常想，好人多吗？
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
——“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
家家都有“罪证”得销毁。
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
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
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
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
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
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
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
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
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
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
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
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
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
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
”我持强说：
“兵来将当，火来水挡；总有办法。
”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
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
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
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浆糊胶水都没有。
我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
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
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
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恨都是通风的。
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
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
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
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
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
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
“哼！
你这黑帮！
你也上车？
”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
“你不是黑帮是什么？
”她看着我的头发。
乘客都好奇地看我。
我心想：
“我是什么？
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
”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
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
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
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
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
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
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
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
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
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
“你是什么人？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
他买菜，我买煤。
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
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
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
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
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
“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
”我说：
“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
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
“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
”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
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
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
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
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
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钉着臭骂；有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
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
“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
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
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
我只反复自慰：
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
啊，美丽的新世界……！
”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二 颠倒过来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
她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
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
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
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
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
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
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
瓷坑和瓷盆原是上好的白瓷制成，铲刮掉多年积污，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
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
“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这当然是过奖了。
不过我确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
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
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
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嫉之心，对我非常欣赏。
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
默存曾向我形容小刘的威风。
文学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间屋里，不像我们分散几个办公室，也没有专人监视。
我很想看看默存一伙的处境。
一次，我估计他们已经扫完院子，就借故去找小刘。
我找到三楼一间闷热的大办公室，看见默存和他同伙的“牛鬼蛇神”都在那里。
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伙儿挨挨挤挤地围坐成一圈。
上首一张小桌是监管大员小刘的。
她端坐桌前，满面严肃。
我先在门外偷偷和室内熟人打过招呼，然后就进去问小刘要收拾厕所的东西。
她立即离席陪我出来，找了东西给我。
几年以后，我从干校回来，偶在一个小胡同里看见小刘和一个女伴推着一辆泔水车迎面而来。
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却假装不见，和女伴交头接耳，目不斜视，只顾推车前去。
那女伴频频回头，看了我几眼。
小刘想必告诉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那时候常有红卫兵闯来“造反”。
据何其芳同志讲，他一次被外地来的红卫兵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揪出较早，身上还不挂牌子。
他自称是扫院子的。
“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
”
说从小近视，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
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
其芳同志后来对默存偷偷儿讲了这番遭遇。
我不能指望谁来仰慕我。
我第一次给外来的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按身上挂的牌子报了姓名，然后背了我的罪名：
一、拒绝改造；二、走白专道路；三、写文章放毒。
那个红卫兵觉得我这个小鬼不足道，不再和我多说。
可是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
真没想到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我多年失眠，却不肯服安眠药，怕上瘾；学做气功，又像王安石“坐禅”实不亏人，坐定了就想出许多事来，要坐着不想是艰苦的奋斗。
我这番改行扫厕所，头脑无需清醒，失眠就放心不眠。
我躺着想到该做什么事，就起来做。
好在我的卧室在书房西边，默存睡在书房东边的套间里，我行动轻，不打搅他。
该做的事真不少。
第一要紧的是销毁“罪证”，因为毫无问题的字纸都会成为严重的罪证。
例如我和小妹妹杨必的家信，满纸胡说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们姊妹了解，又常用家里惯用的切口。
家信不足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来，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别的密码。
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数》，这不是迷信吗？
家信之类是舍不得撕毁，《神数》之类是没放在心上。
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
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
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
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
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
我女儿为爸爸买了他爱吃的糖，总把包糖的纸一一剥去，免得给人从垃圾里捡出来。
我常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
这也只能少量。
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
我发现我们上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
我只可惜销毁的全是平白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
假如我是特务，收拾厕所就为我大开方便之门了。
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
我借此可以扶头瞌睡，或胡思乱想，或背诵些喜爱的诗词。
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去翻开读读。
所以我尽量把厕所收拾得没有臭味，不时地开窗流通空气，又把瓷坑抹拭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挡在坑前的那个瓷片（我称为“照墙”）。
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进去坐坐，虽然只像猴子坐钉，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一次我们这伙“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末子，就对上水，做成小方煤块。
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
我逗她说：
“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
”她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
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也不大舍得。
过两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
“她是干什么的？
”有人回答说：
“扫厕所的。
”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
一次我看见她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
我要帮她，她却别转了脸不要我帮。
我不知该慨叹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与伍，因为她懂得扫厕所是最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人，却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有一套习惯的文明礼貌，虽然常常受到“多礼”的谴责，却屡戒不改。
例如见了认识的人，总含笑招呼一下，尽管自己心上不高兴，或明知别人不喜欢我，也不能见了人不理睬。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
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可是到厕所来的人，平时和我不熟的也相当礼貌。
那里是背人的地方，平时相熟的都会悄悄慰问一声：
“你还行吗？
”或“顶得住吗？
”或关切我身体如何，或问我生活有没有问题。
我那顶假发已经几次加工改良。
有知道我戴假发的，会凑近细看说：
“不知道的就看不出来。
”有人会使劲“咳！
”一声表示愤慨。
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
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
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
三 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
“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
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
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
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
“罪证”往往意想不到。
我白白的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诺大四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我剃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召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
（默存他们一伙挨斗是另一天，他们许多人都罚跪了。
）我回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
我撑着雨伞，穿上高统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
我赶到席棚，衣裤湿了大半，胶鞋里倾出半靴子雨水。
我已经迟到，不知哪儿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着我了。
我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不过帽子。
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
“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
”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
我不过是陪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
揪斗完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
“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
“黑稿子？
”什么是“黑稿子”呢？
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
《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
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
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
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
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
《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两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
我每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
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
这一大叠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
我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
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
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
我说明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
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
”显然他不赞成没收。
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
“交给小C。
”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
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
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
”小C不答，拿着稿子走了。
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
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
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
我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
我干脆说：
“没有。
”他又要笔记本。
我随手打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
他说：
“我记得你不止两本。
”的确不止两本，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
我说：
“没有了”。
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
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
我交出去的两本是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
被解放的就“下楼”了。
我是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
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
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
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
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
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
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
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
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
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
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
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也许就把我吓倒了。
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
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作检讨。
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
我自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
他说：
“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
”我抗议说：
“那是我的私人笔记。
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
”他不答理，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
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
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
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
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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