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冯明英的故事组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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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军冯明英的故事组图
女红军冯明英的故事（组图）
之一、妈妈从大巴山走来
美丽巍峨险峻的大巴山，蜿蜒千里屹立在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是陕南进川的一道巨大天然屏障。
在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四川省东北部的是人口107万的平昌县。
大巴山脉
平昌县现归巴中市管辖，位于巴中市的东南。
早在公元280年西晋时设置为平周县，公元564年北周更名同昌县。
后取“平州”、“同昌”首尾各一字命名，于1948年变为平昌县。
在该县城江口镇北面42公里处，是得胜镇。
得胜镇古代名为南北场，当时是因场头、场尾有南山、北山而得名，是通往陕西汉中的咽喉，素有天险之称，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平昌县得胜乡
1800年清朝嘉庆五年，清军重兵在南北场击败反清的白莲教起义军，而将“南北场”改名为“得胜场”至今。
民国2年，即1913年设得胜乡，这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
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此设立苏维埃政府，全区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
红军在此地曾三进三出，与敌战斗三十余次。
从山上俯瞰得胜场镇
得胜乡地处大巴山系低山深丘区，得胜镇坐落在一小片山地的坝子上，周围是海拔700米左右的大山，一条小河从镇旁流过。
北山高峰北山寺主峰是全镇最高峰，海拔860米左右。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了著名的“宣达战役”，其作战计划就是于10月上旬，由方面军总部在该镇北山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的，爸爸王宏坤作为红四军军长出席了此会，现该地还保存有遗址。
其下辖的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在此驻扎，现有碑明示。
得胜乡北山寺
1933年10月北山寺会议旧址展板
北山寺会议旧址室内
北山寺会议与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旧址碑
1916年5月2日，我的妈妈冯明英就出生在得胜乡一个贫农家里。
妈妈刚出生不几天，她的母亲就病故了，由父亲带着她。
到她1岁多时，父亲还未来得及给她起名字，也病故了，由其堂哥抚养。
她没有正名，只有个小名叫“青伢子”，直到参加革命才有了“冯明英”这个大名。
妈妈堂哥家十分贫穷，为了生存，七八岁便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
旧社会童养媳在主人家就是变相的小女奴隶，不但要干家务活，还要种地，主人家稍不满意就是拳打脚踢，吃的也是主人家的残渣剩饭，经常吃不饱，穿的也是破烂不堪，受尽了欺凌。
妈妈家乡所在的川北大巴山区都是大山，交通不便很封闭，各方面非常落后，虽然已是国民政府时期，但封建残余在当地还是十分浓厚，男人大都抽大烟（鸦片），不干活。
更有甚者，当地妇女还保留着几千年裹小脚的封建习俗，小女孩从四、五岁就被强迫缠足，直到了成年骨骼定型后才将缠脚布解开。
可见，川北地区的妇女要忍受多大痛苦啊!
她们除了干家务活，还要下田种地，还要忍受裹脚肉体的痛苦与折磨。
由于当地十分贫穷，自家孩子养不活，女孩子当童养媳非常普遍。
她们不仅受到三座大山，还有夫权、封建礼教等更多大山的压迫和剥削。
妈妈也是这样，在收养她的堂哥家长到3、4岁时，其堂嫂按着封建习俗也强迫给她用裹脚布缠上了双足。
妈妈疼的又哭又叫，堂哥看得十分心疼，到晚上背着堂嫂把妈妈的裹脚布偷偷放开。
白天，堂嫂又给妈妈缠上，堂哥晚上就给放开，一来二去，堂嫂无奈只好放弃了，妈妈的脚才得以幸免。
在红军来之前，妈妈受的苦远不止这些，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从小就得干苦力活，稍不如意就要遭主人的训斥和打骂，直到红军来。
50年代初舅舅与舅妈按着当地的习俗头上缠着长帕合影
据乡志记载，1932年12月20日，由程世才团长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红十一师三十三团，最先到达妈妈家乡得胜乡。
现今妈妈老家四川省平昌县得胜镇街景
红军一到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革命道理。
尤其是女红军组成的宣传队走街串村的宣传，对那些深受压迫其害的农村妇女更是极大的震撼。
老百姓唱起山歌赞颂红军：
红军一到得胜山，
先打土豪后分田，
百姓个个都喜欢，依呦唉唉呦，
百姓个个都喜欢。
红军一到驷马门，
成群结队来欢迎，
红军才是大救星，依呦唉唉呦，
红军才是大救星。
妈妈刚一看到这些女红军，也非常新鲜，这是她们第一次见到女兵，还是女红军，更觉得好奇，和那些女孩子们一起跟着女红军，听她们宣传。
女红军们宣传的方式也挺多，又唱歌、又跳舞，用浅显的语言讲解妇女要翻身解放，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打倒地主老财才能有饭吃有衣穿。
她们的宣传深深地吸引着妈妈，妈妈常常跑去听，使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兴奋，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光明。
妈妈的心里涌动着一股要强烈挣脱封建枷锁，求解放闹革命的激情。
终于有一天，她鼓足了勇气向女红军问到：
“我也能像你们一样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吗?
”
妈妈的大胆问话，吸引了女红军的注意。
她注意到眼前这个小姑娘，她的个在当地妇女中还算是高的，虽然穿着破烂却收拾的干净利落，破衣服掩盖不了她皮肤的白皙，虽然人瘦营养不良，却掩饰不住她的漂亮，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显示出妈妈的精明能干。
看着妈妈，女红军问到：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什么出身呀?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
“我叫青伢子，没有父母，是童养媳。
”
“你也是苦出身，当然能参加革命，参加红军!
”
“太好了!
我回去就跟主人说我要参加革命。
”说完，妈妈还没等女红军反应过来，一转身高兴的就往主人家跑去。
这一举动，使女红军愣住了，她忙问周围的女孩子们：
“刚才那个叫青伢子的小姑娘家里什么情况?
”
“她很苦，主人家待她不好，常打骂她。
”
“她从小没爹娘，是她堂舅代养了她几年，因太穷养不起，为了糊口几岁时就送去当了童养媳”大家七嘴八舌的告诉女红军。
听到这里，带队的红军与女红军议论起来，觉得事情不那么容易，便让一个知道妈妈住处的小姑娘领着，前往主人家。
妈妈跑回主人家，把她少得可伶的破衣烂衫收拾好，找了一块破布包好揹上就往外走。
“站住!
你要上哪儿去?
”主人恶狠狠地吼道。
“我要参加革命，要去当红军!
”妈妈理直气壮的回道。
“你休想!
”主人说完，不由分说就把妈妈的包袱一把抢下来，扔到一边。
身高力大的主人用力把妈妈的双手扣住，推回屋里，找了根绳子把妈妈捆了起来，体弱力小的妈妈如何挣扎都没有用。
主人喝问到：
“怎么样，你还跑不跑?
还要当红军吗?
”
“我就要跑，就要当红军!
你拦不住我!
”
“好，我让你跑!
我把你吊起来看你怎么跑?
”主人气的咆哮着，把妈妈吊到房梁上。
妈妈倔强的喊着：
“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跑，去参加红军!
”
主人看这样也不能使妈妈屈服，气急败坏的要对她下毒手：
“你还想跑是吧?
好，我把你的腿搞残了，看你还能跑?
!
”
说完，他把妈妈的裤腿卷了上去，找了把刀，端了碗盐走向她，对着她的腿举起刀，要把她的腿割开口子撒上盐折磨她，让她疼不欲生......
“住手!
”一声大喝，吓得主人愣住了。
回头看，不知何时进来了一群红军。
红军队长抢进身，一把夺过主人手里的刀，女红军急忙放下吊着妈妈的绳索，解开捆绑妈妈的绳子，扶住妈妈。
队长厉声警告主人：
“你想干什么?
这里已经解放了，受苦的人民当家做主了，你还想欺负她，办不到!
”
主人哪见过这架势，躲到一边直哆嗦。
妈妈对女红军说：
“我要跟你们走，参加红军!
”
“她不能走，她是我们家的童养媳，是我们把她养大的，她要走就必须把在我们家吃的、穿的、用的钱还上。
”
红军看这情况想一下把妈妈带走还有困难，女红军搂着妈妈安慰道：
“青伢子，从今后你再不用怕他了，有红军给你撑腰。
你现在年纪还小，等你再大些我们会带你走的。
”
女红军说完对着主人家训斥道：
“以后你们再也不许欺负她，若让我们发现会好好收拾你的。
”
主人唯唯诺诺的应道：
“是，是，今后不敢，不敢。
”
红军见没事便离开了。
主人家虽然不敢再吊打妈妈了，但对她依然不好，反而更加想法折磨她，让她干更重的苦力活，给的剩饭也少了许多。
他们越这样对待妈妈，却更加坚定了她出走参加革命的决心。
为此，妈妈出逃过几次，可惜都失败被主人抓了回去，就这样抓了逃，逃了抓。
终于有一天，妈妈趁着主人不在家，只有那个八、九岁的“小丈夫”在家玩的时候，妈妈又一次溜出了家门。
不幸，还是被“小丈夫”发现，他紧紧的追在妈妈身后。
为了参加革命，彻底摆脱压迫，妈妈已顾不得哪许多了，猛地转过身，使劲一把，将那“小丈夫”推进了很浅的小水沟，才得以摆脱追赶，找到了红军，至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妈妈也第一次有了大名“冯明英”。
红军救妈妈的故事是她亲口所讲，可惜不知是谁救的她。
川妹子的特点在妈妈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她心直口快、泼辣、敢于反抗压迫，勇于参加革命，也源于她胆大。
妈妈就曾跟我说过：
“我胆大，不怕鬼、不怕黑夜，夜里走坟地都不怕。
”
1932年12月下旬，在红四方面军进川不几天后，16岁的妈妈成了在当地第一批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并在川陕根据地小有名气。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曾看到一篇报纸上刊登的一位川陕时期领导者回忆文章，专门讲述川陕根据地的妇女工作，提到当时比较有名的女同志，妈妈是榜上有名。
妈妈在平昌县志榜上有名
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地区后，首要工作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
主力红军都在前方开疆辟土，与川军激战，后方建立政权的工作急需大批当地人员来进行，再加上开始还没有大批招女兵，妈妈便被留在地方政府工作。
开始，她先在平昌县元氏乡苏维埃政府当宣传员。
那时的宣传工作形式，一是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家中宣传;二是在大街上先利用唱歌的形式把群众吸引过来，对围观者宣传、宣讲苏维埃政府的政策。
在当地，女孩子们受世代的影响和传承都会唱山歌，妈妈也不例外，会唱一些当地的山歌。
记得我四五岁，家中还没有添弟弟妹妹时，我经常在家里守着妈妈，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哼着小曲。
有一次，妈妈穿着布拉吉（连衣裙），辫子盘在头上，小声地对我唱起来：
太阳出来呦噢，
喜洋洋噢，
挑起扁担郎朗淬，哐淬，
上山岗呦噢。
我眨巴着小眼睛，盯着妈妈，静静地听着，陶醉在妈妈第一次用四川方言唱的民歌里，觉得那么好听，在歌声的衬托下妈妈是那样美。
从此，这首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
只要想起这首歌，和妈妈在一起的温馨场面就会出现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初妈妈当宣传员时，唱这支歌的身影。
1933年3月初，巴中县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会期7天，与会代表200多人。
尽管妈妈当时还不是党员，但由于她工作大胆、泼辣、果断、积极上进，成了组织培养的对象，让她也参加了这次党代会。
大会最后选举了余洪远、冯明英等30人组成了中共巴中县委员会，由余洪远任县委书记，妈妈任妇女部长。
可见当时太缺地方干部，更缺妇女工作干部，也说明妈妈的表现优秀和能力突出。
《川陕》苏区一书中刊登的余洪远文章中提到妈妈的章节
1933年7月，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8月，组织送她到中共川陕省委训练班学习培养，使妈妈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学习后，任命她为省委宣传队队长。
10月，爸爸虽然到了妈妈老家得胜乡北山寺，参加方面军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但因妈妈已离开了得胜在省委工作，使她二人还无缘相识。
1934年8月，调妈妈到苍溪县任县妇女部长。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方面军各军和总部及省委机关等大批地方干部十万余人先后渡过嘉陵江，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妈妈也奉命随队长征，参加开辟新区的地方工作。
妈妈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吃尽了苦。
红军长征图
川西北地区多深山峡谷，河流湍急，两岸多是铁索桥相连，好的还有木板铺垫，有些就是几根铁索在河面上晃荡，行走起来十分惊险。
妈妈很少讲她的历程，问她也不愿跟我们讲，可能是过去的经历太过艰苦，不堪回首的缘故吧。
但是，长征的艰难给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偶尔不经意间她还是流露出一两句当时的情况：
“过铁索桥挺怕人的，抓着铁索腿都颤悠，很危险根本立不住，许多次都是爬着过去的。
”
“过草地，我是牵着马尾巴过来的。
”
过草地太艰难，人极端虚弱，若不是马拉着妈妈过草地，她八成走不出来了。
从妈妈长征的经历看，她们地方政府人员也是分配到各军，随着各军行动的。
每当部队打下某地，她们马上就开始创建地方政府，行使政府职能，妈妈是做妇女工作。
长征这一路，妈妈主要是随红四军一起行军，开展地方工作的。
1936年4月5日，红四军进驻甘孜瞻化（今新龙县）县城，妈妈也随红四军到了瞻化，任中共西康省瞻化县少共妇女部长。
红四方面军为了等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草地边缘的甘孜一带休整了两个月左右。
这期间，妈妈在地方工作，而地方工作是归红四军民运部长周干民领导。
于是，他把妈妈介绍给了时任红四军军长的爸爸王宏坤，不久就嫁给了爸爸。
周干民原名周百根，安徽金寨汤家汇人。
1929年17岁的他参加红军，改名周干民。
1946年6月，组织调他到苏军占领的旅大地区，任市公安局总局长，由于当时共产党不能暴露真实身份，遂改名周光。
他还曾任副市长，沈阳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长春市市长、书记、吉林省副省长。
受1959年彭黄问题株连的洪学智将军，被贬到吉林省成了局长。
这位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期，因肃反救过他的老上级，反倒成了他的下级。
但他不忘洪将军的救命之恩，对洪将军很是关照。
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规定只有军以上干部才可以结婚，估计是否因考虑当时几乎天天打仗，条件艰苦，不能带家眷，师以下的干部都战斗在最前线，牺牲的概率较大，而军以上干部职务高身先士卒的机会相对要少些，存活率高有关吧。
1961年冬妈妈与爸爸合影
妈妈和爸爸于1936年4月13日，在四军军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军参谋长陈伯钧在他当天的日记里作了记载：
“是晚，宏坤同志与办事处之冯明英同志正式结婚，我们也趁此机会大笑一场。
”
爸爸来自大别山，妈妈来自大巴山，他们从不同的大山走来，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结合，也是鄂豫皖根据地与川陕根据地，两大红色根据地的结合。
从此，开始了他们一起长达57年的风雨路。
这段时间，也是长征以来红四军相对轻松、休整的一个阶段，四军几个军领导也先后结了婚。
军参谋长陈伯钧与红四军供给部的何克春喜结良缘，军政委王建安也结了婚。
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在一次看女兵表演节目时，看上了军供给部的女兵张文，便由妈妈和爸爸出面介绍，他们在6月1日结了婚。
2017年9月3日上午，我们去拜访探望洪学智将军98岁高龄的夫人张文阿姨时，她老人家用四川普通话深情地对我说：
“我跟你洪伯伯结婚之前呐，还是你妈介绍的。
哎呀，那时我可怜，结婚的时候没有一件好衣服。
老头（洪学智）告诉我，叫我打扮打扮。
我打扮啥?
我衣服都没有（指新衣服）。
结婚那天，我借得我们排长的一件衣服穿。
”
2017年9月3日作者拜访洪学智将军夫人红四军老红军张文阿姨
谈到我妈妈时张阿姨回忆道：
“我们行军，第二天要翻夹金山，我走到半坡上突然心慌，哎呀!
眼睛发花，还是你妈呀，牵着我胳膊，我才上了夹金山的山顶。
”
张阿姨谈到我父母结婚时的情况说：
“哎呀!
你妈妈可好讲究，跟你爸爸结婚以后，你爸爸给了个手枪，给她个小骡子。
给她个手枪，（她）那么挎着，（枪）把上还有这么长个绿绸子穂。
”
“你妈妈那时候，她经常到我们供给部去玩，供给部有八十多人，女同志很多，我们行军都在一起走。
我记得，我们在草地，有一天行军休息，走到那个半坡上。
由于你妈妈她是地方政府的，她到我们那儿去半坡上休息。
见了我们老头啊，不知道谈什么，谈着谈着就流泪了。
她老跟我们一起走，每天行军都跟我们一起走。
”
红四军当时供给部与军、师医院，加上宣传队也有数百女红军，后来长征结束，红四方面军为执行宁夏战役准备西渡黄河前，从各军抽调了部分女红军补充给总部的妇女独立团，这些被抽走的人参加了西路军，结局都很凄惨。
由于考虑张阿姨身体不能太疲劳，我们大约只采访了20分钟左右，时间虽短，却了解到妈妈过草地时的宝贵信息，十分难得。
张文阿姨谈到我妈妈“讲究”，她没有解释，我们分析，一个穷孤儿再讲究也没好衣服穿，在红军时期也没新衣服、高级衣服穿，也就是一身普通的、旧的补着补丁的粗布衣服而已，也没有条件梳妆打扮。
而妈妈，我们子女最了解的是，她最爱的是干净，哪怕她病重起不来身，她身上也是要保持干干净净的，头发也要梳理好的躺在病床上。
因此，在红军时她的“讲究”，也只能是自己的穿着比别人整齐干净一些罢了。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比较难得的，所以给张阿姨留下了深刻印象。
爸爸给妈妈一把小手枪，是考虑到妈妈做地方干部，又是一个女同志，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防身武器是很危险的，出于关心和爱护她所为。
妈妈在地方工作是没有牲口骑的，行走、出行很不方便，很辛苦，爸爸心疼她，才给了妈妈一头小骡子。
这些都让女兵们看着很羡慕，张阿姨对此记忆犹新。
2016年10月2日，我在北京拜访曾任红四军电台台长，104岁的秦华礼老人时，我问他在红四军对我妈妈的映象，他说：
“我是在草地认识你妈妈的，她年轻，长得漂亮，我们叫她大姐。
”
2016年10月2日秦华礼老人与作者合影
妈妈的流泪，在我的印象中大约有四次。
第一次母亲流泪，应是1951年左右，我还未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看到妈妈一个人在屋里悄悄地流泪，问到：
“妈妈，你怎么哭了?
”
妈妈伤心地说：
“我出来这么久了，也没回过老家，想你舅舅了。
”
这时，我才知道妈妈还有个堂哥，她是堂哥带养的。
那时我小，整天缠着妈妈，要跟妈妈睡一起。
直到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一摸旁边妈妈没了，爬起来满屋找不到，大哭找妈妈。
后来才知道，妈妈为了甩掉我这个小尾巴，早早就起身坐火车到四川看舅舅了。
1955年妈妈与舅舅、舅妈合影
1955年冬，妈妈汇钱给舅舅、舅妈，让他们坐火车从大巴山来到北京，我们仅这次才见到他们。
妈妈与舅舅和舅妈在北京照相馆第一次拍了合影，也成了她们三个一起唯一的留影。
尽管舅妈曾给妈妈裹过小脚，使妈妈很小就遭受皮肉之苦，又因生活所迫把妈妈送出去当童养媳，但妈妈见到舅妈并没有忌恨、指责和埋怨她，还是很高兴、很热情的接待她，尊敬她，并让我们热情地喊她：
“舅妈好!
”
自从妈妈到北京与舅舅他们联系上后，虽然我们家人口多，花销大，她也要从她的工资里挤出些钱，几乎每个月都要给他们汇款，资助他们。
舅舅不在了，妈妈照样给舅妈寄钱，直到舅妈病故。
妈妈的老家实在穷，在80年代中期，她的几个侄孙子为了温饱，先后来到北京家中找到妈妈，妈妈一如既往热情接待他们，通过她的战友帮他们解决了工作。
他们穷到什么程度?
妈妈其中的一个侄孙子，在那时11月左右到了北京。
北京已经冷了，他却衣着单薄，没有鞋穿，居然赤着脚，忍饥耐寒地从大巴山出来找到妈妈。
妈妈心疼的马上找来一双军用胶鞋让他穿上，又给了他一套海军旧军装和绒衣换上。
他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临走时，妈妈又给了他几双鞋和衣服，给了些钱。
他回到老家不久就当了兵，小伙子挺争气，在部队表现不错，考上军校，提了干。
第二次是在1953年，我爷爷在老家湖北麻城石槽冲村病故，父母带着我与二姐，在湖北军区派的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回到老家奔丧。
在下葬那天，妈妈穿着白色的海军军上衣格外严肃，站在爸爸旁边看着爷爷的灵柩慢慢放入坟中。
我那时也不懂事，边好奇的看着一群妇女坐在坟边上哭泣，边紧紧的拉着妈妈的手，抬头看到妈妈正拿着手绢擦眼泪。
1926年10月，爷爷在他堂侄王树声的引导下与爸爸一道参加了革命，加入农会打土豪分田地。
1928年底，又随王树声参加了红军，入了党。
后来，因违反政策，处于对敌人的仇恨杀了俘虏，受处分离开了部队。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根据地沦陷，爷爷作为红军家属在敌人的追捕下，只能带着奶奶与两个小儿子（我的四叔、五叔）背井离乡，四处要饭为生。
那年大年三十，奶奶因讨不到饭饥寒交迫而亡。
爷爷的另外两个儿子，我的二叔、三叔为了革命都在红军牺牲了，即使这样，爷爷对革命的信仰也未动摇。
抗战爆发，1938年他收到爸爸从延安的来信后，即带着我的五叔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让他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而爷爷直到1949年老家解放，才脱离了苦海。
1951年8月，王树声任中央慰问老区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专程到老家看望了爷爷。
1951年8月王树声大将任中央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长在老家慰问他的堂叔，我爷爷王泽崇。
1950年4月15日，我们全家因父亲调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一起从武汉到了北京。
后来爷爷也到北京来看过爸爸，我们都有印象。
妈妈与爷爷相处的日子虽然很短，本想多留爷爷住在北京，她好尽儿媳妇的孝道，无奈爷爷住了一阵因不习惯，非要回去，只好作罢。
爷爷回老家直到病故，他的一生基本没有享受过多长好日子。
妈妈也是苦出身，深知爷爷所受疾苦，她肯定是想起这些，才潸然泪下。
第三次，是听妹妹京利提起。
在1960年，因自然灾害舅舅饿死了，妈妈收到舅妈的信后，伤心的留下了眼泪，因相比较而言，她娘家人舅舅对他最好，感情最深。
第四次，是1993年8月20日爸爸病故，妈妈流下了她最伤心的泪，这泪水是父母相濡与沫57年的情感，包含着他们共同经历的红军长征雪山草地的艰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枪林弹雨的血洗，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斗争的沧桑和磨难，他们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岁月流失之泪;又是他们三世同堂，家庭和谐、幸福美满，如今离别之苦的泪。
爸爸虽然离去，为了怀念爸爸，把来自大别山的爸爸留在妈妈的故乡大巴山，与她、与我们子孙永远在一起，妈妈出资在四川巴中市的南龛山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立下了碑。
1936年6月时，妈妈结婚不久，在第三次过草地前，妈妈由地方转为红军，正式加入了红军。
可能是因此故，后来有人采访爸爸时，爸爸才当着妈妈的面得意地说：
“她是我带出来的。
”
妈妈马上声明：
“才不是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
妈妈在巴中市将帅碑林立的碑
可不是吗，妈妈参加革命之处并不在爸爸的管辖之地，爸爸虽然到过得胜乡，但那时缘分未到，只能与妈妈失之交臂。
1937年，妈妈生下我们的大姐，由于是在长征路上怀的，所以叫长生。
大姐一岁半时就夭折了。
那时，爸爸在抗战的冀南前线，妈妈又有工作，大姐很小就送进了延安保育院。
但是，在她一岁半时，她与保育院的十几个孩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其中还有刘伯承元帅的女儿。
大姐她们是被潜伏在延安保育院的一个男特务，借口给孩子们打防疫针为名，给他们注射的是霉菌。
刚注射完的孩子们表面看没事，不久就会因霉菌感染逐渐而亡，家长们并不知情。
保育院是寄宿制，周末家长才能接孩子回家。
到周末，妈妈把大姐长生从保育院接出来，长生握着妈妈的手蹒跚的走着。
走着，走着，妈妈觉得长生越走越沉，要倒下去了，忙把她抱了起来，发现人蔫了。
回到家，妈妈觉得不对劲，一摸头，发了烧，便抱她上了卫生所，开了退烧药喂上。
但在家里烧退不下来，身上还长了许多脓包，淌着脓水，皮肤溃烂，长生难受的又哭又闹，惨不忍睹，妈妈十分心疼。
当时条件差，医生看后也束手无策。
长生身体越来越弱，没几天就因霉菌感染，撒手人寰了。
妈妈看着自己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折磨的痛苦死去，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伤心欲绝。
当天被注射过的孩子，除了几个大点的孩子，因抵抗力强幸免于难，而十几个小些的孩子则无一幸免的故去，这才事发东窗。
可恨的是，特务打完毒针就逃之夭夭，而未抓到。
从此，大姐的被害成了妈妈爸爸心中永远的痛!
由此可见，国民党反动派是多么的残忍，他们不但对革命者动手，居然丧尽天良的对他们弱小的子女也痛下杀手，毫不放过，要斩草除根。
我曾经问过妈妈：
“爸爸喜欢大姐吗?
”
妈妈说：
“当然喜欢，每次大姐从保育院接回家，你爸爸就高兴地抱着她，逗她。
”
2017年11月5日，在我们开的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子弟研讨会上，爸爸过草地时的警卫员邱阜之子邱英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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