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化纸的一点发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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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化纸的一点发现

关于“开化纸”的一点发现

开化纸公号后台有朋友留言咨询开化纸的问题，正好近几年对此做了一点研究，误打误撞扒拉到几条线索，而且有意思的是这几条线索到最后竟然都指向同一个结果。

年后相关论文已经刊出，这边也可以聊一聊了。

“开化纸”，作为清代最高档的内府刻书用纸，在中国印刷史、文献史上极富盛名。

它跟“开化榜纸”常被视作精美古籍的标签。

清宫武英殿曾大量使用“开化纸”刻印书籍，其纸质洁白柔韧，细薄平滑，被称为“清代书籍刻印的楷模”。

黄永年曾称：

“这些武英殿本讲究的都用开化纸印，有的也用开化榜纸”。

陶湘在《清代殿板书始末记》中写到：

“殿板书以开花纸印本为尤精美，予平生酷嗜之”。

故宫翁连溪老师也称:

“用纸多为宫廷特制的上等开化纸，其纸细腻、薄而不透、挺括，洁白绵韧，无帘纹，有白玉般润目之感”。

这么多大腕打call，“开化纸”不负众望成为了清代刻书用纸的颜值担当。

通常认为，“开化纸”出现于明末，因纸中常出现不规则的黄褐色斑点，又称“开花纸”或“桃花纸”，一说因产自浙江省开化县而得名，也有说因“开花纸”谐音而来。

而“开化榜纸”则为“开化纸”中较厚实的一种，因被用于抄写北四阁《四库全书》而著名。

最早准备扒拉开化纸是2011年冬天到沈阳出差，辽宁图书馆的刘冰老师跟我提到开化纸原料成分的一些问题。

当时刚接触手工纸不久，对开化纸仅有耳闻，并不甚了解，自然没办法回答。

回来后跟杜伟生老师提起，他给了我一些资料，并鼓励我深入考证一下。

然而当我把所有关于开化纸的资料攒到一起时，发现这个问题似乎很没头绪。

在文献领域大名鼎鼎的开化纸，史料中却只有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

网上比较权威的那篇《绝代风华开化纸》仔细推敲起来竟语焉不详，前后不一。

手工纸领域的几位前辈几乎每人一个说法，让人无所适从，有些找不着北。

当时最关心的还是开化纸的原料成分，既然大家都说来自开化，最初的考证就从开化县的地方志入手。

但在查询相关史料后，发现这事儿有点不合逻辑：

这么火的一款宫廷用纸，在开化县的地方志中竟然没有一句直接相关的记载。

好不容易翻到一点缴纸的记录，细读起来感觉却像是开化县不产纸的证据。

据雍正七年《开化县志》记载，当时开化县需向朝廷每岁缴纳“黄榜纸二百五张、书籍纸四百九十九张、白榜纸三千二百二十五张”。

合一起不到四千张纸，四千张纸猛一看以为很多，仔细一算不过四十刀而已，一辆小板车就能拉走了，今天很多书画爱好者家里屯的纸都不止这个数。

就这么一点纸，开化县竟然无力交付，上书请求赦免，说道：

“盖一应纸张者，皆非开产。

当前朝盛时，纸价尚平，民力亦裕，价平则额给之银数可以约略相当，民裕则解运之艰烦不至甚为民患。

若今日，则价值相去不啻十百，揆之额银止足当十之三四耳……无论纸不可得，即万一有纸，亦仍然束手，终无补于国用。

合无详请宪台转行申请，恩赐改折。

”这一段简单意思就是：

开化县并不产纸，以前咱兜里阔绰，每年上缴的纸张跟别地儿买几刀交上去就行了，最近混的不太好，又赶上纸价上涨，咱能不能直接交点钱完事儿？

这就有点逗了，雍正康熙年间正是“开化纸”印书最红火用量最大的时候，开化县竟然说“盖一应纸张者，皆非开产”，每年上缴的四十刀纸都是跟别地儿买的，后面干脆破罐破摔交点钱应付任务，纸也不想交了。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地方志里碰了钉子，只好再试试其他思路。

许多资料都提到清内府曾大量使用开化纸抄印书籍，既如此，那内府档案中或许能有相关记载。

这个思路看上去没啥问题，但操作有点难度，内府档案浩如烟海，对于咱这理工狗来说那真是两眼一抹黑，该从哪儿翻起呢？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恰好碰到故宫翁连溪老师的《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一书。

于是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将整部书从前到后细细翻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再次迷茫，刻书档案中竟然没有关于“开化纸”的任何信息。

这个就有点太诡异了，用“开化纸”最多的内府刻书，档案里竟然只字未提，不符合套路啊。

不过虽然没提“开化纸”，却经常提到一种“连四纸”。

仔细比对之后发现，许多在其他资料中提到的开化纸古籍，在刻书档案中的记载竟然都是“连四纸”。

乃至翁连溪老师在《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中也称：

“所谓连四纸，即人们常说的开化纸，清宫档案对开化纸基本没有记载，但据大臣奏折、皇帝谕旨提到连四纸印刷的图书，如《御选古文渊鉴》等，所用即为开化纸，故连四、开化，其名虽异，其义则一。

”这就有点意思了，连四纸，这种纸今天在江西还有生产啊，难道内府刻书所用“开化纸”就是今天江西的“连四纸”么？

再去查查铅山的史料，发现那边的地方志里并不这么认为。

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中有这样一句话：

“上饶县有黄白表纸，亦有连四纸，俱不甚佳”。

这句话的潜台词很值得玩味：

咱这里也有连四纸，但不太好，言外之意似乎是说上好的连四纸产在别家。

康熙朝正是内府刻书使用“连四纸”最为普遍、纸质最好的时期，自己人都觉得“俱不甚佳”，自然不太可能成为内府刻书用纸。

那内府所用的究竟是什么“连四纸”呢？

2013年一位老先生带来一小片清代的“开化纸”样，洁白细腻，上面印有很端正的满文，据说是“来自宫里的开化纸标准件”，让我用显微镜看一下纤维成分。

纤维显微分析的结果把我惊呆了——100%青檀皮！

不是说好的连四纸么？

连四纸不是竹纸么？

怎么是纯檀皮呢？

看来这个“连四纸”跟“铅山连四纸”应该不是一回事。

于是又重新翻看刻书档案，感觉档案中随处可见的“连四纸”可能没那么简单。

除了“连四纸”这一名称外，还有“清水连四纸”、“双料连四纸”、“棉料连四纸”、“竹客连四纸”、“川连四纸”、“毛边连四纸”、“古色连四纸”等众多不同的说法。

这个套路感觉有点像现在的宣纸，除了本名外，还有富阳宣纸、夹江宣纸、腾冲宣纸等各路蹭热度的“宣纸”，这个“连四纸”会不会也是这个情况？

2015年年初，《文献》上刊出了一篇厦门大学王传龙博士的《“开化纸”考辩》，文中详细考证了“开化纸”纸名在明代以来相关的资料记载，指出“开化纸”为明代纸名，产地并非浙江开化，而可能在江西广信府（上饶）一带；清代史料中没有“开化纸”的说法，内府刻书用“开化纸”一说为讹误，真实名称应为“连四纸”，跟明代开化纸和浙江开化县都没啥关系。

王传龙博士这一结论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大胆，却跟本人扒拉到的结果有些吻合。

他将明代开化纸和清代“开化纸”区分成两个概念，摘清了二者的关系，让我很受启发。

不过他给出清代“开化纸”为“连四纸”的结论之后便没再深入挖掘，但前述纸样纤维成分分析的结果却让我觉得这个“连四纸”一定还有下文。

在厘清“清代开化纸”这个概念之后，我决定顺着“连四纸”这个线索继续往下挖，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寻摸一阵之后，还真寻摸出来了几条线索，首先是康熙年间江宁巡抚韩世琦在其《抚吴疏草》中记载的两份奏疏。

《报销康熙三年纸张价值疏》中记载：

“连四纸二万张，以上共一百九十二万张，若不预行采买必致临期有误”，以及“江南布政司遵照办解内除宁国府分办榜纸、呈文、连四等项，因开槽定造尚需时日，先经安徽抚臣会同咨部，展期在案。

续据左布政使崔澄将办完江宁府纸七十五万张，太平府纸四十五万张，批差解官邢嘉祺、刘国才于四月初八日赴臣衙门挂号起解，并将各纸价值造册呈报。

”《报销康熙四年右司分辦办纸张价值疏》中也记载道：

“康熙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准户部咨：

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本部题前事，照得康熙四年分各衙门应用毛边纸四十万张，毛头纸三十万张，绵料榜纸五十万张，台连纸六十万张，呈文纸二十万张，古连纸十万张，棉料连四纸二万张，若不预行采买，必致临期有误，相应请勅江安二抚，转檄左右藩司，动支康熙三年分地丁钱粮，照依时价速行如数采买。

”在这两段奏疏的文字中，提到清廷采买“连四纸”涉及的机构有江南布政司、安徽抚臣、江南清吏司、江安二抚和宁国府。

在清初时江南省管辖现在的江苏和安徽一带，并在顺治十八年被拆分为江苏和安徽二省。

“连四纸”的分办部门宁国府在清初隶属于江南省，拆分后属于安徽省。

而宁国府即为今天的宣城、泾县、宁国一带，这里从元末明初至今一直是我国宣纸的主产地。

因此简单来讲，这两段奏疏所提供的信息就是：

康熙初年清廷使用的“连四纸”来自安徽省的宁国府，也就是宣纸的产区。

奏疏的说法跟前述清代“开化纸”标准件的纤维成分分析结果完全吻合，青檀皮造纸为宣城泾县一代所特有。

不仅仅是这两份奏疏，其他的线索还有不少：

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提到：

“纸选泾县连四，或供单，或竹料连四，覆背随宜充用。

余装轴及卷、册、碑帖，皆纯用连四……用连四，如美人衣罗绮。

”可见《装潢志》对“泾县连四”评价极高。

同时周嘉胄还提到了“竹料连四”，这莫非才是今天铅山的连四竹纸？

明代《新法算书》中有：

“崇祯三年十月起陆续给过秋官周胤等买泾县呈文连四等纸共银二十二两四钱。

”明末书画家文震亨《长物志》论纸时，认为“泾县连四（纸）最佳”。

这里都是直接提到了“泾县连四”，按照造纸史的研究结论，泾县从元末明初以来便一直是宣纸产区，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纸张的名称有所不同。

另外，清《左司笔记》中提到江南省的物产时，也有“清水连四纸二万张”的说法。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泾县一带出产的“连四纸”自明代起便已有之，在清代不仅直供清内府，而且出产量较大，常以万张计。

开化榜纸上文是关于清代内府刻书所用“开化纸”来源的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关于“开化榜纸”。

“开化榜纸”跟“开化纸”有许多相似之处，常同时提及。

前述有关“开化纸”的许多史料文献当中，也多处同时提到“榜纸”的字眼。

可见二者应为有一定相似性的两个不同纸张品种。

关于清宫内府所用“开化榜纸”，名气最大莫过于乾隆年间所成《四库全书》，许多专家都曾提及北四阁《四库全书》为“开化榜纸”所抄。

跟“开化纸”的情况类似，清宫内府刻书档案中未见使用“开化榜纸”的记载，清代各类史料中极少有相关的说法。

文渊阁四库全书不过北四阁《四库全书》的用纸在清宫内府刻书档案中倒是有详细记载，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永瑢、英廉等人在给乾隆的奏章中写到“现办四库全书，俱用金线榜纸”。

而这个“金线榜纸”，在清宫的档案的用纸记录中并不少见。

但是对照北四阁《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书籍的形制，全部都是白纸朱丝栏纸样，并未有任何特征跟“金线”有关。

关于这个“金线”，个人认为应是“泾县”的谐音，因为清宫档案中还有“泾县榜纸”的纸名。

并请教过翁连溪老师的看法，翁老师表示谐音说法有一定可能性，“金线榜纸”从字面看比“泾县榜纸”更容易辨识，也更显档次，符合《四库全书》的定位，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都是有可能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曹淑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加勒特书库藏本》中对“金线榜纸”和“泾县榜纸”也有过考证，认为“金线榜纸”即为“泾县榜纸”。

纸张名称的谐音叫法其实并不稀奇，譬如富阳元书纸中的“京仿纸”如今被称作“京放纸”，汤志钧先生《梁启超论孟子》中所说“金糕纸”实为产于浙江的“京高纸”。

此外，在泾县的地方志中还发现有“金榜纸”的说法，可以做个旁证。

清乾隆十八年修《泾县志》记载：

“食货之属，泾县供上用者曰金榜，高四尺，阔四尺五寸……曰连四，曰公单，悉常用……皆皮为之”。

嘉庆十一年修《泾县志》也记载“金榜……连四……皆皮为之”。

县志中不仅有“金榜纸”，还有“连四纸”，这个“金榜纸”跟“金线榜纸”乃至“泾县榜纸”有没有可能就是同一种纸？

另外县志所述“皆皮为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跟纤维分析的结果是吻合的。

当然，上面这些都是推测和旁证，不能算直接证据。

那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还真有。

清代著名藏书家周广业曾在清廷编纂《四库全书》时担任校勘，在他的《过夏杂录》中曾记载：

“《四库全书》计三万六千卷，先写成四分，计共十四万四千册，分贮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等阁，续写三分颁发江南、浙江两省，计共十万八千册。

四分全书俱用泾县榜纸。

”当事人周广业同志说是“泾县榜纸”！

“泾县榜纸”跟“金线榜纸”不仅谐音，还有明确的记载，这就差不离了。

第二条线索的答案又是泾县，还是宣纸那地儿。

纸样纤维成分分析再说第三条线索，纤维显微分析。

以本人的粗浅理解，考证一个历史问题，不光要有文献史料，还得有实物证据，而且实物证据比文献记载更有说服力。

清代“开化纸”本书籍存世量不小，采样分析纸张的纤维成分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难事。

不过纤维成分分析是微损测试，需要采一丁点纸样下来。

随着大家古籍保护意识的加强，微损检测也变得越来越慎重，“开化纸”的疑团也一直未得解开。

不过近些年关注“开化纸”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个人收藏的“开化纸”古籍常常在各种渠道展示。

本人也有幸亲睹一些前辈私藏的“开化纸”老纸样本，并获赠几片珍贵的残片纸样。

通过对这些“开化纸”样本进行纤维分析，获得了明确的，跟文献考证结果相吻合的纤维成分和产地的信息。

以下是几种清代内府刻书的纸样纤维显微图，它们都是如今非常著名的清代内府“开化纸”古籍，在相关史料档案中也都能找到“连四纸”的用纸记录。

其纸样纤维的显微形态、尺寸、纹理、晶体形态等微观特征跟青檀皮的相关特征完全吻合。

康熙30年满文本《资治通鉴纲目》纸样纤维康熙47年殿本《御制清文鉴》纸样纤维图清内府开化榜纸纤维图雍正6年《古今图书集成》纸样纤维图由于这一分析结果跟业界先前对于“开化纸”的认识有较大出入，为稳妥起见，我还专门将所有的纸样和分析结果拿到王菊华老师处，王老师是中国纸张纤维分析领域的权威专家。

在将几种清代“开化纸”样品跟纯青檀皮料、红星宣纸、汪六吉宣纸的纤维形态一一比对之后，王老师认可了这个结论。

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最紧要的实物分析线索也可以落实了。

除了前述几种纸样以外，这两年也陆续接触过不少开化纸古籍，纤维分析的样品累积有十来种之多，结果全部都一样，100%纯青檀皮。

其实清代的“开化纸”本文献存世量不少，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并不太难，只需找一些纯青檀皮料或是选用一两种比较靠谱的宣纸比对一下纤维形态即可，希望结果公开之后能抛砖引玉，引出更多检测和验证。

以上是关于清代内府刻书所用“开化纸”的三条线索，“开化纸”和“开化榜纸”的结果都指向安徽泾县，而实物分析的结论为青檀皮。

了解手工造纸的朋友都知道，规模化使用青檀皮造纸为安徽泾县一带所特有，三条线索的结论是一致的。

此“开化”非彼开化复旦大学去年年底在开化县召开了一个关于开化纸的研讨会，很多专家分享了关于开化纸的研究成果，包括内府档案中记载为“连四纸”的相关结论等等。

由于时间原因当时未去参会，会后从相关报道中了解到一些内容，今天来看，许多发现跟本文的结论都能很好吻合。

譬如台北故宫的曾纪刚先生发现清代的一些档案中的确有零星的“开化纸”和“开化榜纸”相关记载，而且这些记载中“开化纸”跟“连四纸”并列提起，这就说明在当时“开化纸”跟“连四纸”是两种纸。

王传龙博士认为开化纸是明代纸名，前朝的纸张遗留一些到清朝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宫廷当时所存开化纸的确数量不多，之后便再也没有相关记载了。

“开化榜纸”跟“金线榜纸”并列，说明二者是两种纸明明是两种不同的纸为什么会被混到一起了呢？

这件事目前还不甚明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可能跟民国时期几位大藏书家有关。

首先是陶湘，因为酷爱收藏内府“开化纸”本古籍，人称“陶开化”。

但比较有趣的是在陶开化的大作《书目丛刊》中竟无一处提及“开化纸”，那些他喜爱的开化纸古籍，书中记载的用纸都是“连四纸”。

他明明知道是“连四纸”，为什么要说成“开化纸”？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周叔弢先生，他在在清康熙顾氏秀野草堂写刻本《温飞卿诗集笺注》后曾写过一篇跋语，对开化纸进行了论述：

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

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

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

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

民间精本亦时用之。

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

此书是康熙时印本，纸之萤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辨其差异。

偶有所会，聊记数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印本以证之。

对于开化纸的来源，弢翁先说江西官局产“小开化”，而后又说“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

客观地列出了两种可能，未置可否。

后人则多将前半句略去，只提“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曲解了弢翁的原意。

事实上有关清内府刻书使用“开化纸”的说法大概也是源自民国时期，后来越传越广泛，以至于大家都说内府刻书用“开化纸”，真正使用“连四纸”的说法倒没有太多人关注。

不得不说，这有点像闹了一起乌龙。

在很多宣传“开化纸”的文章中，常见到“一般人甚至往往将它误以为是宣纸”、“手感有点像宣纸”、“比一般宣纸质量要好”这般的描述，二者很容易混淆，现在看来并非没有缘由。

清宫所用“开化纸（连四纸）”由纯青檀皮所造，确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宣纸，它没有稻草成分，跟如今所见皮草混料的宣纸质感相近又略有不同。

宣纸自明代诞生以来除了皮草混料，纯檀皮的品种在明清时期也是很常见的，只是后来随着洇墨之风盛行，不太洇墨的纯皮宣纸慢慢就消失了。

以前普遍认为清内府刻书所用精美无比的“开化纸”在清中期以后失传了，乃至在开化县地方史料中都没有任何记载。

现在来看这不过是一个误会，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

消失的不过是宣纸曾经的一个特殊品种，整个宣纸体系依然保留至今，而且发展的非常好。

只是在几百年的流传中不小心换了个马甲，而后又被张冠李戴了一回，以至于后人都被整懵了。

绝代风华的清代“开化纸（连四纸）”并没有消失，这是再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