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子百家的环保理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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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子百家的环保理念
论诸子百家的环保理念
在中国古代，当你细细研究就会发现那时就已经有了环保的思想了，而在春秋战国那个思想极为开放的年代就显得尤为突出了。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家在治国，发展等观点上的意见都是对立争辩的。
而他们在对待环保上的态度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维护自然，保护农业生产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深层意识上则体现了他们骨子里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的渴望。
儒家
在那个时期乃至后世，儒家的环保理念可谓影响最为深远，发人深省。
就其而环保理念而言有：
1将环保上升到道德的高度，
2可持续发展观，天人合一的思想
3保护生物多样性，
4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保护环境。
5.人类中心论
1.子曰：
“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古人有说过：
“百行孝为先”可见孝的地位有多高了。
而孔子却说如果不在适合的时节伐木狩猎就是不孝。
可见孔老夫子对滥砍滥伐是多么的厌恶。
他已经将环保的思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了。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孔老夫子就已经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可见他的先见性！
那要怎么才能做到呢？
这就需要培养公民的素质了。
当公民的素质达到一定得高度，孔子的这句话就没有了意义了。
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垃圾不分类就算违法，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很荒唐，但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这就是高素质与低素质的区别。
再例如北京的大街与巢湖的大街相比，你就会发现北京的大街干净的可以睡觉。
而巢湖的呢？
问题就出在北京人的道德素质比巢湖的人要高。
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得承认。
那么如果道德素质高了，环保自然也就不是问题了，这么简单的道理孔子早就给我们想好了，但实践起来就要靠我们的不懈努力了，毕竟13亿人要不断提高素质，对教育的依赖可见一斑。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战国策·楚策四》）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加强全民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意识的宣传教育，同时，也不断加强环保与生态方面的法制建设。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就成效而言，总的说也是步入了有史以来最佳时期。
但是，同其它一些领域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效相比，同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江河湖海水质污染现象仍然存在，滥砍滥伐、滥捕滥杀的不法行为仍有屡禁不止之势，由于违法开采而酿成的矿难事故仍然时有发生……这都不能不令人深感焦虑、震惊。
这种只顾人类自身物欲，而不认真考虑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及其运行规律的无节制地索取的思想与行为，是损害人类真正的、长远的利益，是阻碍社会正常发展的一大顽症。
如果不彻底根除，什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只能是空谈。
2.子曰：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从数量上进行捕捉限制。
孟子云：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荀子、王制》也记载“五谷不食，果实不熟不现于市；木不中伐，不先于市；禽兽不中杀，不现于市。
”他自己也曾说过：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故山林不童而百姓余材也。
”以上三为儒家大师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全新战略。
它是在人类发展陷入严重困境的背景下出现的,为人类持续生存开辟了崭新的途径,是迄今为止人类最文明、最进步、最科学的一种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的最伟大变革。
当然,探求人类未来的命运并不只是当代人的期盼,先前的人们也有过许许多多的梦想。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就包含着这种对人类社会繁荣幸福、长治久安、永续进展的关怀意识。
把梳这些思想颗粒,有助于人们完善并理解可持续发展思想,有助于制订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
“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条件，它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承载力相协调，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并能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水准。
所以，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决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更不能模仿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不仅仅是儒家，道家也不例外。
同样这也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张“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强调建立天、地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义并不是谈人与自然关系的。
在儒家来看，天就是自然界。
汉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第一种含义，认为“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应、能够决定人的吉凶祸福。
他认为：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虽然董仲舒提出的思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制，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这么一个意义。
虽然他的天人合一多被我们理解为天子与天是合一的，不错，这的确是他的本意，但把它扩大化后就有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了。
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强调第二种含义。
孟子认为，上天赋予每一个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良心原则，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
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宋明理学家张载、二程都继承了这条路线。
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荀子在《天论》篇里强调第三种属性，仿佛天就是物质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体思想里，“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对象。
虽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但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却能够给现代生态伦理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和交流，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础。
由此一基础所显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总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我们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大胆地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为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3.孟子在《孟子。
梁惠王上》中明确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他认为要从生物资源的角度来保护环境。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取之有度用之有道。
他以“敬天”和“民本”为思想基础。
认识到保护资源及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
他的这种措施同样也保护到了生物的多样性。
这些对我们今天保护生物多性有很大的启发。
4.“制天命而用之”
儒家的处世态度是积极的，始终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在如何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他们虽然对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急功近利行为予以坚决的否定和批判，但决不是说可以在大自然面前持消极态度，无所作为。
“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丧失信心，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人类的命运依附于“天”——大自然，大自然所蕴涵的资源财富即使再丰富，它也不会将福祉轻易地奉送给你。
那样的话，人类怎么能生存繁衍，社会又如何能够得以发展？
至于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当然也就更谈不到了。
“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是言，振聋发聩，他在中国古代首创人定胜天思想。
该思想既不同于那种毫不顾及自然规律、只凭主观良好愿望的狂热思维，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又同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完全受制于大自然的懦夫心态与意识相左。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是建立在人们对客观自然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说这种思想认为人定胜天是不对的但不可否认认识有主观能动性的。
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好的方向去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已经被破坏的环境，而这就是制天命而用之在新时期的新突破。
大自然、天地万物，当然包括人类社会，其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在先秦，如果说老子，以及孔、墨、孟、庄等思想家已开始对“天”及其运行规律进行过不无有益的探索的话，那么，战国末荀子在这方面的理论建树则是无与伦比的。
荀子说：
“天道有常。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话说得直白、生动，道理却是深邃的。
他既向人们揭示了大自然的发展变化具有永久不变，并且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明确昭示了能否顺应自然规律所造成的“吉”、“凶”截然不同的两种后果。
这看似知识揭示了自然的规律性，但实际上告诉我们要利用自然规律加上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和自然和谐的相处。
人类只有认识了自然规律，才能控制和驾驭自然规律。
也只有顺应和控制了自然规律，才能利用大自然为人类造福。
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
几千年来，人们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而孜孜不倦地求索与奋斗，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而难以如愿以偿，但他们所迸发的智慧之光却是永照人间。
小到“家和万事兴”，大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对以“天下为公”为特质的“大同世界”的憧憬（《礼记·礼运》），无时不在成为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地追求人人为公、“仁民而爱物”、没有尔虞我诈的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强大动力，并且积淀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反对不义之战的价值取向或优良传统。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将环境保护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作为重要国策来抓，领导全国人民植树造林、绿化荒山荒漠、治理江河湖海、加强环境保护，……成就斐然。
但也毋庸讳言，由于新中国底子薄弱，经验不足，人们又尚未彻底摆脱几千年旧制度遗留下的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
更由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的泛滥，致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偏离自然规律与科学的轨道。
在急躁情绪与急功近利心态的驱动下，为了取得暂时的经济效益而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滥砍滥伐、毁林造田、滥捕滥杀、野蛮开采等现象屡屡发生。
由此而引发的江河湖海水质污染、洪涝虫灾、物种锐减、矿难频频等不幸事件几乎连年不断，给国家建设与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
一次次血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离娄上》）孟子是言，决非耸人听闻，无数事实表明，不管什么人，只要他的行为顺应了自然规律，就能够生存、发展；反之，则不然。
看似与前面的制天命而用之相互矛盾，其实不然，制天命而用之强调的是利用自然的规律性。
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征服自然。
古往今来，概莫例外。
先哲虽然赍志而没，但在今天，对于那些面对大自然仍失去理智的人来说，仍不失其清心剂的作用。
其“顺天”的观点与到家的“顺天“的主张不谋而合。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开创和谐的未来，胡锦涛同志于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也适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及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
我们坚信，只要真正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一切，并且严格按相关法规办事，加强监管查处力度，几千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实现。
5.人类中心论
儒家的上述思想我们可以认为都是在“人类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当然此“人类中心”非我们当前所讲的“人类中心”。
它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但是人不能随意的破坏自然而应站在一个主人的角度，用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尊重和保护自然不受破坏，也就是让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而不是“自然的人化”这就与马克思思想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观点又不谋而合了。
他们都不赞成盲目的将自然人化，而是一步步的认识自然。
这种以道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形成了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儒家对待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主流方式,它视万物为与人类同源、同构、同体,要求人类将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扩展到对待自然万物,把仁爱万物作为道德的最终完成和最高境界。
“人者天地之心,是儒家人类中心论的核心命题,依据这种观念,人类在为自己确立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主动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主持者”、守护者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道义类型的人类中心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史上发挥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为我们突破和超越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一种不可多得的传统思想资源,对于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法家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
山林河川若是破坏了，民众就被迫流亡，统治者也就统治不下去了法家的前期人物管仲早期就指出“春政不禁则白长不生，夏则不禁则五谷不成，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所以“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
”（《管子·国准》）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
“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
（《管子·小匡》）管子还制定严厉刑法，“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管子·地数》）即便是皇宫贵人也必须遵守法令：
“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
”（《管子·八观》他这是在告诉君王：
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这不就是对生态区的保护吗？
尽量保持原生态的自然，保持原有的生物多样性。
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
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
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
这样就在环保的同时又达到了经济的效益，何乐而不为？
管仲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
可见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有效。
这一点倒是契合了后来的商鞅的观点。
但在另一方面这也告诉我们建立环境保护区的重要性。
当然在那个时代统治者是没有意识到着点，因为那个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是十分的明显。
所以在那个时代环境保护区就显得没有现在这么重要了。
而现在的自然保护区由于保护的主要对象不同，保护区的性质不同，各种各样的自然保护区相继出现，不管保护区的类型如何，其总体要求是以保护为主，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把科学研究、教育、生产和旅游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是他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得到充分的展示，因而与之相应的法律条文所规定的条款自然就十分的细致了，是生物资源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当然法律的创建要随时带的发展不段的完善，提高民众的素质集中力量对环境保护区的完善。
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
“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
……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
”秦律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
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
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
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
当然，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而在商鞅的强制法律下，领导者自己带头尊守了法律。
这就使得《田律》得以运行下去了。
但其意义并非仅此而已，他也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
这对我们当今的环保法的制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环境保护法从不同范围，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对环境保护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最大的进步是它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环境保护体制。
而我们今天加强民众自发的环保意识依然任重道远。
这也验证了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关联的。
道家
道家强调“顺天”与“天人合一”的思想。
第一，天人合一，尊重生命，善待万物。
道家思想认为生态系统具有规律性，这就是“道”。
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天地万物和人都是从“道”产生的。
这个“道”，既是万物之宗，又是万物之始，更是万象之源，使天、地、人等宇宙万物在“道”中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二，三才相盗，崇尚自然，自然而然。
道家思想认为“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的活动也应按自然规律进行。
《太平经》说，人在自然面前，“顺之则吉昌，逆之则危亡”。
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万物是有因果关系的，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存在于人和自然之间的。
自然不只是被动的受体，不是任人恣意掠夺的，它也可能报复人类。
因此，人不能以征服者自居，不能自以为最尊贵，尊重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人类自身。
人的生命存在与自然环境分不开，如果生态系统失去平衡，人就不能竟其天年，所以人必须敬畏自然，保护环境。
第三，齐同万物，和谐共处，返朴归真。
老子《道德经》讲到: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庄子也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些观点都反映了人天相和、天人合一的追求。
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无不禀受道而息息相通，相互作用，相互感应，浑然一体，和谐均衡，万物相连而存在，相通而变化，脱离整体或系统，就会遭到厄运。
人类当然是不能离开自然单独存在的。
离开了自然地人就不能称为人了。
因此老子号召大家建立一个“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型社会。
现今社会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其实就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思想，其实质是将人类社会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广义生态系统的和谐，这些理念正好与道家思想的生态观不谋而合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让我们折服他们的思想随过千年却依旧影响了华夏子孙甚至世界。
而他们的环保思想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环保理念。
如今环境保护这个课题已经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了，可以说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面临着个难题。
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忘了，我们应该从古代的先哲那里吸取营养，用他们的真确思想来真确的引导我们做好环保事业，让我们在前人的指导下共创一个绿色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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