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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缺环
（2007.05.24）经济学的缺环2007-05-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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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学合约
说过无数次，要解释世事，我们首先要知道世事是怎样的。
虽然高斯和我有这信念，但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衡量，这信念不对。
在经济学行内我们二人无疑是少数。
佛利民曾经在他的重要方法论文章中说，理论是要推断还没有发生的事，因而与高斯吵了一阵。
互有误解，没有大问题，虽然详尽的裁判不容易。
科学理论无疑可以推断还没有见到的事，但不是说可以推断根本不存在的现象。
这方面，爱因斯坦误导了后人。
他的相对论推断的，之前没有谁想象到，更勿论观察到了。
这误导有两方面。
其一是他推断了从来没有观察到的现象，使后人认为自己也可以。
这是不自量力：
爱因斯坦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吗？
其二是虽然相对论惊世骇俗，爱氏可不是毫无依凭地想出来：
他问速度快过光会是怎样的。
另一项二十世纪的神奇发现是DNA的结构。
故事难得一遇：
当时没有谁见过或知道这结构是怎样的，但奇怪地，差不多所有生物学家都知道有DNA这回事，于是拼命找寻。
对科学有兴趣的同学，《TheDoubleHelix》这本书是非读不可的。
上述可见，尽管科学可以推断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或行为，但成功的科学，可不是毫无依凭，或试行推断根本不存在的。
科学可以推断没有见过的，逻辑说原则上可以毫无依凭，但实际上成功的例子总要有点实据。
相对论如是，DNA的发现也如是。
可怜经济学，毫无实据的理论不胜枚举。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大部分的理论是试图解释不存在的现象。
到了六十年代，破口大骂者无数，可惜到今天还有些课本不知所谓地保留着。
然而，也是今天，现象毫无实据依凭的理论，经济发展学说之外还有其它，不少的。
为什么经济学者老是不愿意到真实世界走走，调查一下，肯定了现象或行为的存在才作理论解释呢？
科学方法说不一定需要这样做，但试图解释可能不存在的现象不是很愚蠢吗？
我不打算在这里批评那些无从验证的理论──这是另一回事──要说的是肯定了现象才作解释是明智的选择，不要管科学方法怎样说了。
这就带来本文的重心。
在今天发展得我很不满意的「新制度经济学」之前，从现象那方面看，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缺环（missinglink）。
那是没有谁注意到的合约安排。
传统的「微观」理论，只着重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项，合约安排很少人提及。
转到「宏观」，国民收入、失业、货币等加了进去，但合约安排是没有提到的。
问题是，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真的能解释资源使用、收入分配与其它宏观现象吗？
数十年前我认为有困难，或不够全面，今天则认为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其它经济现象的解释容易闯祸。
不是我发明的，但差不多吧。
先入为主，英雄是戴维德。
他那口述传统的捆绑销售对我有深远的影响。
我不同意他以价格分歧来解释捆绑销售（二十多年前对他说了，他同意），但为这个「怪」现象我曾经多个晚上睡不着。
原因是这现象不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牵涉到的，宏观经济更没有提及。
绝对有趣，属经济之内的行为无疑问，但算是哪门哪类呢？
放不进去，是以为难。
一九六六构思佃农理论时，只一个晚上我在理论上证明了在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佃农分成与固定租金没有什么不同。
过了两天，蓦然惊觉，意识到那是两种不同的合约，跟着就想到合约有结构性。
于是问：
既然经济效果一样，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出现呢？
这是后来我发表合约的选择的原因。
很抱歉，我要等到《佃农理论》发表后，才想到没有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我不会想到合约选择那边去。
从合约的选择到调查件工合约到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理论，我主要是从减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解释合约安排。
这思维当时可没有带到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去。
原因是写《佃农理论》时，我搜集到的数据一律显示，用佃农分成或固定租金两种不同的合约安排，地主的租金收入大致一样，每亩农地的产出也大致一样。
一九七七分析座位票价，优质座位票价刻意地偏低，对座位的使用与老板的收入有明显的不同效果，但我还是没有注意到合约的不同安排会影响了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
这是说，我没有注意到如果漠视了合约安排，我们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推断会出错。
第一次注意到对合约安排的漠视不仅忽略了一组有趣的现象，而且这些安排对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有决定性，是二○○二年。
写《制度的选择》，分析失业，归咎于合约「失败」，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的工资调整弹性高，失业的机会下降。
中国九十年代后期有严重的通缩，但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经济依然迅速增长，是重要的支持与启发。
再跟着就是中国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
产权大致上是私产，只是地区的合约安排与外国的有大差别，竞争于是自成一家，经济就急速增长了。
是重要的发现。
合约安排作为传统经济学的缺环有两重意思。
其一，合约安排是一组有趣的行为或现象，解释了合约的选择会让我们多知世事。
其二，合约安排的本身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对人民的生计可以有重要的影响。
后者的重要性没有谁注意到，这里不妨重笔记之。
高斯定律说，只要资产的权利界定够清楚（即是说私产存在），资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市场的成交会解决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分离。
当年我的贡献，是说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同样是私产，合约的选择往往不同。
这是四十年前说的了。
我跟着说漠视了合约的安排，我们不能明白经济运作的整体。
今天的发现，是不同的合约选择，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经济效率。
社会成本的问题，不同的合约安排皆可解决，但没有这问题可不是说经济效率或增长率会是一样的。
不同的合约安排所带来的不同竞争效果，显然重要，但没有谁指出过。
这是缺环中的缺环了。
让我用三个层面来总结上述的缺环吧。
产权制度是一种安排——严格来说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对经济效率有决定性。
漠视产权曾经是经济学的一个缺环，指出其重要性的有奈特，有艾智仁，也有高斯。
这方面我的贡献，是指出产权的存在起于有社会（交易）费用。
有了私产的安排，不同的合约安排会出现，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二个层面，首先指出的是高斯与戴维德，我接手，推到合约的结构与选择这两方面去。
同样是私产，不同的合约安排可以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不同的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
不是史密斯传统的效率排列，我在《佃农理论》中说是错了的，而是满足了传统的「有效率」，不同的合约安排还会有不同的效率层面。
这是上述的经济学的缺环的第三个层面，最高的，效果间接，不容易看出来。
我要活到七十岁才肯定，可能是我在经济学上最后的重要贡献了。
是非常复杂的学问。
不是湛深，而是复杂，我搞了四十年才知大概。
这篇文章恐怕不易明白，我要再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一）
转述张五常教授的话如下：
从今天起登载的这一系列文章（逢星期四发布）是张五常教授25年来最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星期前发表《经济学的缺环》，是自己近年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认为读者不容易明白，说要转换角度再解释。
果然，该文在几个网站出现后，说不明白的同学不少。
老怀大慰：
网上文化要不是胡乱破口大骂，就是不懂也反对，这次说不懂，不知为不知，是勇气的表现，求学之道也。
让我从「安排」的角度说起吧。
「安排」的英语字汇是arrangement。
我可能是第一个把这个字用作经济分析重点的人。
一九六七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后该章独立成文，一九六九发表，题为《TransactionCosts,RiskAversion,andtheChoiceofContractual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安排的选择》。
忆当年，arrangement这个字的采用来得不易。
记得走进艾智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单用「合约」（contract）论选择，似乎不够，合约之后要加一个字。
大家讨论选择的是合约的什么。
是形式吗？
是条款吗？
都有点不对头。
最后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师立刻同意，认为最恰当。
安排何解？
有时同义的是「制度」（system），但不一定对，何况「制度」往往过于广泛——例如共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
如果我们问：
共产制度的权利是怎样安排的？
问题就清楚了。
好比你买了一间房子，要选购家具，搬进去，摆设一下。
我问，你打算怎样把家具安排呀？
大家都知道我问的是选哪些家具，怎样摆设。
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来的家具摆设制度，是一种原则。
如果我问：
你打算用哪种制度摆设呀？
你多半不知所指。
安排容易观察，其意浅白。
我喜欢想得浅，喜欢想得简单。
我的困难是自己以为是浅的，轻轻带过，或懒得重复或细说，好些时误导读者，而有时刻意地重复申述的，读者却认为不是那么重要。
安排——合约的安排——数十年来我认为是经济学问的重心所在。
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转用「结构」（structure）来代替。
这个选择起于合约有结构性，推翻了当时盛行的界外效应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话题上，经济学者是喜欢论结构的。
「结构」无疑可以代替「安排」，但前者听来远为深奥，把可以是很浅的学问推到牛角尖去。
是的，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创始人，在我来说，我的贡献只不过是合约安排的分析，没有其它——也认为不应该有其它。
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从事的走上博弈理论的路，漠视了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
是复杂的学问，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问题其实也是合约安排的问题，才体会到如果交易费用不存在，产权问题不会存在。
其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给我的启发实在多。
自一九八二写好了《公司的合约本质》，我没有再刻意地为国际学报写文章。
九七与九八的两篇英语演辞，是重要的应酬，一别十五年，旧师友读得频频提问，彷佛我是来自火星似的。
佛利民读其中一篇——《交易费用的范畴》——后，来信说：
「你对经济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
」
我可没有像一些无聊之辈说的，放弃了经济研究。
今天是二○○七了，离开美国学术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的演进我跟得紧。
今天，在经济体制运作的话题上，对也好，错也好，我的思维早就脱离了三十年前的师友，一士谔谔。
六年多前动笔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维放进去，在国内搞起一些波涛，但那是按着史密斯与马歇尔的传统发挥，虽然修改与补充无数，但传统还是棱角分明。
几个月前答应了高斯，为他明年于芝加哥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写主题文章，不是普通的应酬。
九十六岁的老人家，对我影响那么大的，关心中国，重复地说整个研讨会是押在我那篇文章上。
我想，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门学问上的思维，心领神会，都搬出来吧。
我对高斯建议，文章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其实是要把《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的心得，借题发挥。
是在这思想准备的过程中，我想到「经济学的缺环」这个话题。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严重的缺环（missinglink），作研究生时就知道，说过不少次，可没有用上「缺环」这一词。
得到中国经验的启示，我意识到此「缺」也，有好几个层面，有时是明缺，有时是暗缺，要解释得网上的同学明白，不容易，我于是想到刚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办公室提出的合约「安排」这个角度，应该是最浅的，不妨试试。
严谨而又正确地看，经济学的缺环是漠视了合约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细小如戴维德的捆绑销售，也可以庞大如整个地球的制度运作。
重要的起点是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必会竞争，决定谁胜谁负要有准则，而这些准则是产权制度。
是艾智仁的天才提点——艾师早应获诺贝尔奖。
作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贡献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需要约束，而这些约束就是合约安排了。
不是天才得那么厉害：
一九六七提出合约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体会到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只是要通过一个名为「政府」的机构处理。
这其中的思维发展，高斯的权利界定角度对我有关键性的启发。
想当年，受到艾师的影响，我参阅了大量的英国产权法律历史书籍。
但法律归法律，经济归经济，二者不容易加起来。
是科斯的思维给我一把照明灯，让我从那些复杂无比的法律历史看到以法律约束竞争的蛛丝马迹。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产权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权（ownershipright）的，于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议北京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者大可保留为国有，把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头就是英国传统与高斯想象中的私产。
承包责任制当然也是一种合约安排。
记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对高斯说，他心目中的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
奇怪，去年他对助手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看来是说他的思维错了。
完全没有错，中国经改是以他的思维作为起点，虽然通过我的传达与阐释。
北京不会否认，他们的伟大改革的起步重点，是选走明确界定权利的路。
这是高斯的思维。
当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为的行为今天还有，但这条路中国是走上了。
当时我可没有想到，权力下放，层层承包，层层界定，会发展成为后来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制度。
后者也是一种合约安排，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说漠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缺环没有错。
同学们不妨参考四、五十年前的「经济制度比较」（ComparativeEconomicSystems）的课本，差不多没有一本提及产权问题！
论制度，不谈产权，不可能不胡说八道。
（之一）
2007-06-14|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二）标签：
张五常经济学合约安排
地球上的天然资源就是那么多，有些可以重复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尽（像石油）。
有生物，而人类是其中一种。
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资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机会要靠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
天灾是生物灭亡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资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错。
不适者灭亡是定义性的，不可能错。
人类的自私可以改善资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机会，成为适者，但也可以改坏资源使用的安排，自取灭亡，不适也。
人类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
从定义性的套套逻辑加进局限条件（或验证条件），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理论或假说，是科学，生物中只有人类有足够的智能搞这项玩意。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主旨是分析人类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资源的行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环，是关于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会有竞争，而因为有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存在，人类的生存机会要看约束这竞争的合约关系是怎样安排的。
我提出的经济学中的缺环，是这些合约安排被漠视了。
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一知半解，没有详尽或深入的分析。
说什么资源使用，论什么收入分配，漠视了合约安排是经济学的大失败。
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由我推出的那一种，是针对这缺环而动工的了。
可惜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研究合约的行家选走博弈理论的路，对真实世界的合约安排一无所知。
调查与阐释合约安排是极端头痛的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可以花上数年工夫而拿不准，不是一个要在大学拿得铁饭碗的助理教授有胆染指的。
让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假设例子说说经济学的缺环的几个层面吧。
让我假设人类的主要资源只有一种：
土地。
人多，土地供不应求，于是稀缺，竞争使用于是出现。
如果这竞争没有约束，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ofrent）是必然的后果。
这消散会导致人类灭亡。
没有约束安排的资源公用，或约束不宜，带来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证据多得很。
以产权界定使用，或以等级排列权利，或以法例规限行为，是三种不同的竞争约束，都是减低租值消散的方法。
这些都是安排，是人与人之间的合约，虽然不是我们常见的通过律师办理的那种。
每种安排都可以很复杂，变化多。
历史上，土地产权的演进，记录最详尽的是英国。
等级权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产中国。
法例规限或管制，到处都有，而这些研究经济学者做过很多，虽然不是从减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
土地实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划分，指定某人某户有独享的使用权。
这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神州大地盘古初开有之。
古时，为恐外族侵犯，要鼓励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许自由转让权。
这就是史学家说的封建制度了（是我个人之见，史学家可不是这样看）。
中国如是，欧洲也如是。
土地使用权的年期可长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称fee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转让权，称feesimpleabsolute——这就是西方法律鉴定为完整的私产土地了。
如果土地没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权，其所有权（ownership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
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够长，费沙的利息理论说是否永久无足轻重。
如果外侵不忧，土地的转让权重要，非常重要。
多种理由这里不说，铁一般的证据是日本的明治维新。
这个大名鼎鼎的「维新」的要点，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权的土地加上自由转让权。
这是说，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一处，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
上述简略地说一下土地的权利安排，是人与人之间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约安排了。
这里略说，好叫同学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只不过是推断权利划分的合约安排会怎样转变：
按照当时的局限转变，中国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局限转变稳定，国家整体性的合约安排一定会朝着我指定的方向走。
当时反对我这推断的师友无数，芝加哥的舒尔兹甚至来信说经济学不可能推断这种事。
这些大师们的缺失，是中了经济学的缺环之计，以为制度问题是政治上的事，不了解制度的选择只是选择合约安排，原则上与戴维德的捆绑销售是同类分析。
想当年，同意我对中国推断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赛尔。
我们日夕研讨经济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维是在经济学的缺环中打转。
细读我八一年的「中国」文稿后，他说推断的结论难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
但他说：
「反复重读，理论逻辑没有错，一百分，所以一定要发表。
」
这里补充一个小秘密吧。
当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样的一回事，立刻建议北京容许承包的自由转让，这等于容许土地的买卖了。
其实当时我知道，这容许一定会出现，因为局限的现实会促成这项合约安排的修改。
这项及其它类似的，使不少人误解，以为北京听我的话。
当然不对，但走在时间的前头，以推断作建议提出，中计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
这样的甜头我吃得不久。
可不是吗？
近几年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建议，明里暗里皆非推断，效果彷佛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
中国今天面对的局限，有国际政治的问题，有压力团体的左右，也有从西方学回来的我不懂的新潮经济学知识，变得太复杂了。
未富先骄也是个大问题，而衷心说实话，推断穷人的选择与推断富人的选择，历来比推断不穷不富的选择容易。
这就带来另一个科学问题。
科学方法说，推断一个现象的发生与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是同一回事。
逻辑上，这观点没有错。
然而，解释一个发生了的现象，一般远比推断还没有发生的容易。
二十六年前我推断中国经改会走的路，准确得很，算是推断了还没有发生的。
然而，在当时，我熟知地球上多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历史，有不少前车可鉴，准确的推断是比较容易的。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加上上述的复杂局限，前途的推断远为困难。
两年前贝加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是基于德国与日本的经验。
他可能对，但中国的经验史无前例，外地的经验作不得准。
贝加出错的机会于是增加了。
我们当然希望他错。
（之二）
2007-06-21|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之三）标签：
张五常经济学合约安排
还是回到土地使用的例子去吧。
传统的经济分析，着重于土地，以农业为主，土地与劳力是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
古典学派着重于租值与工资的厘定，是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的起点。
到了新古典学派，有数学的协助，边际产出下降定律容易处理，资源使用有了均衡点。
再跟着是生产函数（productionfunction）的分析大行其道。
于今回顾，英国的P.Wicksteed应该是此函数的开山鼻祖。
我很少用生产函数，有时避之则吉。
这使不少后生小子以为我这个老人家不懂。
其实我是懂的，曾经非常懂。
一九六八在芝大，R.Fogel正在写他后来获诺贝尔奖的《TimeontheCross》，分析美国黑奴的生计，我替他解决过一个生产函数的问题。
那时该函数的英雄是Z.Griliches，也在芝大（后来是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今已故），跟我很谈得来，指教过我，而他的好友D.Jorgenson从加大转到哈佛后，曾经与我共事过一件反托拉斯案。
后者天才无疑问，对生产函数与统计分析的结合令人拜服（此君应获诺奖，还没有）。
前后左右的朋友都是生产函数专家，近水楼台，机会难逢，但我没有「入局」。
不是不佩服这些大师，而是当时人民公社在中国搞得如火如荼，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冲击。
那时我有两个姊姊在中国，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都是专业人士，但没有饭吃，真的没有。
在香港的母亲要按时寄粮食到大陆救济。
发生了什么事呢？
早一年我写好了《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与土地使用的史实知之甚详。
人民公社带来的饥荒遍布神州，显然是因为「公社」那种合约安排出了大错。
此错也，把什么生产要素放进函数方程式也不管用，挽救中国的唯一办法是把土地使用的合约安排修改，那是要改革中国的经济制度了。
是的，说漠视了合约安排这个缺环是经济学的致命伤，不容易找到一个比人民公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
但不要忘记，任何合约安排，漠视了，或大或小经济学都有类同的命运。
我选走的经济解释的路是经过当年慎重而又深入的考虑。
上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八十年代初期，见到中国的承包制稍有眉目，我知道土地的合约安排开始修改。
重点与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相若，但中国的势头有别，于是大做文章，推波助澜。
也是当时，几位美国经济名家向北京推荐「生产函数」理论，我禁不住痛下批评。
感谢老师艾智仁，是他的影响一九六三我开始重视产权问题，是他的影响我反复重读高斯五九与六○那两篇文章。
艾师也推荐一些籍籍无闻的关于不同产权对经济的不同效果的读物，而英国的土地产权演变历史也是他介绍的了。
当时艾师极力反对任何博士生以产权为题写论文，理由是题材过于湛深，学子不能应付。
但当我决定以产权为题时，他不反对。
他很喜爱我提出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作论文题材，但因为绝大部分的资料是日语，我不懂，要放弃。
最后选佃农理论动笔，也是以产权的变动为出发点，至于此题发展到合约安排的选择那方面去，是意外的大收获了。
一九七三年，为了逻辑的需要，我把高斯的交易费用广泛伸延，以之包括所有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费用，所以应该称为社会费用（二人或以上成社，后来这交易费用的广泛定义，高斯与佛利民皆同意）。
在这广泛定义的思维下，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我突然察觉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产权及任何制度皆无足轻重（一九九一在瑞典晚宴中遇到阿罗，他提到我这观点，表示同意）。
这是说，任何产权制度，包括市场及合约安排，没有交易费用不会存在。
这也是说，制度、市场、合约等的安排，皆因有交易费用而起，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要减少这些费用了。
一九七四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是重要文章，其中指出租值消散是交易费用的一种。
有另一个重要问题。
高斯定律说，如果私产存在，交易费用是零，市场会适当地处理社会成本问题。
然而，我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所以高斯定律是错了的。
这不是说高斯定律的思维不重要——其重要性不减——但该定律之错我要到一九九八才在《交易费用的范畴》一文中写出来。
也是一九八一年，我察觉到一个国家的宪法其实是合约安排。
跟着的思维发展，是产权及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措施都是合约安排。
同学要知道，经济学（或者是区区在下的经济学）所说的合约定义与法律的不同。
后者，当法庭说合约不存在，是说依照法律此约不存在，或不合法。
经济学所说的合约，是竞争需要有某些约束，而约束权利划分的协议是合约安排，有时含意着权利的直接或间接交换，有时只约束行为，有自愿性的也有强迫性的。
不要忘记，这里说的竞争是艾智仁思维下的竞争——资源稀缺、僧多粥少的必然竞争——不是经济学课本说的市场竞争。
合约安排的定义于是变得广泛，包括所有约束竞争行为的互相规限，包括不言自明的风俗习惯，而合约可明可暗，起码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某程度要互相遵守。
这样看，合约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承诺，不一定需要白纸黑字写下来。
也不需要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可以是集体对集体，所以不需要有私产的安排才有合约。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大的亚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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