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余秋雨扬州江都区丁沟中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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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余秋雨扬州江都区丁沟中学
◎主编徐宏艺彭永成
编审何玉明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学校本课程编写组
1.走进余秋雨
（一）--------------------------------------------03
2.走进余秋雨
（二）----------------------------------------------13
3.余秋雨经典语录-------------------------------------------------14
4.散文集《文化苦旅》-------------------------------------------18
5.《千年一叹》-----------------------------------------------------34
6.其它散文及赏读------------------------------------------------39
走进余秋雨
（一）
美好的童年时光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其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方式实地考察文化。
从国内走到国外，足迹延展到亚非欧。
这期间，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
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的关注和考察。
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在大陆学界，能够拥有在公众范围内的高知名度，或许无人能出其之右。
他是公认的文化学者，因为他著作等身的学人成就，因为他那行云流水的文笔。
正是这文笔，让学者的严肃文化思考每每成为读者欣然领受的思想盛宴。
明星般的公众位置是余秋雨足以傲视同群的骄傲，但也是他倍受流言之苦的牵累。
鲁豫：
认识余秋雨是因为千禧之旅。
当时我们一起走过了以色列，约旦，伊拉克，伊朗，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有过一个月左右的共患难的日子。
这以后我和余秋雨、马兰夫妇成了好朋友，可就因为是朋友，我一直没有采访他，总觉得有一些障碍。
直到我看了他写的《借我一生》，我才发现虽然是朋友，其实我对他的人生故事完全不了解，就因为不了解，我才决定要采访他。
1946年，正是二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平静而安宁的年份。
这一年，余秋雨出生在大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基层公务员，而母亲则是一个没落大家族的小姐。
尽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香门第，但正是因为母亲的缘故，余秋雨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同龄孩子并不完全相同的生活。
余秋雨：
我很早就识字了，这个识字要感谢我妈妈，因为她其实是作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去到农村的，这也是因为二战以后，要在上海维持家庭所需要的经济能力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法支撑的，所以就必须到农村去过日子，又因为我们借住在在农村，所以我母亲就给全村乡亲们写信和读信，而且教他们识字。
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趴在桌子上看妈妈写字，完全像是闹着玩一样地学会了好多字。
我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我就把老师吓了一跳，老师教我们写一二三四甲乙丙，结果我写了封信给老师，说这些字太没有意思了，我不写了。
老师觉得我才四岁就能写封信，他就觉得非常好玩，其实都是妈妈写信的时候学到的。
鲁豫：
那你四岁不仅已经认字，而且已经具备作文的能力了。
余秋雨：
已经有了用文字表达的能力，所以我7岁的时候就接过妈妈的那个接力棒开始为全村写信，这和我后期写作不无关系。
因为第一你的文字表达几乎是没有障碍的，很擅于拿起笔来写东西；再者我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是，我写任何一篇文章，我眼前永远有收信人，读者是非常明确的，我是以写信的方式来写每一篇文章的。
对余秋雨来说，童年时光一直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段。
初尝写作愉快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这个家中的长子有更好的前途，尽管家境不济，但父亲还是坚持全家搬离了农村，借住到上海市区，让余秋雨在这里报考中学。
那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说着一口乡下土话，穿着破旧的孩子，几年之后会在上海全市作文大奖赛上榜上有名。
鲁豫：
刚到城市会有那种城乡差别，即便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对你内心来讲，会有冲突吗？
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完全不适应？
余秋雨：
会有，但非常短。
鲁豫：
那你小时候的语言呢？
余秋雨：
我的语言到底还是乡下话，因为我爸爸到上海来得比较少，只是探亲，所以我不可能学他的上海话，但是我自己到了上海以后，极短的时间就学会上海话了。
原因可能也是小孩子在语言学习的时候毫无障碍，毫无羞怯一类的东西，以至于和孩子们吵吵闹闹的过程里就学会了。
我第一天上中学，老师点名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当时我讲的纯粹是乡下话，老师完全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凭我的流利，他说"很好！
很好！
"，他并不说我听不懂，他说很好，其实那时候我能听懂爸爸的话也就能听懂上海话，但是我不会讲，所以我很流利地对答乡下话。
后来我听我同学讲，当时把他们吓坏了，觉得原来上中学就要讲这么奇怪的话，我们都不会讲，但老师说很好，其实老师也完全没听懂。
鲁豫：
你是那种每次上语文课老师肯定念你的作文当作范文的学生吗？
余秋雨：
对，每次都会读，特别是高中。
我高中有个非常美丽的老师，现在是老太太了，我叫她刁老师，她是每次都会说"大家看，这本美丽的作文本是谁的？
"下面所有的眼光都看向我，然后她就开始念作文了。
我始终觉得她的教育方法非常好，她每次都能把欣赏从朗读的声调里体现出来，如果她觉得哪段写得不好，或是完全多余，也会从她的声调里体现出来，我完全听得懂她念时的全部表情，这教育方式真是很高明。
而且由于整体上她都是兴高采烈地念，所以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喜悦感，觉得写作是很喜悦的一件事，这种愉悦就是这个老师给我种下的。
余秋雨：
我那时每次写完就等着下个礼拜老师读作文，因为那会儿不会想到作家不作家，完全不会想，就是单纯等着老师的表扬，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所以老是等作文课，每天都在等似的。
1962年，余秋雨正是16岁风华少年。
已经读到高三的他这时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
正是这次选择让他与上海戏剧学院有了一段长达31年的缘分。
但这次缘分却是来自孩子之间的一句戏言。
鲁豫：
你那时候给自个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余秋雨：
作家是初中时给自己的规划，但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没有人生规划了，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
我曾经有三个最要好的小朋友，因为成绩的关系我那时在三个同学当中很骄傲，事实上我们成绩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中国的高校有三类，第一类是理工科，第二类是医科，第三类是文科，那么我们三个人既然成绩都那么好，我们干脆分了工，一人考一类，这样20年以后见时，全世界的知识我们就都懂了。
当时小孩的想法就以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抓阄，写上一二三，代表类别，结果我就很不幸抓到了三。
那么下面的任务就是选这个里面最难考的学校，当时我就觉得像是北大中文系这些学校出来可能就做老师了，而我那会又觉得自己看了这么多年老师了，做这个没意思。
于是就打听到有个学校叫上海戏剧学院，在此之前从来没听到过，但如何证明它是最难考的呢？
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是巴金有一个女儿在考这个学校，还有郭沫若在他的中国科技大学里边发现了一个快毕业的化学系学生能写剧本，于是郭沫若中断他的学业立即叫他到戏剧学院读这个班，甚至就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些消息也都还有，包括说上海有几个很有名的教授和有名的作家，他们的孩子都在考这个学校云云，这些对我们小孩的虚荣心是形成一种最大的刺激。
风华少年结识上戏
鲁豫：
你父母那时赞成你考上海戏剧学院吗？
余秋雨：
坚决反对，特别是我爸爸，他觉得简直听都没听到过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学校。
他说你不是成绩最好吗？
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考这么个奇怪的学校？
后来他打听说这是全上海面积最小的学校，更是他坚决反对，每天写给上海市招生委员会写一封信。
鲁豫：
他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你们允许他报别的地方？
余秋雨：
意思就是戏剧学院是误考，是完全不懂事去报了名，千万不能读戏剧学院等等，他就不断地写这样的信，不断的写。
后来我爸爸说，这样写信没用，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次吧，你要表达非常明确的态度。
于是我就去了，那时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来到了同济大学，招生委员会所在地。
去了以后一个人说，"哦，你就是余秋雨啊？
你爸爸每天一封信啊！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问题比较复杂"，于是他就是请了主任出来，当时主任是姚理先生，光头，一个非常威武的领导人，我想他应该是军人出身。
当时我看到他就感到很害怕，你想我只是一个16岁的小孩，面对他那么威武的一个人，他当时说"我们国家战争的历史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艺术人才缺乏，到戏剧学院去。
"，就那么平静两句话，听完我说好，然后就走了，但现在想想这句话还是对的。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色浪潮席卷整个中国。
在这个泱泱大国之中，政治热情已经被鼓噪到了极点。
这一年，二十岁的余秋雨正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二年级学生。
像所有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余秋雨响应号召、满怀激情地加入其中。
那时，几乎所有的革命小将们都坚信，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直到有一天，直到厄运降临到自己的父亲身上。
鲁豫：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余秋雨：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国家干部，在上海的一个商业局里边工作，按照现在讲就叫公务员。
第五节厄运来袭
鲁豫：
我很奇怪，你爸爸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务员，为什么会受到那么猛烈的冲击？
余秋雨：
文革的灾难就在于使很多非政治人物受到了政治迫害。
我觉得文革的灾难本意是这个。
鲁豫：
总会有些什么直接的原因或者间接的原因吧。
余秋雨：
直接原因就是朋友们揭发，其实没有直接的原因，你只要问老一代就会知道其实是没有原因的，就是把社会各个单位的恶都释放出来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审判者的时候大量善良的人就成了审判对象。
鲁豫：
那他们揭发你爸爸总得有一些罪证或者他做过些什么，说了一些什么话？
余秋雨：
他的朋友揭发，所谓的罪证就是说他在解放以后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家宁路海防路的路口上在拣一条反动标语，我爸爸看到了却没有把他扭送到公安局。
鲁豫：
那看到你爸爸的人也没有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啊？
余秋雨：
我的祖母当时就问说看到的人为什么也不送到公安局？
我爸爸跟她说，你不知道，只要是揭发就成了革命群众，就是看谁早揭发，一揭发就成了革命群众，最多讲一句话了。
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当时只分揭发者和被揭发者这两边，而不是好人坏人。
鲁豫：
只要这话我先说了，我就站在有利的一面？
余秋雨：
对，这就叫"揭发文化"，或者叫"大批判文化"，或者说是文革文化的最大特点。
在余秋雨的记忆中，这是一段他最不愿再度想起的日子，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弥漫着太多的酸涩。
在他的想法中，那段日子里全家人共同承受的煎熬，正是灾难的核心；纵使多年之后，依然难以忘却。
鲁豫：
在你爸爸出事之前，你们家在上海那样一个城市属于特别普通的那种人家吗？
余秋雨：
非常普通。
我有三个弟弟，还有一个领养的表妹，又有祖母，又有爸爸妈妈，一共八个人，后来文革当中爸爸一关起来以后是26块钱的生活费，爸爸即便关在那，但吃饭钱还得自己付，所以就是说26块要养活8个人，此外没有其它任何经济来源了。
灾难岁月倍感恩情
余秋雨：
我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数字像"26"一样对我有过控制力，好在仅仅几年。
由于我是大儿子，那时我每个月算下来每个人的生活费就是七分钱，而且我最大的困难是还不能在我同学面前暴露出我只有几分钱，因为如果暴露出来就表示我爸爸被打倒了，那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就会去找打倒我爸爸的造反派联手，联手的结果一定是抄家，我妈妈和我祖母一定是受不了的，所以我非常害怕这个结果，不敢露出任何马脚。
鲁豫：
在这以前，你在学校的生活还是可以的，是吗？
余秋雨：
可以的，因为当时还有助学金，吃饱是完全没问题的，日子也过得可以，生活当然很清苦，60年代大学生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差不多。
后来我写过一个故事，写那个我借饭票借最多的老师，就为了吃饭嘛，但我看他老人家的回忆录里是完全忘记了。
其实那会儿我觉得他表面上一直没有露出来，其实他一直为我在向另外一个人求情，说希望能够通过市里边有关的人救救小余，救救小余的爸爸，关在那一家人就那么饥饿等等。
但这些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后来我做院长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为我悄悄地做过这样的事，他生活一直过得并不太好，但是从来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每次见到就亲切地一笑，好像从来没有在灾难岁月相遇过。
所以我就有一番感慨，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其实伤害来自何方往往是自己不知道的，就像一个人受到救助，救助来自于何方自己其实也不知道，特别关键的救助来自于何方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对这个老师就有这个感觉。
我后来是因为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回忆录，也就是他求的那个人，当时那个人因为也没办法帮助我，后来写进回忆录里了，讲到那个老师曾不断地求他，我那时才知道，真的非常感动，于是请他吃了饭，他年纪已经很老了，我说还30多年前饭票的那个债。
余秋雨曾用"恐怖"二字形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来说，饥饿的感觉实实在在，甚至给他留下过切肤之痛。
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在那样的艰难岁月中，师长的暗中相助之外，母亲的格外操持也给余秋雨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豫：
处于饥饿的状态是怎样一种感知？
饥饿到什么程度？
余秋雨：
吃7分钱，甚至于还没有，非常饿。
有一次妈妈突然来到了我的上海戏剧学院，在那个篱笆下她塞给我两块钱，我的小名叫阿雨，她说第一句话就是"阿雨饿坏了"，然后就塞给我两块钱，我不知道这两块钱哪来的，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到哪个地方打工了或者卖掉了我们家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家没有值钱的东西。
这个场景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记忆文学当中的"记忆"，文学俩字起了作用，我就觉得我的手很少这么贴着我妈妈的手，中间隔着两块钱的纸币，她不是硬塞给我，我也不是硬塞给她，就是母子两个在那个很灾难的岁月里边的一幕，在一个篱笆下呆了很久，篱笆上有喇叭花，这我印象非常深，喇叭花上有高音喇叭在播着那种革命口号。
我一直记不清这件事最后的结果了，我最后是拿了还是没拿这个钱，很奇怪的是完全没印象了，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两个的手贴着纸币，很久很久很久。
鲁豫：
你当时内心那个感觉你还记得吗，是酸楚，还是什么？
余秋雨：
非常酸楚的，觉得妈妈怎么办，妈妈肯定要去做工。
因为我和弟弟已经侦查过了，她是在隔壁的一家小工厂里边给人家洗铁板，好多女人都不可能这么做的，她是以此换来的钱。
你如果看到过我的照片就会知道，我妈妈她是一个很漂亮、很高雅也很有文化的女子，一个名门出来的女子，但当时完全没办法了。
残酷的“自绝” 因为父亲身陷囹圄，八口之家每月只有27块钱的生活费用，在饥饿而恐慌的日子里，读书是余秋雨最大的精神支柱。
那时，他的叔叔曾经给过整个家庭最大的援助。
他的叔叔是安徽蚌埠某厂的一名技术员，由于常年单身，经济相对宽裕，一直资助着余秋雨一家。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这份资助虽然不多，却可以让一家人过的相对宽松。
但就在余秋雨紧绷的神经几乎已经到达极限的时候，又一次打击再度降临。
从小就和他有着深厚感情的叔叔因为不堪忍受无休止的批斗自杀了。
鲁豫：
你叔叔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喜欢《红楼梦》？
余秋雨：
不是，喜欢《红楼梦》也不会自杀呀，是在那个地方找不到牛鬼蛇神，找不到打倒对象，找不到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地方太小，于是就把这个从上海去的人当作了反动学术权威。
小地方就是这样，方式是非常残酷的，让他坐在垃圾车上面全城游街，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
我叔叔还和人辩论，他是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的一个人，完全和斗争没关系的人，但就是要跟他们辩论，但每次辩论就挨一场批斗，而且永远他想找人谈话，没有任何人理他，所以他这种死不是为《红楼梦》而死，实际上是为他遇到的环境表达的抗议，而这个抗议当中含有非常大的无奈。
他死了三次，第三次才真正死，前面两次都被抢救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
鲁豫：
因为抢救过来肯定还要再批，你"自绝于人民"。
余秋雨：
后来当我70多岁的奶奶白发苍苍地来到他们厂里，看到到处都是她小儿子的灭资，说自绝于人民，是反动派等等。
我叔叔的死真是有些莫名其妙，起因我现在知道就是他因为喜欢《红楼梦》，当时他还给年轻人讲过现代小说《青春之歌》，但《青春之歌》当时也被批判了，《红楼梦》更被批判。
那时当然谁也不知道毛主席也喜欢《红楼梦》。
我妈妈曾经跟我分析，她说，当时我的叔叔追求者很多，毕竟他单身，薪水也比较高，样子也好，那他在垃圾车上游街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也一定都在边上看到了，那我叔叔也一定很难过很难过，就不想活了，我妈妈判断说都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叔叔什么话也没留下。
叔叔死后，家里唯一可能的经济依靠就完全没有了。
然而让余秋雨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叔叔的离去，才让不堪忍受折磨，已经准备自杀的父亲改变初衷，拥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鲁豫：
他没有像你叔叔那样想过走上绝路？
余秋雨：
他想过，想过好多次，他已经连遗像都拍好了。
我爸挺可怜的，他觉得我就要结束生命了，反正钱有安徽的叔叔可以给，那么允许他出来的时间是半天，他履行结束自己前的仪式，他去理发，洗澡，换衣服，又到公园走了一圈，然后拍个最后的照片。
然而就在他正在谋划怎么死的时候，传来我叔叔已经去世了，他忽然觉得他没权利死。
鲁豫：
他给自己选择的方式，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方式？
他跟您说过吗？
余秋雨：
他可能会服毒，吃好多好多安眠药。
但是我叔叔就更刚烈了，我叔叔是一个殉道者，他就用割动脉的方式，三次都是割动脉的方式。
鲁豫：
这件事对你刺激深吗？
余秋雨：
非常大，我爸爸那个东西就说不明白，是一种我的悲哀，我的心里边的一种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么个小人物受到那么大的损害而且永远说不明白的感觉。
但是叔叔的死给我有种壮烈的感觉，我当时就下决心，想我活着就要找到害死我叔叔的那些人，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有一种复仇的心理，很想复仇，后来当然没那么做了，但当时有很强烈的感觉，
作为家中的长子，作为父母的期望所在，在经历了种种意外和变故之后，年轻而敏感的余秋雨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对于在他眼前上演的一出出人间悲剧，除了承受和忍耐，他无能为力。
漫长的无语时代
鲁豫：
在这个阶段你因为叔叔的事，爸爸的事，家庭的这种变故，哭过吗？
余秋雨：
有一次哭过，爸爸突然肝炎和糖尿病发作，我求了很多很多人，希望能够有一次会诊，他已经被推到太平间了，但他人还没死，而拒绝会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阶级敌人，他还没有解除审查，单位不敢开证明，所以没有任何医院能够给他来会诊，我到处找人，找了很多很多人，每个人都同情，但是每个人都说不能开个证明让他会诊，这个时候我去求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总支的一个炼钢工人，他又回绝了我，记得那时我从复旦大学到红河公园的一路都在嚎啕大哭，我捂着脸，一直嚎啕大哭，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怎么就完全没办法了呢？
我就想到我爸爸他一辈子没做过任何坏事，他是相信佛教的一个人，难道就这么死了吗？
可他现在还没死，完全可以救他，但是没有任何人伸出一个手来，只不过一个很小的要求，就是会诊一下或者转个医院，或者换另外一个医生，连这都无法做到。
我走了很远的路，一会到虹口，一会到复旦大学，一会到戏剧学院，一会到他们单位，我妈妈也是不断到他们单位去，那么大的世界没有一个人会为临死的人增加一点医疗。
我记得我在那个一路电车的车站上就已经是眼泪流个不止了，捂着嘴，上了电车以后一直躲在电车的一角，怕人家看出来，但好多人还是注意到了，因为我一直在哭，一直在哭，而且这是收不住的哭，哭不是马上能够收得住的，越哭越伤心。
鲁豫：
关键太冤了。
余秋雨：
当时觉得非常地难过，叔叔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哭，我是非常愤怒，我当时有种报仇的感觉，后来就不知道该找谁报仇了。
鲁豫：
这是最痛苦的。
余秋雨：
以至于整个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非常孤傲的人，本来爸爸被打倒以后我就不太讲话，这时候变得非常非常孤傲，把周围的人事看得非常地冷漠，非常糟糕。
性格也就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沉默寡言，不跟任何人讲话，也很少讲话了。
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无语时代，就没有话，一个失语的时代。
鲁豫：
那时候写东西吗？
不说话可能会写东西吧？
余秋雨：
不说话也不写东西，只是看书，但看书也没什么东西好看，完全是一个非常沉默的时期，所以我一直等待着到农场去。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再次开始了已经尘封22年的中美交往。
在尼克松的行程中，最后一站就是上海。
在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政治神经依旧高度敏感的时代，余秋雨的一家人在这次特别的外交事件中却有着一番各自不同的境遇。
鲁豫：
有一个细节挺逗，就是尼克松到上海去，你爸爸是属于那个要被政府关注的，要躲起来的那些人。
余秋雨：
要被关起来的人。
鲁豫：
你妈妈是属于要让外宾来参观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好的上海市市民？
余秋雨：
还不完全是，比你想的还要差一点。
那时候南京路沿路的那些居民，他们家里一定要加一个陌生人，每家人都要加一个陌生人。
因为有陌生人在他们就不可能连锁做坏事，我妈妈就属于陌生人，只要另外一个街道的任何人加入这个家庭就可以了，如果尼克松是从我们家经过，那么就由南京路的人或者其它路的人来加入这边，是这样的。
那么我妈妈就去加入到一户人家里，而且不是妈妈一个人，是两三个人加入到一户里，然后大家就坐着，等尼克松车队过去，不要出事就可以了。
而爸爸就被关了，其实平常爸爸已经出来了，但是有这样的大事，阶级斗争可能最尖锐，唯恐尼克松被刺杀或者有人跟尼克松联络。
那怎么办呢？
这些所谓"阶级敌人"都要被关起来吧。
包括我当时在的上海戏剧学院，因为位置是碰到一点点南京路，而尼克松经过南京路，所以学校也都挺紧张的。
1968年年底，如火如荼的文革风潮依旧在整个中国蔓延；这一年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
22岁的余秋雨，也在此时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
鲁豫：
那时候大学生也要去农场吗？
余秋雨：
要，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去，而且当时说的是一辈子，所以所有人都为了要到农村去就买衣服。
但那衣服我就没买得起，印象里我那天口袋里就三块钱，衣服四块，我就没买得了。
鲁豫：
最后也没有买这个棉衣？
余秋雨：
没有买，最后就用了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衣就到农场去了。
亦苦亦乐农场岁月
余秋雨：
其实等我去了农场才知道，有棉衣也不行。
大冷天，湿的棉衣，下雨天还在干活，湿的棉衣脱下来就钻进被窝里，这都没什么，第二天火热的身体又要披上这个昨天晚上的湿棉衣再去劳动，几十年以后我写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浑身都还在颤抖，太冷了，那不是一般的冷啊，太恐怖了。
鲁豫：
那个时候没有炉子吗？
余秋雨：
没有，这一切都没有，不可能有炉子。
鲁豫：
那个时候你们全班或者整个年级的同学都要去那个农场吗？
余秋雨：
不是全班，是全中国的大学生，所以我们一去农场就发现有清华，有北大，有复旦的，因为全都打散了，整整一代人。
和很多同龄人不同，对余秋雨来说，到农场的这段岁月却是一种解脱和别样的快乐。
当年，他曾从农村去到向往的城市；如今，当他光着脚板踩着泥泞的土地时，童年的快乐仿佛又再次回到了他的心中。
鲁豫：
你在书里面曾经写去那个农场对你来说意味着你可以吃饱了？
很盼望去那个农场？
余秋雨：
对，而且我去了以后突然感觉到我是农场当中最棒的人。
鲁豫：
什么意思？
余秋雨：
我居然做了班长，而且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只有我不滑"，就是说当我们赤着脚在泥路上走的时候，所有上海同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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