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外之笼我是如何解读《珍珠鸟》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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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外之笼我是如何解读《珍珠鸟》的
笼外之笼——我是如何解读《珍珠鸟》的
笼外之笼——我是如何解读《珍珠鸟》的
《珍珠鸟》一，也许是因为得到过冰心老人的赞许，被收录于各种语教材中，广受欢迎。
细究其中原因，不外乎三：
一，抒情小品，小心细致中，颇见爱心与情趣。
二，体现了人与动物间良好的关系。
三，引申出了关于“信赖”的普遍的哲理。
寄情微物，申发小小哲理，虽未脱旧式花鸟鱼虫小品传统，却也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随之而：
鸟儿作为自然界中最自由的生命，是否可以如对家禽一般豢养戏弄？
“生物”与“宠物”，不是同一概念。
比照同类题材的字，约略可以见出境界高下。
黄永玉《飞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中，一样探讨着“信任”话题，却有着对东方悠久专制主义传统下，人性的促狭与卑怯的反思与忏悔——
……
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
我们都以为它很快就会飞走的，它却在我们座位之间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饼屑。
它一进，我马上想的是：
“关窗！
”但没有说出口。
幸好没有说出口。
它对人类的信任，颇使我惭愧。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在纽约、华盛顿、哈佛校园内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满地的鸽子，第一次，我都是不习惯的。
“为什么不捉起呢？
”“捉起”才合乎常规。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头，马上就想到：
“拿回家去！
”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迟。
旧金的鸽子和狗前几年忽然少了许多，后发现是越南难民在吃这些东西，警察讯问他们，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外：
“它们很‘补’呀！
”
我听了这个传说当年曾经觉得好笑，而且转播别人听。
唉！
作为一个不幸的东方大陆人，什么时候才会打心里宽容起呢？
那只金丝雀玩了两个多钟头，后就飞走了。
我们都以为它改天会再，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见它。
到别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许是回自己的家。
为了这只金丝雀，我心里有着隐秘的、忏悔的感觉，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P19-20，三联书店1999年月）
而鲍尔吉•原野《啄露而歌》中，鸟儿灵异的神性，尽展无余，鸟儿所代表的，是在人类世界之上的，另一个明亮、美丽、温暖和自由的世界。
我在一篇中说过：
“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一句怯怯的鸟啼。
”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
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
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
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
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锤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
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
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
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
腔名“衣滴水儿”。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
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
它不禁喊出声。
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思想起》P8，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对照之下，《珍珠鸟》中作者的沾沾自喜与津津乐道，实有“欣赏囚禁”的嫌疑。
是作者有才而无识？
然而作家冯骥才一向注重化传统的反思，深具民间情感——近两年，“我正在进行两个工程。
一个是民间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全民族的民间化进行拉网式的普查和梳理。
一方面是用传统方式采风和字记录，另一方面是用视觉人类学的方式，对民间学进行调查，记录学、歌谣、谚语，把它们拍成照片，用当地口音记录，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知道民间化原本是什么样。
另一个是民间艺家协会在做的“中国民间化保护工程”。
这两个工程预计要花10多年才能完成。
”（《新闻晨报》徐颖采访）在2004年《收获》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田野档案”，被人称为真正的“行动散”。
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冒着“杀头之罪”记录，二十年后成书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一个个普通人的苦难个案，建筑革的纸上博物馆。
1996年，他在《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起》中这样写道：
“我是在非学的时代发现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
历史学者建立事档案，学家建立心灵档案。
这是人类最崇高的字，也是字最崇高的含义。
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
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学。
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成书。
今年是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
同时，又写了这篇，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
如此有责任感、有良心与担当意识的作家，为什么会写出像《珍珠鸟》这样的——透过本，人们看到的是双重的悲剧：
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
《珍珠鸟》写于1984年，两年之后，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
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
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
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
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
“信赖”，作为一个核心词，屡屡出现在当时冯骥才的笔下。
他创作的本意，也正在展现因“信赖”而生的美好境界。
而可怖的正在这里，因为在这里，作家冯骥才就像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的维也纳人B博士一样：
“他的步子尽管很急，可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回；就仿佛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堵看不见的栏杆，迫使他转身往回走。
”
并不是“鬼打墙”。
只是因为长期的信赖缺失，所以一方面有着极强的信赖渴望，并愿意在日常创作中加以展现；而另一方面，“流泻下一时的感受”，暴露了潜意识的秘密。
这个秘密，只有把《珍珠鸟》当作一个寓言读时，才可以解开。
把本置于更大的历史坐标中，将中的主要角色分别向上进格，（小鸟→因为历史涂改、教育掩饰而丧失苦难记忆的中国人），（大鸟→有着苦难记忆的老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权力拥有者），一个关于现时中国人（非知识人）境遇的寓言，就再清晰不过地显现了。
第一，视囚禁事实不见，反而美化这种生存状态，以为有了吊兰与些微阳光的笼子，就不再是笼子。
第二，主体性自由与依附性安全，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决不飞出去”。
第三，听不见有着苦难记忆的大鸟生气的叫声，而要栖止于权力者（BigBrther）的身边肩头，作小鸟依人的阴柔憨态，与屈原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脉相承。
黑格尔一语中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超出他的皮肤一样。
哪怕是这个民族中优秀的作家，缺乏异质自由思想的援引，也无法走出这无物之阵。
行至此，可以发现，这篇的核心词，不是作者卒显志的“信赖”，而是被极其精心（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隐藏掩盖起的“笼子”；《珍珠鸟》一，实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篇筱敏《鸟儿中的理想主义》，仿佛一一对应着写出一般，在笼中不间断地练习飞翔的理想主义的鸟，是逃避自由的“珍珠鸟”最好的解毒剂。
于是本时的教学，紧紧围绕“笼子”周旋：
以人与鸟之亲近，观察鸟与笼子的距离；以筱敏与冯骥才态度之差异，发掘对囚禁的欣赏；以影片《群鸟》中笼子的置换，反省人类自恃有力的迷狂；以小竹笼束缚身体与大房间束缚精神，推究天生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当。
20011
《珍珠鸟》阅读材料
冯骥才：
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起
一九六七年残冬一个刮风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家的门板。
对于我这种“被抄户”，敲门声总是带不祥。
但这敲门声音极轻极轻。
原是一个好朋友，他在郊区一所中学教授语，革以整整半年了无音讯。
我猜想他一定也是革猛烈摧残的对象。
一说果然，他刚刚被放出牛棚。
在半年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时挚爱的几个弟子知道他有梦话的习惯，天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睡着一说梦话就记录下，转天逼问他这些含糊不清的“黑话”的反动含义。
为此，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再到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能力。
他的身体和精神就整个垮了下！
此刻他站在我面前，那感觉异常奇怪，他好像只剩下一个干枯的核儿。
那时，我和我爱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
幸亏得到街道赤卫队的恩赐，给了这几平方米的小屋结婚成家。
由于家庭成份问题，我们天天在革枪筒的准星里惊恐万状。
谁都知道，现实比想像更糟。
所以相别半年，相对无言，一个劲儿地抽烟——那是一种改名为“战斗”牌的劣质纸烟吧！
满屋冒着无声的、辣眼的团团浓烟，直抽到看不清对方。
但屋顶上那些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像巨兽磨牙一般嘎嘎作响。
忽然他大声对我说：
“你说,将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
这种处境？
这种灾难？
如果这样下去几十年，我们都死去了，谁还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经历，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
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都写下？
当然——没人！
决不会有人这么干的！
这等于自取灭亡……”
在浓烟里他瞪大眼，那双和睡眠搏斗了半年的眼珠，布满了可怕的血丝。
他悲哀又绝望。
从那时，我开始悄悄地把身边所有熟知的人的故事与命运记录下。
我知道这种字是有杀头之罪的。
所以，首先我把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换成外国的名字，时间换成上世纪，并署上外国作家的姓名，如托马斯•曼，库普林，纪德和斯坦倍克等等。
如果万一被人瞧见，就说这是以前从一些外国小说抄下的。
再有就是全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片上，便于藏掖。
每当写就，随即埋藏。
或是砖底下，或是墙缝中，或是花盆里，或是棉被间，或是一张张用浆糊粘好，外边贴一张毛主席语录或革宣传画，挂在墙上。
我挖空心思藏匿这些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之作，但对于藏东西的人说，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隐蔽之处，愈觉得最容易被人发现。
于是，我又把这些纸块翻腾出重新再藏。
很长时间里,我是边写，边藏，边找出重新再藏。
一次运动中，我们被集中到一座体育场内参加公判大会。
会场上人们被按照自己所属的单位分开站成一排排，面对着一座临时用木杠和木板搭成的长长的台子，台上装了麦克风与高音喇叭。
犯人被押上，总共二十二人，全戴着手铐脚镣，在台上每走一步，脚下的铁镣声便通过高音喇叭“哗啦啦啦”贯满整个会场。
所有人全心惊胆战。
随后判决人员宣布每个人的罪状。
其中一个因为悄悄写了反革命和日记！
那天判决最轻的是二十年。
大部分枪决。
这个写“反革命”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我回到家，看着妻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悲哀的情感。
我设想自己也会像那个写反动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会永远地形同守寡……这不是神经质的想像。
灾难的时代充满灾难的可能。
于是我把那些纸块尽量找出，再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到另外一些薄纸上，废掉纸块，把这些薄纸卷成卷儿，用油纸包好，拔下自行车的车鞍，塞到车管里去。
可是，我刚刚感到了一点安全，又开始担心自行车丢掉。
尤其那时期单位里经常发动人们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感觉会有人扑向自行车，从车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字。
我终于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惧，悄悄把车管里的纸卷儿弄出，先将这些字强记在脑子里，再烧掉，或在厕所里用水冲掉。
此后我便改变了写作方式，一旦冲动便写下，再一遍遍背诵，把它记住，然后将写的东西烧掉，不留下任何痕迹。
我就这样一直做到革的终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大地震波及天津。
我祸不单行。
房倒屋塌，一家人从瓦砾堆爬出之后，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废墟，因为我家的砾瓦墙缝之间肯定还遗留着不少纸块，那时革尚未结束，不能叫人发现，可是我又不能只埋头在自己家的废墟里翻翻去，那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就先去帮助左右邻居。
这样干到最后，我谢绝了邻人的帮忙，一个人细心地清除那些烂砖碎瓦，居然还捡出一包写满字的碎片。
八十年代中期，当瑞典电视台得知此事，拍摄这些做为那时代独有的极特殊的写作细节时，记者问我：
“你从这些纸片中感到了什么？
”
“责任。
”我说。
尽管责任这两个字被当今学厌弃。
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把责任视为一种苦役；或者责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视为一种非学或者仅仅是一种职能。
但是我却从这样一条危难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吊地走了十年。
我是在非学的时代发现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
历史学者建立事档案，学家建立心灵档案。
这是人类最崇高的字，也是字最崇高的含义。
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
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学。
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成书。
今年是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
同时，又写了这篇，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写罢掷笔，犹然感叹不已。
1996年6月2日天津
终结革
……在终结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
一句话，终结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1967）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冯骥才
一九八六年，正是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它们心灵的历程。
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
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革受难者内心的故事。
尽管无以数记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主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它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
于是，有人劝告我，写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写。
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
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起这块禁地。
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
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是揭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
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革中逆向走出的；是从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
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
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自革的结实的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
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人类前进所必需的力量，一半自教训。
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
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割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
以学清算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对革─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
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
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埋藏起，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
集中营的一切，都像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
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冰冷冷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的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
我注意到，那些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女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它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
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
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
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
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革博物馆”的倡议。
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子孙造福的渴望。
但由于上诉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
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仅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
只有叫后人知道过去的一切，它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
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
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项学工程。
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艰难！
况且未必能提供出学所需的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
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以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多支付时间。
一个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
“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
你死了？
勇气没了？
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到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了一句话：
“我没权力放弃这使命！
”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
“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
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
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
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
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
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
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
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
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
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
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
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
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
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1986年
古典学中的鸟
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唐•杜甫《绝句四首》
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
唐•杜甫《春归》
西塞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唐•张志和《渔歌子》
未闻笼中鸟，飞去肯飞还。
唐•白居易《看嵩洛有感》
野性思归久，笼樊今始开。
虽知主恩重，何日肯重。
宋•司马光《放鹦鹉》
百啭千声随意移，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宋•欧阳修《画眉鸟》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
宋•张炎《清平乐》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鸟儿中的理想主义筱敏
我对笼中继续扑翼的鸟一直怀有敬意。
几乎每一只不幸被捕获的鸟，刚囚入笼中都是拼命扑翼的，它们不能接受突然转换了的现实场景，它们对天空的记忆太深，它们的扑翼是惊恐的，焦虑不安的，企图逃离厄运的，拒绝承认现实的。
然而一些时日以后，它们大都安静下，对伸进笼里的小碗小碟中的水米，渐渐能取一种怡然的姿态享用。
它们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并学会把这看成生存的常态。
它们的适应能力是强的。
适应能力强，这对人，对鸟，对任何生物，都是一个褒奖的词组。
它们无师自通，就懂得了站在主人为它们架在笼中的假树杈上，站在笼子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在笼壁上徒劳地乱撞。
就像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优雅地偏头梳理它们的羽毛，如果有同伴，就优雅地交颈而眠。
更重要的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主人逗弄的时候，就适时适度地婉转歌唱，让人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自由、祥和、闲适。
而天空和扑翼这种与生俱的事情，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一些鸟的适应能力是坏的，这大抵是鸟类中的古典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
它们对生命的看法很狭义，根本不会随现实场景的转换而改变。
在最初的惊恐和狂躁之后，它们明白了厄运，它们用最荏弱的姿态抗拒厄运。
它们是安静的，眼睛里是极度的冷漠，对小碗小蝶里伸过的水米漠然置之，那种神态，甚至让恩赐者感到尴尬，感到有失自尊。
鸟儿的眼睛里一旦现出这样的冷漠，就不可能再期待它们的态度出现转机，无论从小笼子换到大笼子，还是把粗瓷碗换成金边瓷碗，甚至是不是再赏给它们一个快乐的伙伴，都没有用了。
这一切与它们对生命的认定全不沾边儿。
事实上，这时候它们连有关天空的梦也不做了，古典主义者总是悲观的绝望的，它们只求速死。
命运很快就了它们的心愿。
而我一直怀有敬意的，是鸟儿中的另一种理想主义，这种鸟儿太少，但我侥幸见过一只，因为总是无端记起，次数多了，竟觉得这鸟儿的数目似乎在我感觉中也多了。
我见到这只鸟儿的时候，它在笼子中已关了很久了，我无从得见它当初的惊恐和焦灼，不知它是不是现出过极度的冷漠，或者徒劳地撞击笼壁，日夜不停地用喙啄笼壁的铁枝。
我见到它的时候，它正在笼子里练飞。
它站在笼子底部，扑翼，以几乎垂直的路线，升到笼子顶部，撞到那里，跌下，然后仰首，再扑翼，……这样的飞，我从没见过。
它在笼中划满风暴的线条，虽然这些线条太短，不能延伸，但的确饱涨着风暴的激情，它还绕着笼壁飞，姿态笨拙的，屈区着，很不洒脱，很不悦目，但毕竟它是在飞。
它知道怎么样利用笼内有限的气流，怎样训练自己的翅子，让它们尽可能地张开，尽可能地保持飞翔的能力。
在这样一只鸟的面前，我感觉惭愧。
一般我们很难看见鸟是怎样学飞的，那些幼鸟，那些被风暴击伤了的鸟，那些在岩隙里熬过隆冬的鸟，还有那些被囚的鸟。
这是一隐秘的事。
我们只看见它们在天空中划过，自由地扑翼，桀骜地滑翔，我们只羡慕上帝为它们造就了辽阔的天空。
但在看到那只囚笼中以残酷的方式练飞的鸟之后，我明白，天空的辽阔与否，是由你自己造就的，这种事情上帝根本无能为力。
上帝只是说，天空和飞翔是鸟类的生命形式，而灾难和厄运也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至于在灾难和厄运中你是否放弃，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
《成年礼》太白艺出版社2001年2月
啄露而歌
鲍尔吉•原野
我在一篇中说过：
“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一句怯怯的鸟啼。
”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
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
我担忧的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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