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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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综观近年来的易学研究，《周易》历史观的内容及其价值曾有不少学者论及。

但多数似乎语焉不详。

至于《周易》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个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前辈专家和时贤。

一、《周易》历史观之意蕴

　　中国之有史书，当以《春秋》为先。

《汉书・艺文志》叙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是说《尚书》以记言为长，而《春秋》原为记事之籍，后经孔子删节，整理为“六艺”（六门课程）之一。

然《春秋》一书，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却宣称：

孔子“笔削春秋”，故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於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

―部《春秋》就非一般的史书，而成了作“经”之法，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准则。

尤其是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搞出个“奉天法古”、“三统”、“三正”的循环论历史观，作为经学正统的重要内容。

《春秋》之史学被纳入经学，从中阐发出儒家的古史系统，长期影响着后世史观、史学的发展。

这样，在正统儒家那里，历史哲学往往成为经学的婢女，且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理论上的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难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

　　那末，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究竟在何处呢?

我以为在《周易》。

《周易》一书，虽源于卜筮，却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由二爻六位；六―卜四卦的象数结构模式，构造成三才一体之道，蕴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

近年再版的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就认定《周易》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本《序卦》之说，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见该书《自序》）。

尽管有人对此提出驳议，但也承认胡氏之说“的确是创见”（刘长允：

《“周易史观”驳论》，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

这可以作为《周易》具有史书之特征，并蕴有史观内容的一个例证。

　　《周易》的历史观，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末的《易传》，有着明显的体系，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首先，《周易》（尤其是《易传》）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纳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宇宙有机论基础上，循天地自然之“道”作为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的出发点和指导依据。

《易传・说卦》上讲到：

圣人之作《易》，乃“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是说《易》书之作，乃“圣人”受神明暗中赞助，固体察到天道之妙而创揲蓍之法，据天地两参之意而立“大衍之数”（五十又五），又观阴阳之变，辩刚柔之别、合三画六

爻以成卦，其过程是不乖于天之“道”，不逆于人之“德”，不乱于处事之宜，穷尽万物之至理和生命的本性，最后达到对天命的客观法则的把握。

很显然，《易传》的这套说法，虽渗有占筮观变的神道设教，但其思路却以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为据，力图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包括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过程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才两之一顺”之说。

“三才两之”，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以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然又无独而有对，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属性。

其属性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终归结于“一顺”，即‘将以顺性命之理”。

“三才两之一顺”之说的实质，就是肯定了天地自然准则（阴阳之道、刚柔之变）和社会人事原则（仁义之理）的联系和统一。

然其侧重点还在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道”伦理化，使之合于“性命之理”。

这一思想，源于早期儒家关于天人相通的观念，旨在说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非互相对待之二物，而是一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当然，《易传》并不了解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内在根据，但它确实首创性地说到了这个过程的两项具体内容：

（一）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

　　《易传・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这段话，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间的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

由此可见，《易传》并不局限于儒家立场，而同时吸收原始道家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资料，并根据道家的气化观念加以引伸，闸发“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以明全宇宙之气化鼓动、振荡不已，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从而把人类社会之源起看成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

（二）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有机论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之源起，还内在地包括着对社会秩序之形成机制的考察。

《系辞传上》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典者，常也，礼，同理。

《易传》以为，社会人事中的常则，恒理（礼义制度，等级秩序），是圣人“象其物宜”，“观其会通”而仿效建立并加以推行的。

《易传》又讲：

“知祟礼卑，祟效天，卑法地”，视知礼之所以高明而受敬崇，系效法天道而来：

循乱则以卑顺为旨，体现力效法地道（参阅徐志锐：

《周易大传新注》），同样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

　　《易传》还围绕着“天秩有序”的命题展开论证。

《系辞传上》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此《易》之“序”，就社会人事言，是指人之处位有上下，贵贱之分，与自然界万物产生之有先后而成“秩”相应，据此说明社会中夫妇，父子之生有先后（秩）、君臣之处位有上下（序），一如“天秩有序”那样，也是自然合理的。

其旨虽主要在把儒家伦理纲常“天秩有序”化，以确立其不可违之权威，但同时也蕴涵有对对社会人事制度和自然天道秩序的相通性、一致性的承认，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排除宗教神学的干扰，理性主义地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其次，将变易观念引进历史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发展性，初步形成了朴素形态的进化史观。

　　《周易》的“变易”观念，总体上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原则提出的。

《易传》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

”（《丰卦・彖传》）以为天道自然是不断地盈虚消息，与时变化，那社会人事亦当如此。

《易传》还提出两个基本命题：

一是“生生之谓易’，认为“易”者“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肯定了“易”之“变”是个不断生息、生成的过程。

转化在社会人事上，则“日新之谓盛德”，肯定了人伦道德也循易理而有不断“日新”的发展变化。

二是“通变之谓事”。

这里讲的“事”，乃指“圣人”通晓变化之“理”、推之社会人事而成就之事业，即“富有之谓大业”。

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易传・系辞上》）强调了社会人事上的继善成性，亦是效法“阴阳之道’的变易规

则。

　　在“生生”与“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讲“变易”，就突出了社会人事的变化也是一种生息不断的生命过程，其“日新”，其“继善成性’，就内蕴有进化的意识。

这种进化的意识，体现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使《易传》能看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系辞传下》）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还特别以“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

《序卦传》说：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之所在，即鼎之所在。

引申为王朝确立的象征。

革卦在前先明变革之意，后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

其意虽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但《序卦传》强调：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解：

“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又旨在阐明朝代更迭中的“革新”之理。

所以，《易传》曾热情地歌颂过“革”之义：

“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彖传》）以为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能恰当地把握好这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

所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传》），当然包涵了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进化的承认。

　　第二，在肯定天地自然之道与社会人事秩序相通的同时，又确认两者之间的区别，开启了对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的特殊性问题的探讨。

我们知道，从孔孟到汉、宋的正统儒家都持天人合一说，在历史观强调人事秩序与自然之道的一致，导致以天道普遍规律代替社会人伦准则。

《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则与此有别，其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阴与阳是就“道’（气）而言，柔与刚专就“形”而言（刚柔者，阴刚之凝而

成质），仁与义则就“性”而言，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形质、属性和各自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虽贯有相似的准则、秩序，但其具体内容和特征则有差异。

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是说天地设位有其自然功效，而“圣人”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结合为三（参）而成全天地之功。

这一思想正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说相通。

荀子提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天论》）此处“参”，可以理解为《易传》三才之道之“三”与“圣人成能”之“能”的发挥，肯定了人有不同于天道的作用和功能，强调了人以“礼义”原则组成“群体”力量，参与天地之化育而“全其天功”，高度重视了社会人事的自身组合和特殊功能。

二、对魏晋、唐、宋间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屉的一个源头活水，其史观曾发生过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方面，它的变易进化观念常被许多哲学家利用为进一步阐述人类历史的变易性和进化性的思想前提，丰富了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力主革新变法的先进思想家批判保守的正统史观、倡导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

这在玄学家王弼，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知几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汉代，因为有了儒术独尊，思想文化领域是经学一统的天下，这制约和影响了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贯穿着唯心的天命说和独断主义的命定论，其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复古色彩，势必束缚历史哲学的发展。

汉魏之际，儒术独尊的局面开始瓦解，名教出现了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虽仍为思想正统，然以“三玄”为宗的儒道融合的思潮逐渐蔚为大观，终于在正始年间发展成玄学运动。

尤其是王弼，在提出“祖述老庄”、“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命题的同时，仍依据儒学的传统立场，着重於《周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阐发出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玄学体系，力求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治理问题。

他尽黜汉代以来繁琐的象数之易，集中阐发《周易》之义理，结合历史进程总结曹魏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故於历史哲学上有所创获，对《周易》史观作了理性化和思辨化的发挥。

　　首先，王弼依据易理关于动与静，道与权关系范畴的分析，探讨了历史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不变与唯变的问题。

王弼肯定：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这当然包括对社会历史必然趋势的承认，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治理还要适应“权变”的原则，说“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论语释疑》），主张破除那种命定论的、不变论的社会历史观念。

进而断定：

“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提倡要因时因地采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