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户籍改革剑指城乡差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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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户籍改革剑指城乡差别
大陆户籍改革 剑指城乡差别
2010-06-0500:
33:
29
中评社香港6月5日电／法国《欧洲时报》6月4日载文《大陆户籍改革 剑指城乡差别》，文章说，中国ZF日前宣布，决定推出酝酿已久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具体做法是将逐步采用一种全国性的居住证制度，以取代目前的实行的城镇乡村二元化户籍制。
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是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和户口迁移制度。
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尽管曾一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其中的种种弊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日益显现。
因为以供应城镇居民定量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实行二元户口管理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再者，户口迁移制度过于严苛，不仅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定居，而且城镇之间易地而居也需耗费时日层层报批，如此做法显然难以满足公民正常迁移的需要。
这种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实施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然而户籍管理制度却没有相应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进。
由于一味地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其严峻的后果是，不仅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低下。
再者，由于依附在户口制度上的诸多实际利益因素，相当多的农村人口使用各种手段企图通过非正常渠道转为城镇户口，使管理户口工作部门和人员成为中国大陆腐败案件的高发区。
因此，实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实际上，中国ZF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便着手筹划户籍制度改革，并充分注意到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因为，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二元化户籍制改为一元化户籍制，但是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有效衔接，换句话说，如果广大农民没有从户籍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仅仅把户口改成像城里人一样的“一元化”，那么这样的改革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势将难以稳步推进。
人们感到欣慰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众多小城镇的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为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天地。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大陆许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当地ZF在与农业户口挂钩的民政、劳保、教育、计划生育等福利制度方面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而在制定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协调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为全面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改革现行户籍制，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实行一种更为公平的户籍制度，从而近一步拉近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让更多农民可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待遇，中国将不再有“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身份差别，这将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的变革，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制度的公正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ZF全面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说是向实现社会公正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
放松户籍制度将改变中国面貌
2009-12-1106:
18:
34
中评社香港12月11日电／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2月10日《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将改变中国的面貌》，摘要如下：
中国领导人的年度经济政策会议结束了，虽然大多数的论调都与预期的一样，但有一条租略提到的政策却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他们决定，将放松半个世纪来把农民挡在城市外的户籍制度。
这听起来像个很小的举动，但其影响却会是巨大的。
这是一项会改变中国面貌的改革。
几乎每个农民都向往着大城市的生活。
成千上万的人也已经去了大都市。
然而，他们的都市生活却是痛苦的。
他们在城市生活必须有暂住证，而且也不能永久居住下去。
如果市政官员一时兴起想清理城市面貌，他们就会立刻被赶回家去。
比如，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大批建造“鸟巢”的工人就被送回了老家。
明年上海世博会前肯定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这种控制措施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它通过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与其出生地挂钩来限制农民的流动。
在那个饥荒频发的年代，让农民守着土地能够保证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
中国知道这种不平等会导致不稳定，而且它必须保证收入的增长能惠及所有人——不仅仅是城里人。
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也让中国ZF认识到，不能过度依赖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消费也很关键。
放松户籍制度将能够剃激国内消费。
那些戴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也希望在城市能有一席之地。
他们梦想着在中国某个二三线小城市能拥有一间小屋子。
他们根本没有奢望在繁华的大上海住公寓。
不管他们在哪儿买房子，都能够推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还能加速中国的城市化。
目前中国13亿多的人口中有45%生活在城市。
经济学家预测，每年还会有1500万人从乡村迁往城市，直到城市人口比例达到70%。
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中国的环境会更清洁。
乡村不适合建影院和饭店，乡镇不需要地铁，而城市需要。
服务业将会蓬勃发展——而这不会像工业那样耗费能源、污染土壤和水质并导致全球变暖。
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抑制，家长只能把孩子留在农村由祖父母照看，这些孩子很容易被拐卖或误入歧途。
父母在外打工的乡村留守儿童现在有数千万，如果没有了户口的限制，他们可以在城市里上更好的学校。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终止户籍制度而不引发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从而产生大部分亚洲国家都有的贫民窟。
也许现在已经差不多想出解决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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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亟待打破“无形枷锁”
2010-04-1910:
00:
05
中评社香港4月19日电／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载文《中国农民工的“无形枷锁”》，文章说，施行了50年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无法在城市平等地获得教育、医疗和其它服务。
摘要如下：
杨志力（音译）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呆了20年，当他妻子违反“只生一个”政策，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当地计划生育干部没有找上门来。
相反，这位外地企业家却在远隔一千多公里的四川老家交纳了5000元人民币（合735美元）的罚款。
“我们必须在老家给他办出生证明并交纳罚款，”开着一家小川菜馆的杨志力说道。
“要不然他以后（16岁时）办不了身份证。
”到那个时候，他儿子的身份证也得在四川办理。
据估计，中国有2.3亿农民工，他们就算是办理一些例行事务也必须大费周章，而这只是中国户籍制度所带来的持久影响的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这项施行了50年的制度，让他们无法在城市平等地获得教育、医疗和其它服务。
从1985年起，中国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和制造业中心。
上月中国全国人大召开年度会议前，媒体纷纷报道称，此项制度即将废除。
而事实证明，这些报道明显言过其实。
一些地方ZF率先发起了零零碎碎的户籍改革，温总理总理上月向国务院发表年度讲话时，也一语带过地提及此事，而在此之外，北京方面一再将实质性户籍制度改革归为“太难”一类。
户籍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确保了广泛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共产主义革命的农民没有跟随胜利者进城。
30年后，这项制度开始与邓小平实施的经济改革发生抵触，农村劳动者认为，进城的赚钱机会，超出了他们离开农村的风险。
这股潮流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穷人跨越大西洋迁移到北美城市的运动颇为相似，给深圳等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心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变革。
30年前，万丰不过是深圳郊区的一个村子。
寓意“万年丰收”的村名，让人误以为这里有着浓厚的农耕传统。
杨志力的饭馆就开在这里。
万丰地处两条高速公路沿线，并且邻近深圳机场，村里的土地因此变得金贵。
村里也由此形成了两个阶层的群体：
一是大约2000名的“本村人”，他们世代居住在万丰；二是不享受什么特权的外地人，如杨志力。
万丰本地村民70%都姓潘，他们填平了稻田，把土地租给工厂和仓库的经营者。
他们每年能够从这笔租金收入中拿到分红，在多数年份里，他们还能从村里成立的开发公司那里分红。
“以前春节时每个村民能拿到1.2万元分红。
后来万丰集团的股东没有拿到分红，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些钱进行再投资。
的确有村民因为这事告我的。
”万丰前支部书记兼本村开发公司负责人潘强恩表示。
据估计，当地工厂总共雇有9万名农民工。
如今万丰的租赁文化还扩展到了住房市场。
村里的旧房子被拆掉，代之以多层的宿舍楼（一般都没有经过批准），供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居住。
然而，年纪在十来岁的农民工子女却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在深圳等制造业中心，兴起了越来越多的民办小学和中学。
这些学校让农民工子女读得起书。
但如果想考大学，他们就必须返回“原籍”读高中，即使他们在万丰出生，大部分时光都在万丰度过。
杨志力的两个儿子都回四川读高中了。
在万丰一条巷子里摆摊卖四川小吃的李博松（音译）也把两个子女送回老家上学。
说到把孩子送回四川，李博松表示：
“在这里上学一年费用大概要1万块钱。
太贵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
户籍改革在中国进退两难
2010-05-1010:
05:
43
中评社香港5月10日电／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最新一期载文《中国农村移民——无形而又沉重的桎梏》，文章说，在重庆起伏的街道上，“棒棒”在等待雇主，这些人用肩头的扁担帮顾客运送东西赚钱。
大部分“棒棒”是出生在重庆郊区的农民。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就被根据户口，分成城市和农村居民两类。
虽然“棒棒”生活在重庆市区，但他们仍然属于农业户口。
尽管过去加年的快速工业发展已经要求消除这种差别以解放农村劳动力，但户口仍然严重影响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分配。
最近几年，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不断，至少在一些小城市，农转非的难度不那么大了。
决策者认为，户籍改革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从而促进内需。
但户籍改革的复杂性令中国领导人担心。
因为这将对主要经济因素——从土地所有制到公共服务——产生巨大影响。
但不改革的危害更显而易见：
大量农村移民的涌入令地方ZF难以招架；预算压力令市ZF不愿花更多钱帮助农村移民；城市居民也不愿意接受改革；几乎没有城市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农村来的孩子坐在同一个课堂上。
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的。
但对农村移民就不免费了。
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大量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私立学校最近开始出现。
在北京周边的黄村有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校每年的基本学费是1100元。
这对子城市居民来说不值一提，但对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
在教育方面，户口问题最为突出。
城市学校很少，一些农民工子弟没学上，很多农民工的孩子为了能上学被迫留在乡下。
即便他们随父母到打工的城市生活，也不能参加那里的升学考试，必须返回原籍。
虽然最近几年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重庆的“棒棒”们并不为所动。
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即便让他们改，他们也不愿意改为城市户口。
因为农业户口让他们还能拥有一片土地，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不是那么严格，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很普遍。
此外，两个巨大的障碍也妨碍了ZF解放农村经济潜力的努力。
第一是土地所有制的混乱。
城市土地虽然是国家所有，但可以自由买卖，农村不同，农用地为集体所有制。
地方官员或农民是否有权支配土地一直不明确。
官员们也担心，如果农民有权出让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并因此断绝了与农村的联系，会不会造成印度孟买那样的城市贫民窟问题。
他们对印度城市的肮脏邋遢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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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公共资源配置是推进户籍改革关键、
2009-05-0503:
24:
45
中评社北京5月5日电／在中国目前的新发展阶段,要实现城乡统筹的目标,城乡户籍制度是几个必须要进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陶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汪辉文章表示，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跨省区的户籍改革更是困难重重。
这就使得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迁移模式,而是多以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为主。
流动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往返式流动,不仅带来了每年春运期间巨大的交通压力和移动成本,也给流动人口的家庭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多维度的负面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子女成长和教育无法有效监护、老人得不到照顾等痛苦。
特别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从而无法监督子女学习,打工者子女在农村学校就读,即使是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就读,其心理、生理方面的发育往往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对这些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而且也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和发展。
户籍改革探索告诉我们什么？
文章称，其实户籍制度幷非是一动未动的。
实际上,从1997年开始,全国就有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
1998年,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
又经过2000年和2001年的进一步放宽,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本地区内部的农民开放了。
但有意思的是,这一系列小城镇的户籍改革,却幷没有带来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
这是为什么？
在发达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往往针对的是本地区内、最多是本省内的农村居民,而本地农民一旦想获得小城镇户籍,还往往要放弃农村土地和计划生育政策给予农民的二胎指标,所以这些地区的农民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性去争取城镇户口。
而在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其本身能够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人口宁愿外出去发达地区打工,也不愿意在本地小城镇落户。
而大城市户籍改革的探索则是另一番景象。
2001年,河南省郑州市实行新的户籍制度,幷在2003年“全面放开”,不仅投资置业、买房、直系亲属投靠等条件可以入户,就连投亲靠友都可以入户。
但这样做的结果,是2001年11月至2005年4月间郑州市转户的38万多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学龄前儿童就达10万多人。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的进城落户,原本幷不宽裕的城市公共资源“僧多粥少”的尴尬处境非常突出。
特别是教育领域表现最为明显。
迅猛增加的学生生源让郑州市的中小学班级爆满,有的班学生数目高达90多人;一些学校操场站不下全体学生,只好实行每周一、三、五和二、四各班轮流做操制度。
由于本地财政资源不足,市ZF最后只好叫停户籍制度改革。
“城市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
文章分析，“城市户口”到底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ZF部门,对这个问题都还存在非常大的误解。
随着中国基本消费品和劳动力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几乎所有的生活消费品已经市场化,农村和城市幷没有区别。
而随着就业的市场化,以及非国有企业成为城市就业机会的主要创造者,就业和与就业相关的各种社会保险也逐渐开始与城市户口脱钩,这也就意味着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即所谓的“五险一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也与城市户口开始脱钩。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前阶段,一个地方的城市户口只意味着那些由城市ZF所提供的、与城市户口相关的、具有排他性的那几项公共服务。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服务,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实物或租金补贴为主的ZF补贴性住房安排,以及迁移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
从小城镇户籍改革探索,尤其是从郑州市户籍改革探索中,可以清晰地看见这种对排他性公共服务的追逐。
怎样推动户籍改革？
文章表示,如果我们认同上述三项服务是城市ZF应该为本地城市居民提供的必要公共服务,那么户籍制度的改革就既不像一些城市和省份最近所作的那么简单——通过发几个文件就宣称本城市已经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已经被“取消了”;也显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么复杂,以至于城市ZF要给外来打工人口提供包括各种社会保险在内的福利。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基本社会救助体系,比如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比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建设上都取得了相当快的进展,城市低保已经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也已经初具规模或开始加速,但这些保障体系只面对具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
怎样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文章指出，郑州的例子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中央ZF介入,幷要在全国不同城市同时推动,以防止单个或少数城市行动而导致的人口剧增带来的公共资源困境。
户籍制度改革也需要地方ZF有配套的财政资源,来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无论这种资源是来自于中央转移支付,还是地方ZF自有的或新增的财力。
从子女平等就学权来看,虽然中央ZF一再要求地方ZF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但幷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财政资源,地方ZF既缺乏积极性,也没有感受到来自中央的足够压力去全面执行上述政策。
在笔者到访的沿海地区多个省市,流动人口子女在迁入地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入学政策只是在浙江以及江苏的苏、锡、常地区得到了比较好的执行。
但即便在北京,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都还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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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户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
2010-05-2411:
44:
22
中评社北京5月24日电／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人民日报》报道，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
“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
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
”他说生活压力很大。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
”李实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
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ZF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
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
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
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李实说。
李实认为，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
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
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
“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
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
”李实说。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
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
至于企业、ZF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李实说。
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
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
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
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
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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